《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二十章：中央与地方

《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净素道人 著

第二十章：中央与地方
当掠夺性活动的利益高于生产性活动、并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之时，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以暴力掠夺为专业的群体，出现了这种分工的社会形态——“暴力—财政实体”。暴力—财政实体内部有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财政实体内部的各种正式关系，总是由最强伤害能力的拥有者规定或认可的；而生产能力拥有者，只能通过对暴力主体的得失损益的影响或者控制，间接地决定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包括对这种权利体系的美化和神话，读书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
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赋敛集团的核心通常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在帝国时期，暴力赋敛集团主要由皇室、贵族、军官和官吏集团构成，他们凭借超经济的权力分配并占有资源。而福利生产集团，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拥有者构成。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与暴力赋敛集团在成员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方面，暴力赋敛集团也有生产性的作用。
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集团控制着暴力资源，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可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赋敛方式代替这种占有。
社会主要物质生产者难以监督和惩罚的大规模偷懒行为，造成了贵族和庶人双方的损失，削弱了封建贵族的财政基础，因而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实力，使其在暴力—财政实体林立的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安全的地位。
帝国制度是分封制度进化的产物。作为暴力—财政实体，分封制度呈现为巨石金字塔结构，构成每一块巨石的诸侯大夫领地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暴力—财政实体。 “王”则是处于顶端的最大的巨石，控制着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巨石。帝国制度则不然，它是复杂形式的单一暴力—财政实体，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领地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
帝国制度是在多种暴力—财政实体并存、优胜劣汰的环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组织形式。这套制度调动资源的能力、战争能力和稳定程度接近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化。这是一套经过上百个国家二十多代人断断续续的积累和摸索，将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制度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体系。
儒家学说总结了秦帝国的教训，确立了帝国内部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力，因而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生产者通过怠工、避税、逃亡以及走投无路时揭杆造反等对策，决定着统治集团在执行不同的土地制度、人身权利、赋税形式和赋税比例时的风险和利益，决定着不同统治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统治层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农业生产者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为天恩或者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为 “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
将儒家学说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暴力赋敛性质。增强统治策略中劝导说服和人心控制成分，减少赤裸裸的暴力威慑的成分，同时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对物质生产者的意愿有所尊重，是统治集团降低统治风险的需要，也是暴力统治合乎逻辑的发展。重视意识形态和人心控制，不过是暴力赋敛集团在和平时期选择的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手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也是以暴力维护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合乎暴力赋敛集团的长期利益和根本利益。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的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勤劳的专制制度的丧亡常规。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勤劳，承担着维护人间秩序的主要责任，同时也在这个秩序体系中占据了很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帝王是终身在位的，他可以追求千奇百怪的个人偏好可以荒淫暴虐，可以不理朝政，同时又不必为这一切付出代价。而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
官僚代理人的个人利益与帝国和部门的利益也远非一致。他们扩张自身特殊利益的形式，体现为税外加税、费外加费，层层加码的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通过自身的膨胀而架空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正式承偌的体系，一套并不说明的、由各种利害主体在实际生活的冲突中挤压出来的、勾勒出真实的人际关系和集团关系边界的规则体系。
潜规则体系对正规道德法令体系的偏离，源于从皇帝到官吏的真实行为对正式角色规定的偏离。各级代理人追逐代理人的私人利益，损害了受托维护的公共秩序，这种倾向构成了贯穿帝国两千多年历史的醒目的公私矛盾。只有在官僚代理人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的要求完全一致的苛刻条件下，帝国的正式规则才是真实的。官吏的私心对仁义道德的取代程度，决定了潜规则体系对正式规则体系的取代程度。
相对皇帝及数目有限的廉洁的监察官员来说，那些以权谋私的衙门和官吏拥有难以对付的信息优势。他们以欺骗手段谋取私人利益的效率很高，到手的利益又有助于他们在官场竞争中编织关系网和保护网，猎取更高的职位。于是，帝国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之中。
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就好象牧羊人受雇放别人的羊群一样，官吏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但是，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力反抗。
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帝国的战败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暴力赋敛集团直接控制下的暴力，敌不过福利生产集团控制下的暴力。暴力赋敛集团支配一切的社会形态，在生存竞争中丧失了最拿手的优势。
分封制之外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昌盛于战国，定型于汉唐。就好象经理阶层依附于资产阶级一样，士阶层依附于国君。儒家集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党团，根据对孔孟之道的掌握程度，这个集团被不同级别的选拔和考试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授予相应的官职和特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执政团体，士阶层具有两重性：既是儒家道德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家出身的官员可能真心信奉儒家道德，更可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
“中央集权”的观念和思维，让我们不少人在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赋予了“上级”许多想象的权力、能力和效率，实际上，即使那样的权力是写在文件或法律里，而在现实中，很可能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是难以行使或非常有限。只要肯睁开眼睛，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如果现实中确实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权力和能力存在，为什么社会中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如果将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寄托在只在想象中或理论宣传中存在的权力和能力之上，那在实践上最后就不免会陷于尴尬，陷于失望了，甚至酿成悲剧和灾难。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许多制度本身有待变革和完善。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和舆论环境里，虽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讨价还价，但总体来说，地方领导公开场合都会声称坚决拥护中央的重要决策，但是，这并不能够消除眼下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更不能消除未来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在缺乏法治基础上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以集权思路和模式来包揽问题，到底能够走多远、能走多好呢？这是探讨潜在的政治风险时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一、关于政令不通问题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央政府部门依法做出的决定在地方上得不到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日渐式微。其挑战的将是整个社会得以维系运转的法制的权威。
所谓的中央权威问题，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利害问题，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是一个中央说了算还是下面的团伙说了算的问题。法制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谁的法制的问题，是看谁的力量大的问题，是全国统一的法治权威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潜规则的权威的问题。
中央的政令不通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政令因涉及地方利益而被抵制。说穿了，政令不通也是制度的问题；在基层，一些官员已经变成了“官油子”，牵涉到他的部门利益了，决策在他的手里就走了样，他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他的好处。政府考虑的是大众利益，部门利益与大众利益发生冲突了，应该首先考虑大众利益；但如果部门利益不解决，就很难保证政令畅通。
政令不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下达过程中逐级衰减。因为我们的政府层级过多，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决策达到地方基层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所谓村长传达文件“县里三天会，村里一袋烟”。还有就是下级对政策命令本身理解不够，产生执行困难。
政令不通的根本原因与法治有关。中央政策或者决定之所以应当被执行，不仅因为它是中央的政策和决定，而是因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拒不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不仅是挑战中央权威的表现，更是无视法治权威，拒不执行法律的行为。
在目前的政治权力配置中，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掌握着相当的行政立法权，而行政立法过程中很容易把部门利益放进去，而同样具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却只成了审议通过机构。各类法律的效力事实上是离行政执行权力越远，效力越差。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红头文件比部门规章有用，部门规章比国务院条例有用，而国务院条例比宪法有用。最后是政府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最具有效力——因为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规则最有效。
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与行政监督、资源配置和行政立法有关。所以，才会出现地方政府欺骗总理，而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的国务院却缺少后援监督。
比如，总理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由部长来沟通，部长需要司长来协调，司长会具体交给处长来办理。最后的情况是，总理是听处长的。因为处长掌握的资料是一卡车。所以官不进人大，法不出部委，是导致部门利益越来越严重的所在。（可以参考学者吴思在《身怀利器》一文中描述的“合法伤害权”的内容。）
博弈的背后实质是中央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也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过程。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需要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政府多年的一系列挑战，如监督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腐败问题等等。
受部门和地方利益的驱动，在制度化尚未健全特别是干部考核单纯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实绩的情况下，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持单纯的经济观点，不善于、甚至也不愿意从政治上观察问题，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遇到事情往往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大局，这是造成中央政府“有令难行”、“有禁难止”的思想原因。
“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其实质是在利益关系上的错位甚至是颠倒，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人民利益和集体利益之上。
我国是一个文件政府，哪天政府没有文件出台？红头文件都是部门起草，相关领导签字，以政府名义下发的；如果觉得政府面子不够大，还会把同级党委也扯进来，其实体现的还是部门意志，说穿了是拿党委政府的腔调，说部门的行话。地方的事情也是这么操作的，地方领导当然明白这些红头文件是怎么回事，如何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那是不会完全依据文件的，得先权衡利弊之后再说。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对媒体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
“政令不通”不奇怪，它是现行资源分配状态与体制机构下的必然；“政令不通”也非十恶不赦，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表明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抗衡中央的能力，这是改革20多年来权力体系演变的结果。
中国改革是从中央向地方分权让利开始的，改革初期的巨大成功证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要求社会管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分权安排。毛泽东时代曾经是中国政令最畅通的时代，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齐声响应。但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元化的集权形态并不利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更不适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社会。
时代要求政治体系由集权向分权转化，中国政府也积极回应。但现在中国的分权缺少规范，缺少对不同权责的明确界定，权责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这种“不确定”易使中央与地方在权力上产生越界的冲动、在责任上滋生推卸心理。因此，应该从制度层面明确界定：什么由中央统筹负责，地方必须令行禁止；什么可以由地方因地制宜，中央只提出指导性意见。在一切事物上都将最终决定权集中于中央，地方对中央的一切指示都只能奉命行事，不能根据具体情况处理，这不是现代政府应该有的运作方式。
在一些领域，地方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自由裁量权。以法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减少权责界限的随意性，这既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政令不通”问题的途径。
导致“政令不通”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各群体围绕政府资源进行的利益博弈，以及政府官员在分配资源时所遵循的潜规则。
既然中央无法在不同需要间强行作出先后安排，只能默认地方根据具体情况的处理，这是地方能“抗衡”中央政令的屏障。事情都重要，预算已经饱和，从什么地方挤钱出来，只能由地方自行决定；换言之，只能由事情相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来决定。
由于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总有一些政策目标要被牺牲，被牺牲的也总是在政治考量中居于弱势的群体利益。
如果说“政令不通”尚须具体分析，那么，“弱势群体的利益总是被牺牲”无疑属于社会健康发展过程中必须切除的毒瘤。类似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弱势群体博弈能力的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多数原则”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制度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益思路。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标志着“无限权力”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行政许可法》对于建设法治政府，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实践中也面临着新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违法“红头文件”挑战《行政许可法》。这种现象值得各地政府高度重视。
政府审批权是一种能够给审批者带来利益的权力，如果政府机关只注重争抢审批权、处罚权、法律解释权，那么容易加大行政交易的成本，诱发政府职能部门的腐败。
《行政许可法》限制了部门和地方的许可设定权力，有助于消除法制和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封锁，建设法制统一政府；同时，此法确立了许可实施的公开原则，有利于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建设透明、廉洁政府、实施公平、公正秩序。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府推动特点，决定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属于典型的推动变法过程。几乎每一部重要法律的制定，都是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以政治推动法制，构建法制权威。中国法律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是双轨制，并不是同时进行的。当市场结构尚未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国家通过变法，制定新的法律，推动产权结构的改造。这种变法模式的消极方面，往往就是走在现实生活的前面，而法律经常被当作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这种情况。
在法律实施中，如果政治与法治能够找到契合点，可使法律由外而内成为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如果政治与法治不能有效衔接，会使法治进程陷入两难之中。因此，推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政治权力介入的力度与方式，处理好规则实施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与其仅仅在行政上一遍又一遍地监督检查法律的实施，不如同时全面启动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找到政治与法治的契合点，法治应该靠法治自身的机制来完善。
现在的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行政权力主导，行政机关权力过大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还是立足于“管”，在这种思维定式下，《行政许可法》所体现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市场优先等先进理念能否实施还需要经受考验。
2004年国家下决心清理全国的开发区。共清理出六千多个开发区。这组数据在显示治理决心的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中国的治理危机。它们证明，如果没有专项治理整顿，仅仅靠政府的日常监管根本难以竭制圈地运动。联想到“严打”和形形色色的“专项行动”，中国类似的行政手段，实际上都可以称为“运动治国”。
每次搞这类运动时，表面看都是雷厉风行，各级政府都会按照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大张旗鼓开展工作，同时运用自己手里控制的舆论工具，造声势，表决心，似乎不存在什么政令不畅的问题。
如果这么高比例地撤消开发区合理的话，则意味着，政府过去不是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因为从来就没有法律和政策允许随意圈地搞开发区，恰恰相反，这向来是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的事情。开发区如此泛滥，圈地如此疯狂，表明法律和政策在各级政府面前都成了一纸空文。虽然向来强调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常常是马已不走马路，车已不行车道。在中国，对某件事情文件下得越多，往往意味着处理难度越大。
在现行制度下，政府难以从实际出发，问题闹到这种地步，本身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平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是阳奉阴违就是公开无视法律和政策。
造成开发区问题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各级政府的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具有乱圈地、乱占耕地、危害公民权益的能力。一是当政府侵犯相关公民权益的时候，公民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或者行政渠道保护自己，而新闻言论的自由空间狭窄等，也使得权力缺乏社会制约；二是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为肆意圈地提供了制度空间。
其次，各级政府在开发区问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就成为政府积极运用手中权力的动力源。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现行党政混合下的集权模式很难实现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下的统一。所谓政令不畅的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中央权威不足就能够解释得了的；当然也不应该把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一句简单的加强中央权威。事实上，一个法治国家，各级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都拥有自己的权力，不得随意侵犯剥夺，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宪法和法律下的权威，许多地方事务并不是靠加强中央权威来解决，而是地方自身就能够解决的制度和机制。
按照宪政民主原则创新宪法，清晰党政关系，建立纵向和横向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形成社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才是长远之计。
如果在这个根子问题不能有制度性的突破，运动式的治理整顿，只不过是给有关部门提供了强化自己权力的机会，可是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并不等于越公正和正确，结果可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更何况，运动式的常抓不懈，并不具有行政上的可操作性，必然是紧一阵松一阵，也就非常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政令畅通，也许是集权者令人同情的理由。选择集权固然有利于高效，可也隐藏着危害，而且这种危害比一时的高效要大不知多少倍。
比如大跃进时期，从当时的情况看，政令确实畅通，效率好象挺高，可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不堪回首的。那时，政令是何等畅通，可这种政令就象上游的水，不经任何过滤，就流进了老百姓的水管里，里面的泥砂不可避免。
政令畅通固然重要，可这政令要利大于弊才好，如果只顾效率而不管利弊，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谁也不是圣人，哪个掌权者都可能作出过错误的决策。有一个机构能够防止错误的决策生效，那是民族的幸运。可惜一个人一旦到了最高的位置，常常自我感觉特别好，不相信自己会犯错误。何况在专制体制下，就是犯了天大的错误，别人也对他束手无策，这也许就是专制体制的最大弊端。
有一个约束机构的存在，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才不至于不可救药。虽然，有时好象耽误点时间，但从长远看，有益无害。
各种利益集团从中作梗，地区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都让最高领导的意图难以畅通无阻。
自我例外危害政令畅通
没有政令畅通，就不会有政策的有效执行。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策执行是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而合意和合意的标准，并非人民意愿，而是个人好恶，领导“政绩”或者少数人的利益。
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往往有一个看似因地制宜的理由，就是自称情况特殊，属于例外，可以不按规定办事。“自我例外”成为一种消极抵制政策的托词。
所谓自我例外就是这样，足以让国家政策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消失无形。自我例外披着 “因地制宜、求实发展”的外衣，视认真执行政策为“一刀切”，表现为有令不行、不禁不止，各搞一套，根子在于简单化的地方利益和错误的政绩观。一些地方和部门之所以喜欢自我例外，是因为变通性地执行某些政策或者干脆不执行某些政策，可以比别人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却可能使经济运行失去控制，产生结构性问题，为长远发展埋下隐患。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求发展，是完全应当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性，这也是客观的。但就政策执行而言，特性与差异的存在，应当说对如何更好地执行政策提出了要求，而不是为各自为政提供了口实。
任何一个地方和部门都有其特性和差异。可以设想，如果特性和差异足以成为将政策束之高阁、自行其是的理由，那么哪个地方和部门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政策规定的例外情况。如果所有的地方和部门都来享受这种“普遍例外”，国家政策岂不变成空中楼阁，一纸空文？
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对各项政策自我例外的地方和部门，并不认可下属对自己的重大决策采取自我例外的对待。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下属这样做，重大决策就不会得到实施的可能性。然而，自我例外的病毒是这样传染的：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对政策采取自我例外的态度，也就很难避免下属对其重大决策各自自我例外。所以，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现象就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蔓延开来。
虽然自我例外之风较多地出现在一些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但根本还是涉及到政治风气，所以它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自我例外的风气，助长诸侯经济的声势，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门侵染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行政执行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政令畅通是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求。自我例外普遍，政令畅通就毫无可能。一个国家部委官员曾经感叹政令不通已经达到政策 “有时出不了中南海”的程度。自我例外现象听之任之，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决策就无法落实，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受到挑战，一些地方和部门就会成为“政绩工程”的推动者，所在地区或者部门将变成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展开利益最大化角逐的舞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具体利益会在政府的工作中被忽视。
二、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即中央集权的程度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问题，包括控制能力和控制手段等，其中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督问题。
从隋朝开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地方的用人权、司法权集中到了中央，中央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
由于国土开发，各地经济的发展，郡县越来越多，全都由中央直接管辖越来越困难；因此，有了在中央与州之间增加一级行政机构的趋向；另外则反映了郡县之上这一级如果具有完整的军政财权，就有可能成为与中央对抗的力量。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呈现着不同的态势；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涉及的，应该是当时连接双方的信息渠道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显然存在着利益差异与冲突的根本性前提之下，对于信息占有的非均衡状态，由于不同的时间地域、由于多种因素的互动，而呈现出复杂波动的情势。是否能够及时掌握充足可靠的基层信息、了解地方动向，是否能够及时下达朝廷意向、保证政令畅通，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政体的效能，关系到是否有可能自上而下把握国家的统治命脉，无疑至关重要。
如何有效地实施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同时使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的一个课题。
传统国家政治的实质，在于控制社会资源。大体上说，国家所要控制的社会资源可分为两类：一是物质资源，一是人才资源。前者是维持皇帝和政府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后者是政府人员的来源。然而，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因此，以行政为职能的政府，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维持社会治安；二是向社会征收赋税；三是从社会选拔官僚人才。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从本质上说，从社会中选拔官僚人才是其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具备了行政人员，国家机器才能运转。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况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
凡是发生事故，中枢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无关宏旨，上级总是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解，如所出事情，是在他到任之前就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往往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是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述职，由皇帝及主管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政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
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京官对这种考察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明朝历史上最严厉的数次考察，曾经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
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身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时考中举人或者进士的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者进士就象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照顾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近亲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
文官名义上任职于更部院寺，各有其官方的组织，但是背后又有他们私人派系。
从客观条件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
随着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财源的动机，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央的权威。
还有一种损害中央权威的行为更为严重，那就是一些地方出现不同形式与程度的政商勾结，使得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被掏空，其典型莫过于这次打击官煤勾结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一放就活，一收就死”，是我国以往经济工作中常常出现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收放方式：收则全收，放则全放，没有完全针对经济的种种要素有针对性的收与放。政治体制随着经济发展而改革的要求也摆上了桌面。
有学者指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是政治体系内以一定利益关系为基础并体现一定利益关系和权利结构的关系，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既调动地方的发展积极性，又维护中央的权威，是一道严肃的政治命题。
我国权力下放较快，约束不足，由于利益驱动，有的地方各行其是，在一些干部身上暴 露出来本位主义、分权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国家利益是绝对和 要覆盖和吸收局部和个体利益的，要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在维护全局利益上与中央保持一致。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着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说来，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反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定位要从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承担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职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同时履行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和服务职能。
集权与分权相平衡的原则，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适当分权，同时把应该由中央集中统一行使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纵观世界各国，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都是宪法和法律的重要规范内容。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地方政权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总体上地方制度和法制建设仍然不够健全，表现在：地方制度立法不够完备，缺乏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分配的明确的具体法律规定。多年来，权力下放和权力上收，并未形成对中央和地方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稳定有效的法律制度。
由于权力再分配的非规范化，导致了中央放权政策的不稳定性，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助长了地方政府任意扩张权力和利益范围的势头。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对土地、生态环境这两项最重要的资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主政官员的政绩评价也以本地经济增长业绩为中心，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间为了增长的竞争。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流动性，使得部分地方官员的行为具有明显短期化倾向，为了实现短期的政绩最大化，不惜牺牲本地民众在土地、环境方面的权利与利益。因而，在不少地方，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农民失地、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
中央政府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就必须约束地方政府的这种恶性竞争。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土地、环保督察体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使中央政府更好地在土地、环境这类涉及到长远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督察体系类似于古代的“监察御史”，自可发挥一定作用。
中央政府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就必须约束地方政府的这种恶性竞争。建立直属中央政府的土地、环保督察体系，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使中央政府更好地在土地、环境这类涉及到长远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尽到自己的责任。这种督察体系类似于古代的“监察御史”，自可发挥一定作用。
但这种作用能否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大，能否有效解决现有严重的土地、环保违法违规问题，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长期以来，在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时候，通常考虑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候相对多一些，过分地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而相对忽略了作为一个重要的执法要素的民众的力量。
中央政府要尽到保护土地资源和环境的责任，就需要执行全国统一的土地、环保法律。但执行法律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归根到底，执行法律乃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一公共利益不是抽象的，而必然表现为具体民众的具体权利和利益。因而，中央政府执行统一的土地、环保法律，不只是为了维护全国性法律的权威，而是为了更好地让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也就是说，当民众的权利遭到侵犯，尤其是遭到地方政府侵犯，因而在地方的行政、司法机构无法得到救济的时候，中央政府的执法机构能够向民众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还是环境违法，其受害者都首先是本地的具体民众。
冷观政府垂直管理
观察近10年来政府垂直管理加强的趋势，从短期看，这是中央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尖锐矛盾、确保政令畅通的制度调整。从长期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20年不断下放权力于地方后，为达到国家法规统一性目标，平衡央地职权的一种战略手段。
通行于世界许多国家的“垂直管理”模式有利有弊，只有将其置于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将其得失判断准确。
试图以垂直管理破除地方保护
近10年来，相对于“块块”管理，“条条”管理即“垂直管理”有加强的趋势。除了早就垂直管理的海关，近年来先后“垂直”的还有国税、地税、工商、质监、土地等多个行政部门。一直被呼吁“垂直”的对象，至少还包括审计、环保等部门。
已经实行垂直管理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垂直管理的行政部门，其主要目的都在于强调通过保持人事、财务的独立，使其下级部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加强部门执法监管的权威性、统一性。
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是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领导”，也就是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
“双重领导”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以“人、财、物”权影响职能部门“事权”的操作空间，容易损害国家政策的权威性、统一性。
多个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其实质也包含中央向地方收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于安认为，垂直管理的好处在于：
其一，有效避免了地方政府的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令的执行情况并不统一。有的是由于行政能力不足、资源不够等原因达不到要求；有的是从本地区利益出发，有意在执行中央政令时偷工减料。以质量监督系统未垂直管理前为例，一些地区降低本地区的标准，以此吸引资金向本地区流动，加强本地区的竞争力。
在这种现状下，要求中央的监督达到市、县，甚至乡、镇一级政府是不现实的。因此，通过加强省一级的职权，弱化县市一级的职权，有利于保证政令畅通。
其二，有利于资源配置。人员的调动、资金的配备、设施的增加等，都可以在省这个大的范围内统筹安排。
央地博弈中创造发展活力
多个部门希望以垂直管理摆脱地方干扰的努力，反映了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这种“条块”矛盾的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20余年的进程，基本上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活力，调动地方发展主动性的过程，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目前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权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地方经济主动权的增加，“块块”力量坐大。新“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以放宽中央政策底线谋求地方利益，因而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现象屡见不鲜。
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两大顽疾。
针对此，中央维护政令统一的努力也一直在加强，尤其在近10年来表现突出。除行政管理体制的“垂直管理”趋势外，地方立法权已经开始受到限制，《行政处罚法》把处罚的设置权收到中央，地方只可以补充，不可以立新的罚则；2000年《立法法》出台，地方立法权也越来越小。
针对行政上的“垂直管理”，于安说，这并不是行政改革最终的固定模式，只是推进改革进程，破解现有难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适合垂直管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熊文钊也认为，只有一个行政部门的职权具有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特点，才有进行垂直管理的合理性和操作基础。
有学者同时分析指出，垂直管理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为了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就转而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是在现实国情下的妥协，是一种“下有对策”情势下的“上有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宣告了某些行业在面对地方政府干扰时的无能为力和束手无策。这种妥协决定了垂直管理体制必然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垂直管理不能完全摆脱地方干扰。尽管垂直管理后部门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地方了，但部门还是在当地，在土地、水电等方面也少不了求助当地政府。因此即使实行了垂直管理，也不敢过于得罪地方。如此前出现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当地工商、质监部门严重的执法缺位是重要原因。
而利益越大的部门，“垂直管理”的力量也越容易被削弱。如理论上讲，土地管理的垂直体制可以让各级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轻装上阵，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了，但时至今日，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土地违法占用现象依然相当严重。有的地方政府一如既然往地公开、直接违法，并默许、纵容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而土地执法部门在有了上级土地管理部门的“撑腰壮胆”后，始终没有“硬起来”。
其次，垂直管理使监督部门减少，容易滋生腐败行为。专家分析，科学健全的行政管理都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行政效率和行政监督，如果以弱化监督为代价提高行政效率，就有可能增加权力滥用的风险。
对各垂直部门来说，当他们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时，尚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等部门的制约；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平级单位往往对垂直部门的经常性权力监督失效，全靠上级部门和上级监管机关的监督发现存在的问题。而上级的监管致命的弱点就是非经常性。“山高皇帝远”的宽松氛围，使各级一把手成为说一不二的家长，一旦一人腐败，往往多年不会暴露，形成从上到下的“一窝烂”。
第三，存在架空地方管理，弱化地方政府职能的问题。县市政府组织体系的健全、部门配置完整，是其履行一方公共管理责任的制度前提。如果过多的职能部门被“垂直”、划归上级管辖，必然带来地方政府组织功能的残缺，影响其行政效能的发挥。
同时，一些对地方发展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纷纷“垂直”，容易造成中央职能部门与地方的对口部门联成一线。各垂直部门注重对主管部门负责，有可能忽略当地发展实际，加剧“政出多头、部门打架”等现象，降低行政效率，损害政府权威。
第四，是容易形成不公平效应。相对地方部门而言，垂直部门经费比较充足。在许多地方，垂直部门干部的工薪收入要比地方部门干部高出不少。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易在同一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形成危险的攀比效应和不公平感，助长权力寻租和“三乱”现象。
长久之计在于合理划分央地职权
针对垂直管理存在的利弊，有专家分析认为，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也就是“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难点在于，其一，中央和地方兼顾这个度很难把握，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反复，就是表明这个“度”还在探索之中。尤其是有些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权限，这个度就更难把握。
其二，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两次大调整，都是通过政策来实现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这样的调整需要从政策向法律转变。
有关专家认为，有关法律可以采取列举法原则，明确哪些是中央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地方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职责，属于中央职权范围内事项由中央垂直管理，属于地方职权范围内事项由地方全权管理，同时废除双重管理的做法，避免出现责任不明的现象。然后按照人权、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为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避免出现“中央点菜、地方买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和“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
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
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尚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够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地方组织法》关于地方职权的规定，绝大部分内容是中央政府职权的翻版，并且对于列举的剩留权归属也未作规定，也没有确定省级政府的专有权力以及与中央政府共享的权力。这样，在职权划分归属问题上，地方与中央就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应尽快制定《地方制度法》，对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地方的权限，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组成、任期、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等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制度的有关事项等，作出专门规定。
垂直管理：当初的历史选择
垂直管理，近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汇。
与以往某些自弹自唱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同，垂直管理不仅仅受到中央的青睐，部门的热切回应，也受到民众的欢迎追捧。
前段时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等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垂直管理的人高达85.9%，其中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审计、环保、统计等部门应该实行垂直管理。
就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而言，长期以来，大多数领域都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的“双重领导”，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主管部门负责业务，而地方政府管“人、财、物”。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凭借手中的人权、财权、物权，在管理中居于主导支配地位。
现在一些系统的垂直管理，就是通过人事权、财务权的上收，使其下级部门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形象地说，就是将职能部门的乌纱帽和钱袋子从地方政府手里转到上级主管部门手里。
近10年来，相对于“块块”管理，“条条”管理有加强的趋势。“迄今垂直管理的‘条’大概有13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凤春说。而几乎所有重要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都在酝酿和热议要脱离地方政府序列。
垂直之风越刮越强劲，这究竟是因哪一片青萍而起？
缘于宏观调控的体制变革
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进程，基本上是中央不断下放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发展活力，调动地方发展主动性的过程，这也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但随着地方经济主动权的增加，地方力量不断做大，在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分割、各自为政，出现中间梗阻，中央政策被消解，中央权威遇到了挑战。
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破除地方保护，是垂直管理最直接的目标。早期的垂直管理，就是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大问题，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地方贸易保护壁垒，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劣币驱逐良币。在此情况下，市场执法监管部门的垂直成为必然之选。 现在看来，工商、质监的垂直，无疑对于消除行政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有人认为，相对于经济管理领域的部门垂直进程的加速度，权力监督领域的垂直步伐缓慢。比如纪检监察这样的强势监督机关，在实践和理论上已经充分论证了垂直必要性，但却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央对垂直管理还是十分审慎的。
垂直管理，有历史和现实的选择，曾居功至伟，但并非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不可无条件地复制。
抗地方干扰的一剂猛药
在进入新世纪后，垂直出现了新趋势，从传统的市场监管部门向新热点监管部门扩展，并且日益广泛深入。而大的背景，就是中央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矛盾冲突更加频繁，中梗阻现象愈发突出。
在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土地无疑重演了当年金融的角色。地方政府在失去对银行的支配权后，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只有土地这一项核心资源了。而卖地生财的路径选择，又令中国经济面临失衡、耕地底线面临失守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部门便从比较单一的管理部门向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转变。
为何对垂直管理情有独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获取更多的政策权力是必然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腐败日趋严重，政府和官员在“办公”的同时，利用公权力和国有资产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也成为普遍现象。地方政府和官员自由处置空间越来越大。一些官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把戏，随心所欲地肢解、歪曲国家法律和上级政府的政策，破坏国家法治的统一和严肃，使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正常关系受到干扰，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上级管不了下级、政府管不了官员的现象。对这样一些现象和问题，中央政府采取垂直管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加大对各下级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应当说是客观认识目前政府间关系并力图加以改进的愿望的体现。
但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上级政府要想实现这样的意图，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由于缺乏公众监督的机制，上级政府对有可能出问题的下级政府的监督和校正，所能依靠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最直接、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事无巨细地“亲自”监督。这样的监督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上级政府的人才、资源、精力和智慧的范围，成本巨大。在中央政府看来，垂直管理不过是一种直接管理或监督的方式而已，并期待这样的管理和监督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实施全面监督的冲动，还缘于目前弥漫于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在中国政治生态中，言与行时常分离，可说不可做、可做不可说，成为政治和官场的“规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体制性的政府诚信缺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唯恐下级政府上下其手而将自己引入歧途的上级政府，除非是眼见耳听，否则是很难判断下级政府的表面文章。因此，对上级政府而言，即使是出于放心，他们也会要求实行亲历亲为式的监督，也就是垂直管理。
还应当看到，中央集权体制下，从公众的角度而言，任何政府和官员的胡作非为都会被民众认为是政府的，因此本质上都会影响到上级政府自身的形象，上级政府最终需要承担恶名。因此，从改善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角度出发，如何让下级政府尽可能少地出问题，以舒缓政府与民众的紧张关系是上级政府最为关心的。显然，要想让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良好的行为，上级政府最好的方式就是：或是选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或是自己亲厉亲为——以角色替代的方式实现上级政府内部人排他性的作业。仅从垂直管理不断扩大这一事实看，不同层级政府间的相互信任，已经降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垂直管理不应成为改革重点
垂直管理的设定权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试图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是否恰好是地方政府也想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如果一致，或可期待一种皆大欢喜局面的出现；反之，在两者无论立场还是利益显然都不一致的情况下，垂直管理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甚至能否得到真正的实施，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
垂直管理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与问题的来源和类型联系在一起的。概略地说，目前中国政府管理所遇到的难题，有单纯管理问题、技术问题，但总体而言更多的是体制问题，而不是单纯行政技术问题所能涵盖的。可见，已有的一些管理措施之所以不奏效，问题并非出在管理手段本身，而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内在缺陷所致。对垂直管理问题而言，在专业性强、业务单一，或与国家主权、国家权威关联密切、适用于条条管理的领域，强调或改进垂直管理的方法、技术，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而在其它领域，尤其是在一些更具有一般性、社会性、地方性等特性的领域，本身可能并不具备垂直管理必备的一些特性，是不适合垂直管理的。至于那些仅仅是为了提高监督和控制的力度，而实行垂直管理的考虑，那么很有可能在解决了一些旧问题的同时，又会制造一些新的、也许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从表面看，垂直管理尽管强化了上级政府的直接管理能力，一举解决了下级政府的过度自由处置问题，但这些被派驻或分布在地方的上级政府的部门，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一般地方政府部门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如果说，垂直管理之前的下级政府部门会滥用权力，那么仅仅把部门的顶头上司换一下，就能够解决滥权问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试图用管理技术方法来掩盖和替换体制、机制改进问题的方案，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混淆视听，使人盲目乐观。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目前实施的垂直管理体制，把变动的重点几乎完全置于权力的切割和转移上，而少在体制、机制、环境和内涵逻辑方面做文章，也可以说，垂直管理所变革的只是权力所属关系而已，而对障碍和困扰政府的真正问题则基本没有触动。坦率地说，在一个多层级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多重嵌套的政府结构中，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是高度可变的，因此一些困扰中央政府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垂直管理方式试图解决的一些难题，其实也是困扰高层级政府的难题，因此，采取权力归属上收的方式解决问题，无异于开启了各级政府随意变动所属政府间关系的大门，显然这会给一些不当的政府行为提供方便。因此，这不应当成为改革的重点。
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的情况下，通过中央政府垂直管理方式而实质性地推行全国统一政策，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反而不利于事务的处理。这样的垂直管理不仅是多余的，更是负面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超大、超复杂的政治体，而又实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全国一盘棋，统一政策、统一步骤。但通常的情况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细化和具体执行，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是部分地参与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分享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之所以把政策制定权部分地让渡给地方政府，是由于仅凭自身的知识和智慧，是无法制定出既覆盖全国、同时又具备细致的、可操作的政策文件来的。因此，在中央政府政策制定水平还不足以达到既宏观又微观、既原则又具体的水平的情况下，发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完善的补充作用，对中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的提高，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凡是有助于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和完善过程的管理方法，就是好方法；反之，那些或明或暗地排斥和阻碍地方政府进入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方法，肯定是不利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因此不是一个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好方法。
当下，各权力部门实施垂直管理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已经或正在努力争取挤进垂直管理的行列。
当前正在争取垂直管理的部门还有：监察、公安、检察、劳动保障、计划生育等。而在去年上海社保基金案被披露后，有关学者也呼吁高层对省级以下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垂直管理。记者还注意到，哪个领域问题突出，哪一项工作推进遇阻，就有人提出对该领域实行垂直管理。比如，前不久，某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推动不力，人们马上开始热议文物保护部门也该实行垂直管理。垂直管理已经被视同抗地方干扰的灵丹妙药，也从另一个侧面宣告了某些行业部门在面对地方政府干扰时的无能为力甚至束手无策。
按照垂直管理设计、推行者的良好意愿，将权力部门进行垂直管理后，就可以有效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有法不依、滥用职权的状况得到改善甚至杜绝。
垂直管理真能顺利取得预想的效果吗？
难破地方保护迷局
从垂直管理部门的运作效果来看，首先并没有有效地破除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制度背景的地方保护主义。
垂直管理部门难拒地方“勾兑”。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地方政府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完成。比如，为完成经济考核指标、增加GDP，有的地方往往重招商轻审核，从而导致污染企业来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也来了；地方政府往往还会为这些企业的进入大开绿灯，会主动为这些企业协调与实行垂直管理的监管执法部门的关系。
利益制约难破地方保护。尽管实行垂直管理的执法部门其人、财、物都不由当地政府管辖，但毕竟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与当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在执法中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即使实行了垂直管理，也不敢轻易得罪地方政府，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此外，垂直管理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基本上都生在当地、长在当地，中国又是一个特有的人情关系社会，在当地执法、查处违法违轨行为时，很快就会有七大姑八大姨前来说情，最后不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了这样的社会和制度背景，尽管工商、质监、药监等权力部门实行了垂直管理，但因破解地方保护主义不力而导致的监管乏力，使得近年来各地出现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事件，如“红心鸭蛋”事件和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等。
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滥用权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在对权力的监管上下工夫，要努力通过变革制度安排，使地方政府不敢、也不能再滥用权力，而不是一味地上收权力。对权力部门大量实行垂直管理后，地方政府与垂直管理部门的搏弈结果，最终不过就是两者形成相安无事、互不干涉的局面。实行垂直管理就可以破除地方保护的良好愿望，就这样被巧妙地化为了无形。
都“垂直”了，地方政府还能干啥？
在某省人代会上，不少市长牢骚满腹，对一些权力部门热衷于实行垂直管理表示强烈不满。一位即将退休的工业大市市长直言不讳地说：“地方政府本来承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就大，工商、质监、税务等一些重要权力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就等于把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了，责权不对等，以后还怎么有效开展工作？地方政府到底该干啥呢？”他认为，不少经济执法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后，向中央要来了独立的执法权，有的尚能公正执法，而有些却把独立的执法权当成交易的筹码，与不法经济行为的实施者讨价还价，地方政府无法对其进行监管，从而导致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
垂直管理部门越来越多，把权力都收上去了，地方政府就象个收发室，地方政府的人权、事权和财权不对等，出现了“中央点菜、地方埋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地方政府想干点事情很难。
中央不断的强化直管力度，实际上表明了对地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市场不规范、权力腐败现象普遍并非完全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其原因很复杂，根本上是体制的问题。但现在中央似乎把责任全部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自然会感到委屈和不满。
用垂直管理来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是建立在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何不从剖析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入手来研究解决的办法呢？建立科学的考核地方政府的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和权限，迫使地方政府正确履职，恐怕比单纯通过实施垂直管理来掏空地方政府要好得多。
难敌权力腐败
用垂直管理来制约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其实也就是期待用一个更高级别的权力，来制约可能被地方政府滥用的权力。似乎有了更高行政级别的权力、有了钦差大臣的地位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然而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垂直管理部门频频发生的腐败案件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不论何时何地，权力的天生属性都是一样的，分到地方的权力可能被贪腐势力收买，垂直到中央的权力，也可能被贪腐势力收买。理论上讲，垂直管理，权力越集于一端，持权柄者就越发地好操弄，寻租也就更便捷了。
对各垂直部门来说，当他们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时，尚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人大、纪委等的制约；垂直管理后，这些制约没有了，而代之以下管一级的模式。这尽管加快了上下信息传递的效率，但作为上级部门，远在几百里甚至几千里之外，对下级管理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鞭长莫及。
“山高皇帝远”的宽松氛围，使各级各垂直部门的一把手成为说一不二的家长，一旦一人腐败，往往多年不会暴露，形成从上到下的“一窝烂”。税务、工商等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多次爆出惊天腐败大案，其原因即在于此。
权力只要缺乏监督、缺乏制约，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会发生腐败。所以，在2006年8月的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期间，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 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这些垂直管理部门之所以被称为廉政“高危行业”，就在于手握重权的垂直管理部门容易滋生贪污腐败。
垂直管理部门的独一无二性，还使得他们可能将控制公共资源配置闸门的开关权，变成要挟他人的筹码，从而产生腐败行为。
事实证明，若不能真正束缚住权力本身，任何权力都是靠不住的。
垂直管理不是通行证
垂直管理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即“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
当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几乎都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层面。中央政令难以贯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已经影响到法律的实施和中央的权威。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以放宽中央法律、政策底线谋求地方利益，从而贯彻执行中央的法律、政令不力，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视上令、公然违法等现象屡见不鲜。
为保障政令畅通，破除地方保护，提高行政效率，实行垂直管理就成为惯性选择。但效果如何呢？
垂直管理的弊端，部门与地方政府须明确责任
强化部门垂直管理可以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干扰，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同时有利于资源配置。但也存在潜在的弊端：容易强化部门利益，滋生腐败；架空地方管理；造成条块分割，部门职能交叉，以及相互掣肘的管理体制弊端。
央、地事权的合理划分是制度化解决的途径
在我们看来，中央针对地方执行力弱化的问题设立督查中心，是权宜之计。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很必需，但不是长远的体制安排。中央对地方某些问题上失控，根本是由央、地事权不清造成的。
督查只能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要彻底治理问题应该在规划、审查、批准直至监督检查上进行协调。地方区域内的问题还是交给地方自治，用客观的指标来考察地方官员。跨区域的问题就由跨区域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来协调。
解决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之间，即“条块”之间的矛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长久之计在于通过立法的形式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法律可以采取列举法原则，明确哪些是中央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地方政府专属职责，哪些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职责，避免出现“双重管理”等责任不明的现象。
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按照人权、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授予地方政府相应的履行职责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避免出现“中央点菜、地方埋单”和基层政府“财政空转、负债运行”等权力与责任相脱节的现象。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二)
克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障碍
一些行政部门实行省级直辖，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问题，因为它只是地方政府框架内的权力集中措施，没有涉及省际协调和全国统一。
任何试图解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努力，都不能忽视它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从世界上实行宪法制度到现在持续进行的世界性行政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关键问题之一。它的失衡决不会简单到只是官员追求政绩的偏执行为或者对不当得利财产的贪婪。
一些行政部门实行省级直辖，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问题，因为它只是地方政府框架内的权力集中措施，没有涉及省际协调和全国统一。这一措施的积极作用，第一是在行政效能上，提高了省级范围行政职能的统一程度，削弱乃至消除了县、市级政府对相关纵向行政部门的实质控制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行政控制力逐级衰减和终端失效的问题；第二是在行政制度上，打破了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职能平铺设置和权限逐级递减的管理结构，出现了省级政府部门的专有控制权限。它减弱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并相应提高了部门系统的权限。
省级部门直辖的新部门体制，对中央决策执行力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又是有限的。积极性是消除了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消极推诿和积极偏离。有限性在于中央部门对地方部门的控制力不足，当然就不能指望自己的决策在下级得到有效的执行。职位、权限和资源构成行政控制力的三个基本内容。由于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之间原则上是业务指导关系，受到权限和资源拥有量的限制，控制远不是有效的。
彻底解决中央行政决策在地方的行政执行力问题，涉及行政体制的整体调整和权力重构，远远不是几个领域的部门直辖所能完全解决的。
不能把板子都打向地方政府
“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执行力不力，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从中央机关和上级部门抓起。
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想让地方各级政府认真去执行政令，首先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机关做出榜样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极大，所以不管在什么政令和决定的执行中，北京也要发挥表率作用。
由于利益驱使，有些部门和机关不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而是从部门利益出发，或出于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利益考虑，出现了部门利益法规化。比如，前年国家审计局审出的某国家权利机关中某些人出于自身利益，从国家给西部下发的专项拨款中，挪用近1/4送给东部的近200多个单位。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时候，这种掌管财政配置权利的单位，不是站在中央政策的立场上去推动西部大开发，而是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削蚀西部大开发。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国家的一些专项经费在下达过程中一级一级被截留，比如去年我在云南玉龙县调查时，发现一个人均年收入只有200—300元的村子里，学生拿到书本费的只有 40%，这同国家报出的西部贫困地区书本费已经全免的事实有很大出入。这种地方上一级级截留专项拨款的做法，同国家某部门的做法没有两样，既然中央掌权的部门都这样去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地方呢？
因此，要确保政府的执行力不被削弱，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地方政府身上，首先要从中央机关抓起，对发现问题的部门要严加惩处，要追究、问责，才能使地方上心服口服。相反把上级机关截留专项拨款作为小事放过去，就很难把地方截留作为大事去管。
防止政策东西南北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我们的某些决定和指令出台时，常常关注更多的是发达地区的利益和发展，却较少考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际和利益。政策在东西南北一刀切，发达地区被切掉的只是尾巴，而欠发达地区被切断的却是脖子和脑袋。这也是造成地区差别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重要原因。
例如土地的使用，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需要有土地保证的，以前东部沿海和各大城市包括北京发展中，用掉了多少粮田，毁掉了多少“鱼米之乡”！而今严把土地关，虽然是必要的，但对于人口高度密集的中部地区来说，中部崛起才刚提出，发展才刚起步，若不从这一实际出发，实行一刀切的土地供应政策，要么就会抑制中部发展，要么就会出现违规用地现象。所以，要保证决定与政令落到实处，一定要避免政令、决定一刀切，要考虑地区差、时间差、发展水平差，更多考虑欠发达地区，更多照顾弱势群体，改变很长时间以来出现和存在的以大压小，以强变弱造成的不和谐。
在很多地方，对一些领导打招呼、递条子，法院不惜背离法律也不敢“不遵”，对于这样的行政干预司法，法院是不敢报告的。各个级别、部门的领导找院长、找法官，批条子、打招呼，有的压力可以顶住，有的实在没有办法。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了保护本地企业，明示或者暗示法院系统怠于执行外地法院对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书、裁定书，导致外地企业即便赢了官司，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法律白条”。对于司法系统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新鲜。
有太多的“实权人物”，地方法官和法院是“根本得罪不起的”。而这种非法干预，正在变得越来越隐蔽，过去往往以指示、批条子等书面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现在则往往以某领导的口信、电话等非书面形式进行干预，让受案法院、案件承办法官左右为难。这种不留痕迹的干预方式，不仅达到了干预目的，而且还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到了执行者的头上。
当前一些领导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权力市场，有些人利用领导批条赚钱。
司法不受行政干预，这不仅是《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更是宪法的规定，但事实是，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法官的上司只是法律”，在许多时候只能是一种理想。行政权力的介入，在中国司法本身无力承受之重。
在中国，行政干预司法历史悠久，在传统社会中，司法从来就没有过独立地位，甚至长期由行政兼理司法，行政和司法不分。近代中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但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建国后，行政依然十分强大，行政权是国家最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干预司法不但不会受到抵制，在许多人、许多时候都会被认为理所当然。司法机关自身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为长期以来，司法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社会体制到公众意识都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足够的尊严和威严。
到现在为止，虽然名义上法院和同级政府是平级，但从管理体制上看，行政机关常常把同级的司法机关看作下级，人民法院也甘居下级。
除了历史的和意识的原因外，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司法不得不在行政面前低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财政制约。尽管宪法确认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并将司法机关从同级政府中分离出来，但在人财物等方面，仍然受到同级政府的管理。这种体制决定了司法机关尽管在宪法上的地位与行政机构是平行的，但实际上要受制于政府。
《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司法可以对行政权实行制约，从而提高司法的地位。而且按照现代法治要求，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在内的各种国家权力的运作都应当纳入司法最终审查的范围。但是，虽然司法和行政可以相互制约，但因为司法部门在财政上要仰仗地方政府的鼻息，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的支出都列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由地方政府拨付，自然就缺少杜绝对方干预的底气。
由于目前司法执行体制中，执行机关的人、财、物严重依赖于地方，难以抵御执行中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行的财政体制，是司法独立审判和执行的最大障碍，是行政得以干预司法的最重要原因。司法的经费从制度上看，好象是由人大决定的，因为最终要人大通过预算，但因为预算的政府在做，在现行体制下，人大通过预算有时只是一种形式，所以，司法部门的财政实际上是由同级政府在分配。
财政制度的改革虽然呼声很高，相关改革也在进行，但改革到位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牵涉的东西太多，比如中央和地方税收分配，部门之间的利益问题，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让司法的归司法，行政的归行政，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完成政府转型、实现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必然要求。
地方政府干预司法，有体制上的问题。在司法和行政关系中，法院的独立性天生存在一个缺陷，从人财物来看，地方法院的经费由地方政府拨给，不是由中央拨给。法官也是由同级人大任命，背后还有党委。这些使得地方政府在资源控制方面大大强于法院，造成法院的被动和屈从。
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失利、整顿房地产不力和各地与土地有关的问题频繁发生，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中央权威和权力的弱化。并且这次比以前更为严重。因为现在中央权威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
第二波的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在所难免。对那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既要巩固中央的权威与权力，又要继续依靠地方的制度创新精神求得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光是地方制度创新，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总体变革，那么，权力重心会继续往下移动，甚至最终出现政权的地方化。但如果集权不当，地方制度创新就会被遏制甚至被抹杀，可持续发展就会成问题。
要在整体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除了继续有选择性集权，看来别无他法。选择性集权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波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构架。
无论怎么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再创新，让目前的形势顺其发展下去，必然会继续弱化中央的制度权威，最终造成更具有实质性的中央权威危机。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初期，社会缺乏诚信，许多经济交往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市场经济中打官司是正常的，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打官司赢了执行不了，等于打了一张“法律白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执行难”。
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也是造成“执行难”的重要原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形成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应当说，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安排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全国无条件地地方服从中央。改革开放后，中央将一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形成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这种格局一方面确实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弊端。在这种体制安排下，地方领导按照地方人大选举法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而在重“经济建设”的政绩目标下，地方领导也就千方百计地保护地方利益，否则地方人大也有权罢免他。这样，难免在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产生冲突时，地方利益占上风。而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法院院长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经费是由地方同级政府财政拨款，法院的各种建设都有求于地方政府部门。
除了中央和地方经济体制以外，还存在部门之间的所谓“条条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将行业分为纺织、冶金、、煤炭等各种中央行业，成立了相应的中央部委。虽然这些部委现在都已经撤消了，成立了集团企业，但是由于旧体制和观念的惯性作用，在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困难国有企业被作为被执行人时，由于种种原因的干扰，执行起来更加困难。
好多潜规则至今依然行之有效地支配着中国政治社会不少领域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某些地方官员，或者与当地的利益集团构建了一个权力瓜分与利益分配的生态圈，或者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构成一个对上抗命，对下欺压的特定政治氛围，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为了逃避惩罚，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以组织名义和貌似合法的形式，干违法乱纪的勾当；当追究责任时，又以集体研究为名搪塞。这种21世纪官场之怪现状，其产生的杀伤力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中央集权的权威性一旦受到弱化，其实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已经松动的迹象。中央权威，无论是钢性权威还是柔性权威，无一例外将受到严峻的挑战。政治体制改革条件无法被人为地刻意地予以回避。不痛下决心改革，不正面接受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挑战，一旦执政党内以及行政体系大大小小、形式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气候，“官家主义”和“杂霸秩序”就会构成政治游戏规则的主流意识，既得利益集团与中央威信产生冲突之后的虚应，尾大不掉，导致最后的各种形式的抗命。“下情无法上达，上情难于下达”，结果是“权为私用民之灾，法为私用国之害”，政府权力被私利化，给党和政府造成严重危机，给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严重混乱。
地方官员为了显示政绩或者支持地方保护主义，常常对中央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公理，即由上到下的决策指令信息，和由下到上的决策效果反馈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
除了中央政府外，每一级的发牌人，同时又是受牌人。可是好多时候，牌是越发越少，其中的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的下一级政府都想留下几张牌来自己玩。
中国有句老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在中国，电力、铁路、邮政、税务、海关等部门是中央直属的无论财政收支还是干部管理都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的工厂要建在人家的地盘上、你的线路也要经过别人的地盘、你的家属要在别人的地盘上生活、上学、就医。而这一切，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都是不行的。
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类似铁路、银行、电力等垄断行业，他们作为经营者时，叫某某公司；但他们在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时又叫某某局。也就是说，他们既当管理者，又当经营者。属于体制上的乱伦。他们的财产和干部，都归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辖，地方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现象，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是宝塔型的，每一级都得在下一级是基础上作出决定。决定是最高领导作的，但是他只能在下级提供的范围内作决定。
国家能力，也就是指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成现实的能力。它基本包括四种：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的能力、强制能力。
中国是一个政党高度统一集中控制的国家，但是国家机器也不是铁板一块，经济决策权极其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也很有限；地方政府控制行业的能力也极其有限。
这种有限的控制力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各个行业的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高度膨胀。这种高度膨胀加速了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势必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隐患。
优惠政策有着很大的含金量，它是以牺牲中央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在中央和地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往往是地方政府得多失少。
政治体系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要指望在一夜间就能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政治体系，解决体系内的所有问题。如果这样就患了政治幼稚病；但是如果过高估计它的难度，就是患了政治恐惧症。
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打破GDP考核的政绩观，树立对地方政府考核的科学和综合指标体系，将公共服务指标纳入到指标中去；必须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使财权和事权相对称。
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以公共利益之名过深介入商业性征地活动，谋取地方政府之私利，常常成为大量征地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并演化成为暴力冲突事件的根源。法律中的一个小口子，假如符合政府利益，通常会被政府扯成大洞。在现实中，官员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远远超过宪法学者的想象。在官员眼里，征地就是公共利益，既然整个国家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防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就完全可以动用专政的力量来强迫实现。地方政府官员群体不少已经被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精神”所支配，而形成了不惜牺牲民众权利以发展经济的片面狭窄的施政观念。
在官员眼里，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也是公共利益。农民的土地以低价被征用，政府再以另外的形式转手以高价将其转让给企业，政府从中获得一笔巨额财政收入，也是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这种扭曲的公共利益观，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压制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活动。而且由于地方司法机构也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的农民，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救助，他们只能走上漫漫上访路。
利用公共权力，贪婪地追求地方政府的利益，政府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认可；相反，在农民眼里，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本身就是最大的、最贪婪的奸商，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其实没有任何公共性。对中央政府来说，这也完全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私利。一些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府过深地介入土地经营活动，固然给当地政府带来好处，也增加了官员的政绩，但却导致了重大社会矛盾，侵蚀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败坏了广大民众对党的整体印象，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政府进行统治的正当性。
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制度变革，迫使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真正的公共利益，那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央已经提出“以民为本”、 “新三民主义”等科学发展观，但问题是如何约束地方政府不计后果的贪婪行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样的制度保障，只能是民主与法制。假如地方政府是对民众负责的，也就不会以GDP增长率为唯一政绩指标，政府官员也就不会肆无忌惮地强迫民众为了经济增长而做出牺牲。假如司法是独立而公正的，不受地方政府控制，也就能够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滥用权力行为。
地方上的问题看上去千头万绪，说穿了也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帽子问题，一个是票子问题。
三、关于驻京办事处问题
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事实上，“驻京办”的非常规运作模式使其在整个政府机关序列中的地位十分微妙和特殊，而由此衍生的问题也十分复杂。
“驻京办”的历史起源可以追随地早年的同乡会和会馆之类。当时的功能把外是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的地方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等等。而现在的“驻京办”在接待对象和服务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职责一是招商引资，跑部委、要项目、收集信息；二是接待地方来京办事的领导及其有关工作人员。“驻京办”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
一般来讲，能办领导想得到的事，能让领导见到想见的人，是对“驻京办”主任的最低要求。因此，向有关领导以及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攻关，便成为各“驻京办”的首要任务，与领导沟通感情也成为“驻京办”专门研究的一门学问。 “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是“驻京办”的工作箴言。
“驻京办”的工作就是要将礼物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的手中，对各部委司局负责人的喜好要了如指掌，再据此陪同他们打牌、喝酒、旅游、听戏、或者买字画、古玩。礼物不在贵，关键是要投其所好。
“驻京办”近年已经成为腐败犯罪的多发单位，其主要原因是管理与监督失控。名义上“驻京办”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管理，实际上用人权在地方政府手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过是一个宏观指导机构，对“驻京办”的日常工作无权干涉。而“驻京办”在日常工作中的“非常规”运作享有多种“豁免权”，当地政府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方政府不在自身发展上下功夫，而是期望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格外资源和指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在分配相关资源或者进行行政审批的时候，缺乏公开、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掌握资源分配权或项目审批权的官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给“驻京办”留下了公关活动的空间；在这个过程中，难免有时进入灰色地带，甚至触犯法律。
“驻京办”的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某些“驻京办”名义上为本地发展谋求中央优惠政策和商业发展机遇，实际上其职能已经异化，为地方党政官员服务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职责。而个别腐败的地方党政官员则利用“驻京办为自己谋求升官晋级和发财的机会，或者寻找政治靠山，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互相串通，花钱买路。
“驻京办”充分显示了作为派出机构的弹性。其负责人是由当地政府任命的，其产业包括酒楼、宾馆、公司；其职能是使地方政务与中央政务对接，但常常会演变为跑项目、拉关系、搞接待的腐败性行为；其地位是政府外设常驻单位，事实上是三不管，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
“驻京办”本身的透明度不高，基本把媒体采访排斥在外。由于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媒体公关缺失，是最令驻京办痛苦的一笔损失。因为，做公关、拉关系，这些是他们最擅长的“公务”之一。
经常接待的是当地的领导，有人脉关系，在外面纪律也松，工资也比地方高；“驻京办”主任直接对当地领导负责，也来自于当地政府的任命。甚至一些企业想做政府公关，也迂回到北京引见，以便结识当地高层。随着当地领导班子的调整，其驻京办的负责人也会调整，一是要用自己信任的人，二是这个肥缺必须几年换一次，否则问题容易暴露出来。这也是官场潜规则。
“驻京办”容易翻船，因为它拥有太多的特权，驻京办的不透明性，使它拥有了不同于行政大体制的小体制，而这个小体制游离在大体制的规范之外。这些隐匿于首都各大街小巷的地方政府派出机构，不需要象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将工作计划公之于众。他们在北京的唯一上级主管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无权对他们的日常工作进行干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地知道在驻京办服务的人在北京的行踪、职责和工作目标。驻京办成了一种神秘而特殊的政府衙门。这无疑给他们的活动增加了很大的空间和弹性，而且这个弹性没有统一的标准。
“驻京办”是一个“场”，是由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延续形成的“场”。从行政的角度看，这种机构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政治“通道”。有了这个“通道”，他们还能分享集中于北京的政治、经济资源。但这种非常规行政运作模式使其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序列里，却充当了一个十分微妙的神秘角色。“驻京办”的工作程序中，有这样几个关键的显作用和潜规则。
乡情规则：思乡恋土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利用这种乡情则是“驻京办”工作人员的“必修课”。
人际规则：有人把“驻京办”形容为“第二行政中心”，办事处主任则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发现新的“朋友”，然后又通过这些“朋友”介绍另一帮“朋友”，逐渐形成和扩张自己的势力交际圈。
服务规则：“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项目服务为目标”是“驻京办”的工作箴言。但这种“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的办事方针，又使“驻京办”偏离了为公共服务的职业功能。
情报规则：“驻京办”还充当了秘而不宣的情报中心功能，地方官员想利用“驻京办”寻找政治靠山，谋求升官晋级、发财的机会，所以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即相互串通，花钱买路。
产业规则：“驻京办”的存在形成了衣、食、住、行、玩等组成的产业链条。北京有一部分经济是通过政治资源驱动的，“驻京办”便是其中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这些“驻京办”消失的话，肯定会对北京的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
招商规则：除了争取中央相关部门的资金外，“驻京办”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招商引资了。
洗钱规则：“驻京办”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还有不少公司为了拓展业务，也在北京开办了不少驻京机构。这些机构为赌博等犯罪活动组织客源、清洗“黑钱”，构筑非法装甲流通渠道。
我们不能单纯地把“驻京办”定义为“腐败”的“摇篮”或者“温床”。在我们现实的大环境中，“腐败”行为无处不在，“驻京办”的职能异化，形成腐败链条的最大原因是，管理与监督失去控制。
“驻京办”与有关部委的“跑‘步’‘钱’进”的关系，简言之就是行贿与受贿的关系。在行贿与受贿这对矛盾当中，受贿一方永远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永远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权力远没退出市场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部门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选择性地决定把项目、批文等稀有资源给“跑‘步’‘钱’进”力度大的地方。只要地方向中央“跑‘步’‘钱’进”的空间一天不缩小，地方官员上北京“考察工作”的冲动一天不竭制，“驻京办”官员腐败的故事就一天不会绝迹。
一场针对各级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整肃风暴正在酝酿中。驻京办事处面临整顿命运，因为两个原因：一是纪检审计部门确信，驻京办事处成为腐败高发区；二是在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驻京办事处因为“跑部钱进”而被点名，其间自然有腐败情节，并扰乱了财政秩序。
因而，驻京办确实需要整顿。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简单取缔，显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目前的中央——地方关系框架内，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设立驻京办的强烈冲动，即使行政取缔这些驻京办，它们也会以其他方式变相存在。
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的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掌握着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资源，也掌握着地方政府无法躲避的审批权。
巨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源，对地方政府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却带有相当大的任意性。目前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是，尽管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相当庞大，却没有一部关于转移支付的权威性法律，各地应该得到多少中央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核算办法，相关中央政府部门的官员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自然催生了“跑部钱进”现象。
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某种停滞，政府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对经济的管制。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地方政府推动下形成的投资热，中央政府大量使用行政、土地、环保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最为显著的是强化国家发改委审批项目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热衷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自然也到北京为本地的投资项目进行公关，或者为那些被突然宣布为违规的投资项目进行疏通。
总之，各地政府和企业设立驻京办，乃是因为在北京、在那些权力部门，可以通过公关活动得到资源或许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是导致各级驻京办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仅仅对驻京办动刀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地方政府官员在驻京办的腐败，不过是地方政府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地方财政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个附带后果。
“驻京办”变”蛀京办”
每年3月，是各地“驻京办”最繁忙的月份。因为“两会”召开，各地高官浩浩荡荡进京，“驻京办”人员忙于迎来送往。在此前后，他们还忙着给上级部门和横向关系户拜年送礼。
对前来京城的家乡官员或官员家属的迎来送往，是“驻京办”主任最耗时、最无奈的任务。那些官员或官员家属来到“驻京办”，如同当年皇上到了行宫，“驻京办”需要绞尽脑汁，提供全天候服务，管吃管住管玩，用公款支付所有开销，完全不受约束。
“驻京办”财源充足，并成了“美食中心”。北京人可以如数家珍：云南驻京办的云腾宾馆，山珍野味鲜美；贵州驻京办的贵州大厦，小吃绝对值；七省大院内的福建驻京办，佛跳墙最地道；山西驻京办的三晋宾馆，有最本色的山西面食；新疆驻京办的新疆饭店，大盘鸡、羊肉串、葡萄乾炖羊排，无不道地。
许多地方官员利用“驻京办”，为自己寻找发财晋级升官的捷径。为了在北京和中央发掘政治靠山，他们不惜花钱买路。“驻京办”除了为家乡官员找出路，还要为地方跑项目、拉经费，所谓”跑步钱进”。
一位“驻京办”的话具有代表性：“我的工作，就是将礼品不露痕迹地送到领导手中。所谓公关，就是对部委司局长领导人的喜好了若指掌，陪他们打牌、旅游、喝酒，或买字画、古玩。礼物太贵会给人家添麻烦，也不能太便宜，关键是投其所好。我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领导满意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资为取舍，事事以专案服务为目标。”
地方政府还有另外一招：选择农村青年女子，作保姆培训，送到北京，再由“驻京办”送到中央和部委高官家中当保姆，联络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在关键时刻，这些保姆向这些高官倾诉家乡需要报批的专案，令高官为乡情而动心。
渐渐地，“驻京办”职能异化，变成“蛀京办”。“跑部钱进”，必然与腐败挂鈎。“驻京办”成为腐败高发区。各种大案要案“驻京办”往往脱不了干系。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案中，该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案中，该区“驻京办”副主任李一洪因贿赂罪被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中，该市“驻京办”主任崔力因贪污索贿被惩处；大庆市国税局长那凤岐受贿案中，该市“驻京办”副主任李洪波被查处；其他被查办的，还包括广州市“驻京办”副主任詹敏、江苏省“驻京办”主任吴廷祥等。
包括省、市、县、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等设在北京的“驻京办”或联络处，至少10,000多家。实际上，对“驻京办”的管理与监督失控，成了三不管地带：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
驻京办现象与中央地方关系剖析
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论上要说清楚已不易，现实问题解决起来更难。我们现在就面对着一个难解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威胁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个别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是 “特殊化”，而不是“均等化”。 这种现象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今年初，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的报告中，三次点到了地方政府驻京办的腐败问题。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廉政工作会议，各省区市驻京办负责人参加。会议决定，由中纪委负责调研驻京办，由国管局提出整改方案。因为驻京办确有各种利益交织所形成的腐败问题。但时至今日，尚未见到整改动静。从反腐倡廉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信号，是一个改革的切入点。通过调研，逐步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似乎也应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从体制、机制上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否则是难以根治的。即使统统取消了，还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一、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设驻京办？多半是为了疏通关系，跑项目，要经费，即“跑部钱进”。驻京办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不跑不行的。但真正兴起是90年代。1991年，北京已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1994年以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北京城，除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最近还了解到，不仅国有企业在京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在京派驻了联络人员。这种增长速度，正好契合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尤其是以1994年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之后更为突出，最近几年，随着两次大的宏观调控，这些驻京办还有增加的趋势。这林林总总的驻京办干什么事呢？
第一，与国务院相关部委疏通关系，跑项目审批，要各种经费，特别是专项专门经费和某些财政转移支付。其次，接待当地来京办事的头头脑脑及其家属。第三，负责承接遣返各地来京上访人员，这项工作也需要同北京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否则，把上访人员报多了，有损地方声誉。总之，驻京办很忙，忙于拉关系，请客送礼，尤其是几个传统节假日之前更加繁忙。君不见，节前几天，北京街头外地牌照的小汽车，拉着沉甸甸的土特产奔走于大街小巷、机关宿舍。北京各类高档饭店尽管价格奇高，还是应接不暇，其原因多为各驻京办为本地来京官员设宴招待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种种现象似乎说明，各地驻京办成了拉拢腐蚀中央政府机关的“据点”。
二、如果仅仅看到这种表面现象就认定各地方政府驻京办在搞腐败，从而打他们的屁股，有失公道。当然，他们中的贪污腐化分子该打该抓，但作为驻京办这个机构，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第一，他们是奉命派驻，要完成派出机构的任务，不跑不行，不送不行，不请客不行；第二，他们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打交道时，要处处陪小心，不能得罪人，对本地来的头头脑脑也得尽心侍候。他们离妻别子，日夜奔忙，十分辛苦。因此，仅仅整治驻京办，只能治标，不能治根。根在哪里呢？我认为，根子在于政府转变职能严重滞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
因此，解决驻京办现象的治本之策，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实现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1、要认真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1994年税制改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短短几年，中央集中了54.5%的财力，总体上是有利的，同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然而，由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地方上办各种事业不能没有钱。增加地方财力的办法是招商引资，上项目，增加税源。许多项目的审批权在中央政府部门，不跑不行；遇上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就更要跑关系，要跑关系，就得仰仗或依靠驻京办了。
2、要改变中央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的问题。几次宏观调控，尽管是打的“组合拳”，综合运用了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行政手段。国务院某些权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看上去很奏效，但实际上按下葫芦起来瓢。更有甚者，在运用行政手段的过程中强化了部门权力，扩大了部门权力，有些部门甚至成了利益主体，权力部门化了，权力利益化了。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不仅如此，有关部门还借宏观调控，新立了不少审批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3、预算不透明，加上软约束，给中央一些政府部门留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度。中央政府的预算不透明，很笼统，许多规定十分原则，如何掌握，全在执行者的理解，人为因素很大，伸缩性很大。特别是各项专项转移支付，大多在各部委手里。我国的财政预算，尽管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上都要讨论通过，但是这个预算的编制是靠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历年的经验确定的，部门色彩很浓，专业术语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们，能看得懂的没有几个人。事关全国财政支出这样的大事，形式上经过了人大，实际上缺少严肃的、民主的讨论。这样的预算不能算是真正透明的。既然不透明，一般人又看不懂，那就只能任由政府部门的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钱要项目，不往中央政府部门跑，行吗？
4、办事讲人情。中央政府部门不是抽象的部门，是由具体人组成的。只要是人，就难免有人性的弱点，难免有“经济人”的自私的一面。当然，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经得起各种诱惑的，但也保不住有软弱的时候。加上这些年来关系学盛行，一些人在官场实行市场原则，投桃报李，互相利用，损公肥私。试想，如果各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都办不成事，还有那么多驻京办纷纷进驻北京吗？总是因为办成事了，大家才趋之若鹜的。
贵必有王气，富必有福气。在中国官场上，二者可以兼得的只有驻京办主任了。因为驻京办主任既贵为官员，又象个商人，可以广交权贵，当然福气多多了。
要想在政治上有大发展，必须有重量级的人物赏识。驻京办主任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为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大发展寻找机会。
政治在中国是最大的国情，当官要讲政治，做生意更要讲政治，否则你的企业无法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