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十四章：官与关系

《官场文化与潜规则》
净素道人 著

第十四章：官与关系
一、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结拜兄弟。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结拜兄弟。
姓氏。在政治系统的较高阶层中，同姓关系有其重要性。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师生关系。这是中国关系中的基本类型。
经济关系。人们常常运用关系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使互相依存的不同机关得以统一协调；公共关系的需要显示出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朋友关系。其实朋友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基础，而同学、同乡之类的关系基础才是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朋友是年纪、社会、地位及兴趣相似的人，借由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同盟者可能是朋友。
关系既可作为双人活动，又可作为群体活动的基础；在形成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时，意识形态或者政见虽然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治联盟却可能涉入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冲突中。
中国人倾向于以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社团。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同业公会等。这些以关系为基础的社团是某些中国人用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
双人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关系确实是中国政治中团体活动的基础。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不过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而已。要使它在政治上有作用，必须先设法使疏远的关系变得亲密并加以维系。
在各种关系中，感情的品质以及关系的价值都是可比较、可排列、而且可衡量的。
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社会互动不仅其亲密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性，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也十分重要。一旦缺乏社会互动，关系便会随之变弱并且变得疏远。换言之，时间和财力会造成实际上的阻碍，限制个人可能发展并维持的亲密关系数目。时间是最重要的限制。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金钱不如时间重要；没有金钱的开销，亲密关系还可能发展。所以，一个人必须选择发展亲密关系的对象。
维持社会互动的技术之一，是在关系中加入其他的基础。复合的关系基础增加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它们也增加了双方的共同感，使感情更容易发生。复合性关系较单一性关系更为亲密稳固，而且更能抗拒关系的恶化。
发展维持亲密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以互惠的方式“利用”关系。人们会以和发展感情相同的理由而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达到目的。
关系的“利用”或“帮忙”可以是单向的。提供帮忙的人只要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赖对方，他便不会感到有所损失，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下去。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商业交易之外，一般人不会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平衡。
在交往双方生命的重要时刻，关系的“利用”和“帮忙”是一种社会互动的有力形式，它远远超过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因此，在发展并维持亲密关系之际，个人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他必须小心不要过度使用关系，以免造成对方太大的负担；二是当对方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必须是可靠的。
可靠性或信用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不信任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只有在个人自己意愿受大损失，或者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才能显现出他的可靠性。可靠性和关系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便越可靠；关系越疏远，便越不可靠。
关系必须用心去维持，它也可能因退化而变得疏远。这种退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在一次严重的利益冲突之后突然发生。这种利益冲突被称为“利害关系”。
中国人通常用“拉”或者“找”关系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
在政治情境中，解开竞争性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有两种方式：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做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决定。一般的情形是，个人的政治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可能选择中立。
中国人在寻找政治同盟时，喜欢和拥有共同关系基础的人结盟。关系必须在情感增加而变得更“亲密”之后，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用途。人们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和利用两种动力过程，谨慎地培养感情，使关系更亲密。
政治联盟形成的基础包括个人的兴趣、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某些特殊政见的兴趣，以及特殊的情感关系。在政见影响关系基础本身的时候，以及当关系是以共同经验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关系为基础的联盟也可能变成政见取向。
发展中国政治的高层次模式必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必须应用到中国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包括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地方的和中央的、官僚体制的和选举体制的。第二，任何中国政治的理论必须在非中国的政治中测试对比，看看观察到的现象是否源自中国文化或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发生。
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系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宗教和语言等几个互相依赖的次系统。研究文化对政治影响的方法之一，是假设政治次系统为依变项，检视其他系统如何造成政治次系统的改变。
关系网就是“官”系网。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
以血缘为主是一种关系网。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形成了盘根错节达到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以重臣为主又是一种关系网。
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关系网。一名翰林，做一次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的次数的积累，成为文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和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的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乡土关系和乡情也是一种关系网。乡土观念中加了官场因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就是例子。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宋朝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科举制度、荐举制度，又为一些新的“关系网”的形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社会地位流动不居，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士人们相当自觉地构筑着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当时的士人交际范围广泛、关系活跃、连接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其中既有带着家世背景的往来，有姻戚之间的关连，又有因同学、同乡、同僚、同年以至同道之类关系而结成的友谊。他们评价人物注重气节学问，仕途的沉浮并不构成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障碍。
无形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无所不在，十分具体；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似乎独立的个人，凭借其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纵横蔓延为种种关系网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风云人物的种种表现，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
国家有考察网络，官吏有关系网络。这使我们看到一幅多维立体画面：一方面，官员们不得不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公共考察网络之下，另一方面，与考察网络交叉互动的，又有形形色色、四通八达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者调动着官僚体制下几乎全部的力量，组织浩繁，声势恢弘，却仍然难以确知官员的“实绩”，难以保证政令的畅通；后者不露声色，却在封建时代中发挥着颇为实在的作用。
1946年，殷海光在《中国国民党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历代的政治，可以说是“人的政治”；如果一个执政者将“人事关系”调整得宜，那么他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所谓“人事关系”，我们可以形象地说，血统、从属、师生、地域以及恩仇等等因素相乘或连乘之积，就是人事关系。这里说的人事关系，就是关系网。
[关系铭] 想人重用，拍马就行；欲己晋升，礼拜要勤。斯是诀窍，唯我高明。胡话贵乎多，献媚在于精，善于拉帮派，惯于巧钻营。可以讨喜欢，拿奖金。无办公之辛苦，无下乡之劳神。绒线细细结，青茶慢慢品。人赞曰：“聪明绝顶。”
[诀窍铭] 位不在高，头尖则灵；官不在大，手长则行。斯是诀窍，唯我钻营。对上捧粗腿，对下用私人；吹牛行鸿远，拍马不碰钉。可以开后门，讲交情。无正义之细胞，无原则之准绳。烟酒来开路，有钱能通神。自豪曰：“何鄙之有。”
辩证法说得好，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就产生了“关系”。哲学上的“关系”是纯学问，说起来没什么意思，有说头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关系”。
朋友关系、老乡关系、亲戚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上下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邻居关系、情人关系、恋人关系、男女关系。。。。。。关系是一个凝聚力最强的词，它有着无限制的扩张性，任何看上去没有一点联系的事物，经过“关系”的一番运动，都可以建立起关系。
在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社会里，要问有什么东西威力无比，答案也许就是这么两个字：“关系”。升学、提干、调动、就医、打官司、工程竞标、公务员招聘、职务的提拔，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有制度管着，都有规则在那里控制着，然而，“关系”——万能的“关系”却能无孔不入，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人们常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关系”照样可以到大牢里去“捞人”，真正“疏而不漏”的只有“关系网”。有多少事情，没有“关系”的时候，办起来比登天还难，一旦 “关系”到位，马上心想事成。
“关系”的凝聚力亲和力说到底来源于利益，这既有物质的利益，也有精神的利益。正是利益，把素不相识的人捆在一起，捆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
官场上有很多行话和术语。“上了谱的”算一个新词，想必应该是区别裙带关系中假冒伪劣产品的一个标志，是裙带关系泛滥逼出来的。想想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我们这个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凡是能挨上边的都会找上门来，挨不上边的也会想着法子攀龙附凤。无奈亲友太多，权力有限，这就有必要区别亲疏，鉴别真正假，因此“上了谱的”这个关系网上的防伪标识就应运而生了。“上了谱的”，就是有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的人。谱，有两种，宗族谱和家族谱，这里的“上了谱的”应该是指“上了家族谱的”，是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这种家族谱也不是传统上的，而是特指“裙带”意义上的，主要是指 “姻亲姻属”。
宗族谱和家族谱，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徒、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关系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宗谱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遗产被今天的官场用作区别裙带关系的防伪标识，这恐怕是我们的祖先所不会想到的。
中国的关系网错综复杂，除了血缘关系还有金钱关系、美色关系、师生关系、校友关系、战友关系等等。血缘关系用是否“上了谱的”来界定，那么金钱关系、美色关系用什么来界定呢？很简单，这就是社会中流传的“上了卡的”和“上了床的”。
“上了卡的”，是指金钱关系到了位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当然能在官场上找到关系。但是由于反腐败抓得紧，送钱不容易，收钱的也在讲艺术，手中有权，但不能见钱就拿，拿了钱要办事，所以收钱的人要看场合、看事、看人、看金额。为了不混淆关系，只能用“卡”来界定。“上了卡的”就是指接了钱的，也就是办得成事的。上卡与否，就成了金钱关系是否确立的标识。
“上了床的”，是指美色关系到了位的。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今天不少革命干部也不例外。不少人不爱金钱、不爱古玩，但不喜欢美色的人相对较少。所以自觉有几分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往往找上门去“献身”；本身没有姿色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花钱找美色去“公关”。手中有权的人，经常有人“送上门来”，对于那些勇于“献身”的美色，当然不能来者不拒，也有个能收不能收的问题。这就有了“送上门的”与“上了床的” 界定，“送上门的”不一定都能够实现“上了床的”理想，“上了床的”才是关系到了位的。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上了谱的不如上了卡的，上了卡的不如上了床的。”由此可见，金钱超过亲情，色欲超过金钱，也超过亲情。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住脚，需要的是靠山，是环境，是基础，是人和。
当社会都变得没有原则和标准的时候，坚持美好的理想是那么不合适宜和可笑。人在社会，身不由己，要想混得好，终归要投靠一方，早投晚投一个样，还不如早点找个实力强的投靠算了。
社会是什么？就是一张网，就是人事关系结成的一张网，人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点，网破了，人就全完了。
秘密就是身份，秘密越多的人，身份就越高。
领导平时口口声声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真的到了调整干部的时候，才也好、贤也好，都记不得了，首先想到的都是那些经常在眼前晃动的亲信，而不可能是那些视线以外的人。古人说要知人善用，我对你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叫我怎么用你？
不能把自己的前途押在哪一个领导身上，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哪一个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一个人不论进哪一个圈子，总是想着要进步的，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只把目光盯在一时一日的升迁上，那眼光太短浅，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经不起一点点风浪，产生投机心理，使自己的步子走不远，路只不宽，会把自己束缚住。
生活中，一个人的朋友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认识一个贵人可以给你带来好运气，错交一个朋友也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是出门靠领导。
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
现在，老百姓忙着找关系，那些权倾一方的官员也在向上找关系。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有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找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往往在人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地缘、血缘关系本来可以孕育出真切的情感，但是，现在却常常编织出徇私舞弊的关系网，可见，什么样的制度背景，决定着地缘、血缘关系可能有着怎样的生长与发展。
不要一味地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朔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找关系。
“关系网式就业与权力出租”
人们为何一直讳言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求职的影响呢？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动用一切可以尝试的办法求职本身都无可指责。如果视“人际关系网”为一种市场资源的话，依托这一资源寻找就业机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的形式之一。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诚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通常认为人脉关系的形成往往依托于家庭关系背景，其实它的另外一部分可能要来源于大学生自己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因此，积极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累积自己的社会资本也是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际关系网的另一面寓意着必须首先“拉关系”、“建关系”，其过程是否隐含着金钱关系与权钱交易呢？关系与权力往往不分家，“关系网式就业”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式就业”？
“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让数据说话，数据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式就业的真像。而那些自身不具备权力就业优势者，也不得不“找关系”，他们惟一可用的只能是“用钱砸”，无疑增加了就业成本，权力出租者却从中牟取好处。
“关系网”式就业敲响权力出租的警钟。权力式就业是公平就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越是在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越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就业市场秩序，越是要阻止权力出租破坏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要“找找人”。一个人还在娘的肚子里就要“找找人”，看看是男是女；分娩、上学、工作、调动、生病住院、提拔......没有不找人就能够顺利办成的事情。不论你官衔高低，能耐大小，恐怕都有过找人同时又有过被人找的经历。不同的是，做官的被别人找的时候多，当百姓的一般多求别人而已。
从表面看，“找找人”好象是人际关系融合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为腐败铺垫基础。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找人就办不成？或者办得不如意？为什么找这个人办不成，找那个人就能办好？这人是白找的吗？要不要“意思意思”？什么时候不再找人也能把事情办好，或者“找找人”与“不找找人”的结局是一样的，那就好了。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这典型地刻画出了熟人社会的处世原则。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公权私用有密切联系。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去抗争、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之，公民权利意识淡薄，才导致一些人遇到麻烦，“不找法律，先翻翻电话号码本，看能找到谁。”，将保护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
要真正构筑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就必须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这就需要加强对公共轻巧了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牟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假如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遇到麻烦时，不再是先翻翻电话号码本，而是满怀信心的去找法律。那么，我们就离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真正的现代国家不远了。
在地方政权，这个地方的政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庇护模型。模型的主体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相关的有四种人：一个是这个官员的“恩主”，也就是可以庇护他的上级；二是他的下级，是他的被庇护者；三是地方政法系统的官员和他所掌握的“黑恶”势力。这个地方官员凭借他上下左右的关系网，可以无所不能，一手遮天。违法的事情可以由黑社会代劳，黑社会摆不平的，可以动用他所控制的司法手段干预，再捂不住，就找他的“恩主”出面，寻求庇护。而在他的手下，有众多他所提携的下级官员，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效忠”与“进贡”。维系这个体系的内在力量，是层层庇护网之间的利益交换，才是通过授官、行贿、利益分脏来维持这种互利关系，形成利益目标一致的政治联盟。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地方重大政治事务，这个联盟具有垄断权。对外，它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企业家、平民百姓，都会被这个体系分为“网外”和“网内”两种人，网内人可以分享利益，网外则受盘剥。在这种地方关系网的支配下，往往会形成与社会公众利益相对抗的势力。
人际关系是社会最基础、最复杂的一种关系去；其影响社会生活的作用，往往大于工作的关系、组织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现在是信息社会，无论什么人都一样，都要接触社会各阶层的人，领导也一样，有个关系比较亲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人是最受欢迎的。
亲戚、朋友、同学、上级、部下和各种利益血缘、裙带关系结成的网，是一种互相利用、互为条件的关系。利益是维持这种关系的黏合剂。
人与人之间往往都是礼尚往来，你虽然有权，但你不肯为人办事，人家找你干什么？你有权时不帮人办事，等你退下来了，谁还上你家门？因此，现在的领导都想趁自己有职有权的时候为人办些事情，多培养几个亲信，给自己留些后路。有些领导尽管退下来了，甚至作古之后同样门庭若市，都是在位时乐于为人办事的回报。
什么是朋友？“朋友是双月互照”。月光下的一切虽然清高雅致，但孤独有余，阳气不足；只有把两个月字重叠起来，才能度过难关。两个“月”字重叠是“用”字，就是说，有用的则是朋友；换句话说，就是：没用就不是朋友。
据报道，广东有400多名私人企业老板自费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为什么？在逐个人眼里，关系是最重要的；而且同学关系是最靠得住的。现在不是经常有人搞什么同学会，但是，小学、中学，就是大学又有多少同学能当官呢？所以这样的“同学资源”的利用率是不会太高的。相比之下，党校的“同学资源”可利用的效率就高得多，因为那里的“同学”基本上已经是县长、市长甚至省长......党校的级别越高，“含金量”也就越高。
商场乃江湖，官场亦江湖。在封建社会，“同门之谊”就是一种丰富的政治资源。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寻租盛行的当今社会，精明的老板们岂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
大凡在官场上混惯了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想靠某个人的关系讨个巧。这已经成为官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且越是手中有权的人，越不相信世界上有摆不平的关系；因此，越是手中有权的人，也就越热中于搞关系。
在一个单位，好感就是人缘，而人缘又是提前握在手中等待改变命运的选票。当领导的，平时手里握不住几张有情有义的备用选票，仕途中遇到过沟个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
人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人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这时候的是真朋友。
同比自己职位高的人斗，如果没有比对方职位更高的人支持，是不会成功的。
善于理解别人，看别人脸色吃饭，才便于和别人和平共处，才会让别人喜欢自己，才能把别人团结住。
谁都不得罪，就是两面都得罪。
笑脸，无疑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和通行证。
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情。
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仇人一堵墙。
任何一种合作，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感情只能起到催化作用。
在如今的社会里，“关系”永远是战胜“规定的法宝。”
人事关系就是资源，资源只有自己垄断才能发挥最佳效应。
现在官场上流行的是个人感情+革命感情，这两种感情凝结在一起，地位才能巩固，才能晋升。改革开放的年代，法制不健全，经济秩序又混乱，这种个人感情+革命感情的干部最吃得开。这年头没有问题的干部不多，要是有了个人感情，工作中就是有了失误，用个人感情去处理，说道说道就过去了；反过来个人感情有了深度，又加深了革命感情，配合越来越默契，还有什么不好办的。
如今在官场上要想有所作为，靠自己一个人埋头奋斗、苦干傻干肯定不行，得编织一张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你说是结党营私也行。
铁哥们的含义：一起同过窗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分过赃的；一起嫖过娼的。
上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用你；同事关系没处理好没人帮你；下面关系没处理好没人服你。
上级的事情坚决、快速办；同级的事情尽量办；朋友的事情拖着办。
你为了让一个人满意，你让多少人不满意了？让多少人对你失望了？
争取与领导的红人成为朋友，至少不能成为对手。这也是一条官场“潜规则”。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政治分的重要对于一个官场中人来说，有没有政治背景，有没有政治实力，关系非同小可，甚至涉及到生死存亡，政治分就是政治前途，关系到今后是大踏步前进还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往后倒退的极其重要一步。
中国的从政原则是：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乡镇基层官员往上走的空间并不大，他们离地方权力中心偏远，太多的基层压力又很难出政绩，有机会往上走的官员，必定懂得平衡上下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的乡土政治规则使在仕途上能往上走的乡镇基层官员群众基础都不错。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官员，换个地方就不一定能适应。
在封建社会，权力的传销一般是以师生之谊或者同乡之谊展开的，进入现代社会，权力传销的形式更加多样：同学、老乡，只要能够用得上的各种关系，都被人们用上了。权力寻租是一种交易，难以实施就会立刻停止。而权力的传销则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态，凭借着类似于传销组织的“上下线”关系，及关系之外的交叉和彼此的感应，用贿赂与被贿赂形成一张可怕的大网，这张网，大到可以把整个社会都吞噬干净。
在中国金钱与权力的隐秘联系是上流社会“相互联系的艺术”。
在中国，永远是“官本位”战胜“金本位”。
行贿是犯罪，拉关系可就是再合理合法不过的了。
关系就是生产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时候对一个人的毁与誉，牵涉的并不是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一个人要是离开了关系，那么他在这个社会上将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是有限的。官要越做越大，靠的就是关系，方方面面的关系，一个用金钱织成的关系网。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人们最看重的原则是远近亲疏，推而广之，就是以人的“生”与“熟”来确定自己的处世态度。如果是“熟人”，自然要笑脸相迎；如果是“生人”，只能是漠然处之。因为熟人多是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评价将会产生直接的利益效应，因而不得不笑脸相迎；而生人是与自己不搭界的人，他们怎么看自己无关紧要。表面上的没有礼貌，其实是以潜在的利益权衡为心理基础的。有一个规律：再傲慢的人见到顶头上司，也没有不点头哈腰的。而且越是对下级傲慢无礼的人，对上级越是卑躬屈膝。
从寻常角度看，以“利益”来网结关系，是官场人员的特色之一；谋取利益是“结网”的终极目的；而人际关系“网络”中，所有“勾结”都意味着冲突，冲突的 “升级版”就是憎恨，憎恨的“升级版”就是你死我活；当人际关系发展到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后，报偿的极至就是死亡。
优化公务人员的人际关系是当务之急。“利益”的渗透力是极其强大的，“贪欲”也是人性恶中强大的本性，“利益贪欲”的强大内驱力，就会驱使你去交结种种不宜交结的人，而“不宜交结的人”也来巴结你这种适宜交结的人。从而编织官场人际“蜘蛛网”。某些官员为何需要结网？蜘蛛给你的启示是：费心费力结好这张大网之后，就可以坐在网中央，守株待兔，守网获利了。在“出事”之前，大抵是没有人认为那“网”是恶劣的。
人情是润滑剂，，好多人情是由权力或地位供起来的。你在位时，因为有帮助别人消灾解难、升迁提拔的条件，自然有人与你套近呼。
重利害而不重道义，这种事实早已成为金科玉律。
关系的亲密和疏离往往可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原谅和信任程度。
二、关于圈子问题
“圈子”一词是近二十年流行的新词。古代叫做“党、派、党人、朋党”，近现代俗称为“山头、码头、窝子、门派”，也有叫做“沙龙”之类洋名的。圈子现象是当代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学名叫做“非正式组织”或者“边缘化组织”。其实，圈子是个老现象、老问题、老话题。当代人大多从文化娱乐界的热闹中看到圈子之利，而不知圈子的束缚、牵连、局限之弊。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通俗的说法，圈子就是“关系网”的变称，其同意语还有团伙、帮派、社团、组织、山头等等。俗话说“熟人多、好办事”，意思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即是看他生活半径的大小，尽管圈子的说法经常会被打上政治和文化的印记，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想依靠一个下圈子。
圈子不同于公法上的组织机构，也不同于私法上的法人实体。没章程、没责任、没权力、没义务、没和约，依靠兴趣爱好结合，依赖风俗习惯维系，全凭“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约束，组织形式和行为松散、无序、多变。如果没有事业上的长期合作，任何圈子都是“缘熟而聚、缘尽而散”。
圈子里的秩序依据名位、能力、资历、声望、人缘和对圈子的贡献自动形成，从属、伦理、理论和利益等关系交织其中。圈子里面再套圈子，依亲疏远近在思想、行为和密度上划分为核心层、紧密层、外围层。核心层通吃一切资源，紧密层左右逢源，外围层不过是看热闹的而已。个人的成功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圈子仅仅是个桥梁和纽带，不可能包办代替。圈子的老大被拥戴，也被拥挤；圈内人被关照，也被关卡。许多人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圈子良莠不齐。良性圈子是一种和谐力量；反之，则与正式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的关系产生内在紧张。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之外的圈子多半为良性圈子，至少是无公害的朋友圈子。正式组织和法人实体里的圈子因为有利害关系、感情纠葛，所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结党营私，相互利用，党同伐异，破坏体制、秩序、公正，侵蚀公共权力和利益的圈子就是古代人说的“朋党”，是典型的恶性圈子。恶性圈子往往是紧密型圈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倒一个头目倒一批人。
名利场上的圈子与圈子之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专业江湖。圈子是对内开放的，对外是封闭的。圈子之间占山为王，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互动和搏弈规律与打麻将差不多，结局也与棋牌一样“牌打三十年，各装各的钱”。圈子内部因为合作关系或者兴趣爱好坐到一起，没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大家会相安无事，友谊第一；在利害冲突面前，总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亲家路宽，冤家路窄。
圈子如同围城，城外边的人努力冲进去，城里面的人努力躲起来；圈子外的未名人士希望被认识、被关注、被追捧；圈子里的知名人士努力让人看不着、听不见、说不白、弄不清。
圈子问题的客观原因在于公民自治水平偏低，公共信息不对称，社团组织不发达、不健全，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畅通无阻，显规则形同虚设；主观原因在于华人社会居心于有意无意之间，立足于庙堂与江湖之间，飘摇于利害计较与是非曲直之间。
农村以血缘为基础，以家族为圈子；现代人随着科技的进步，更在象蜘蛛织网一样，努力让自己的圈子越画越大。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种共性，无论是职业、品味、爱好、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足以组成不同的圈子。
圈子是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但又是无形的，它的内在具有排他性。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但处在一个个洋葱头结构的圈子里，每个圈子都有核心，有边缘，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说话的分量各异。但是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圈子的依赖。
每个圈子有每个圈子的游戏规则，官场更是如此。圈子内的大都是懂得规则的，即或不甚懂，也会在这个规则的隐性制约下本能地去做。
古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现在想在官场中混，恐怕还要千方百计钻营进某一个圈子，寻求一张保护伞。官场中人进入某一圈子，成为“某某的人”，是有本事、有能力、受赏识、前程似锦的表现。官场中的食物链不仅使得官员结成团，起到了利益输送和保护伞的作用，而且严重腐蚀了官场，如果不进入这个圈子，不向这个圈子输送利益，那就将永远被排斥在仕途的道路之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则而加入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如滚雪球一样，将一些官场歪风邪气传染到干净的地方。
圈外清、圈内贪的“圈子病”已经成为官场中值得警惕的一种特有现象。在小圈子中，杂人虽少，但角色俱全，通常都是掌握实权的一些党政官员或者国企老总坐镇圆心，趣味相投的官友、大款、巨商占据圆面，秘书、司机、财务等办事人员在圆的弧外线上担任谋士。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官场中的这种圈子病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腐败分子的小圈子越小，越不易被人识破，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圈子的魔力在于：一旦进入圈内，就不约而同地形成默契，对圈内人的事情不遗余力、有求必应，政治生活私人化，圈内兄弟好办事。私事公办，化私为公，是圈内相互谋取私利时驾轻就熟的拿手好戏。大凡进入圈子中的人在圈子内需要办什么，往往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官靠商富，商靠官发”是互相之间通过利用后达到的目的。象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那样要起钱来不论张三李四“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腐败招数，风险太大，要做到既捞钱又降低风险，就必须采取“放长线” “打深井”的手法，还要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在社会中，多数人注定是要别人替他们说话的，尽管由工作、生活而形成的众多人际交往圈子内，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但事实是总会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左右，社会也就分化为平民、精英、贵族。他们依照经济条件，文化教养、政治需求，各自建立起一套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圈子也就成为一个准社会单位，虽然无形无声，但它限制着每个人的行动，同时也相互碰撞和渗透。
没有永远的圈子，就象不存在无保留的友谊，圈子可能随着社会环境而伸缩，但每个人都在其中，谁也无法脱离。
圈子里有个规则，就是你必须和大家一样，太出格了不行，太有本事了更不行。
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是圈子的本质。圈子是一种互利的活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利是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建的，它没有商品买卖那么简单，也没有权力支配那么生硬，也不象商业化的俱乐部那样随意进出。圈子内外，由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
现在是老乡帮老乡，同学帮同学，战友帮战友。各个单位、各个层次都有不同的圈子，你进入不了人家的圈子，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枉然了。
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一个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一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徒、绝迹。
“谁是谁的人”是一个许多人常用的话，在机关呆过、在企业干过、在官场混过的人，多会用这句话。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就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意识了。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个人一旦成了谁的人，他必定战战兢兢，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此人。因为他要从主人那里讨衣食、讨名誉、讨权力。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者活动的范围。
这个定义是简洁而准确的，是普通老百姓所理解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以工作而定的同事圈，此外还有同学圈、老乡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有的人圈子多，有的人圈子少；有的人是圈子中的重要人物，有的人就是跟着人家混；有的圈子慢慢变小甚至不存在了，有的圈子却逐渐变大了；有的圈子很封闭，外人难以进入，充满神秘色彩；也有的圈子松散无序，散漫自由......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官场一直是凌架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权系统，也因远离普通民众而充满神秘色彩，改朝换代，荣辱沉浮。政治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系统，得失成败很难简单地总结，政治人物是是非功过也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等等。简言之，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子，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作是某某人的 “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没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在这个人的队伍中，如果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所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在中国古代，这类人物基本上是一些理想色彩比较浓厚的读书人，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学而优则仕，想为君主分忧，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在这个层面上有一个特殊的圈子：清议派或者称为清流。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是一个从读书人到行政人才的转变。有的人综合素质本来就高，经过简单的实习即可胜任，尔后边干边学；但也有许多书生意气很浓，纸上谈兵是高手，而一旦实际任事，就眼高手低了。再加上古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言官制度，即专门有一批御史、言官之类的监督官员，可以“风闻上奏”，没有事实根据也可以批评官员，向皇帝告状。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是屡见不鲜的，他们往往会左右社情舆论，对政坛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好的也有坏的。总体来说，这个“清流”圈子基本上可以归入第一个层面。但因为他们只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即使他们掌握了权力，往往也难有实际建树。
第二个层面可以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一些：他们的才干和抱负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的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事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拌君如拌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不免要媚上欺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多数。本来，世界上就难说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任何人身上都有“好的成分”和 “坏的成分”，大英雄和大奸臣都是少数，中间的大多数是一个系统的稳定成分。
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所以，虽然他们不是耀眼的明星，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中的恩怨情仇、门户帮派也是一种圈子。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古代的政治江湖更是如此，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这些都是不可不细细盘算的。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学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资本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恋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委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报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局势如此，高层领导者也希望如此。细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此广大的疆域，自然需要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庞大的系统运行的时间久了，自然会有它的惰性和惯性，这些惰性和惯性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而任何改革新政又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道理很简单，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换了，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了。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新的政治力量与原来的势力交锋和均衡，至刚至猛的外功不一定就能敌得过看不见的网和阴柔的太极拳。所以说，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网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在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在圈子中还有一个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泛这样的小人集团。君子与小人，忠臣与奸臣的交锋斗争是历史中最常见的内容。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相容的时候。
就君子就有小人，这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必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娘子军的事业。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是个文火慢炖的功夫活儿。
政治家最忌讳意气用事，政治家的境界是委曲求全，任劳任怨——这也是一种牺牲，没有这种牺牲精神，那么最多成为一个“清流”政治家罢了。政治家要能屈能伸，不仅仅是立言、立德，更重要的是立功。
有韧性还要有肚量，容得下自己的人，自己不喜欢的人，比自己低的人，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的人，对国家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
政治的升迁其实就是圈子的转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流动是自然规律。一般来说，一个官员在一个职位上干上几年，兢兢业业，有些成绩，没有什么过错的话，总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政治上每上一个台阶，周围圈子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地位提升了，那么在圈子中的位置自然就不同了，对上他成为上一个圈子里的成员，对下他就是这个圈子的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些特殊的集团。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称为官员，但往往对官场有重大影响。一个是太监嫔妃集团；一个是以师爷为代表的幕僚以及胥吏集团。
官与吏原来没有严格界限和区分的。在两汉时代，每个机关的长官称为“官”，其他的下属就称为“吏”。唐朝的时候，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吏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明朝情况更加不同了，朝廷规定了胥吏不准当御史和考进士，这就基本上把胥吏的出身和前途给限制死了，吏成为没有品级的行政公务人员。
古代的官员大部分是科举出身，有了功名但不等于有了实际治理的才能，尤其是到一个地方上任以后，对地方行政系统的运作以及当地情况，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这时候，挑选一个好的师爷就至关重要了。在明清时代，师爷已经成为遍布全国行政系统的重要力量。
因为很多实际的政务都掌握在胥吏手里，他们的本事师徒相传，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好的胥吏和师爷与官员配合起来，则政治清明，否则，“任你官清似水，怎奈吏滑如油”，用人不当，治下无方，便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往往是矛盾的结合体。他们读四书五经长大，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可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他们一不得不权谋机变，施展手段。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传统。但如果在动荡时期，读书人就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这种时候一般是英雄、枭雄、土匪、流氓、无赖等等的时代和乐园。因为乱世是没有秩序和游戏规则的时候，而读书人读的书越多，所受的约束就越多，他们的思想潜意识中，伦理道德都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规则。
如果圈子中除了领袖，只有一个全面型的二把手作为次级核心的话，那领袖晚上就肯定睡不着觉；如果有两个次级核心的话，，这两个人很容易联合起来共同谋反，领袖很容易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三个人联合的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如果没有得力的次级核心和干部也不行，事情干不成。所以，作为最高领导，随时要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
官场上有一个规则，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所有荣誉都应该归上司所有，下属如果分了上司的荣誉是会出问题的。“善归于上，恶归于己”是安身保命的良方。
政治家的根本是自己的队伍和势力，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在此方面花费心血，这样才能有实现自己理想的本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短期的崛起到长久的霸业，根基扎得越牢固，则枝叶就会繁茂，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
在政治圈子的交锋中，要想打击对手，首先就是要铲除对方的羽翼，逐步削弱对方的势力。把政治舞台切割成几大圈子，把朝廷重臣卷入其中：你只要身在重要位置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帝王管理学”的核心就是要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圈子之间搞平衡：要有塌实肯干为国为民的老黄牛，有对自己摇尾乞怜的狗，有收放自如可随时消灭异己的狼。
人际交往是一门大学问，其核心问题是：第一，交什么人？第二，怎么个交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要交大人物。可是，大人物很多，到底谁更有前途和希望，需要一个判断。而且，同时有多个大人物都有前途时，结交哪一个？这就要分析哪一个可能接纳自己，在哪一个圈子中混有自己更好的位置等因素，不可贸然行事。如果四处碰壁，那么名声就很糟糕了，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个问题也很有学问，交际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尺度。钻营门路，结交高人，笼络人心，是政治人物的基本功课。中国古代有不少官员以“能”著称，所谓的能臣、能吏，除了精通具体业务外，就是人情世故上的精明练达。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尤其对那些热衷于功名的人来说，具体业务能力只是敲门砖，关系网经营得如何才是升官发财的关键。上边没有人赏识，下边没有人追捧是不行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贵人”一说。所谓的贵人，就是那些位高权重，在关键时候能够关照自己的人。而贵人不是毫无由来地就能关照自己的，要靠自己平时大量的“工作”：要让贵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这样，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才有可能轮到自己。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那么准备工作要做到什么地方呢？光埋头做业务是不行的，否则，当机会来临时，贵人头脑里的备用干部名单中根本没有你，怎么会推荐你呢？
说到底，封建社会的官场就是关系场，就是一个个圈子网。从低到高，一个个圈子混上去，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以及重要关头贵人的关照。
有天分的政客对人际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哪些人是将对自己的前途发生重大影响的贵人，他知道如何去靠近和赢得贵人的好感，他也知道如何在一个新的圈子中立足并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能量。
在政治格局中，要想不断地进步，除了上面要有通天的贵人以外，还要有效忠于自己的势力集团。这是一般情况下的通常道理。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作者）主义者关于什么是牢固的政治势力圈子，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评定：在这样一个圈子中间，只能有一个一号人物，众多的三号人物，不能存在二号人物。否则，权力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圈子的牢固性就不复存在。
对于小人来说，绝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小人能结成朋党和集团，其主要的动机就是利益两个字，其表现方式就是“趋利”和“避害”。
关于圈子问题(二)
如今的官场体系，基本上还是官选官、官考官、官评官，这使得官员只在意官场评价，更多考虑下属官员和同僚的利益，只要把下属官员和同僚安抚、迁就好了，就升迁有望至少不会倒。而如何才能安抚好下属和同僚，当然是只有第二财政多收，丰厚小金库，明里暗里增加机关福利（甚至纵容下属腐败）。而要壮大第二财政和小金库，只有炒高房地产，城市规模大了，腐败的权利提成也多了。如今的大腐败已经转移到城建和房地产领域。有几个有猫腻的地产项目背后没有权力的插手？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腐败的权力利益与共。
在我们中国，"圈子"是个意味深长的词汇，贪官的"圈子"，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官场现象，它无处不在却又无从查找，人人皆知却又讳莫如深。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运行和走向，贪官们的一举一动，也无不牵动着这根敏感的神经！
贪官为什么需要有个圈子呢？道理很简单：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它，就有了依靠和保障，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资源，人们常说的谁是谁谁的人，所以就上了；谁是谁谁的哥们，所以就发了；谁有谁谁担着，天大的事情也能够摆得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圈子的组织十分严密，虽然没有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他们才不会干这种小儿科的傻事），但绝对等级森严、分工明确、运作有序，一切都在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之中。圈子对成员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想进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察"。圈子里则完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成员的要求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忠诚，第三还是忠诚。圈子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圈内有人不按游戏规则办或圈外有人无意中冒犯了他们，那肯定会听到这样的提醒："你还懂不懂规矩？"接下来的事情你可就要小心了！
圈子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但有官员、警员、商人、艺人和文人，还有流氓地痞，甚至还有军人和学生。是共同的信条、欲望和心态使他门走到了一起。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往往以"某某长"或"某某总"相称，极为文雅而卑谦；可当哥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爷们、哥们、老大、老板"便成为了他们的名字，如果还喝上几杯，那就更加热闹了，什么刺激来什么，可一出房门，道貌岸然又重新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圈子里的话题极为广泛，上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新动态，下至昨晚那个小妞好不好玩，应有尽有！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权力和金钱，比如人事问题，就是圈子里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人们通常以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家企业、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谁上谁下谁进谁出这样严肃的问题，应该是在会议室里决定的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往是会前就已经在酒桌或牌桌上敲定了，会议只是个形式而已，这是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一条" 潜规则"。操作和支撑这一规则的，乃圈中人也！
如此复杂的圈子靠什么来维系？当然不是革命理想，也不是三个代表，而是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利益关系就是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利害关系就是在一起干了太多的坏事，人人兜里都有一本流水帐，谁也惹不起谁。他让你拿了钱，入了股、上了床，甚至还有那么几条命案，捅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除了乖乖地听命于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一些本来不是贪官的官，就是这样被他们搞定的。一首颇为流行的顺口溜讽刺道："官场哥们有五铁：一铁一起同过窗，二铁一起下过乡，三铁一起扛过枪，四铁一起分过赃，最铁一起嫖过娼。"就是这种状况的生动写照！
看到这里，你也许心里在嘀咕：这不整个就是个黑社会组织吗？确实是这样，从本质上说，贪官的圈子与黑社会组织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直接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具有更大的危险。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分出圈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意思。有可能是迷恋一种生活品位，或者是一种特殊的休闲爱好，都能让人走到一起，形成圈子。圈子其实小可以是二三知己，大可以是众多的爱好者，有可能是关系密切，朝夕相处；也有可能是在网络的虚拟现实中存在。圈子的特点一是松散，不是严格管理的组织，所以没有多少限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二是基于兴趣。
这里有个悖论：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变成了“大众”，什么都能放开，沟通非常便捷，话题已经公共化，生活也越来越同化；但圈子却越来越多，划定的界限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几乎透明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另一方面我们又迫切地将自己隐藏在圈子里。
世间最深的伤害，常常来自最要好的朋友，人们可以容忍敌人的拳脚，而不能容忍朋友的伤害。
朋友翻脸后更容易把对方置于死地，因为朋友才知道对方的薄弱之处，也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
人有多少关系，就有多少感情的债务。中国人把更多的时间不是放在自身的修养和深造上，而是放在了和同事、朋友、亲戚、同学及各种关系上，最典型的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实际情况是，路越多，红绿灯也越多。中国人恰恰就在凡事无章可循中，活得很累很累，在很累的同时，又浪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
任何反目成仇的和解，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世界上任何东西，一经破坏，便不会恢复如初，破镜重圆实在是一句很虚伪的话。
一个单位是个圈子，圈子里围绕着核心人物又有个小圈子，里面的几个人把各种好处都包揽了。
圈子里是要讲对等原则的。
圈子里就是这么回事：大家都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
在圈子里呆着，要训练有素，把形体语言、面部语言调整到得心应手，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在精神上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是由这个人怎么样决定的，而是由他头上的那顶帽子决定的，你不得不把帽子看得比人格还重要。
一个人把事情看成正常现象，就没有什么苦了。说来说去还是太爱自己了，太爱自己就是不爱自己，圈子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想进入又把爱憎都写在脸上，那是不行的。圈子里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关系，爱也好恨也好，都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谁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自己重要，所以自己正确，越是大人物就认为自己越重要也越正确。一个人掌握了几顶帽子，他就可以威风了。对下面他是永远正确，永远不会有错误。除非你什么都不要，无欲则刚。但是，什么都不要也不行，最多只能做一个沉默的局外人。有些人在位置上坐久了，手下都是自己安排的人，他的想法对手下人就是圣旨。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说的人，一种是被说的人；说的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被说的人命运被别人掌握。
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种是被别人气死的；另外一种是气死别人的人。你不做气死别人的人，就肯定是被别人气死的人。人跟人就是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你处在什么位置上。生活中有许多相对独立的圈子，一个人在这个圈子中的地位，还有他能够得到的利益，是按照他与核心人物的关系来确定的。核心人物手中有若干顶帽子，帽子下面有一切。因为他是资源之源，他能够相当随意而又合理合法地把资源分配给自己所认可的位置上去。权就是全，其辐射面是那样的广，辐射力又是那样的强，是一切的一切，是人生的大根本。钱做不到的事情还是有的，而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了。所以有那么多人为之豁出一切，甚至拿生命孤注一掷。曲线救国到底还是为了救自己，现在的人拉关系都不必掩饰了，后面的功利动机都是一清二楚的。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事情办了就是真。办了就建立了关系，就有了默契，一切都在不言中，无需多说，这也是游戏规则。
一个人既要在圈子里求生存，又要对圈子里的人和事说三道四，那是不可能的。
圈子里的人，天然就是一条战线的，高度默契。没有重磅炸弹不要想炸翻一个人中国的官上去不容易，下来更不容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那是报纸上说的。
在圈子里，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这是大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谈不上永恒的朋友，也谈不上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是最真实可靠的，也是最稳定的，除非有一天利害关系变化了。
在圈子里有回报这是规矩，没规矩就没方圆，游戏就玩不下去。一个人的走运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倒霉为代价的。
在圈子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大人物的心思了如指掌，要吃透他们。凭借本能准确地把握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意义重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人在做，规则只能限制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规则只是一张白纸。圈子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更有内容。形式就是实质，进入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人一个定位。不然为什么皇帝要搞登基仪式？
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事情，不能说谁是野心家，批判别人是野心家，那是很可笑的。你以前一点野心都没有，谁又会照应你？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可千万不要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的时候用的。
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
在圈子里呆久了，就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也就完了。这种思维经过多次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你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在圈子里，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
圈子好象是个黑洞，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多少人以平民的姿态走上领导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了既定的轨道上。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面，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
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只要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疏通关系，不怕关系压关系。
友情只有在从小结下的朋友中才可能延续一生，成年后的结交则必有交易的成分；感情只有在爱人或者亲人中才可能延续一生，爱人靠情意相通，亲人靠血脉相连。
其实朋友一般都是到了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牵线人的角色已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持。跑官的人离不开牵线人，手里有官票的人也需要牵线人。
走上了从政这条路，真才实学是一种能力，协调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要广泛结识有用的人，要尽可能地让你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同时你也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个有用的人服务。让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当然不可能，但要努力争取更多更好。
为什么大家都要拼命拉关系，就是因为不合理的东西太多了，只有通过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人情世故这东西，一旦包裹在提供人身上，就象枷锁，如果甩不开，年龄越大，这些东西就积蓄得愈加厚重。
一个国有企业的退休老总，退休以后有如下感概：当工人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当科长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知道，但是自己还得装成不知道；当主任是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就不该知道；当老总的时候，才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最好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在失势的时候离你最远的人。
为官交友，要特别警惕三种人：一是官不大，特别能办事的人；二是挣钱不多，特别能花钱的人；三是不太熟悉，但特别能套瓷的人。
在很多时候，背景比一切身份、财富、荣誉都重要一千倍。什么是背景？这是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而外国人却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说白了，背景就是权力。是中国人都心领神会的那种权力。它可以变成特权，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强权，变成一路畅通的霸权，变成神秘莫测的极权。这种背景崇拜，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真才实学，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背景。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官本位和钱本位同时并重，所以背景崇拜中即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表面看来，中国人比以前更自尊、更尊重别人，其实不然，在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人们只尊重那些有背景的人，那些体面的有权有势的人。
三、关于面子与关系
中国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则与西方迥然不同。这些社会十分重视“报”（报答、回报）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因人们在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彼此间“义务”的性质以及双方长期刻意操作面子及其他观念所造成的义务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特殊的文化象征以及有权力的领导者在历史上长期垄断有价值的资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为形态的产生。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社会群体里，人们经常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公平法则、均等法则、需求法则。
公平法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
由于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景，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比较，“人情”的含义却更加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过程。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情感性的关系。这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
工具性的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资目标。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
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交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 “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据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越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越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等等权力象征；还可以看到有人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就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密切关联的重要事情。
由于了解了“面子”对他人的重要性，如果个人不能在实质上为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添加面子”，至少也要在表面上对他人“敷衍面子”。
在中国社会中，“做面子”是个人炫耀其权力的一种手段；以“面子工夫”影响资源支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分配的方式，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
中国人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通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
攀上关系只是双方建立混合性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某种资源的支配权，具有交往的价值，他可以进一步地用拜访、送礼、宴请等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
“面子”在中国代表着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脸”不仅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束力量。
“脸”代表的是社会群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丢脸”是团体对不道德或社会所不同意之行为的责难。严重损害社会道德规范之事，一旦为大众知道，便构成个人品格上的污点同时引发大家的互相责难。“丢脸”的另一种说法是“丢人”，这里的“人”主要是指“人格”。
“脸”和“面子”的重要性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而有所不同。在任何社群中成长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张诚实、正直的“脸”；但是“面子”却会因家庭地位、个人的关系，以及自我影响他人的能力等等而有所不同。在组织严密的社会里，大家都了解每个人所处地位的最低要求；任何人不履行其角色所应尽的责任，都可能使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产生脱序现象。
所以，在社会中“脸”是运作，作为一种手段确保了自我的社会经济安全并维护了自尊。主要是为使社会对其道德品格形成一定的看法。
尽可能增加自己的声誉，便可以在社会上步步高升。为了利用社会上的各种机会，必须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并且严格遵守社会交往习俗。
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中国人跟他者互相斗争的时候，往往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对方争斗，而是群体和群体间，是有“关系”的群体互相在争斗，结果是西方人在竞技场上的争斗，到了中国人的社会，往往演变为关系与面子的“权力游戏”。
中国人所谓“面子”的大小，通常是由个人在某一特定场合中所占的位置及其所掌握的权力决定的。在某一特定的生活场合中，个人所占的社会地位，有一大部分是由他和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而在个人生活世界的不同场合里，决定其社会地位尊卑的因素又有明显的不同：在亲密社会里，它是伦理关系；在运作社会里，它是金钱与权力。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人通常并不只有一张“面子”，而是可以有“多重面子”。
从资源理论的角度看，当个人充分掌握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他的面子可以说是实的；相反，如果个人并未真正掌握住运用某种资源权力时，而借由各种人际沟通的手段，刻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出那样的形象，他的面子可以说是虚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元式的政治势力渗透并主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场域，一个人想获得社会地位，必须向政治中枢靠拢，设法在政治系统中取得一定的位置。
有钱并不能买到一切，就象有人虽然有权却无势一样，还得要学会做人。人生在世，首先要学会做人。如果权钱结合，相辅相成，加上会做人，讲义气，朋友多，就会形成强势，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肯定可以取得最大的自主权，赢得最高的自由度。
人可以没有权，也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朋友，只要有了足够的朋友，什么都并不难到手。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得的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也不是男女间的情爱，最难得的是朋友之间无条件的信任。
朋友之间在嘴巴上挂着“谢”字的，不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在需要时主动出现的人，朋友是主动互相分忧解难的人。
感情和友谊也许一辈子也派不上用场，但一旦需要时，就会显现其巨大的能量。这种投资最终得到的感情回报，在关键时刻比任何实物形式的回报都重要得多。
最好的朋友也许就是最可怕的敌人，最亲密的人也许就是背叛你、置你于死地的人。
一个人如果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不懂得人情世故，不知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决不可能成为好的官员。
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人，一旦地位发生了变化，最容易翻脸不认人。
地位的变化，上下级角色的转换，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
每个有一定职务的人，都会形成一个关系网和交际圈。得到一个人的肯定，就相当于得到了与他交往的一批人的肯定，即使退休无权了，他们的关系网还仍然存在。
在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哪怕是有着共同理想的组织，人际关系都是最微妙的。
一个真正有远见、有谋略的人，都对社会关系的含金量有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在我们现实的中国。
有权力的人接受你的利诱，最有效的办法是和他成为私人朋友，在这个社交过程中，诚恳和保守秘密是最关键的因素；不要有了什么事情才想起去公关，去找人帮忙，把公关做在前头，先成为朋友，只有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才能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