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

试论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 张涛甫
中文摘要：本文把舆论风险放在风险社会以及媒介化社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社会结构转型、全球化、媒介技术与制度等因素加剧了当下人类社会的舆论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媒体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媒体在风险监测与控制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风险社会、媒介化社会 舆论风险  媒体
一、风险社会
风险是人类的宿命，人类发展史就是风险抗争史；但是人类与风险抗争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的历史。在与各种风险的抗争历史中，人类把自己的名字大写在历史的碑石上，但在跟各种风险的较量过程中，人类渐渐膨胀了自己的理性。特别是启蒙主义以来，人类的这种自负借助科学的神力不断膨胀，轻视了风险的威胁。表面上看，如今科学技术和人类智慧在各种风险可以战无不胜，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风险在与人类赛跑。在飞速奔跑的风险面前，人类有时候也显得不从心。在与风险的遭遇战中，人类的最大敌人不是外在风险，而是人类自身，即那些由人自己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出来的风险，这些人为的风险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报复。
自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与风险的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作出这样的判断：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人类社会离不开风险，但是直接将人类社会命名为“风险社会”，的确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在他看来，如今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风险与前现代面临的风险存在极大不同。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期以前的风险，其风险机理和内在逻辑相对而言是可以感知、控制的，而且这种风险是多区域性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相对明确。
如今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控制能力，虽然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的技术发展速度迅速，但风险“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乌尔里希·贝克,2004:20）。这种风险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它们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和工厂相联系的或职业性的危险，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危险成为超国界的存在，并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乌尔里希·贝克，2004:7）。因此，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2004:21）。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实际影响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边界。这类风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影响的后果难以预测。即便在科学和理性非常发达的今天，也难以准确把握、控制这些风险。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学理性声称能控制这些风险，但这种自信往往是脆弱的。事实上，科学技术所能抵达的范围还是有限的。虽然如今的科学已高度发达，但在更加复杂的世界面前，科学的可控力还很小。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防止那种危险，但是首先它们也有助于产生这些危险” (安东尼·吉登斯,2001:3.)。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风险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又无意促成了风险的产生乃至加剧了风险。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介入其中，更增加了风险的变数。社会组织的空前复杂化以及交往空间的迅速扩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更增加了由于社会组织失调造成的风险概率。各种各样的非自然因素加剧了风险变化的可能性，给科学预测和化解风险带来了极大挑战。
二、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风险
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固然要紧，但舆论风险同样不可小视。过去我们往往重视实体层面的“硬风险”，相对轻视虚体层面的“软风险”。像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属于“硬风险”，而舆论风险、文化风险属于“软风险”。在风险社会中，舆论风险越来越成为风险中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他“风险社会”的一个理论盲点。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风险恰恰由于成为舆论风险才具有极大的威胁的。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对社会风险的感应往往是最直接、敏感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经常是通过舆论形式反映出来的。因此，舆论风险是风险的又一表现形式，而且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风险表现形式。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多是一个被动的、有限的信息接受者，其信息接受和传播范围是比较有限的。而在网络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传播和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多头并进，形成了三维一体的传播“立交桥”。在这种传播语境下，信息主体就拥有了更多的信息选择，这就更增加了风险传播的变数(张涛甫,2006)。风险社会与新媒体的双重因素加剧了舆论的震荡，大大增加了舆论控制的难度。风险本身可能并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被舆论风险放大或者扭曲的风险。
媒介组织和媒介技术的升级发展，把人类社会推向了新的社会形态。未来学家托夫勒敏感地发现这一深刻变化。他从人类社会权力结构的转移角度描述了这一新变化。他认为，当今，正是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时期，人类社会正处在“权力转移期”。眼前的世界正在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权力结构,而且这种权力转移正在社会各个阶层展开。这权力转移不只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是权力的改造(阿尔文·托夫勒.2006:3-4)。在阿尔文·托夫勒看来，进入后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结构从原先较低的权力品质进入了较高的品质。阿尔文·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的权力品级有三种：一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力，二是靠财富建立起来的权力，三是靠知识建立起来的权力。暴力或者胁迫的弱点就在于缺乏弹性,只能用来处罚，也只能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比较起来,财富可带来中级品质的权力；而最高品质的权力则来自知识的运用(阿尔文·托夫勒.2006:11)。阿尔文·托夫勒认为，在催生知识型权力结构方面，新的媒体系统是权力转移的催化剂(阿尔文·托夫勒.2006:220)。权力成为托夫勒观察人类社会的理论支点，在这个支点上，他发现了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权力品级，在这权力转移过程中，伴随着世界秩序和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新风险。而媒体系统在这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各类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使得人类社会多年建立起来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被改写了。在川流不息的媒介之流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传统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意义。过去，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超前思考仅仅停留在少数精英圈子里；但今天，在汹涌的媒体信息面前，大众媒介把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通过日常、生动的媒介现实直接地呈现在普通大众面前。传播技术在缩短时间和空间距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使各种交往变得轻易便捷，“天涯若比邻”不再是诗意的想象，在媒介技术面前，这已经成为最直接的现实。过去，我们谈论全球化，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实体层面的流动和交往，集中在政治、经济、环境等等主题上。我们对风险的关注，也是集中在“硬风险”方面，而对媒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新问题关注不够，对由此引发的舆论风险重视也十分不足。而舆论风险作为一种“软风险”，在媒介社会中，往往容易加剧硬风险的风险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量舆论风险，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三、舆论风险的成因分析
舆论风云，变化多端，飘忽不定。舆论风险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当今社会语境下，舆论风险的主要成因有：
风险的全球化与利益的区域化
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媒介化的无远弗届，使风险有可能被迅速、广泛传播，原本受制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区域性风险可能会演化为全球性的风险。全球化将全球利益和安全捆在了一起，而媒介化社会又使多种风险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风险发生的频率空前加大，风险的性质和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交往越多，伴生的风险几率就越大。问题在于，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博弈、谈判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体或区域性的利益主体，这些主体往往还固守原先的利益立场，甚至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扩大他们原先的利益，进一步巩固原先的利益格局。这种各自为政的利益格局不利于全球性风险的防范。比如说，环境风险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全球性风险面前，不同主权国家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如何界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分配这些权利和义务？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有新的思维框架进行规范。虽然在日益严峻的风险问题面前，人类社会开始携手共同面对，但行走的步履比较艰难。人类社会在风险应对方面，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显得十分不足。而利益是其背后的症结所在。突破原先的利益思维定势，寻求共同应对全球风险的战略思路，成为如今人类社会遭遇新型风险的迫切课题。
人类社会的制度创新不适应全球传播语境的要求
社会风险的全球化，社会的媒介化，要求人类社会以新的制度安排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问题是，人类社会在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时，反应迟钝，思维滞后，行动缓慢。究其原因，概在于：一是利益驱动。既有的世界格局背后是现实的利益逻辑，既得利益者处于利益考虑，不愿意在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全球性风险。二是制度惯性使然。制度的作用可以有效地聚合群体资源，使得分散的资源形成合力，从而比较节有效地约交易成本。但是制度一定形成就容易沉淀下来，形成一定的制度惯性，对新制度的出现形成抑制作用。人类社会在应对风险过程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些制度。媒体组织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赋予了媒体以环境监测功能，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这一功能加固起来，比如提高民主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阳光政府、阳光法案等等，这些人类社会智慧凝聚成为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了人类社会及时地应对各种风险。可是，制度一旦成型，就有可能形成制度惯性，造成路径依赖。媒体制度也是这样。在全球化风险面前，媒体技术虽然在不断升级，本可为人类社会应对风险提供更好的便利条件，但由于制度创新跟不上，既有的制度安排在巨大的制度惯性作用下，不能对新型风险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舆论自身的复杂性所致
舆论风险一方面与风险源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舆论场有关。舆论场因时间、空间而变，并随着舆论场的内在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舆论有复杂的机理，把握起来比较困难。关于舆论的复杂机理，古斯塔夫·勒庞有精彩的描述和分析。在他看来，舆论的复杂性在于处于舆论场中的人群心理的复杂多变。“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贯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的确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 (古斯塔夫·勒庞， 2004:12)。孤立的人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的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他甘心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组成群体的人在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会情不自禁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截然相反的举动。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了豪杰(古斯塔夫·勒庞， 2004:18-19)。在特定的舆论场中，容易形成特定的群体心理。而群体心理容易背离正常的理性，一点意外的刺激可能会引爆意外的心理反弹，在社会舆论上掀起轩然大波。
麦克卢德（Jack  Mcleod）、潘忠党等人对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共舆论的内在机理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对公共舆论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民主社会中的公共舆论过程的内在机制。针对公共舆论过程，他们提出了四种关系框架理论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在公共舆论过程中，存在这样四个关系：一是微观—微观层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解释舆论的形式、变化和表达的认知和影响过程，揭示了个人对所发生事件的心理反应。二是宏观—宏观层面的关系。主要研究的是有关公共舆论、公共政策问题，以及大众媒体在二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三是宏观——微观层面的关系主要关注组织或者群体中的成员比如说政治领袖、竞选候选人如何对舆论场中的具体个体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自上而下（top-down）的影响过程； 第四种层面的关系主要解释个体态度、倾向如何汇聚成公共舆论的过程，是自下而上（down-top）的影响过程(Theodore L. Amasser, Charles T. Salmon, 1995:59-75)。这一分析框架的提出，有助于解释民主社会公共舆论的各种关系，提了供一个周全、严谨的解释框架，设计了一个简洁、有说服力的公共舆论关系模型。
全球化语境下的舆论生态更加复杂。因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舆论场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内在机理方面都远远突破了了原先的那种情势，它涉及的关系变量更加复杂，增加了更多变数。而媒介组织及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崛起，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格局被彻底打破，虚拟世界的舆论力量空前强大，给舆论变化造成了更多的变数。
科学理性的膨胀，不可控制风险加剧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战胜风险的条件。在与形形色色的风险较量过程中，人类的智慧和意志的力量得以彰显。但科学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膨胀了人的理性自负。科学的傲慢纵容了现代人的偏见。当人类社会在享受科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品尝到了它的苦涩。前文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正是针对科学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言的，他认为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不可感知、不可控制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过度使用或盲目使用造成的。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预测的那个样子，它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它远离了我们的控制，不断给人类社会制造麻烦，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意外麻烦。
四、风险应对中的媒体
媒体制度是人类社会应对风险威胁的一大创造物。虽说媒体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为了应对风险，但媒体在风险应对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随着媒介介入社会越来越深入，媒介化社会中的风险处理对于媒体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媒体在风险应对过程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形成公共舆论，为社会提供合法性
风险会对社会秩序和安全构成或大或小的威胁，特别是那些恶性风险，造成的威胁更大。社会组织的维系需要权力，离开权力，社会组织很难正常运作。权力在运作过程中，需要有合法性支持，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中，权力的合法性往往来源于民意。在这过程中，大众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意管道，它把民意从各个方向汇聚起来，形成公共舆论。如果舆论支持某种权力，其合法性就可能得到维系乃至加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早就懂得利用散播舆论来保护自己，使其政治地位合法化了(约翰·基恩,2003:5)。但是风险会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权力构成威胁，特别是那些人为的风险，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权力合法性威胁甚大，比如说政治丑闻、司法腐败、战争等等，对权力合法性往往是有巨大杀伤力的。大众媒体通过形成公共舆论，对权力合法性提供证明，保持舆论对某种权力的认同。这在民主社会中，尤其重要。特别是在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可预测、甚至不可控制的风险都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巩固权力和既存秩序的合法性，成为当今社会中公共权力人员的必修科目。
环境监测与风险预警
媒体是社会雷达，它对人类社会所处的环境进行巡逻、监测。当发现风险的时候，它及时、准确地发出预警。在各种风险层出不穷的人类发展史中，媒体一直在技术和制度上不懈努力，力争做到及时、准确地对各种风险进行监测。媒体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时间上突破，力争缩短发现风险与告知风险之间的时间差，力争赢得时间，尽可能减少损失，为控制风险争取主动权。二是在空间上突破。扩大媒体的监测范围，延长媒体可及半径。要实现这两个突破，一是需要在技术上的努力。比如，加快媒体技术升级，使媒体有技术能力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提高监测和预警质量。早在十九世纪电报问世的时候，马克思曾经惊喜地称之为“报刊的闪电”。可见，媒介技术对于大众媒体传播能力扩张的重要性。二是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努力。比如媒体组织的编辑制度、媒体分支机构的安排和分布等等，对于提高媒体信息采集、生产与传播效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风险的全球化以及它的不可控制性对现有的媒体技术和制度安排形成了新的挑战。如今，媒体结构差异很大，利益分割也不合理。媒体秩序不利于全球范围内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只有突破现有媒体秩序中的禁锢与弊端，实行与现有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媒体监测与预警网络，才有可能实现新的制度突破。
提供公共讨论平台
风险时刻，也是社会舆论最为活跃的时刻。在民主社会中，大众媒体为个人参与公共讨论提供了比较宽广的舞台。媒体把社会舆论泵入媒体管道，继而让公共舆论催生公共政策。这是一个复杂的流变过程。在遭遇风险的时候，媒体形成公开、健康的公共舆论，对于有效化解风险非常必要。培育公开、健康的公共舆论，为风险时刻的社会提供一个“安全阀”。风险时刻的人群心理非常复杂、微妙。缺乏必要的公共讨论，很容易把风险演化为舆论风险，加剧了风险的复杂性和危险度。有很多风险之所以失去控制，在相当程度上因为风险转变成失控的舆论风险造成的。风险时刻的舆论风险是最容易引爆更大的风险，造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危机。舆论风险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控制不好，负面影响极大。
媒体控制方式的转变
媒体在风险防范与控制中的地位非同寻常。“新闻界在冲突的传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与周遭种种为获得媒介的影响、再现和参与而竞争的声音有着密切联系。”(西蒙·科特,2007:3)。媒体因其特殊的影响力，它往往成为权力或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谁拥有了媒体，谁就容易控制社会。因此，大众媒体发展史，交织着利益和权力的斗争。托夫勒曾一针见血地说：“没有任何社会能够容忍完全自由的信息流通。保守某些秘密对社会生存来说非常重要。有时社会真会面临明显而立即的危险，而绝对的信息自由则像允许纵火犯继续在烈火中浇油。绝对意见表达的自由和世界上其他的绝对一样,不可能存在。”“就像当初工业革命发明大众传播媒体时，国家就要借用这些工具进行思想控制，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控制一切思想、图象和信息的传播。”(阿尔文·托夫勒,2006:229) 。此言不无偏激，但具有片面的深刻性。
大众媒体在应对风险过程中，权力或者利益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利用媒体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舆论，防止引发更发的舆论风险。防范舆论风险的动机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但在民主社会中，特别是在今天的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网络高度密集，媒介技术空前发达，采取强行的控制手段禁锢舆论，无疑是出力不讨好。甚至会损失惨重，引发更大的舆论风暴。所以托夫勒说：“越迈向超象征型经济,就越需容忍最宽尺度的异议和最大的表达自由。政府越要钳制资料、信息、知识的自由流通。国家就越慢进入新型经济。”(阿尔文·托夫勒,2006:229) 。
从媒体关系的发展态势看，我们可以发现，权力或者利益集团在控制媒体的方式上发生了较大转变。他们开始以文明的方式来控制媒体。这些利益集团往往采取说服、促销的方式来变相地利用、控制媒体。直接的、赤裸裸的控制越来越没有什么市场，但间接、文明的方式越来越受青睐。我们看到各种公关公司开始活跃起来，成为新兴的媒介控制形式。“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盛行的“促销时代”。今天，为了追求各不相同的组织利益、集体目标和公共合法性，政府、公司组织以及各种压力集团和新兴的社会运动团体都试图通过大众媒介传递各自的信息。”因此，“公共关系在当今更为广泛的促销文化中也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在这里，公共关系的实践和机制被界定为‘为追求组织化的利益而周密管理公众，形象和信息’。在整个20世纪，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及其相关联的受雇于政府、公司、压力集雹和知名人士的公关顾问大军和所谓‘宣传策划师’的新兴的现象，折射出日益强化的媒介意识和‘媒介化的’（mediatised)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商业科益和文化身份就我们所知的那样相互竞争以争夺媒介空间，同时策略性地动员各种形式的传播力量。”(西蒙·科特,2007:3-4)。由此可见，在复杂的利益与权力关系中，媒体作为越来越重要的权力资源，成为各利益方争夺的焦点。特别是在风险时刻，这种争夺更是激烈。不过，这种文明的战争要比赤裸裸的控制进步得多。
[作者简介] 张涛甫 1967年生，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新闻理论、媒介文化等。
本文是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形势下的舆论安全与舆论引导新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2004).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Ulrich Beck(2004):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rdenity.  Shanghai . Yil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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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涛甫(2006).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表达.现代传播(5). [ Zhang Taofu(2006):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mediatised society.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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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蒙·科特(2007).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Simon Cottle(2007): News, Public Relations and Power. 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
Risk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Risk Society
Zhang  Taofu
（Fudan University Journalism School，Shanghai，200433）
Abstract:The thesis studies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and analyzes i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k society and the globalization.The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are complex.It’s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opin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including society transformation,globalization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sistitution change of media.Media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defren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risk society；mediatised society ；risk of public opinion；media
（纸媒文本见《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