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部分内容

作者：范达娜·席瓦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51    更新时间：2007-7-29
简介：
跨国公司：“养活全世界“还是“掠夺全世界“？
这是一本非常激进，非常有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书，一本与普遍流行的观点颇不相同的书。
作者是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深刻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讲出了许多人们平常也许未曾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对于第三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否水火不容？
面对国际经济霸权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围绕这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展开论述，这本以环保和公民运动为主题的小册子甚至可以用“激进”来形容：满腔义愤，激情四溢。
作者深入剖析了农业、渔业、以及环境保护等各大领域的现状，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不容乐观的图景：跨国企业掌控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秩序，利用转基因技术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破坏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平衡，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和日趋贫困为代价获取暴利。
作为知名社会活动家，作者也穿插介绍了印度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通过各种公民运动来*跨国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以争取自身权利，再造平等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世界知名的环境保护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国际全球化论坛领导人之一，她与拉尔夫·内达（Ralph Nader）和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一道，在1993年获得了有另类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适宜生存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导读
引言
一、全球粮食供应劫掠纪实
二、大豆帝国主义与本地粮食文化的破坏
三、被偷走的海洋收成
四、疯牛与圣牛
五、被偷走的粮种
六、基因工程与粮食安全
七、再造食物民主
跋语
部分书摘：
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之“发展”的深刻反思——《失窃的收成》导读
范达娜·席瓦：从核物理学家到生态女性主义者
阅读一本书，对作者的了解有时是很重要的准备。而阅读一本看上去有些另类、与我们习见的说法很不相同甚至显得激进的书，对于作者的了解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有如此激进的看法，并将作者的看法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去思考。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一书的作者范达娜·席瓦是一位有着重要国际影响的印度学者，也是在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女性主义和生态环境哲学理论的重要分支中，最新发展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出生于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她的外祖父曾为建立一所女校而进行绝食斗争，母亲是一位有着强烈女性意识的学校顾问，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林务官。她从小在山村长大，亲眼目睹了喜马拉雅森林的逐渐消失，并亲历、参与了著名的印度妇女保护环境的抱树运动。
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席瓦决定学习物理以了解自然。她认为“研究物理和研究生态并没有真正的不同，后者只是增加了察看生态破坏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赖以生存的系统被毁坏状况的向度。”她先是从事核物理研究，曾是印度最出色的女性核物理学家，后来因认识到核系统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转而从事量子论研究，于1978年获得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科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后在邦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度管理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两个问题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一是印度的高科技与贫困共存的现状使她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等于进步和减少或消灭贫困的线性方程式产生了质疑，并因此转而研究科学与技术的社会与环境(context)；其二是喜马拉雅森林的消失和她参与抱树运动的经历。
作为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与现实存在的问题紧密相联系的。1982年，她放弃了大学的教职，并于当年成立了科学技术与生态研究基金会，致力于使研究不再仅仅为有钱有势的阶层或政府服务，也要为基层运动服务。
在授予席瓦“适宜生存奖”的评审辞中，评审者认为，她所领导的基金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网络，其研究者们致力于支持人民的环境斗争，这些斗争的部分目标是清晰地表达并捍卫人民的知识。她领导该基金会在一系列领域做出了重要工作，主要包括：
1．在农业与基因资源方面，她对绿色革命及由基因技术引发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批判性分析极具前瞻性，对农业发展意义重大。
2．在生物多样性方面，随着70年代开展的“契普克”抱树运动，她开始了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发起社会运动来保护本地的种子。当看到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的密切联系时，她又发起了反对“生物剽窃” 的运动。
3．在世界银行与WT0问题上，她对世行施加压力，并参与协调了印度与 WTO有关知识产权及农业方面的主要谈判。她还是致力于控制和干涉全球化影响的组织——全球化论坛的发起委员会成员，并领导了旨在保护人民知识和食品安全的国际运动。
4．在生态和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其著作《继续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国际影响深远。她是1991年世界妇女与环境大会主席，致力于捍卫生物与文化多样性。
作为一位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席瓦有多种著作出版，其中，像《继续生存：妇女、生态与发展》(1989)、《绿色革命的暴力：第三世界的农业、生态与政治》(1991)，以及她与德国学者米斯(M.Mies)合著的《生态女性主义》(1993)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作。以《生态女性主义》这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为例，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可谓相当广泛，除去那些更为直接涉及性别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像宇宙观、科学观、自由、发展、社会体制、生态环境、核技术应用、生物技术等许多重要问题。
“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对全球化和“赶超”发展观的反思
按照美国《生态百科全书》中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释，首先，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活动形式，它来源于妇女权利运动、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和平与生态运动的会聚，也对这些运动的会聚做出贡献。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也包含了讨论社会和环境的统治支配的原因、本质及解决办法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主要来自生态学、历史学、女性主义、文学、神学和哲学立场的多样性。从席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这些鲜明的特色。而且，席瓦还超越了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局限，例如不是站在中产阶级白种女性的立场看问题，进而将第三世界的视角和第三世界更关心的问题引入理论当中。
在对于世界上现有的各种体制的批判中，席瓦的矛头既指向作为其主要批判对象的父权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主要基于对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析)在最基本的前提上存在问题，与其所提倡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不符。最后，在批判之余，她也阐明了自己对于一种理想的前景——她称之为“生存的观点”——的看法。她认为对于目前世界范围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依赖来自南方或北方的统治精英们，而只能依靠为生存而斗争的基层运动。那些参与这些运动的男人和女人们坚定而且激进地拒斥在工业化的国家中流行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发展模式，而且要求建立一种非掠夺性的、非殖民的、非父权制的、尊重自然而不是摧毁自然的社会。对于所有的人，包括最贫困的人，都不必然需要向工业增长体制的归并和这种体制的延续，相反，这种生存的观点，才是生存下来的惟一保证。
在席瓦的著作中，全球化一直是一个被充分反思和批判的重要概念。她是由从事当地的环境保护开始逐渐认识到全球化的危害的。相应地，她一直致力于立足印度的实践，在全球的层面上，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双方的关联，并将这种研究逐步扩大到民主与专制、和平与暴力等诸多方面。可以说，她对全球化的认识越深刻，对它的危害也就看得越清楚。因此，在她几乎所有的著述中，对全球化的研究和批判都是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她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全球化对民主政治、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人民生计等的破坏，指出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至整个地球各个领域的“新殖民主义化 ”过程。“它并非关乎自由市场，它在尽其军事、政策和一切可能来保卫跨国公司的利益。”一些国际组织本身，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他们利用资本和自己制订的游戏规则如“ 知识产权”开始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只不过他们圈的已不仅仅是土地，而是包括基因、生物多样性、水等一切可资利用(对大多数民众来讲也是生存所必需的)的资源，以谋求利润最大化。而这正是目前一切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恐怖主义的根源。也正因为有如此的认识，她也才会在美国“911”之后，对该事件进行很有影响的分析。
在席瓦看来，人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以及“进步”对于自然界的退化负有责任。作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非中性的。 基于这样的思考，席瓦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第三世界恰恰正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因而，她把对全球化的批判转化为行动，发动领导了印度农民民主运动，向世行等组织施加压力，并协调了印度和WTO关于知识产权、农业等方面事宜的谈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席瓦的著作中，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所谓“发展”观，也是被深刻反思的重要概念。对于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发展问题，席瓦的观点是，在不发达国家中盛行的“赶超”的发展策略，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因为这种发展策略是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要追上这种标准，就不得不走与那些发达国家同样的工业化、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道路。但以往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标准是建立在一种南北殖民关系的基础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想以这种策略来发展，也是不现实的：首先，追赶永远没有完结，你追一步，人家已经又向前发展了；其次，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过上比如说美国人那种耗费资源的生活，依靠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是不可能的。再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席瓦这种对于“赶超”式发展的问题的认识，确实很值得我们借鉴，并促动我们对关于“发展”的通常理解进行深刻的反思。
简要地讲，席瓦的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即：
1．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以取代“全盘西化”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
2．重新解释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强调万物之间的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
3．积极提倡关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要提倡社会公正。
跨国公司：“养活全世界”还是“掠夺全世界”？
对席瓦其人和其主要观点有了以上了解，再来看她的这本《失窃的收成》，就会理解为什么她要写这样的主题，以及为什么她会这样写。实际上，农业问题一直是席瓦所突出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这本书中，她集中地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利用科学和技术的进展，以“发展” 的名义，给印度的农业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书中的诸多案例，足以发人深省。对于“芥子油”被禁和全面进口国外大豆油这样的例子，我们甚至会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书中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印度畜牧业、渔业现状的分析，尤其是，对于打着“养活全世界”的旗号，利用最新的科学进展，开发、推广和垄断转基因种子的孟山都公司的描述、分析和批判(它们占据了全书很大的篇幅)，也都揭示了许多我们大多数人平常并不一定熟悉但却意义重大的严峻现实，以及现实背后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本非常激进的书，一本很有震撼力和冲击力的书，一本与普遍流行的观点颇不相同的书。许多人也许不会完全同意作者在书中的观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作者是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理论和深刻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讲出了许多人们平常也许未曾深思的问题。如果此书能让读者重新思考和认识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那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对于第三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甚至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女科学家卡逊的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那本书的问世引起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特殊关注，成了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寂静的春天》一书在出版后，也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受到一些政府部门和涉及农药的大企业的压制、反对和封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寂静的春天》一书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环境保护方面奠基性的经典著作。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失窃的收成》在很多方面与《寂静的春天》一书颇有相似之处。《失窃的收成》一书中除了涉及公正和制度的现实问题之外，关于对转基因作物与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讨论，虽然就验证而言仍然需要时间，还不是马上就有定论，但作者的分析和预言却是言之有理的，绝非耸人听闻的杞人忧天。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肯定地说《失窃的收成》一书将来一定会成为像《寂静的春天》那样的经典，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同样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这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相当激进著作，肯定会被人们逐步认识到其重要价值。
刘兵
2006年7月28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一、全球粮食供应劫掠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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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范达娜·席瓦
失去一切的农民被迫前往加尔各答。数以千计的贫穷妇女沦为娼妓。父母开始鬻卖自己的子女。“村子里豺狗和家犬正在为饿殍争斗不已。”
危机开始之时，数以千计的妇女就在孟加拉地区组织起来以捍卫她们的粮食权（food rights）。“开放更多的配额店铺（ration shop）”、“下调食品价格”，即是当时孟加拉地区所有妇女组织的呼声。
饥荒发生之后，农民也开始组织起来，其核心要求是保留庄稼收成的三分之二，即只缴纳三分之一的地租（tebhaga）。在特巴加（Tebhaga）运动的高潮时期，它覆盖了十九个区，涉及六百万人口。农民不愿让自己的收成被地主和英帝国的敛税官窃夺，四处都有农民在呼告：“Jan debo tabu dhan debo ne”——“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不可放弃自己的粮食。”在Thumniya村，警察逮捕了一些*窃夺自己收成的农民。讽刺的是，他们被控以“非法持有稻米罪”。
孟加拉饥荒过去半个世纪后，一个聪明的新系统已经投入使用，该系统使得窃夺农民的粮食收成再度成为一种权利，而农民自己保留粮食收成倒成了一种罪行。隐藏在复杂的自由贸易条约之后的，是用来窃夺自然、粮种和人们辛勤耕种收益的各种新途径。
企业劫掠粮食和农业
我之所以集中讲述在印度一地，企业对粮食的控制和农业的全球化如何剥夺千百万人口的生存权和取食权，一方面因为我就是印度人，同时也是因为国际性大企业特别觊觎印度的农业。由于75%的印度人口都依赖农业生存，而且世界上每四个农业劳动者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因而全球化对印度农业的冲击力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然而，这种收成被窃夺的现象并不单单见于印度一家。当一个个小型农场和小农民被推向灭亡，当单一耕种模式替代了多样性的耕种系统，当农耕产业的目标由提供多种富有滋养力的粮食转变成替转基因工程粮种、除草剂和杀虫剂创造市场机会，抢夺收成的现象正随处可见。随着农民由农业产品的生产者转变为大企业专利农产品的消费者，随着地方市场不断被破坏而全球市场持续扩展,“自由贸易”的神话和全球经济已经变成了富人窃夺穷人的取食权乃至生存权的一种手段。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70%的人口——还是要通过生产粮食才得以维持生存。这些农业劳动者大多数还是妇女。相比之下，在工业化国家里，只有2%的人口是农业劳动者。
粮食安全在于种子
长久以来，第三世界的农业劳动者培育出了多种农作物，给我们提供了富含营养的各种植物。印度的农业劳动者通过创新和育种培植了20万种稻米。他们培育出了诸如巴斯马提香米，以及红稻、棕稻和黑稻这样的品种。他们培育的稻米在恒河流域可以长至18英寸高，而育出的抗盐稻可以在海滩水域生长。并且，农业劳动者的这类创新并未裹足不前。他们参与了我们的九种基金会运动，致力于维护本地粮种的多样性，今天仍然在培育新的作物品种。
粮种对农业劳动者而言，并不仅仅是未来作物和粮食之源；它也是文化和历史的立身之本。粮种是粮食链的第一环。粮种是粮食产业安全的终极标志。
农业劳动者之间粮种的自由交换是维持物种多样性和粮食产业安全的基础。这种交换是建立在合作和互惠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农民希望获得他人的粮种，通常要从自己的田地里拿出等量的粮种作为交换。
农业劳动者之间的自由交换也不仅仅涉及粮种，还包括有关的观念和知识、文化和传统的交换。这是积累传统、积累如何利用粮种的知识的过程。通过观察他人田地里作物的生长，农民能够了解到自己希望培植的作物的生长过程。
稻谷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都具有宗教意义，也是多数宗教节庆的基本物资。Chattisgarh地区种植了多种印度稻米，通过当地的节庆，关于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各种原则能够得到不断地巩固。在南印度，稻谷被视为吉兆，本地称为akshanta，与当地的另一种作物库姆以及姜黄根粉混合后被用作赐福之物。稻米通常和可可一道被敬献给祭司，用作宗教性礼节的标志。其他农作物的种子、茎叶或花卉亦有可能成为宗教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物包括可可、蒟酱、槟榔、小麦、指豆和小米、马豆、黑豆、鸡心豆、木豆、芝麻、甘蔗、榴莲籽、小豆蔻、姜、香蕉以及醋栗。
新结的粮种首先被供奉起来，之后才能用于种植。新收的作物在食用以前也要先供奉起来。播种之前举行的各种节日和收获节一样，都在田间举行，这象征着人们与大自然的亲近。对于农民而言，田地就是母亲；珍视田地即是象征着对土地的感激之情：母亲一般的土地，养育孩子一般养育着数以百万计的不同形态的生命。
但是，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与市场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推广开来，它允许各个企业篡取粮种知识并以宣布私有产权的方式将其垄断。久而久之，这就将导致企业对粮种本身的垄断了。
以美国的稻米科技（Rice Tec）为代表的企业正在宣称它们拥有对巴斯马提香米的专利。大豆起源于东亚，但却被孟山都公司所有的卡尔基因注册了专利。卡尔基因还同时拥有起源于印度的芥子的专利权。通过主张自己对各种粮种和植物享有知识产权，千百年来农民和农民的集体智慧现在正遭到这些大企业的劫掠。
“自由贸易”还是“强制贸易”
今天，10家企业控制着32%的粮种商业市场，价值约合230亿美元，同时控制着100%的基因工程——或称转基因——粮种市场。这些企业也控制着全球的化肥和杀虫剂市场。仅仅5家企业就操纵了全球的谷物贸易。到1998年底，其中规模最大的卡基尔公司收购了排名第二的大陆公司，成为谷物交易中一支独大的力量。像卡基尔公司和孟山都公司这样的巨无霸都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贸易条约，尤其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由此演变而来的世贸组织。
对农产品进行垄断控制，加之极端偏向出口的结构调整政策，导致粮食如潮水般由美国和欧洲涌向第三世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之后，墨西哥由进口提供的粮食供应比例从1992年的20%增长到1996年的43%。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18个月之后，有220万墨西哥人失去了工作，4千万人堕入赤贫状态。两个农民中就有一个吃不饱。正如Victor Suares说的那样,“对墨西哥穷人来说，吃更多的便宜进口货，实际上就意味着根本没得吃。”
在菲律宾，食糖进口也已摧毁了地方经济。在印度的喀拉拉邦，繁荣的橡胶园由于橡胶的进口而失去了活力。价值3500万美元的区域性橡胶经济已荡然无存，其连锁反应更造成喀拉拉邦3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肯尼亚，玉米进口导致玉米价格大跌，当地农民甚至都不能够收回种植玉米的成本。
农业贸易自由化在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被引入印度。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种植棉花的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托管改革的头6年里，种植棉花的土地就增加了170万公顷。棉花开始取代粮食作物。夸张的企业广告活动，包括在村庄里的“电影篷车”上放映的促销电影，被用来向农民推销新的杂交粮种。它们甚至连神灵、女神、仙人都不放过：在旁遮普邦，孟山都公司利用锡克教的创始人师尊那纳克（Guru Nanak）的形象来推销产品。企业的杂交粮种开始取代当地农民培育的品种。
新的杂交粮种易受虫害袭击，所以需要更多的杀虫剂。极度贫困的农民以贷款方式从同一家企业购进粮种和农药。当作物因严重虫害或者大规模粮种失效而歉收时，很多农民只好服用这让自己陷入债务的农药而自杀。在Warangal区，大约有400名棉农因为1997年的作物歉收而自杀，1998年更有数十倍的人自尽身亡。
在种植经济作物的压力之下，印度的许多邦已经允许私人企业取得数以百亩计的土地。马哈拉施特拉邦已取消园艺规划的土地面积限制。中央邦正将土地授予私人工厂并允许长期（至少40年）租用。在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私人企业今天已经被允许获得300亩以上的土地来养殖用于出口的对虾。这些土地出产的农产品有很大一部分已转向供应快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参与其间的主要是跨国企业。同时，美国又将印度推向世贸组织的谈判席，以便突破印度关于食品进口的限制。
在某些情况下，市场还会以另外的方式沦陷。1998年8月，德里市场上的芥子油被神秘地掺了假。掺假局限在德里但不限于某个特定品牌，这表明并非由某个具体的交易者或交易摊位引发。这次事件导致50多人死亡，政府随即禁止所有本地油料加工，并宣布取消进口大豆油的限制。成百万使用小型环保冷压磨房榨油的人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谋生之道。本地油料粮种的价格跌至原先水平的三分之一以下。在卡纳塔克邦的西拉村，警察向抗议油料粮种价格下跌的农民开了枪。
印度市场上的进口大豆油收购是全球化背后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清晰例证。某一国生产的由一两家企业出口的作物取代了数以百计的食品和食品生产者，同时摧毁了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及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小磨房现在已经不能为小农和贫苦的消费者提供低价、健康、与本国饮食文化相宜的食用油了。农民被剥夺了选择种什么的自由，而消费者也正在被剥夺选择吃什么的自由。
三、被偷走的海洋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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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范达娜·席瓦
这些不可持续性作业带来的后果是，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报告，世界海洋鱼类资源估计有70%遭到过度捕捞或穷尽性开发，日渐枯竭。日趋下降的捕捞量已经破坏了10万多人的生计，并威胁到千百万人的生活。譬如，随着加拿大鳕鱼捕捞量的下降，有8万渔民失去了生计。
海龟和对虾
在印度，海龟被认为是圣物。它是创造之神毗湿奴（Vishnu）的十种化身（avatar）之一。《百道梵书》（Satapatha Brahmana）说道：“后代之神，化作海龟之形，产生后代。完成一切创生，鸠罗摩龟之名遂付诸海龟。”
在搅乳海的神话中，大神毗湿奴以海龟的形体出现，再造了早期大洪水毁掉的世界：毗湿奴化身海龟，潜入海底，以龟背作为天神和阿修罗搅乳海的搅棒——曼陀罗山（Mount Mandara）的底座。这则神话显示出海龟在生命延续过程中担任的重要角色，也是印度沿海一带的村民将海龟奉为神明的原因。传统的捕鱼社团通常采用非暴力技术作业，以确保像海龟这样的海生物种不会受到伤害。
千百年来，人们和海龟在印度沿海共生共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机械化的拖网船队以“现代化”的名义通过发展基金被引入印度沿海，严重威胁到海龟的生存。工业化的对虾拖网船队可以在十小时内搜刮一平方公里的海床，据估计每年就有15万只海龟陷入大型船队的拖网之中。
奥里萨（Orissa）沿海——濒临灭绝的榄蠵龟的世界最大栖息地——现在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海龟坟场。1998年11月，26只死龟被冲到奥里萨海滩。12月，又有652只死龟被冲上海滩，到1999年1月，死龟的数量已达到4682只。大部分海龟死亡的原因都与机械化的拖网船队有直接关系。1998年，为了来年的捕虾收成，大量拖网一字排开，导致海龟不再来到奥里萨海滩。
印度是世界第七大鱼类出产国和第二大内陆鱼资源国。七千公里的海岸线为千百万捕鱼者和鱼类养殖家庭提供了生计。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尽管并没有新的捕捞技术，但南亚的海鱼收益仍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在这期间，每年有5千至6千吨对虾从印度出口到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占对虾贸易年出口额的25%～30%。
20世纪60年代海底拖网捕捞被引入印度。对虾通常生活在浅水域，但海底拖网却不断爬梳海床，不但使水域变得浑浊，同时也破坏了底栖幼鱼和鱼卵的生活环境。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海鱼资源增长率以每年2%的速度下降。然而，尽管捕鱼经济总体停滞不前，对虾的出口——全部以冷冻产品的形式运往日本和美国的市场——却还是在大幅度的增长。
拖网船队使用渔网将所有鱼类一网打尽，其中很多种类虽然并无经济价值，对生态系统却极为重要。在国际市场中不具经济价值、或不符合市场标准和包装衡量尺寸的鱼，就会被杀死并抛回大海。这些鱼被称为“误捕”和“垫货”。据《生态学家》杂志（The Ecologist）报道，每年商业捕鱼中全球误捕量按保守估计为2700万吨，相当于世界商业捕鱼海产总收获量的三分之一。阿拉斯加的一项研究表明，白令海红王蟹的误捕量已达实际收获海蟹数量的5倍多。1986至1987年间，挪威的鳕鱼捕捞业一个渔季的浪费量是10万吨；全球范围内共有20亿公斤的鳍鱼被弃入大海。
据报道，在世界范围内，褐虾和对虾拖网捕捞业的误捕量最高：每年约有1600万吨。在某些区域，每收获一吨褐虾，就有多达15吨的其他鱼类被误捕。包括海龟在内的大部分误捕物，无论死活，都会被抛回海里。
就提供生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而言，这些旨在实现短时期内商业捕捞最大化的工业性捕鱼技术其实并无效率可言。资本化过度的捕鱼业正在各个地区呈现颓势。世界上已有9个主要渔业基地受到威胁，其中4个遭到商业性的“竭泽而渔”。大西洋西北部的总体捕捞量在过去的20年间已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纽芬兰，自从1992年以来多个渔业基地已不定期地关闭。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渔业捕捞量将继续增长，但到了现在它却不得不承认，世界鱼类储量估计有70%已经“枯竭”或是“接近枯竭”，而“大洋中最有价值的商业鱼种捕捞已到其限度”。
随着海洋生态条件的下降，对虾捕捞量也在衰退。在印度西南部的主要对虾捕捞区，捕捞量在1973年到1979年间从45477吨下降到14582吨。贸易资源也发生了改变，对虾出口结构历年来都是以大型种（如naran、kazhandan）为主，现在已经转为以小型种（如karikadi、poovalan）为主。这些已被广泛认为是过度捕捞的结果。
海龟VS.拖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捕鱼社团一直在要求禁止机械化拖网作业，以保护海洋生物以及捕鱼者的生计。他们已经呼吁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印度对虾出口的受益者——支持这项禁令，*用机械化拖网捕捞或是非持续性水产养殖的对虾。这当然涉及富国消费的缩水和全球贸易的缩减，但却会恢复海洋资源和渔民社群的生计。
不幸的是，美国的环保主义者们对印度传统捕鱼社团和环保运动的积极活动和态势毫无知觉，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美国环保社团将海龟的死亡归咎于对虾拖网作业，但却未加入到呼吁禁止拖网和消费者*对虾的活动中来。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保组织呼吁使用海龟排除设备（TEDs），在海龟被捕获的时候能帮助它们逃脱，并倡议禁止由尚未配备海龟排除设备的装备捕捞的对虾出口。
美国环保组织配发的一份简讯说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对虾产品消费国之一，其对虾消费是导致海龟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既然在对虾捕捞和海龟死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美国若能减少对虾消费对海龟的损害，将对保护濒临灭绝的海龟种群至为关键。在捕捞供应美国市场的对虾时，在拖网中使用海龟排除设备，就是美国可以采取的保护这些濒临灭绝物种的最安全、最有效的环保措施，而且人类的捕虾活动也可以继续。这项对虾禁令于1997年由美国制定。亚洲各国包括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巴基斯坦在世界贸易组织辩论中都曾提出过反对声明。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对此禁令涉及的环保方面也是毫不关心，只集中关注贸易层面。由于所有的环保规则都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商业活动，对世贸组织而言，这些规则实际上就限制了贸易活动，因而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看来就是不合法的。
显然，全球化进程中，对环境的保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南北环保运动之间需要达成一种新的稳定和合作。这样一种新型稳定意味着，双方都认识到，对虾拖网作业中体现的现实冲突并不存在于人和海龟之间。保护海龟就意味着保护传统的捕鱼社区及其固有的文化，应该强化环保法规，既保护环境又保护人。美国环保主义者推动有限制的对虾出口最终只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由于环境恶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就不能共存。如果我们要保护海龟，就必须放弃破坏性的贸易，停止使用破坏性的技术。
对于全球范围内的商贸利益而言，世贸组织的规定是一个胜利。但这并非印度的胜利，因为印度并不只是世界对虾工厂：印度有自己的海滩和海岸线、自己的山脉河流、自己的农场森林；印度是农户、部落民、渔业工人，由于环境破坏，他们的资源和生计正在受到摧毁；印度，就是她的大海龟。
“蓝色革命”的暴行
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鱼类需求，全世界不得不仰仗水产养殖业。”
关于工业型水产养殖业的合理性，有两种主要的说法：它能够解决海洋资源枯竭的危机，也能改善第三世界穷人的营养不良。譬如，世界银行和企业投资者大力发展对虾养殖业，声称在野生捕捞量持续下降的今天，对虾工业养殖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对虾需求。
人工养殖对虾产品1985年占对虾产品总量的10%，1992年增加到了30%。1989到1991年间，对虾产品总量是9800万吨，人工养殖的对虾就占了1200万吨，而且预计到2010年将会达到1500至2000万吨。虽然很多国内外组织都宣称养虾能够解决世界粮食短缺的问题，特别是穷人饮食缺乏蛋白质的问题，但实际上对虾对满足世界人口的营养需求并无多大作用，它主要是作为奢侈品供应发达世界富人消费的。
鱼虾养殖与野生鱼虾捕捞迥然不同。水产养殖者必须像对待农场那样维持并管理虾场，同时注意天气、饲料和喂养方式，来保障个体健康生长。可持续的水产养殖在许多古老的养殖系统中早已是可持续性农业的一部分，但现代工业型的水产养殖，亦即“蓝色革命”，其渊源并不遥远。和农产品一样，工业型捕鱼和水产养殖消耗的资源比产品还要多。根据约翰·库里恩（John kurien）博士的研究，1988年全球对虾养殖消耗了180万吨食料，这些主要由大约90万吨的（毛重）鱼制成。进一步的估计是，到2000年，亚洲将出产大约570万吨人工养殖的鱼类，而所需的食料将达到110万吨，必须消耗毛重550万吨左右的鱼类——几乎是今天印度海鱼捕获总量的两倍。
鱼食在工业型水产养殖和工业型捕鱼之间提供了关键性的联系，因为用作鱼食的鱼都是由拖网和捕捞船捕捞的，大家都知道这样会造成海生资源的枯竭。世界银行声称，如果水产养殖业摆脱狩猎和采集式的原始状态，就会减轻对海生资源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不合逻辑的。
私人盈利的社会支持
对水产养殖的国际资助从1978到1984年间的3. 68亿美元增长到1988到1993年间的9. 1亿美元。世界银行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支持水产养殖，它贷款给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如印尼、菲律宾、泰国和孟加拉国，资助这些国家建设虾塘。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的资助范围扩大到中国、印度、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项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发展，采取修路和发展冷冻事业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为工业型对虾养殖的发展拓清道路。
1992年，世界银行投资17亿美元发展农业和渔业，其中印度获得4. 25亿美元用于鱼虾养殖。世界银行声明，作为近二十年来世界最大的对虾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对虾产品一直以传统的对虾养殖体系为基础，池塘在雨季频繁用于稻米栽种，只有在其他季节才转向鱼虾养殖。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这种养殖体系的结果是对虾的产量很低（每英亩300千克），同时反映出基础设施差、物资储备密度低、水源更换不足或空缺、饵料缺乏、养殖技术落后等弱点。世界银行主张，半密集的对虾养殖将有助于增加印度对虾的产量，提供就业机会，并可帮助国家获得急需的外汇收入。
1991年印度政府设立了海产品出口发展局（MPEDA），进一步支持出口导向型的水产养殖。海产品出口发展局为印度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大量的补贴。
西方奢侈食品和第三世界生产者
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拥有产量颇高、盈利颇丰的对虾养殖场，但对虾养殖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却并无增长势头。同时，美国在墨西哥和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却不断增加对水产业的投资。总的来看，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对虾产量份额不少于25%。
这种情形表明，由于密集型对虾养殖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虽然对虾的主要消费者都在发达国家，但养殖业却只在第三世界国家蔓延。在被对虾商业养殖逐渐侵蚀的那些国家里，这一行业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这正是这项产业以“过河拆桥”而闻名的原因。
到1988年为止，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对虾养殖地区，但1988年一场大规模疾病的爆发，导致台湾的对虾养殖一溃千里，再无复苏的机会。中国内地随即在世界对虾养殖中占据首位，直到1993年，因类似的原因而产量下滑。印度的对虾养殖场在1994年以及1995年初期也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病毒袭击，导致政府宣布对虾养殖业进入“休眠期”。
目前，对虾的产量和市场价格都受制于不时爆发的疾病。但是对虾市场不稳定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第三世界对虾养殖国的收入依赖于世界少数精英阶层的饮食风尚。一旦这一小撮人因健康或者口味的缘故转而选择别的食物，整个对虾市场就要崩溃。
五、被偷走的粮种
[印]范达娜·席瓦
当地市场和当地文化让多种多样的作物在我们的田间繁盛生长，让农户能够继续开发更多的品种，保存种子和作物品种。经济系统的形态，决定着植物物种如何被使用，同时也影响到哪些物种得以存留下来，哪些物种会濒于绝灭。
随着全球市场取代地方市场，单一种植也就取代了物种多样性。以前，中国种植了1万个小麦品种，到20世纪70年代就已下降到1000种；今天，存留下来的墨西哥玉米品种只有20%；在美国一度生长着7000多种苹果，其中6000多种现在已经绝灭；在菲律宾，农民过去培植了数以千计的传统稻米品种，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种绿色革命改良品种就占据了整个稻米生产区域的98%。
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召开植物基因资源的莱比锡会议，这次会议确认，引进新的作物品种是物种多样性和自然种子大规模流失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多样性的破坏不仅是单一种植造成的，更是因为垄断。
单一种植和垄断
产业化的农业推动了单一种植，因为它需要以此来满足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和对食物的集中分配。这样，单一种植和公司垄断相互得以强化。今天，三个过程在同时强化对种子，也就是食物链第一环的垄断控制：经济集中、专利和知识产权以及基因工程。
孟山都公司早些时候就通过与Agent Orange的联合认识到这一点，今天，它占据着种子产业非常大的份额。在1995年到1998年间，孟山都公司花费了80多亿美元收购其他种子公司：它取得了卡尔基因的控制权，这是一个以加利福尼亚为基地的植物生物技术工厂，曾开发出“保鲜（FlavrSavr）”西红柿；1996年，孟山都以1. 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W. R. 格雷斯的一个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术；1997年，它以2. 87亿美元的价格从圣尼斯手中收购了雅士哥。
1997年11月，孟山都公司以30倍于市场价格的巨资收购了霍尔顿种子公司（Holden Seeds）。据估计，美国有21%～30%的玉米播种面积用的是霍尔顿种子。1998年5月，孟山都公司斥资23亿美元接管了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布（Dekalb），这使得孟山都公司成为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
花费了18亿美元，孟山都公司又购买了台达松景兰德，这使孟山都公司从此拥有美国棉籽市场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现在孟山都公司也已拥有美国农业部（USDA）与台达松景兰德的联合专利，该专利被称为“终止子技术”（terminater technology），是一种生产不育棉种的方法。
1998年7月，孟山都公司花费5. 25亿美元购买了联合利华在欧洲的小麦育种企业。这一收购行为是其推进基因工程小麦生产和销售垄断化的一部分。孟山都公司还以24倍于市场价值的代价收购了印度最大的种子公司——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MAHYCO）的巨额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公司—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的合资公司。据孟山都公司的杰克·肯尼迪说，公司计划“大踏步迈进印度的农业领域，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则是很好的工具。”斥资14亿美元，孟山都公司购进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与孟山都公司一道控制种子、杀虫剂、食物、药品以及兽医产品企业的是诺华公司
（Novartis），该公司是通过山道士、汽巴嘉基制药以及安万特合并建立起来的，而安万特又是通过阿斯特捷利康和杜邦的合并建立的，其中杜邦已经完全收购了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先锋国际基因（PioneeHibred）。杜邦的该次收购行为曾被《华尔街日报》评论为,“有效地将美国种子产业划分为两大块：一边是孟山都，一边是杜邦。”
终止子技术背后的逻辑：基因工程的全面控制
1998年5月，美国农业部和台达松景兰德公司宣布对一种新型农业生物技术进行联合开发和专利控制，该技术被温和地表述为“植物基因表达控制”（Control of Plant Gene Expression）。这项新专利允许专利持有人和授权使用者，通过有选择地配置植物DNA来杀灭自身胚胎的做法，制造出不育的种子。这项专利已经在至少70个国家获得批准，被应用于所有的植物和种子。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美国农业部通过出售这些种子可获得5%的利润，这被视为“种子政策”自身的一部分。
结果如何呢？即使农户在收获后保存好这些植物的种子以备日后种植，这些种子却永远不会发芽。于是，无论豆荚、西红柿、胡椒、麦穗还是玉米棒子，从根本上说都会变成种子的停尸房。这样一个系统就迫使农户每年都要从种子公司购买新的种子。国际乡村发展基金以及其他组织称这种方法是“终止子技术”，宣称它会危及农户的独立性和第三世界国家中十多亿贫困农户的粮食安全。
根据美国农业部科学家麦尔文·奥利弗（Melvin Oliver）的意见：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实现自我防护的技术系统，而不仅是通过法规和法律性障碍来防止农户私存种子，也不仅仅是要尽力阻止外国利益群体来窃取技术。
分子生物学家现在正在检查这种限制功能脱离作物染色体组后的危险性，这一功能已经开始侵蚀周围的开花作物或者是附近田地里野生的相关植物。自然界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调节力，而且人类技术也从未在如此大的规模层面上得到检测，这种终结后代的成分扩展到周围粮食作物或者自然环境中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种子植物不育性的逐渐扩散就会导致全球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最终会波及这个星球上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
根据国际乡村发展基金的报告,“如果终结技术得以广泛应用，它将使跨国种子公司以及农业化学工业获得前无古人而又极具危险性的力量，它们将控制全世界的食物供应。”据国际乡村发展基金估计，到2010年，这种终结因素以及相关种子的市场就会占据全球商业种子市场80%以至更多的份额，每年获利200亿美元。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农户已经在拒绝这一“基因控制”技术：印度政府也声明不会允许这种终结技术进入印度；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研究系统——国际农业研究协调组也已表态说坚决不会在其育种作业中使用该技术：为回应孟山都公司策划发起的广告“让新的收获开始吧”，非洲各国政府提出声明：“让我们的收获继续吧”，声明中写道：
我们并不相信这些公司或者这些基因技术会帮助我们的农户生产出21世纪需要的食物。相反，我们认为这些公司和技术会破坏农业多样性、破坏当地的知识、破坏我们的农户历经千载岁月发展出的可持续性农业系统，因而我们也认为这些公司和技术会摧毁我们养活自己的能力。
据作家Geri Guidetti说：
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创造出这样一种隐含着危险性而又影响深远的“完美”计划，这项计划能够控制人们的生计、粮食供应，甚至所有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这个计划只需厚颜无耻地实施一次大范围打击，人类就会无可挽回地失去植物到种子再从植物到种子的循环圈子，而正是这个圈子养活了这个星球上大多数的生命。不买种子，就没有食物。终结技术是辉煌的科学，也算是一桩有争议的“好生意”，但是因为它跨越了界限，跨越了天才和疯子之间脆弱的界限，它是危险而糟糕的主意，应该被禁止。永远终结。
第三世界农户在播种时会祈祷：“愿这种子绵绵不绝。”另一方面，孟山都公司和美国农业部却似乎在说：“愿这种子断子绝孙，我们的利润和垄断才会绵绵不绝。”
跨国公司声称这种技术是必需的，这样它们才能收回投资。但是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武器制造商必须被允准出售武器，而核工厂应该被允准自由制造核弹。作为人类，我们有义务保存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我们有责任制止针对社会和环境基础的某些行为，不管利润有多少。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孟山都公司在1999年10月宣布，它将停止将终结子技术商业化的计划。然而，孟山都公司还将会继续发展其他危险性的技术来控制种子。
种子剽窃
种子和作物向来被认为是生命更新的源泉和繁殖力的体现。在亚洲，稻米已经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资源。
稻米在亚洲是作为一种食物资源得到不断发展的。亚洲稻米有两个亚种：印度亚种和日本亚种。日本亚种更矮更圆也更透明，而印度亚种长得更高，谷粒更细长，烹煮时会分离开来。
在日本，稻米和稻田非常重要，它们隐喻着“自我”。据《稻米即我》（Rice as Self）的作者Emike OhnuikiTrerney所说：“农业仪礼模仿着一种赠礼交换的宇宙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新的稻米是对神赐予的原种的回馈。”
在印度，稻米被等同于生命气息。在绿色革命引进单一种植业毁掉物种多样性之前，印度生长着20多万种稻米。这些本地稻米品种历经旱涝不断进化，在高地和沿海生态系统中繁茂生长，不但味道好，还有药用价值。
在印度次大陆，巴斯马提香米生长了千百年，见诸古代文献、民俗资料和诗歌。这种自然散发香味的稻米品种一直被印度人视若珍宝，为外国人所觊觎。
印度和巴基斯坦农户对巴斯马提香米诸品种进行多年的研究，培育出一个种类多样的巴斯马提香米品种系列，其优良品质来自这些农户日常生活中的育种和创新。今天，印度已有27个有案可稽的巴斯马提香米品种，自然种子保护计划——九种基金会已经保存、收集并分发了14个巴斯马提香米品种。
近些年间，巴斯马提香米已经成为印度增长最为迅速的出口产品。每年，印度生产65万吨巴斯马提香米，占印度稻米种植土地总面积的10%到15%，其中有40万到50万吨供应出口。印度巴斯马提香米的主要进口国是在中东（占65%）、欧洲（占20%）和美国（占10%至15%）。印度巴斯马提香米每吨价格850美元，是欧共体进口的最为昂贵的稻米。巴基斯坦巴斯马提香米每吨价值700美元，泰国香米每吨价值500美元。
分子生物学家现在正在检查这种限制功能脱离作物染色体组后的危险性，这一功能已经开始侵蚀周围的开花作物或者是附近田地里野生的相关植物。自然界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调节力，而且人类技术也从未在如此大的规模层面上得到检测，这种终结后代的成分扩展到周围粮食作物或者自然环境中的可能性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种子植物不育性的逐渐扩散就会导致全球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最终会波及这个星球上更为高级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在内。
根据国际乡村发展基金的报告,“如果终结技术得以广泛应用，它将使跨国种子公司以及农业化学工业获得前无古人而又极具危险性的力量，它们将控制全世界的食物供应。”据国际乡村发展基金估计，到2010年，这种终结因素以及相关种子的市场就会占据全球商业种子市场80%以至更多的份额，每年获利200亿美元。
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和农户已经在拒绝这一“基因控制”技术：印度政府也声明不会允许这种终结技术进入印度；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研究系统——国际农业研究协调组也已表态说坚决不会在其育种作业中使用该技术：为回应孟山都公司策划发起的广告“让新的收获开始吧”，非洲各国政府提出声明：“让我们的收获继续吧”，声明中写道：
我们并不相信这些公司或者这些基因技术会帮助我们的农户生产出21世纪需要的食物。相反，我们认为这些公司和技术会破坏农业多样性、破坏当地的知识、破坏我们的农户历经千载岁月发展出的可持续性农业系统，因而我们也认为这些公司和技术会摧毁我们养活自己的能力。
据作家Geri Guidetti说：
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创造出这样一种隐含着危险性而又影响深远的“完美”计划，这项计划能够控制人们的生计、粮食供应，甚至所有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这个计划只需厚颜无耻地实施一次大范围打击，人类就会无可挽回地失去植物到种子再从植物到种子的循环圈子，而正是这个圈子养活了这个星球上大多数的生命。不买种子，就没有食物。终结技术是辉煌的科学，也算是一桩有争议的“好生意”，但是因为它跨越了界限，跨越了天才和疯子之间脆弱的界限，它是危险而糟糕的主意，应该被禁止。永远终结。
第三世界农户在播种时会祈祷：“愿这种子绵绵不绝。”另一方面，孟山都公司和美国农业部却似乎在说：“愿这种子断子绝孙，我们的利润和垄断才会绵绵不绝。”
跨国公司声称这种技术是必需的，这样它们才能收回投资。但是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武器制造商必须被允准出售武器，而核工厂应该被允准自由制造核弹。作为人类，我们有义务保存这个星球上的生命，我们有责任制止针对社会和环境基础的某些行为，不管利润有多少。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孟山都公司在1999年10月宣布，它将停止将终结子技术商业化的计划。然而，孟山都公司还将会继续发展其他危险性的技术来控制种子。
种子剽窃
种子和作物向来被认为是生命更新的源泉和繁殖力的体现。在亚洲，稻米已经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资源。
稻米在亚洲是作为一种食物资源得到不断发展的。亚洲稻米有两个亚种：印度亚种和日本亚种。日本亚种更矮更圆也更透明，而印度亚种长得更高，谷粒更细长，烹煮时会分离开来。
在日本，稻米和稻田非常重要，它们隐喻着“自我”。据《稻米即我》（Rice as Self）的作者Emike OhnuikiTrerney所说：“农业仪礼模仿着一种赠礼交换的宇宙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新的稻米是对神赐予的原种的回馈。”
在印度，稻米被等同于生命气息。在绿色革命引进单一种植业毁掉物种多样性之前，印度生长着20多万种稻米。这些本地稻米品种历经旱涝不断进化，在高地和沿海生态系统中繁茂生长，不但味道好，还有药用价值。
在印度次大陆，巴斯马提香米生长了千百年，见诸古代文献、民俗资料和诗歌。这种自然散发香味的稻米品种一直被印度人视若珍宝，为外国人所觊觎。
印度和巴基斯坦农户对巴斯马提香米诸品种进行多年的研究，培育出一个种类多样的巴斯马提香米品种系列，其优良品质来自这些农户日常生活中的育种和创新。今天，印度已有27个有案可稽的巴斯马提香米品种，自然种子保护计划——九种基金会已经保存、收集并分发了14个巴斯马提香米品种。
近些年间，巴斯马提香米已经成为印度增长最为迅速的出口产品。每年，印度生产65万吨巴斯马提香米，占印度稻米种植土地总面积的10%到15%，其中有40万到50万吨供应出口。印度巴斯马提香米的主要进口国是在中东（占65%）、欧洲（占20%）和美国（占10%至15%）。印度巴斯马提香米每吨价格850美元，是欧共体进口的最为昂贵的稻米。巴基斯坦巴斯马提香米每吨价值700美元，泰国香米每吨价值500美元。
然而，近期一项专利试图剽窃农户的创新，并将这项贸易垄断化。1997年9月2日，基地设在得克萨斯的稻米科技公司被授予专利号为5663484的专利，这个专利涵盖了巴斯马提香米稻米的多个种类和籽粒。凭借这个专利，稻米科技已经在市场上销售商标是加斯马提、得克斯马提以及贾斯马提的稻米。同时，这项专利还允许稻米科技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在巴斯马提香米名义下开发的所谓巴斯马提香米新品种。
稻米科技获得专利授权的巴斯马提香米品种原本渊源于印度巴斯马提香米和包括印度诸亚种在内的半矮植株杂交。这些品种本是印度次大陆农户历经多个世纪的育种得来的，稻米科技杂交不同品种以混合巴斯马提香米以及半矮植株的做法并非创新。这不过是任何熟悉育种技术的人都知道的老生常谈的育种方法。然而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仍然授权稻米科技这项涵盖面宽泛的专利，称之为稻米科技的巴斯马提香米及其育种“创新”，并称它们产出的稻米是具有“类似性质或更优性质的巴斯马提香米”。
专利本来是授予那些使用罕见方法进行创新的工业发明的。然而，获得专利的巴斯马提香米虽然也被称之为新颖，实际上却根本就不是创新。稻米科技的巴斯马提香米不可能既是创新同时又类似传统巴斯马提香米。通过杂交获得其他品种既非创新亦非采用罕见方法。实际上，稻米科技的专利将派生当成是创造，将剽窃当成发明。美国专利办公室保护的并非发明，而是生物剽窃。
稻米科技的巴斯马提香米专利透露出对生物资源授予专利中存在的问题。声称在植物品种方面取得发明创新，这一方面否认了大自然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否认了农户的创造力。要是继续坚持对发明的错误认定，发明在实际中就会损害种植巴斯马提香米的农户的利益，因为他们侵犯了稻米科技拥有的专利。种植巴斯马提香米的印度农户将被迫付给稻米科技特许使用费。
印度农业成本将会变得巨大。印度和巴基斯坦种植巴斯马提香米的25万农户的生计将会受到威胁。市场垄断将真正的创造者赶出了他们应得的地方市场、全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
巴斯马提香米的剽窃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反映出公司如何对第三世界的物种多样性和本土创新成果主张所谓的产权，如何剥夺穷人在世界市场上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资源。其他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涉及胡椒、姜、芥子、印度楝树和姜黄的专利。
七、再造食物民主
[印]范达娜·席瓦
产业化的农业基于还原式的、碎片化的、强调竞争的世界观，将协同关系、合作关系和互帮互助统统解释为竞争。它不是将奶牛和蚯蚓视为我们食物生产的助手，却认为它们在和我们争夺食物，也就连带着否认它们获得养分的权利实际上会有助于人类获取营养。所以，在育种过程中，谷物的产量增长在以秸秆的损失为代价。人类的食物增加则以奶牛和蚯蚓减少为代价。
再造食物民主意味着通过保护生态的方式，重新让所有物种享有获得养分的权利，也意味着让所有人包括未来一代享有获取食物的权利。这里说的食物民主是平等和民主的最高形式。这样一种民主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因为别的物种无需通过损害我们来养活自身；它们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也就养活了我们。
提倡有机农业的运动
在印度，最贫困的农民是种植有机作物的农民，因为他们买不起化学药物。现在，通过一个有意识避免化学药品和基因工程的国际有机运动，他们被联合起来。1999年11月，由附属于农业企业的国际食品安全咨议会提供的一项美国调查显示，美国98%的消费者认为食物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议题——比制止犯罪还重要。77%的人出于食物安全的考虑正在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1999年1月13日《时代》杂志（Time）民意测验发现，美国81%的消费者认为基因工程处理的食品应该打上标签。58%的消费者说，如果转基因食品被标识出来，他们就可以不再食用转基因食品。1998年，美国消费了价值50多亿美元的有机食品，这个市场还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
在印度，全国有机农业网（ARISE）在各地开办村级教程，支持希望放弃化学药品的农户。生态和有机农业在印度经常被称为“非暴力农业”（ahimsic krishi），因为它保持着对所有物种的同情心，保护农业物种多样性。
尽管有机农业低投入低成本，因而非常适合贫困农户，但它也经常被认为是“富人的奢侈品”。这是不真实的。工业化生产食品的便宜和有机食品的昂贵并不能反映它们的生产成本，是对产业化农业投入大量补贴才造成了这样的价格差异。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全世界有机农业的民主化。
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
1998年11月，印度安得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农户拔除并焚毁了孟山都公司种植在试验田中的保铃作物。1998年2月，环保主义者和农户联合在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呼吁结束基因工程试验，并禁止基因工程食品进口。
在英国，一场名为“基因雪球”的运动于1998年开始，起因是五名妇女拔除了孟山都公司在牛津郡种植的作物，力图将转基因作物赶出试验场，以此来保护环境。1999年2月，英国农场组织、消费者组织、发展组织以及环境组织的联盟发起了一个“五年冻结”基因工程的运动。
1993年在瑞士，一个被称为瑞士基因工程工作组的基层投资组织召集11. 1万人联署禁止基因工程的请愿书。生物技术产业花费了2400万美元聘请公关公司来解决这份请愿引发的讨论，导致该请愿于1998年6月以2∶1的差额被投票否决。但是争议还远未结束。一份类似的请愿书又由绿色和平组织和全球2000（Global 2000）倡导在奥地利诞生。
在德国，对基因工程的*是由基因伦理（GenEthisches）网络、BUND以及一个被称为“食物来自基因实验室”（Food from the Genetic Laboratorg）的草根组织领导。
在爱尔兰，盖尔土地解放阵线（Gaelic Earth Liberation Front）在爱尔兰的橡树港刈除了实验田地中的抗农达甜菜。在法国，国家联盟（Confdration Paysanne）的农户破坏了诺华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后来，法国政府又决定暂停种植转基因作物两年。
在整个欧洲，各种针对基因工程的禁止和暂停措施为了回应日益增长的民众压力而不断涌现。1998年7月，来自全世界的民众齐聚孟山都公司总部所在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有关“生物蹂躏”的集会，向孟山都公司发出抗议。这次集会开启了一场新型的世界公民运动，来反对跨国公司试图控制我们生活基础的行径。
拯救种子
再造食物民主的另一个努力是从跨国公司的破坏性控制中拯救种子。印度环保主义者和农户已经花费了十多年时间建立起拯救种子的组织——九种基金会。
在不公正和外来势力统治期间，人们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之外，寻回自由需要与不公正的法律和体制进行非暴力的不合作。这种与不公正进行非暴力的不合作一直就是印度民主的传统，为甘地发扬光大，成为Satyagraha传统。从字面上讲，Satyagraha意味着为真理而斗争。据甘地说，暴政不可能奴役认为遵行不公正法律是违背道德的人民。正如他在《印度自治》（Hind Swaraj）中所说的那样：“只要应该遵守不公正法律的迷信尚在，奴隶制也就会存在。但一个非暴力的抵抗者是可以靠一己之力来消除这种迷信的。”
1998年3月5日是甘地呼吁实行食盐长征（Salt Satyagraha）的纪念日，2000多个组织联合起来开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是一个反对在种子和植物领域实行专利制度的不合作运动。
种子在任何地方对于生命的存续而言都是关键资源。种子是独特而无价的自然馈赠，由农户历经上千载加以驯化、培植，才能用来为人类生产食物。农户从优良的植物中选择并保存最好的种子，再度种植。这种种子的选择、保存和再度使用的循环自从农业产生以来就循环不断了。
“食盐长征”运动是印度拒绝与不公正的盐法合作的具体表现，同时表达出印度对平等和自由的呼声。它也表明我们拒绝接受专利和非法技术对生命的殖民化，以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自由贸易规则对粮食安全的破坏。这表达出争取人类和所有物种自由的意愿，也是对我们的食物权利的确认。
九种基金会旨在让种子银行和有机养殖提案覆盖整个国家。九种基金会不会认可关于生命的专利，当然也包括种子专利，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受专利、化学药品以及遗传工程掣肘的食物及农业体系。这场运动将强化我们同物种多样性的协作，再造我们的食物自由。
孟山都战役
“孟山都，退出印度”运动造成了全国上下对基因工程和孟山都公司的关注。1999年，关于孟山都公司在印度进行基因工程试验的新闻由媒体曝光。这些试验分布在9个邦的40块田地。由于各种农业决议都应当由地方政府做出，国家农业官员都否认他们曾就这些试验给过咨询意见。他们向公众透露了这些试验场地的位置，紧接着卡纳塔克邦和安得拉邦的农户就拔除并焚毁了这些转基因作物。
在安得拉邦，农户获得地方议会的支持，向政府施压要求禁止这些试验。在农户自发拔除这些作物之后，政府自己也下令拔除了其他地方种植的Bt作物。
建立多种同盟
在全球范围内，追求食物民主的运动正在建立基础广泛的同盟——在公益科学家和民众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南北之间建立同盟。各种组织之间的稳定和配合是必需的，因为跨国公司还在推动基因工程，这在很多层面给粮食民主带来各种问题。
公共科学家已经在研究生态的影响，他们已是这场运动的重要成员。1994年，著名的发展生物学家布里Brian Goodwin、埃塞俄比亚环境秘书Tewolde Egziabher、菲律宾的Nicanor Perlas和我共同发起一场科学讨论，讨论生物学的非还原性问题。位于槟榔屿的第三世界网络慷慨允诺主办这次会议。包括Mae Wan Ho、Christine Von Weiszacker、Beatrix Tappeser、Peter Wills、Jose Lutzenberger、Elaine Ingham、Beth Burrows、Terje Traavik等在内的公共科学家会聚槟榔屿，在促进生态保护和安全问题探讨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没有这些科学家和公民运动的紧密团结，基因农业就会竭尽全力使这场讨论一边倒，所谓“明智的科学家”和“不明智的公众”，或者“理性和情感”的划分就极可能得逞。民众的抗议就会被弃置一边，而基因工程有机体的商业化就会毫无问题或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团结也是必需的。由于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户，只有2%的农户生在发达国家，所以追求食物民主的公民运动在发达国家就会表现为消费者运动，而在不发达国家则是农户和消费者共同的运动。
为了恢复物种多样性和知识共有而进行的公民运动是食物系统民主化的基础。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生命的多样性是公司的发明，更不承认是公司的产权，这种态度就是对所有物种及其自我组织能力内在价值的一种正面认定。另一方面，拒绝通过专利使生物资源私有化，就是在捍卫三分之二多数人生存的权利，而这些人都是依赖于大自然资源生活，却因为贫困被挤出市场。这场运动同时也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捍卫，因为大多数文化都不是将别的物种或植株视为“财产”，而是将它们看成亲人。这种更大范围内的生命民主是以地球的民主性为基础的，这种民主是我们抗拒“生命科学产业”暴力的最为现实的力量。正是生命科学产业在将数百万计的物种推向绝灭的境地，并使数百万计的人口濒临死亡的边缘。
如果我们还能够想像食物自由，并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将之变成现实的话，我们就应当挑战食物专制。我们就会重建食物民主。
《失窃的收成》跋语
范达娜·席瓦
1999年底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失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街头的抗议和WTO谈判中出现的抗议声音预示着一场新的民主运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和不发达各国政府都拒绝忍受发达国家的欺凌，反对被排斥出影响他们应有份额的决议过程。
在西雅图，来自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的5万民众静坐街头4天之久，要求不再出现新的贸易谈判回合来加剧并扩散全球化进程。
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贸易部长们拒绝参与“有预谋”的协调，因为他们已经被排斥在暗中操作的“温室进程”之外。只要透明度、公开性以及参与度等诸项条件得不到保证，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参与这次协调。他们的拒绝使工业化国家在将来的贸易谈判中做出威胁性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
西雅图之所以被美国选定为这次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地，因为这里是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的驻地，这象征着世贸组织条款是用来保护并扩展跨国公司权利的。不过跨国公司只能处于幕后，自由贸易和世贸组织的支持者还被迫声称：世贸组织是一个“由各成员国推动”的机构，受控于参与民主协商的各国政府。
但世贸组织已经为自己赢得世界暴政组织(World Tyranny Organization)之类的名头，因为它推行暴政的、反人类的、反自然的各项决定，来帮助跨国公司通过隐秘的非民主结构和进程窃取世界的收成。世贸组织将强迫性贸易而非自由贸易体制化，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强权的胁迫和规则不可能再继续。
世贸组织的暴政无论在西雅图的街头还是在谈判地华盛顿州立中心都表现得很明显。专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能容忍持民主意愿的异议人士，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中表露无遗。庆贺圣诞节的树木和店铺被点燃，街道被警察设置路障，城市变成一个战争地带。非暴力的抗议者，包括年轻人和老太太、劳工倡议者和环保倡议者，甚至当地的居民，都遭到暴力殴打，警方还喷射催泪瓦斯，有数百人遭到逮捕。
媒体将抗议者指斥为“强权贩子”以及“特殊利益”帮派。而美国贸易推广同盟的斯科特·密尔(Scott Miller)这样的全球化人士，则称抗议者表现得畏惧而无知。
但是数以千计的青年、农民、工人以及环保主义者平静而又坚定地行进在西雅图街头，并未表现出无知和畏惧；他们受到污蔑是因为他们了解世贸组织是如何的不民主，其社会和生态影响具有多大的破坏性，以及世贸组织的规定是如何由跨国公司推动，又如何控制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他们要控制我们的食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未来。
工人与环保主义者携起手来，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共同对基因工程作物说“不”，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利益要求。他们一起维护的是所有人在所有地方的共同利益和共有权利。分而治之的政策企图使消费者与农民对抗，使北方和南方对抗，使工人和环保主义者对抗，这种企图已然失败了。
找回失窃的收成，民众来到西雅图，打出标语：“新回合别再谈，回头才是彼岸”。他们成功阻止了一场新的回合谈判。接下来，我们将面对新的挑战：扭转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规定，让贸易从属于保护地球以及人类生计这样更宏大的价值。
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不计一切差异，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正在将生态农业的各项原则付诸实践。后西雅图的挑战就是要改变全球贸易的种种规定，以及国家有关食物和农业的各项政策。只有这样，这些实践才能够得到滋养并扩散开来，保护小型农场和农民生计，生产安全食物的生态农业，才不会被边缘化为犯罪行为。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已经逐步找回失窃的收成，优质食物的生产和奉献正是最好的礼物和最具革命性的事件，值得我们大大庆贺。
范达娜·席瓦
新德里，印度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