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的教育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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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9-14 08:14:13
有一些事,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比如,家长送子上大学,上周成为热议教育话题。由头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给独自报到的学生发百元红包。在大家围绕“独自报到”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辩论不休时,有人撰文说,美国大学是欢迎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的。道理很简单,大学四年,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需要学校配合,家长送孩子去学校,了解孩子四年生活的学习环境,向学校老师介绍孩子的情况,听学校老师讲解学校的育人宗旨,好处大大的。与之一对比,国内大学居然不让家长送孩子来上学,其实体现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割离。
再比如,家长、学生趁教师节给教师送礼,也成为教师节里的最热话题。舆论比较一致的态度,是反对“教师节”成为“送礼节”,于是在这种反对声中,教师节变为对教师的“讨伐节”,以至于昆明一所学校的170余名教师,在教师节第二天,面对校内3000余名学生和500余位家长,高举右臂,激情宣誓,“我们要廉洁从教,坚守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云南网9月11日)教师节把老师逼得这样,也真难为教师。对于这种现象,也有人士撰文说,在国外,比如新加坡,是认同学生在节日给老师送一点“礼”的,而且把送礼当作一种情感教育,送出尊敬、送出温情与爱来。
一些文章对于国外学校中,学校对于家长送子上大学,以及学生给老师送礼的态度介绍,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但是,为何在我们这里,家长送孩子上学,学生给教师送礼,却成了议论的话题,争议不休呢?
就家长送孩子上大学来说,在我们这里,其功能完全与美国家庭送孩子不同。我国家庭的基本功能,是护送孩子、安顿孩子、分享孩子上学的喜悦、表达一种亲情,而很少是因为父母要继续关注孩子的大学教育,才送孩子。事实上,不少家庭甚至认为孩子高考结束、考上大学,家庭的教育义务,也就完成了。这几年来,屡屡有新闻报道,家长对学校劝退学业不合格的学生,十分不满,认为学校没有事先告知,而只要翻阅学校发给学生的学生手册,这些规定都是“白纸黑字”,只是送孩子上大学的家长,对这些根本没有留心。出于这种“功能”的送子上学,当然会被解读为子女的独立自主意识和能力差。因为如果就是这种“功能”,家长其实大可不必送孩子。学校发红包鼓励学生独自报到的出发点也是如此。而在美国家庭,大多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精神,上学时家长送孩子,不是担心孩子搞不定报到手续、不习惯校园生活,而是出于对孩子大学学习环境的了解。笔者一位朋友的女儿考上哈佛大学,学校还要求家长写一封介绍女儿情况的信,以此了解父母对孩子的评价与期望。
再说教师节送礼,根据笔者的调查,能收到礼的教师,只占教师群体的少数,对于1000多万之众的教师(包括幼儿教师103多万人、小学教职工613多万人,初中专教师347多万人、普通高中教师147多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05多万人)来说,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学校、技术学校教师、城市薄弱学校教师等,根本就收不到礼,他们是代那些有权、有机会收礼的教师受过,而教师节成为讨论该不该送礼的话题,更暴露出家长对受教育者权益保护的忧虑。这是我国学校,与国外学校的根本不同之处,除了缺乏依法治教的氛围,学校之内,家长的话语权有限。新加坡是一个赞成对学生进行体罚的国家,根据新加坡关于体罚学生的《指导原则》规定,在辅导、留校的惩戒方式不能奏效后,校长、副校长和纪律事务长有权用藤条对违规学生进行体罚,但对象限于男生,部位限于手心和屁股,必须有见证人在场,体罚后写成书面报告,并立刻通知家长。通过这些规定,不难看到体罚教育所执行的“细则”,而我国有关于教师、学生的权利表述则很模糊。家长担心孩子“莫名其妙”就受到不公平、不公正待遇。
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也应了“南橘北枳”的道理。笔者多年前,曾建议国内高校重视大学毕业典礼,由学校领导给每个学生发学位证书、戴学位帽,最好请家长前来观礼,这一建议被批评为铺张浪费,不切实际,因为国内高校的毕业生数量太多,一一发证书,要发好几天,领导没空;而平时不注重教育质量的大学,突然重视毕业典礼,也是“形式主义”……
何时国内高校家长送子上学,不是担心孩子路上的安全,以及自理能力,而是出于去了解孩子的学习环境,与学校共同教育孩子;何时对于学生在节日期间表达对教师的尊敬,不再引出“送礼节”的争议,才表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而这需要学校,从尊重与保护受教育者利益出发,在学校里设立家长委员会与学生自治委员会,让家长与学生能参与教育、监督教育、评价教育。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