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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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
2009年09月27日 14:39《世界博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核心提示：
作者尹晓煌1984年赴美留学，在1993年的回国旅行中，他发现中国以及中国人已经和他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人们为了财富，丢掉了许多他们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为此行撰写的游记发表在1994年4月的《大西洋月刊》上。
199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3%，从1985年到现在，城市人均收入已经翻番，国有企业总产出已经不到全国的30%，仅剩一个巨大的空壳。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私营企业和国有经济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上海最大的国营商店里，人们在这个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象征的地方可以随意砍价，因为公私合营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曾经的国营商店变成了私人的买卖。我问自己十年前求学的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这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回答说：“没人知道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这是一个修辞学的概念。它可以具有任何含义，除了计划经济。”
当资本主义经济的闸门已经放开，再加上国际的投资，中国已经成为新的机遇天堂。人们谈论的是致富的故事。赵章光将他的生发产品卖到了全世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1993年一年他的净收入达到5000万美元。他的许多亲戚都成了百万富翁。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告诉我，自从1986年辞职不再当高中老师之后，他就办了一个木梳厂，产品专门出口美国，“发了点小财”。他开着自己的新奔驰s500轿车带我到他新买的别墅参观。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车和唯一的家。我从前的一位同事酸溜溜地说：“现在是中国的镀金时代，我们的卡内基们和洛克菲勒们比美国的企业家更成功，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赚到了更多的钱。”
并非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有，但显然城市居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我第一次在家乡扬州的街头看到了胖子。依靠传真机、卫星电视，中国人现在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甚至不亚于在美国生活的我。他们就像关注中国本土股票一样关注美国股市。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氛围变得更加宽松。我离开的1985年，正在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这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我的一位同事因为在对学生们兴奋地介绍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性感插画时，眼睛一直盯着某位女学生的胸脯看，而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被发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现在，似乎政府对西方的文化作品放开了限制。在扬州的一些发廊里，墙上挂着金发女郎的裸体海报。在南京金陵宾馆，我发现房间的抽屉里放着《花花公子》杂志。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政府认为性没什么可怕的，在道德上也完全可以接受。或许官员们认为如果人们把兴趣放到性上面，就没有多余精力思考其他问题了。”
上海的《新民晚报》报道，中国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情变得非常普遍，而出于政治目的的事件数量却在减少。人们为政治革命和各种运动而激动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品尝到财富的滋味以后，中国人对赚钱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了。他们不愿为任何事付出自己的新财富作为代价。根据《深圳商报》的调查，88%的北京人关注通货膨胀，81%关注社会稳定。在80年代之前，人们互称“同志”，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我们曾短暂地用“先生”一词彼此称呼，而现在，“老板”这个称呼最受欢迎。
“下海”是另一个热门词汇，我从前在南京的许多同事纷纷“下海”捞钱。我的一个朋友从前是典型的古典派学者，他曾喜欢谈论议会制和民主制度，而现在，他卖起了化妆品，这样一份工作我根本无法同他的兴趣和专业背景联系起来。
“我曾经空谈民主，现在我知道只有人民有了钱，不论是合法获得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才能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尽管他不能代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精英，但似乎很多学者都持同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明智的选择不是空谈政治，而是满足大众对经济增长的需求。
在开往镇江的火车上，一位同行者对我说：“看看俄罗斯人，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自由，但却没有足够的面包。”
关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俄罗斯少女被卖到中国当妓女的新闻充斥着各地报纸的版面，中国人开始以此为戒。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化的信号，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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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西洋月刊》：1994年中国的镀金与蜕变
2009年09月27日 14:39《世界博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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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晓煌1984年赴美留学，在1993年的回国旅行中，他发现中国以及中国人已经和他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人们为了财富，丢掉了许多他们曾经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为此行撰写的游记发表在1994年4月的《大西洋月刊》上。
199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3%，从1985年到现在，城市人均收入已经翻番，国有企业总产出已经不到全国的30%，仅剩一个巨大的空壳。在这次旅行中，我看到私营企业和国有经济间的界限已经模糊。在上海最大的国营商店里，人们在这个曾经是社会主义经济象征的地方可以随意砍价，因为公私合营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曾经的国营商店变成了私人的买卖。我问自己十年前求学的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这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回答说：“没人知道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这是一个修辞学的概念。它可以具有任何含义，除了计划经济。”
当资本主义经济的闸门已经放开，再加上国际的投资，中国已经成为新的机遇天堂。人们谈论的是致富的故事。赵章光将他的生发产品卖到了全世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1993年一年他的净收入达到5000万美元。他的许多亲戚都成了百万富翁。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告诉我，自从1986年辞职不再当高中老师之后，他就办了一个木梳厂，产品专门出口美国，“发了点小财”。他开着自己的新奔驰s500轿车带我到他新买的别墅参观。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车和唯一的家。我从前的一位同事酸溜溜地说：“现在是中国的镀金时代，我们的卡内基们和洛克菲勒们比美国的企业家更成功，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赚到了更多的钱。”
并非所有人都在变得更富有，但显然城市居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我第一次在家乡扬州的街头看到了胖子。依靠传真机、卫星电视，中国人现在对外面的世界非常了解，对美国的了解程度甚至不亚于在美国生活的我。他们就像关注中国本土股票一样关注美国股市。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氛围变得更加宽松。我离开的1985年，正在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这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我的一位同事因为在对学生们兴奋地介绍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性感插画时，眼睛一直盯着某位女学生的胸脯看，而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被发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现在，似乎政府对西方的文化作品放开了限制。在扬州的一些发廊里，墙上挂着金发女郎的裸体海报。在南京金陵宾馆，我发现房间的抽屉里放着《花花公子》杂志。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政府认为性没什么可怕的，在道德上也完全可以接受。或许官员们认为如果人们把兴趣放到性上面，就没有多余精力思考其他问题了。”
上海的《新民晚报》报道，中国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情变得非常普遍，而出于政治目的的事件数量却在减少。人们为政治革命和各种运动而激动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品尝到财富的滋味以后，中国人对赚钱的激情被彻底点燃了。他们不愿为任何事付出自己的新财富作为代价。根据《深圳商报》的调查，88%的北京人关注通货膨胀，81%关注社会稳定。在80年代之前，人们互称“同志”，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我们曾短暂地用“先生”一词彼此称呼，而现在，“老板”这个称呼最受欢迎。
“下海”是另一个热门词汇，我从前在南京的许多同事纷纷“下海”捞钱。我的一个朋友从前是典型的古典派学者，他曾喜欢谈论议会制和民主制度，而现在，他卖起了化妆品，这样一份工作我根本无法同他的兴趣和专业背景联系起来。
“我曾经空谈民主，现在我知道只有人民有了钱，不论是合法获得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才能摆脱受到控制的命运。”尽管他不能代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学术精英，但似乎很多学者都持同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明智的选择不是空谈政治，而是满足大众对经济增长的需求。
在开往镇江的火车上，一位同行者对我说：“看看俄罗斯人，他们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自由，但却没有足够的面包。”
关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许多俄罗斯少女被卖到中国当妓女的新闻充斥着各地报纸的版面，中国人开始以此为戒。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化的信号，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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