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也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兼答李小平先生

  
2007-09-05 21: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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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知识/探索人口计划生育老龄化
这是北大李建新博士针对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3期）的驳论文，发表在《人口研究》2006年1月号上。转贴与此，作为本人《放开二胎于中国之经济意义——驳李小平<多添二胎孩子对中国有经济意义吗>》一文的辅助论证。
读李小平的文章，我不禁想起某些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劝成绩差的学生不要参加中考或干脆劝退的事。可怜的“差生”们并没有把优秀学生的分数变低，只是因为影响了老师、校长升学率的“政绩”，就被校方恶意驱逐。在人口政策上，穷人的二孩并没有拿走富人一分钱，反而还养活了大批富人（如果出生了），只是因为影响了官员们人均GDP的“政绩”，就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
也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
——兼答李小平先生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100872)
正如李小平所言,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反映在生育政策上有三种不同主张,笔者是坚决反对李小平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 年后中国人口降至到3～5 亿。在论证我的观点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的共同之处。在关于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问题上,无论是目前的哪一派观点,都不主张中国人口数量继续增长,都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误解,认为主张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就是鼓励中国人口数量继续增长。实际上,由于每个家庭平均两个孩子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简单地说,更替水平就是子女一代完全替代父母一代,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水平。因为有死亡的因素,更替水平必定大于二孩。在低死亡水平和出生性别比正常的条件之下,更替水平通常被假定为总和生育率2. 1。) ,所以,全面主张二孩政策也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政策。笔者与李小平主张的区别不在于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数量,而是在于如何调控人口(调控不仅仅限于控制人口数量) 。在讨论人口发展战略的目标上,笔者并不预先为未来100 年或200 年设定一个远小于现实人口规模的绝对人口数量目标,而是从遵循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变动规律出发,从追求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协调关系出发,从追求人口发展既为手段又为目的的统一性出发,据此,长远的人口发展战略表现在具体的人口生育政策上就是,全面允许生育二孩,在二孩生育政策上统一解决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不断提高人口素质。这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保持昌盛不衰的人口战略,也是我们身处多重困境中的最佳选择。
讨论人口百年发展战略,笔者以为,应当以历史的、开放的、动态的视角进行讨论,所以,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世界以及其中的中国人口变动轨迹和变化趋势,由此可以窥见人口自身再生产内在的一些规律性。
1 　世界人口格局与人口变化趋势（略）
2 　中国人口百年战略的基本依据（略）
3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启示（略）
4 　一些质疑
在论述了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后，我并不想对李小平文章的各个部分进行一一回应。但是，对作者在论述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问题，笔者愿意坦率地提出来进行质疑。
通观李小平的整篇论述，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分母效应”式的演绎推理。在关于对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的论述中，作者一直是按“分母效应”演绎的：人口数量分配一定量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口越多人均GDP越少，反之，人口越少人均GDP越高；人口数量占用一定量的资源，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如耕地、水等越少。用“分母效应”的方法来分析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单纯的“减少刀叉”观。其最终结论是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当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规模越小时，人均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粮食、人均耕地等等）就越大；而人均指标越高，就越意味着人均福利的改善与提高，就越意味着发展；所以，要发展就要迅速减少人口数量。看起来这种推理不无道理，而且事实上“分母效应”式的分析还常常是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依据。但是，只要认真的检视一下人类发展的近代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工业革命以后马克思惊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的迅速扩张（注意那时西方国家人口正处在相对农业社会快速增长的转变时期），到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和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的经验都不支持这种演绎推理。从1900年到200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近4倍，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增长了20到40倍，使世界不仅能支持四倍的人口增长，而且生活水平更高了。（联合国，2001）
事实上，在历史上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讨论中，还没有哪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减少人口总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历史上也不存在一个经验事实，即某个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减少人口而提高了人均GDP、走向富裕社会的。显然，以“分母效应”方法的论证作为人口百年战略制定的依据是不科学的，是会带来误导的。
其二，暗含不真实假定的推论。在李小平的论述中，存在着诸多的暗含不真实的假定以及由此做出的评论和论证。上面所提到的“分母效应”分析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其“分母效应”的论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其它的论述中，这种隐含地假定也不少见。例如，在“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一节中，李小平困惑道：“一个令我十分不解的现象是，所有因老龄化而顾虑重重并因此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生育的学者，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于就一胎化和二胎化之间究竟那个选择在百年之内更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更快增长进行分析论证。即便在笔者发表文章明确要求主张放宽和放开二胎的学者对此进行论证之后，那些进一步发文认为不能以降低人口总量为目标或不能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为目标的学者，仍然回避就两者之间将导致的人均收入差异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甚至连一个基本的表态都没有。”（李小平，2004，p37）先不管李小平为何对我们关于调整生育政策从而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证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视而不见，且看李小平是怎样论述“在100 年之内，一胎化相对于二胎化而言，必定会加速人均收入的提高”的吧。“其依据十分简单：首先，所有二胎孩子在18岁之前基本不成为劳动力，因此不生二胎，就节约了养育二胎的耗费，也就等于提高了人均收入……”（李小平，2004，p38）他这番一孩优于二孩的论证完全是建立在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的，这个不真实的假设就是二孩一生所创造的财富要小于他所消耗的成本，这是一个违背经验事实的假设。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统一的，就人类总体而言，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人口作为生产者所创造的财富平均总是大于人口作为消费者所耗费的，所以，20世纪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并没有导致一个更加贫困的世纪出现。在“二胎孩子的社会成本与家庭收益”一节中，经过一番对“二孩”成本的计算之后，作者写道：“有人可能认为这种计算方法没有将新增二胎孩子创造价值的因素考虑在内，但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和算账方法，那也就没有人口和劳动力过剩问题了，因为即便是第十胎孩子，他们长大后不也是自己养活自己吗？那放任随便生育不就得了吗？还搞生育控制干嘛？” （李小平，2004，p39）在这样的诘问中，第一，有关计算二孩成本的假定存在问题；第二，混淆了人口“控制”与“放任”的界限。因为生育二胎仍属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范畴，但生育十胎是一个放任且高速增长的人口。这样推出的结论能让人信服吗？
从不真实的假定前提出发，推出不真实的人口后果，不真实的人口后果又进一步成为严格实施生育政策的依据。从逻辑推理上看，李小平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这也正是这些推论和结论的蒙蔽性所在！无论是论证还是反驳，李小平的逻辑推理多于实证研究，而逻辑推理的前提往往是反事实或不真实的，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讨论无法达成共识，我们的争论失去了意义。
其三，割裂人口内部数量与结构的相互关系。在关于人口总量对经济、资源环境影响的论述中，作者以一种孤立静止的观点，割裂了人口数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互影响的变动关系，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的变动规律。在非稳定人口的条件下，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人口总量减少越迅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越快，老化程度越高。人口自身变动规律还表现在人口的周期性、长期性上。例如,今天出生的孩子大概20 年之后方可进入劳动力年龄的行列,而他们的进入将伴随着20 世纪60 年代出生队列退出劳动力市场。这种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人口不同队列进退劳动力市场的队列效应及其比例关系都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些人口的变动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以关联的、动态的、长远的视角分析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在作者的论证中，只有人口数量的对比分析。例如，在“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一节中，作者这样质问道：“所有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人口学者不妨做个常识和良心判断：如果中国建国后人口立即停止增长，那么，相对于今天13亿人口而言，人均GDP究竟哪个会更高？反过来再判断一下：如果100年后人口退回到5亿的水平，那么相对于继续保持13亿而言，究竟届时哪个人口规模下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 （李小平，2004，p38），在另一段中，作者又道：“对那些主张人口总量不能减少和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并自认为可以用数理模型来求解最佳人口规模的学者来说，我倒是很希望看看他们到底能以什么样的模型和数据依据来证明100-200年后，一个13-15亿人口的中国会比一个3-5亿人口的中国具有更高的人均GDP和更好的生存环境。” （李小平，2004，p39）
李小平通篇多处出现的有关人口数量的论述，除了隐含上述所说的“不真实的假定”以及“分母效应”方法的作祟外，最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里只作简单的人口数量多少的对比，丝毫不论及人口总量迅速减少引起的人口内部的变化，而这种人口结构如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又会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综合基本国力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其四，李小平论证的背后是一种单一的片面的发展观。在作者的文章中，通篇充斥着“人均”的概念、“人均”的标准，提高“人均值”成了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准，成了我们追求发展的唯一目标。针对历史上的这种片面的效用主义发展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森，2002，p1）森还说，“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 （森，2002，p10）。森关于“自由”的概念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此，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标，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森，2002，p30）。
在李小平的人口百年战略的讨论中，透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即为了人均目标可以牺牲个体的一切! 在他的论述中,没有给个人的生育自由权利留下任何空间,也没有将其纳入人的全面发展的范畴。我们并不鼓吹生育权利至上而不计其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基本权利包括生育权利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自由、“可行能力”的扩展本身就是发展的目的。因此,“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
总之,二孩生育政策: (1) 仍然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2) 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前瞻性地避免或延缓过快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3) 有利于社会倾其全力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投入国民教育,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4) 合乎民情民意,具有很强操作性; (5) 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微观与宏观、短期与长期、现在与未来的协调; (6) 体现以人为本、符合追求公民基本权利、社会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基本价值。也可以这样说,二孩政策与我们当前所提倡的统筹观、协调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观是相符的、一致的,是我们在生育政策上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
5 　结语
记得早年在学人口学的时候,曾为马尔萨斯对穷人的冷酷而感到忿忿不平,马氏曾这样写到:“在一个已被占有的世界中出生的人,如果不能从他具有正当要求的双亲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及如果社会并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最小量食物的权利,事实上他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盛大的宴席上并没有为他设下空的席位,大自然将命令他离去,如果他不能取得大自然的某些客人的怜悯的话,大自然会迅速执行她自己的命令”(米克,1957 ,p7) 。我们不禁要问,在李小平设计的人口战略目标中,谁最终将是那3 亿过上“美学生活境界”的幸运儿。面对李小平这种“乌托邦”似的梦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平均25 岁一代人,200 年内达到这个“美学生活境地”,我们将要“控制”8 代人的生育数量意愿,要“剥夺”8 代人的生育自由权利,为的只是那幸运3 亿人的浪漫的美学的幸福生活。
李小平最后又引用了150 年前英国一位哲人的美文,我也已经不止一次地读到过,也的确为之所动。可是,在哲人写下这篇美文的时候,全世界人口才是10 亿出头。而今,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63亿,而且还将继续增长,21 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90 亿。让历史上的和现在的人口大国,让正在和平崛起日趋影响世界的中国,以“自废武功”、“自残”的方式,迅速缩减中国人口数量,断送我中华民族之子孙,牺牲我华夏儿女之后代,以如此巨大的代价腾出空间让位于还将继续增长的世界人口,以谋求解决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这岂不是天大的愚蠢! 与其让我们套上人口数量的枷锁失去自由地追求那个遥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美学生活”境地,倒不如让我们打破数量的紧箍咒舒畅地追求和分享这样一个由印度诗人泰戈尔所描述的世界:
在那里,心是不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智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还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参考文献:
1 　【印】阿马蒂亚. 森. 于真等译. 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3 　李小平. 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 战略与管理,2004 ;3
17 　泰戈尔. 吉檀迦利. 诗三十五. 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