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元旅店六成住进求职大学生(组图)

2009年12月07日14:29金羊网-羊城晚报石华我要评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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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店里边杂乱不堪，非常拥挤

人才大市场路边的小卖店代理十元店广告

在宝安北路上四处揽客的十元店拉客仔

无牌十元店看上去和普通住宅户差不多
文/本报记者 石华 图/本报记者 石华 王磊
●“十元店”
深圳市2010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本月19日在会展中心一号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齐聚深圳。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追随师兄师姐的脚步，走进人才市场周边的“十元店”，以最低廉的价格换得容身之所。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以往被人们与“藏污纳垢”直接划等号的“十元店”，已经成为不少大学生落脚深圳的首选。尤其是人才市场周边的，大学生的居住比例超过五成，他们为何成为这些廉价居所的常客？大多数“十元店”长期处于无证照经营的境地，是否可借鉴香港的笼屋制度找到一条出路？
大学生住客占六成
深圳罗湖区笋岗路的人才市场外，是“十元店”拉客仔最集中的地方。据记者初步统计，在罗湖人才市场和深圳人才市场不到1000米的距离里，有16家骑自行车拉客，有四家是报刊亭和小卖店代理拉客的，还有三家手持广告牌站在路边拉客。 拉客的人大都推着一辆自行车，车篮里放着一张纸质广告牌，上面打着“人才招待所”、“湖南招待所”、“湖北招待所”等招牌，下面则注明了“十元住宿”、“十元招待所”等字样。记者在一个“十元店”店主那里得知：因最近城管管得比较严，还有些房东不敢出来拉客。
上月26日，记者在罗湖人才市场信息栏边停留不到5分钟，一个拉客仔就上前招揽。“我们那里大多都是学生，有的房间全是你这样找工作的大学生，保证安全。”记者随他到了一个的小旅社，看到学生模样的住客，大概占了一半。随后，记者又连续走访了五家“十元店”，经过简单统计，大学生住客的比例在60%左右。这些“十元店”大多是私人在小区里租个三室一厅的房子，架几个上下铺的铁床或木质床，每个床位每天收费10元。大多数也会空出一间房用作单间，收费每晚30元。私人的“十元店”最多可以容纳12—15个人住宿；而有执照的“十元店”则租下了整栋楼，可容纳近百人住宿，卫生相对差一些。
一名“十元店”的房东告诉记者：“最喜欢的住客就是大学生了，因为大学生的素质比较高，卫生和管理也很容易。”
记者入住的“十元店”，每个房间有四个床位。房东朱姨是湖北宜昌人。她喜欢听大学生聊天，她说：“比农民工打牌、喝酒好多了。”
为方便大学生找工作，朱姨的十元店安装了电脑和网线。“上网每小时收费两元，比外边的网吧还要便宜一块五。”大学生还可以使用房东的炉灶锅具，因为他们讲卫生，让人放心。洗澡可以用热水，一次一块钱。
“十元店”身份很尴尬
“十元店”大多无执照。记者入住的当晚6时左右，就接到房东的电话：“今晚城管查房，查完之后我给你电话，再过来。”晚上8点半，记者回到了店里，房东说：“昨天在西湖宾馆附近的一家十元店，一个大学生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钱交房租，就在店里上吊自杀了，城管就开始清查了。”房东说自己办不到执照。绝大部分的十元店也都没有执照。
如果说“十元店”是以出租屋的“身份”存在，那么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房屋租赁条例》规定，房屋租赁合同必须到主管部门登记。这对于住客流动性极大的“十元店”来说，无疑是不可能实现，而以“十元店”现在的居住密度，显然也达不到目前《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中的要求：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的标准。
“不让我们搞十元店，不给我们办执照，为什么不把这些租不起房子、住不起旅馆的大学生照顾好。要是大学生都有归宿，谁还愿意住十元店呢？如果在人才市场附近盖一栋楼，专门管理，那也是大学生的福气啊。”
香港笼屋的变迁也许可以成为“十元店”的借鉴。笼屋大多分布在深水埗的一些旧楼，居民一般是新移民或者年长者，月租金一般低于1000元港币。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笼子”里边除了床具外，还有各种生活用品。
1994年香港颁布了《床位寓所条例》，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力图改善并减少“笼屋”。 考虑到床位寓所或出租床位租金低廉、地点方便，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因此香港政府部门并非简单地取缔床位寓所，而是透过立法确保床位寓所符合消防、卫生或楼宇安全的最低标准。
《床位寓所条例》把“床位寓所”规定为拥有12个及以上出租床位的居住单位，相关部门对符合相应安全标准的床位寓所发放牌照，严格禁止无照经营。
记者体验“在学校不也住上下铺吗”
蜗居“十元店”的求职大学生，有出于无奈的也有无所谓的
在记者入住的“十元店”，总共住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大学毕业生，有湖北黄冈的、有河南焦作的、有陕西咸阳的，还有江西九江的，最长的来深圳一年多了，最短的只有一天。
湖北黄冈的小赵今年专科毕业，机械专业的。来深圳已经半年多了，他说在来深圳的第二天就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一个月2000多元，每天要上11个小时的班，由于太累，他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了。在人才市场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工作，干脆做了自由职业者，帮助别人炒股，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一个月就能赚几千块钱。
“第一个月我赚了8000块钱，可全部都挥霍了，想想真是浪费。”小赵坦言，第一次赚到这么多的钱，用来买衣服、吃饭和逛街了。“难道你就没想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面对记者的提问，小赵很诧异地说：“干嘛换呢？这虽然是差了点，但是也不错了，一个月才260块钱，在学校不也住上下铺吗？再说这里的房东还不错，有时候还帮我洗衣服。”
河南焦作的小刘，毕业已经一年多了，化工专业的。毕业之后，和女朋友一起来到深圳，顺利地到了沙井一个电镀厂里工作，月薪3000多元。小刘说他也辞工了：“那个工作一点前途也没有，对身体的损害也大，两条牛仔裤在一周内全都变成了黑色。”
辞工后，小刘住在“十元店”里，前不久在联通找到了一个电话营销的职业，虽然月薪比较低，但是做得很带劲。之所以一直没有搬出十元店，小刘说：“我现在工作还没稳定，公司和我都有一个磨合期，租房子显然不太方便了，所以一直住在十元店。”
陕西咸阳的小李虽然是今年毕业，但是阅历却是四人之中最多的一个。他毕业于云南大学软件设计专业，是当天刚刚入住的新人。早在读书期间他就通过兼职把自己的学费赚出来了，毕业之后签了温州一个很不错的公司，月薪达到1万多元。工作几个月后，他想出来清闲一下，就把工作给辞掉了。
小李头天刚到深圳就去了人才市场，马上找到了一个工作，月薪4000元，可是他不想去。他说：“我想去工厂做普工，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如果只是想赚钱的话，在温州就不辞职了。”小李坦言选择十元店是想吃些苦，他在深圳有很多同学，混得都不错，可是不想去打扰人家。
江西九江的小张也是今年毕业的，中文专业，来“十元店”才一周。小张两个月前到的深圳，之前和朋友一直住在岗厦的城中村，由于城中村改造，很多房子都被拆迁了，他和朋友只好来到“十元店”落脚。小张告诉记者：“来到十元店，主要考虑的还是经济上比较实惠，我们大学生能承受得起。每天大家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互相给一些找工作的建议，这就把一天的郁闷全都排挤掉了。”
当晚，记者与小赵、小李，还有一个来自徐州的打工者同住一室，房间里挂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每个人床头都放有一本书。在枕头旁，记者还发现了一只蟑螂……
换个方式对“存在”？
“十元店”，说来比蜗居还惨，蜗牛们好歹都是住“单间”，而“十元店”一间房上下铺住几人，实为床屋。走出校门到深圳谋生寻梦，无奈也好，无所谓也罢，如此能“屈”，可谓能吃苦的新一代，可见“十元店”存在的广泛市场。然而，存在是否合理？
钱没挣着身无多少盘缠，在高房价时代，许多大学毕业生落脚深圳，租不起房子只好选择“十元店”栖身，是个“理”———“情理”；深圳众多“十元店”隐藏于民居无照经营，规避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存在火灾、治安等隐患，被取缔也是个“理”———法理。当然这“情理”不能成为“十元店”违法经营的理由，但对禁而不止的这个“广泛市场”，能否换个方式对待它的“存在”？
借鉴香港“笼屋”制度是一个方式，“在人才市场附近盖一栋楼专门管理‘床位寓所’”也是一个方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方式，有待于有关部门“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