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常识》读感 转载

最近看梁文道的《常识》，实在获益匪浅。在《日本（一）：搞清楚你要反对的对象》（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情——分析日本问题》）中，道长写道：“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和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岛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他又引用南方朔的一篇文章说道：“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
我们要反的不是日本，而是罪恶，我们要反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罪恶本身。这句话几乎解释了一切。
我们常说应该对事不对人，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句话不知不觉演变成一句空洞的笑话，看起来颇为不现实。我们的逻辑是，这个人既然犯下了大错，自然就要受到惩罚，干嘛还去可怜他。
我想起了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身为人母》里那个“变态”的妈妈对他说：“你干过坏事，但这不代表你是坏人。”
这个“变态”曾经猥亵过儿童，是犯过错误的那一类，而且因为他的前科，他遭到人人排斥，好像“变态”这个词用来形容这类人相当恰当了。然而再一想，这两个字无不包含着一群自恃“正常”的人的蔑视与粗暴。我们再把“变态”这两个字深入和具化，就能知道在这个人人自傲的时代，称别人为变态只不过是一种对权力的滥用，以及拒绝有趣，否认多态的做法而已。当一个人无知的时候，便很容易变得非常自大，于是喜欢拉帮结派，通过数量寻求庇护。数量的多少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因为当一帮不去思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清醒的人就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变态。这时候人们的爱好便是总是喜欢把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或者说，即使处于无利的位置，即使地位卑下，也绝不承认，非要说出个自己的好来。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就是常态，常态才是王道，变态当然可诛了。
这样一来，坏人就相当容易定义出来了，把看得惯的称为好人，看不惯的称为坏人。完全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什么道德标准，只需要行为与多数人类似，便可以说一个人是否无情无义，不正常，不友好，甚至就此排斥他。
在说罪人和罪恶之前，我还稍微加一点关于“义务”的定义。在妮可基德曼、朱利安摩尔、梅尔斯特里普主演的《时时刻刻》里，妮可基德曼扮演的伍尔芙面对丈夫“你有义务回家吃晚饭”时，说到：“没有这种义务！这种义务不存在！(No such obligation! No such obligation exist!)”确实如此，我们总是意淫了很多义务，希望别人怎么做，如果没有达到那种期望，那人便又可以定义为“坏人”。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可怕的是，不是一个人在意淫，全体正常人都在肉麻地意淫，希望这个世界绕着他们运转。一切人性、常理根本就不存在，起作用的只是他们的意淫。不知道这一套规矩是怎样搞出来的，这跟“潜规则”还不太一样。吴思说，潜规则可以说是合法伤害权。那是从官家，有权力者的角度来讲的。而这一套更是糊里糊涂，谁也不知道它的标准，谁也不知道为了谁的利益，没准有一天就会对准自己，非常可笑。然而这是定义坏人的有力依据。
为什么我们总是看不清，或者压根不愿看清罪恶呢？因为那个罪人更加激动人心，因为靶子一来，当然就照着打，管它是谁呀，能够抓着一个，多不容易啊。人是喜欢虐待别人，又喜欢自我虐待以寻求刺激，这是人性的一部分。然而为了追求快感，全然没有理性，恨罪人甚于恨罪恶，这又是违背人性的。
美国07年的那次枪击案，32个学生被枪杀，学校却为33个学生哀悼，其中包括凶手本人，其中的关怀意味让人感动。按我们的逻辑，一定要奇怪，为什么呢，他是凶手，还不该死吗？这就是问题。我们总是把自己看的过于清白，甚至演变成正义的化身，我们知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我们把那些过错全都忽略不计，觉得不足挂齿。我们顿时神圣起来，神圣到可以随意指责一个人，却不带半点同情心的地步。
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之初，性本恶。这话在我们的眼里居然看上去会是谬论，顶多一笑置之，实在悲哀。我认为只有承认人人有罪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善良，才可能真正宽容，才可能让我们不至于犯太多的过错。
假如我们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那我们可能会想，我们跟杀人凶手其实区别不大。只是他做出了一种行为，造成了具体的严重的伤害。然而，我们对他随意中伤、指责的罪过会比他枪杀32人的罪过更轻吗？不可能的。他的罪受到了惩罚，而我们却逍遥度外，还要把自己当成法官，这不更可耻吗？
罪人和罪恶是这样的，我们反对一切罪恶，但原谅一切罪人。
有人问我，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很坏的事，你还有可能喜欢他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我有这种权力吗？我有因为一件事便去断定一个人品质的权力吗？如果谁行使这种权力，那只能说他实在自大、无知得让人吃惊。
我们还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因为某一件事，就去定义他的一生。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其它的全部忽略不计。人的情感往往在作怪，很难不把人和罪分开。但起码的清醒还是要的。我们不能永远幼稚。
这就是一篇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