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二）

十三、初战闽西运气佳
好像大柏地之战成了红军命运的转向标，自此之后，战事似乎突然顺利起来。
现在的强敌是赣军李文彬旅，四军不战收宁都仅仅一天，便主动避战走东固，历来为全军冲锋开路的林彪一纵队开始了为全军断后的日子，使红四军顺利到达东固。
红四军之所以固执的强来东固，是因为从政府报纸上得知，这里有赣南暴动的农军在活动，已经成了师级规模，称为红军独立二团、四团，领头的是一个叫李文林的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得使东固的国民政府白皮红心，是一个打着国民政府招牌的“苏区”。
在东固，红四军顺利与东固的红独立二团、四团会师，虽然他们的军事实力算不得什么，但由于四周大山环绕，国军进剿时便避战打圈，大批国军又不能常驻在这穷山僻壤，一退兵，东固就还是红军的天下。
这里已经有了共产党党的秘密政权，也有群众组织和游击队， 但都不打红旗，以便与国统区通邮通商，周边的国军也就索性掩耳盗铃般睁一眼闭一眼，国共两边的人们因此得以自由往来，红军的日子要比井冈山好过得多。
红军在东固获得了喘息， 3000 多人的吃饭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驻军就食调动不了围攻井冈山的国军。
就是想久住也做不到，在东固安稳了仅仅七天，江西国军的老对头李文彬便率 3 个团进逼东固，同来的还有国军张与仁旅，而此时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已经传来，彭德怀的红五军下落不明，三十二团也无消息，老家肯定是不存在了，红四军必须另找地方安家――开辟新的根据地。
七天时间，除了庆祝与东固红军会师外，还是做了不少事的，主要是对现有的红四军部队重新做了整编，这次整编中林彪指挥的一纵队四个支队被一分为二，三、四支队被编为二纵队，由朱德兼任纵队长，这样全军就一分为三，红军准备分兵了。
分兵是迫不得已的，本来四军主力下山是为解井冈山之围，而现在井冈山已经失守，就得重新考虑先前的战略举措对错了。前委开会做出了决定：“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做出分兵决定，还与中共中央的遥控有关，在遥远的莫斯科做出的“六大”决议此时传达到了东固，中央要求红军实施遍地开花式的武装斗争。
实际过程却没能落实分兵决议，2 月 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开始只是避战赣军的两个旅，但实际行军中又遇到赣军的围堵，刚喘过一口气的四军不愿意与强敌拼消耗，所以，由林彪一纵队为前锋的红军独自决定：开向闽西，插到了古城与汀州南面的四都坪。
这不是军部的预定方向，但在游击战争的独特时期，军部事先规定：前卫纵队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情况临时决定全军性的行动方向。
这时汀州由国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驻守，旅长郭凤鸣是个闽西土皇帝，听说红军来到了距汀州城80余里的四都坪，又不清楚远道而来的红军虚实，便派了一个团来攻，军部决定迎战，林彪奉命担任正面主攻，此时地利在闽军方面，已经占领了制高点，与红军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河上有座桥。
不过，由于正逢冬天枯水季节，河水很浅，部队可以徒涉，这地处不利红军的战斗打响后，林彪指挥部队多路直扑敌军。
开始还像点样子，国军甚至还组织了反冲锋，谁知一经交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林彪的一、二支队分为左右两翼第一次同时突击，国军竞一触即溃，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
占领了敌军高地后才发现，这闽西国军装备极差，士兵们手里的武器除了“汉阳造”就是本地土产的老套筒，连挺轻机枪都没有，近战拼刺刀更是没有胆量，与赣军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闽敌有意示弱诱红军深入？
审过俘虏后才真相大白：闽西的地方部队一直没放在国军高层眼里，难得补充，驻守此地的是所谓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连二流部队也算不上，红军无意中来闽西却是蒙对了，面前的是一堆“软柿子”。
这下红军大胆了，当晚前委便开会决定：打长汀（汀州）！
长汀是闽赣边界南侧武夷山区一带较大的城市，过去，红军做梦也不敢轻犯，一直向南走就是想避开汀州国军重兵，一旦清楚了这长汀重兵不重，当然不会放过战机――避强的目的就是为了“欺弱”。
这次是三纵队打头阵， 二纵队跟进，林彪的一纵队成了预备队，并且负责对赣军的监视任务。
尾追进入闽西的是赣军张与仁旅，在距壬田一二十里的黄柏圩，与林彪的后卫接上了火，可是，好像双方都很客气，保持接触却并没有什么激战，中午时分，张与仁旅突然集合，回头向北扬长而去。
就在大家都迷惑不解时，前方战报到了：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3小时便将这支混成旅大部解决，歼敌2000余人，郭凤鸣被击毙。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残敌向上杭溃逃。
长汀城下，迂回来到的红军枪声一响，守军就自动溃散，长汀城几乎是不战而下。
后面追兵的“谦恭”也清楚了：蒋桂战争突然爆发，赣军奉命北调参加更大的战事去了。
这几乎如同红军突然有了强大的盟军，可见冥冥之中命运开始照顾危难中的红军。
运气的确不错，长汀比大臾、宁都更大、更好、更富足，红四军在长汀得到了宝贵的补充，士兵们甚至还每人补发了四块大洋的军饷，每人发了一套灰色新军装，还发了绑腿和八角帽――这名扬后世的八角帽就是从长汀诞生的。
在这之前，除了三十一团、林彪部有少量国民革命军的军帽，其余各部都是用各种颜色的粗布缠在头上作帽子的，整一帮拿着简陋武器的包头农民。
军阀混战是红军的运气，3 月 20 日，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 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 20 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并“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时，彭德怀、膝代远率红五军到了赣南的消息也到了闽西，红四军于是决定：回师赣南，与红五军重新会合，争取在赣南、闽西站住脚跟，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外部环境是有利了，与之相伴而来的却是内部的不谐，红军的灾难远没有到头，这灾难却是源于领导她的中共中央。
（请看下篇：十四、前委、军委之间的奥妙）
十四、前委、军委之间的奥妙
4月1日，出击闽西的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留守井冈山的原红五军会合了，此时井冈山已经失守，彭德怀费尽心力才算突破围困，找到了回师赣南的红四军，整个局势有了好转的迹象。
这时才清楚：留守井冈山的三十二团已经不复存在，以朱昌偕为书记的共产党边界特委，猜测袁文才、王佐大概欲叛变革命，便建议留守井冈山的四军部队协助提前“平叛”，彭德怀答应了，出动部队给予了有效配合。
结果，袁文才和王佐及三十二团被诱骗到了永新县城，毫无防备袁文才被乱枪打死，王佐在逃脱的途中跳入禾水河淹死，三十二团部队遭到各路红军战友的武装围剿，伤亡惨重，残部无路可走，只得向国民党保安团集体投降。
之后，愤怒的三十二团带领保安团调转枪口攻打井冈山，井冈山就此失陷。后来红军也曾多次回来攻打，均因地势险峻而不能得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此直到四九年都一直成了白区……
还是说瑞金的红四军，就在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来到了刚刚开始复苏的红四军：4月3日，前委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六大”中央发来的指示，其指示荒谬绝伦！
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形同解散般分向农村；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却不能置之不理，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讨论来信。会议的结果是标准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由毛泽东代表前委于4月5日给中央回了封信，信中的前委表示：“中央此信（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毛泽东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虽然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但也给自己种下恶果：中央开始认定这位迷恋军权的书生不大听吆喝了。
其实当时的党中央也弄不清中国发生了什么，中原蒋桂战争已经爆发，全国乱成一锅粥，按中共中央在4月4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这与“二月来信”已经出现了矛盾，中央已经通过这封信否定了自己二月时“部队分散、朱、毛离队”的指示，现在只是想弄清情况。
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的指示，却成了红四军中主张分兵游击的人们的有效盾牌，中央的四月来信一时半刻到不了四军军中，执行中央军令否？成了反不反党的试金石。
4月8日，红四军主力及原红五军部队由瑞金进抵于都。前委继续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之间大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终于分兵了，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继续在赣南。
此时，一个重要的人物在红四军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
刘安恭，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曾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上有一套苏式理论。
由于他是苏联回来的，又是中央专派来四军的，所以一到便就受到推崇，被前委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红军入闽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现在是正宗苏军科班出身，当然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上，竟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是地道的下级作决定限制上级的领导权，且不说合法与否，但却就此引爆了四军早就在酝酿中的矛盾，一场导致毛泽东撂挑子的争论就此爆发！
5月底，永定国民政府的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走。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这时，四军中一大部分官兵对前委的不满开始公开化，正式在前委会议上提出，要求恢复正式四军军委。并且引发了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原则的争论。
以刘安恭为代表的主张设立军委派的意见：既然有四军，就应当有四军军委；建立四军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朱德、毛泽东对刘安恭的态度截然不同。朱德表示赞同刘安恭的意见，并且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则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领导的重大原则问题。
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分歧公开化。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并且以往只关注军事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
以林彪为主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地方工作不多，党组织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没必要重叠设置机构。硬要成立军委的人也被扣上了“分权主义”的帽子。
实际上，军委也好，前委也罢，实质上是看谁是书记，说到底还是军权之争。
朱德在部队中威望非凡，四军的绝对主力又是从南昌带来的第一纵队，论说应该占绝对上风。但是，一纵纵队长林彪的明确表态使朱毛两方的实力产生了决定性逆转。
朱毛会师时的朱德老部队二十九团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二十八团又由林彪代表明确支持毛泽东，这下朱德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现在仅是凭威望及前委内的几个人与毛泽东相抗衡，须知道：现在的四军军中，毛泽东的威信也是相当高的。
争来争去，没争出什么结果，相反，争论反而扩大起来。
6月8日，四军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正式成立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临时军委应撤销的意见，表决时，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结果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不但如此，政治部主任一职也没保住，后来由陈毅接替。
白沙会议的结果很出人意外，其实原因极为简单：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
不用问，这矛头是对准朱德甚至陈毅来的，毛泽东抓住了这个难得“战机”！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公开了林彪的来信，这下林彪顿时处在了风口浪尖。
众目睽睽之下，林彪倒也毫不含糊，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当场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把毛泽东推上了桌面，林彪也开始点名：“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对抗使争论进入白热化，红四军的两位主帅不得不表态各自立场。
这方面朱德无疑是弱项，表态的过程被他老人家给发言成了单纯为自己辩解，也许是朱德欲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朱德解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而在这种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会谦让的，这是真正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可称宗师级别，他将早备好的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最后通牒似的说明：“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这一出乎全体人员意料的举动，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甚至朱德的做法产生了不满，结果在投票表决中，才出现了36票对5票的一边倒，决定撤销临时军委。
林彪在朱、毛分歧时毫不犹豫的支持毛泽东，这使他拥有了差点受惠终生的政治资本，而朱德则相反，终其一生还是不时需要“说清楚”。实际上，不久之后，朱德就使自己处在了“象征性”的红军之父地位，还就是成了变相的“光杆司令”，即使后来担任红军总司令，长征路上还是不免被部下（四方面军）软禁，甚至差点丢命。
但是，这次扩大会也做了某些折中：接受了毛泽东的辞职，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毛泽东成了“专职”党代表。
时年28岁的陈毅一下被推到了真正的风口浪尖，这个被后人视作“夺权”的行动，将使他临终都在认错。
真正不久之后“夺得”军权的是林彪，从此林彪在红军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无疑是因为：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愈加重了。
（请看下篇：十五、三下龙岩，再战闽西）
十五、三下龙岩，再战闽西
冥冥之中好像自有天意，蒋桂大战方兴未艾，粤桂之间，战事又起，大家好像都在积极的配合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
1929年5月，粤桂军阀拉开战幕，史称“两广战争”。这时的中国，其实就是老总们各领风骚的时代，说成军阀混战也无不可，但却是幼年的红军得以生存长大的有利时机。
闽西地方党送来了确实军情：闽西龙岩土著军阀陈国辉已率原驻龙岩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主力开赴广东省潮安（今潮州）、汕头地区同粤军作战，只留不足500兵力留守龙岩城。
而此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调集了4个团的兵力，向赣南地区的红四军逼来。毛泽东、朱德向来善于“软的欺负硬的怕”，见此良机，怎会坐视？立即指挥红四军主力再度入闽。以求避开赣军锋芒，挺进闽西，创建闽西苏区。
5月20日，红军渡过汀江水口，在当地党组织的接应下，22日到达离龙岩30华里的小池。
兵贵神速，红四军兵分三路于23日七时开始向龙岩守军发起进攻，红四军第一、第三纵队突然向龙岩城外的龙门发起进攻，守军猝不及防，向龙岩城溃退，红军尾追突入城内。
这时，红四军第二纵队亦从北门向城内发起猛攻，激战没持续多久，至上午九时，龙岩城破，战斗结束，2个营编制的五百余国军丢给了红军400余人，一下龙岩胜得轻松利落。
面对闽军的陈国辉旅，红四军简直就是来上门欺负，但是，此次入闽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来争抢地盘，而是决心诱出这个“软柿子”的主力，给予全歼，这样也就成了不抢地盘的抢地盘，闽西便会成为遥应赣南的红色根据地。
这就要看陈国辉的配合了，而此时的陈国辉却认为自己守土有责，怎会擅自丢弃哪怕一城一地？偏偏此时的红军却好像专为配合国军而来，在攻占龙岩的当天，红四军便仓皇让出了龙岩城。――其实是主动撤离，挥师不远的永定。
红四军转向永定后，退往漳平永福的陈国辉一部及时的于5月25日潜回龙岩，重新收复了失地。
这其实都在红四军预料之中，林彪的一纵队虽然转兵永定，但是不远还潜伏着吴中豪的第三纵队及闽西的地方红军，所谓地方红军即为前面所说过的农民军，自29年5月之后，所有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都称为红军了。
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与闽西地方红军相配合，兵分两路，发动了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由于龙岩城内守敌兵力单薄，闽军士气本来就不振，刚与红军一交战，便溃不成军，再次逃往漳平永福，没能打出什么精彩的战事，只是刚收复的失地又丢给了红军。
红四军二占龙岩，本来的目的就是激怒在粤征战的陈国辉回师闽西，以便寻机围歼，而这回轮到了在粤的陈国辉主动配合了，陈国辉闻听再失龙岩，大为震惊，更加恼怒，愤然率主力返回，大军一到，果然威风，赤匪已经仓皇退走。
看来红军也就这么回事儿，还是不敢与成建制的正规国军正面作战。
陈国辉此时顺利收复龙岩，麾下兵力两个整团，已达三千余众，当即派出部队寻战红军，谁知部队出城搜索，却难觅红军溃兵踪影，眼见是畏将军虎威，早已避战远扬。
据报：红军主力在永定，龙岩退走的红军现在上杭的才溪、新泉休整。
其实，红四军前委安居连城、新泉不假，可那退出龙岩城的三纵队却没有走远，正对着龙岩国军虎视眈眈，只是因为兵力不足，难以一口吞下陈国辉这个大胖子，毛泽东、朱德已经给永定的林彪下达了军令：奔袭龙岩，彻底消灭陈国辉。
6月19日拂晓，红四军一、三两路大军，抵达龙岩城下，偏城内的陈旅长毫无防备，等发觉南、西、北三面被猛攻突袭时，无数的红军已经攻入城内，陈旅长只得率部巷战，这种仗，打到哪算哪吧。
红军攻城，当时并未有全歼守敌的超前想法，而是面对重兵据守的龙岩城，采取了围三缺一的战法，以求击溃退走的敌军，在追击战中扩大战果。
谁知遇上了国军的配合，陈国辉率部死战不退，红军只得改编初衷，全军突入城内，这是两军相逢勇者胜之时。
无奈国军旅长陈国辉发觉了城东无战事，正是逃命的唯一生门，于是便果断的率少数随员从城东逃出龙岩，只是可怜两团部属被丢在了龙岩城内。
大军无首，失去了统一指挥的国军战力突降，士兵纷纷主动缴枪弃战，至下午14时，除旅长陈国辉及所带少数随员逃脱外，守军2000余人全部无奈就歼，红军第三次占领龙岩城。
三打龙岩，闽西形势豁然开朗，各县、区纷纷易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至此闽西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大片的赤色区域，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局面。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却高兴不起来，这正是四军前委、军委之争越演越烈的时候，此后不久，便出现了上文中所叙的前委扩大会，朱、毛之争从此开始表面化、白热化。
虽然毛泽东依赖林彪孤注一掷似的相助，扩大会好似占了上风，但却失掉了前委书记的要职，这为马上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埋下了大患，毛泽东使自己处于了极为不利的位置，四军“七大”所做出的决议是他始料未及的。
红四军军事上的顺利没能给这支部队的统帅带来政治上的顺利，四军“七大”会议上，代理前委书记的陈毅也是左右为难，朱毛两位都不是他能所惹得起的，也不是他能说服、左右的。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曾在会前建议，先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然后再来解决红军党建中的问题，但这一建议明显是欲以军事成果来决定党的决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反而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以林彪为代表的毛泽东的支持者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其实连当选为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也不满意如此结果，“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彻底解决，陈毅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毛泽东最后的发言无比痛心：“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
对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毛泽东这样留话：这是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四军“七大”的结果：毛泽东愤然提出辞去军职――现在还是四军党代表――其实也是出于无奈：这个独立于前委之外的党代表能代表谁呢？
实际上毛泽东是被迫离开了他倾注心血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去指导地方工作了。
（请看下篇：十六、柳暗花明回军路）
十六、柳暗花明回军路
以陈毅为首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批准了毛泽东的辞呈，可是，毛泽东离去后的红四军从组织上来说却是个烂摊子，新前委并没有什么绝对权威，尤其对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林彪来说，林彪懒得理睬现在几个以前老打败仗的领导。
林彪已经通过实战获得了几乎所有官兵的认可，撤换是不可能的，再说，为人宽厚的朱德也不愿意这么做，作为在军中职务是林彪搭档的陈毅更不大可能对林彪开刀，毕竟现在对敌作战还是最主要的任务，作为红四军中坚的一纵纵队长，林彪是称职的。
四军“七大”的决议要上报秘密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批准认可，红四军的前途甚至红军的将来现在到了节骨眼上，不顺利的解决内部争斗，部队是看不到希望的。
新前委决定：由书记陈毅亲自去党中央解释决议产生的背景，并且请示今后的工作。四军前委书记暂由朱德代理。
陈毅辗转香港来到上海，现在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但主持全局工作的是常委李立三，出乎陈毅意料，中央认为：红四军的“七大”是错误的！
陈毅滞留上海两个多月，按照陈毅后来的自述：几乎等于上了两个月的“学习班”，中央政治局为了陈毅的到来专门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委托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提出一个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
这是因为现在中央对全国的武装斗争态度已经起了变化，通过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认为现在的红四军已经成为全国红军的样板，战绩最为辉煌，成果最为突出，其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功不可没，对于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毛泽东坚持的是正确的。
这时的陈毅显示了襟怀坦白的一面，他基本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的方方面面，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并且按中央代表李立三的要求写出了五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宁左勿右的李立三看了材料大为兴奋，于次年（1930）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共产党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加按语：“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
早在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红四军送来的“七大”报告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8月21日，给红四军的回信已经发出，8月27日陈毅的口头报告使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中央的态度，于是就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一个“九月来信”。
从8月21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九月来信”更有了“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
“九月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毛泽东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前奏曲，也是对毛泽东红色武装割据理论的正式认可。
“九月来信”彻底推翻了“二月来信”中有关红军应当分散的指示，而是戏剧性换成了“决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这实质上等于中央对红四军在做自我批评。
“九月来信”中最重要的一段：“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这里已有了明确的界限。
“九月来信”十分明确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决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现在有了真正的“尚方宝剑”！
这份9月28日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起草者为陈毅，这的确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啼笑皆非――起草者在罢免自己，在批判自己，这是否能证实陈毅对党的忠诚？
等陈毅回到红四军后，才知道10月初已经又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不在军中的毛泽东影响也是巨大的，林彪的一纵队就不用说了，原三十一团组成的三纵，从林彪部分离出来的二纵，原红五军现在的三十团、基层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会议委托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泽东回信说不能回来！
毛泽东说：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这下轮到陈毅作难了，为了表现自己诚恳的态度，他当天夜里便召集前委会议，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会后立即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陈毅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一再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事实上，一直到文革后期陈毅临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老总也没忘了向党再检讨一番。
红四军的内部争论终于告一段落，是以毛泽东的大获全胜为标志结束的。
其实在毛泽东离开四军的一段时间中，朱德已经指挥主力向闽中地区出击，打了场漂亮的反进剿战斗；回师闽西，又打了一场精彩的攻坚战；但紧接着又遵照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指示，对广东的东江地区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出击。
（请看下篇：十七、峰回路转战东江）
十七、峰回路转战东江
在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的“七大”后，闽粤赣三省国军开始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 三省出动的兵力为：福建张贞的第 1 师，江西金汉鼎的第 9 师，还有广东蒋光鼐的两个旅。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剿的总指挥金汉鼎是朱德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两人义结金兰，相交甚厚，曾对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多次明打暗帮，给予支援，这次指挥三省联军会剿闽西，又是一次同学之间的较量，造化弄人，果然不虚。
红四军军长朱德现在代理前委书记，军政一肩挑，开始指挥部队进行反 “会剿”作战，但是部队主力官兵对毛泽东的“靠边站”都有看法，朱德此时其实面临的是内有矛盾，外有强敌。
但是闽西保卫战还是打得不错，这与有位与朱德“义结金兰”的老友担任三省剿共总指挥也是有相当大关系的。
朱德指挥的二、三两个纵队出击闽中――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刘安恭此时被任命为二纵队纵队长。战事极为顺利，张贞的第1师的先头旅已经攻占龙岩，但是随后跟进的部队却遭到突袭，主力溃退后，前锋也就慌忙撤出龙岩。
这次三省“会剿”其实成了闽军单独作战，张贞自身的兵力又一分为三，之后漳平的一个旅也被打垮，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的粤军蒋光鼐部本来就是勉强出动，赣军金汉鼎部面对的红四军主力一纵也没敢轻进，三军中闽军一路溃逃，其余两路也就自动慎进了。
闽中获胜，朱德率部回师闽西，集中四军所有主力攻克了有“铁城”之称的上杭县城。
上杭建于宋代，三面环水，城墙高而厚，易守难攻。所以自古就有“铜赣州铁上杭”说法。当时有的一首歌谣这样形容：“铁打上杭，固若金汤；南有大江，北有水塘，东有战场无退路，西有退路无战场。”
这时的上杭城由郭凤鸣混成旅的原团长卢新铭占领，郭凤鸣阵亡后，卢新铭收拾残部，自封旅长，盘踞了这座“铁城”。在城的四周增筑了碉堡、炮台，仅在唯一的面陆方向就配置了几十挺轻重机枪，之前闽西当地农军曾两攻未克。
朱德也是沙场老将，攻克这“铁城”并没有费多大气力，仅是组织农军、赤卫队于东南两面，放了一通“过山龙”、“九节龙”、“高筒”、“三把连”等土炮硝铳，便几乎把卢新铭旅的所有火力吸引过来，其实四军主力全部集结在了上杭城前方汀江上游水浅的水西渡，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涉江突然出现在上杭城的北面和西面，一生呐喊便突破了“铁城”的城墙，朱德亲自率部从北门杀进了城中。
等“活捉卢新铭”、“冲呀！”喊杀声遍及全城时，卢新铭知道大势已去，仅带了二十几个随从，乘乱从西南方向逃得了性命。
此战红军毙、俘敌军共一千余人，缴获颇丰，关键是拔掉了闽西唯一仅存的一颗“铁钉”，使东西两大块苏区联成一片，这是闽西苏区的全盛时期。
红四军的“八大”就是打开上杭后召开的，“八大”后红四军开始遵照中央来信开始进军广东江东。
出击江东，林彪的一纵是主力，但对远征江东，包括林彪在内的许多红军中层将领是有意见的，在此期间，林彪一连写了三封信，要求辞职，表面上是林彪和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
朱德主持的前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解决两人的矛盾，据说由于朱德一句：“不要再吵了！”便停息了一纵军政主官之间的争吵。――临战辞职，事情决不是这么简单，这应该与要求毛泽东归队有关，也与不满江东远征免不掉干系。
事实上红四军此时出击江东战机已失，上海的党中央是鉴于两广互斗，才指示红四军去江东地区开辟江东梅岭地区新的根据地，但来信到了闽西时，“两广战争”已经结束了，粤军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再加上遇到的肯定是强敌19 路军，机械的执行上级军令不见得就是好部属。
但究竟还是去了，红四军几乎全军出动，由林彪的一纵开路，开向了江东松源。
此时一纵队已经扩编为三个支队，纵队司令林彪，党代表熊寿棋，参谋长萧克。一支队队长王良，党代表李赐凡；二支队队长龙普霖，党代表粟裕；三支队队长龚楷，党代表刘万清。
东江第一战，林彪松源一仗打掉了蒋光鼐师一个营，缴枪 40 多条，是一次以众欺寡的完胜。
第二仗就不同了，刘安恭指挥二纵队进攻虎头沙，这里也是驻守着蒋光鼐师的两个营，在峰市炉下坝两军遭遇，打得相当艰苦。最后仗虽然打胜了，国军败走，但红军却属惨胜，部队伤亡甚大，纵队长刘安恭战死。
两场小胜，使四军的领导层对战局乐观了，于是集中了主力，扑向了梅县，开始也挺顺利，红四军长驱之势南下，10月24日到达蕉岭，在探明梅县无正规敌军，仅县警备队相当于一个营的兵驻守后，便立即直取梅县。10月25日，四军主力进占梅县，县警备队没有正经抵抗，纷纷溃逃。
就在红军兴奋地与东江特委、梅县、蕉岭县委筹划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和东江革命委员会之时，其实蒋光鼐师的主力3个团已经逼近了。
26日下午红四军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东江革命委员会，突然发现梅县城内已经扑进了蒋光鼐的正规部队，全城战火突起，军民惊乱，19路军一部仗着人地熟悉竟然突入城内！
仓促之中，四军只好从南门江抢渡，全军退入梅南山区的马头。
但是随后探得梅县只留驻了一个教导团，于是军部决定趁夜再袭梅县，结果却大出意外：林彪的一纵凌晨突袭虽然得手，突击队冲入了城内，却在巷战中抵挡不住粤军，留守的粤军手提机关枪全面反击，火力处于绝对下风的红军被迫撤到城外。
这时已经探明，梅县守军不止一个团；而且粤军有巷战训练，这点红军却生疏。
吃了亏的红军却没接受教训，反而当晚包围梅县，开始强行攻城，结果战至清晨还是未能破城。情况已经十分明白了：粤军有战力，而且有韧性。
这时蒋光鼐已经指挥该师主力远远围了上来，红四军无奈下决心主动撤围，向赣南转移，最后还是回到了闽西。
出击东江时全军五六千人，回来剩下四千多，在上杭编入的一千多俘虏，大部分开了小差。
这是一次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出击！看来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遥控指挥的确大有弊病，就算是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等到指示到了前线，肯定已经时过境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未必就对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语是有其道理的。
四军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向朱德、陈毅等前委委员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中对毛泽东的工作方式也有批评），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
当然，朱德、陈毅都免不了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检讨， 28 日在长汀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 代表大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
在福建上杭古田廖氏宗祠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一举稳定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地位，从而也就间接的稳定了林彪在红军中的地位，“九大”使林彪被选入十一人组成的前委，从此进入了红四军领导高层。
（请看下篇：十八、把“铁军”交给了林彪）
十八、把“铁军”交给了林彪
《古田会议》后不久，便发生了人们津津乐道的林彪以四军特委委员身份写给特委书记毛泽东的信，林彪在信中谈了对整个军事形势的看法，毛泽东其实也清楚，这实际上代表了红军中大部分官兵的看法，所以才不惜耗时五天时间，给林彪回复了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的长信，说是长信，是因为长达六七千字，这就是那篇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
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是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观点错对且不论，总比闷在心里不说出来好些，上下必须保持表面一致，未必是什么好现象。
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曾有林彪信中的看法，这从他《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不同的是，现在毛泽东是上有中央支持、下为“民主选举”的前委书记，对全面形势的看法当然有了不同，至于说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其实谁都没有丧失，只是对时间的判断及采取方式看法不同而已。
毛泽东的回信被印发各纵队、支队党支部，展开讨论，这是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而且回信中不无当时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的影子，这时的毛泽东与中央其实保持了一致。
一般认为，这时毛泽东思想初步开始形成、发展，其实“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毛选》中就可以看出，几乎全部提法都能找到之前出处，是毛泽东把这些经实践验证了对错的观点，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再强调一遍而已，或者说综合在一起更为准确，毛泽东最大的智慧在于善于采集众人及前人的火花，聚在自己手里，就成了照亮革命前途的火把。
这些火花也未必全对，所以才有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类说法，1930年中国革命到了转折点，中央认为全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应该集结整编为大兵团作战，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快要垮台了。
事实是毛泽东也这样认为，证据就是这封长信的结尾：“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其实这婴儿从出生到成活、长大、成人，还早呢。
毛泽东自己也未必不明白谁的看法更准确，别管信中怎么说，诗意如何浓，具体实践还是好像奖励或者说是重用了“怀疑革命大好形势”的林彪：在赣南、闽西地区的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后（开始时称为第1 路军），毛泽东、朱德担任了红一军团军政领导，而威震中国一方的红四军，军长成了林彪，并且兼任总前委委员，时年林彪年方二十三岁。
这段“公案”，毛泽东再不愿意提起，1948年，该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敏感的林彪致电要求不公布自己的名字，毛泽东不惜删节史实答应了林彪，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
再后来，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时，于感慨中填词《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淡淡的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也就是，四十年了，再折腾旧事还有啥意思？事实上不还是把红军的“铁军”交给了你吗？从四军的一个纵队长，越级提拔为四军军长，还用再说些什么？
但当时为二十三岁的四军军长林彪配备副手却并不容易。
在私人交往方面，林彪属于性格内向、不善交流的人，这点不大讨人喜欢，朱德、陈毅就更不用说了，据他们自己后来说，甚至“很反感他”。聂荣臻聂帅后来批判林彪时说：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
这点没有冤枉林彪，林彪对待能力不如自己的直接上司，难得尊敬，对待党派来的代表、政委，林彪几乎是当作自己的副官使用，指挥作战，一般是不允许政委指手画脚的，参谋长就更不用说了，仅是个部队主官的秘书而已。
这点难说对错，战事拍板方面，林彪当仁不让，无疑也将难以预料的责任担了下来，常战谁能常胜？逢败绩责任谁担？
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其实也就是担任的政治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甚至保卫部长的角色，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
林彪得以专注于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两人之间当然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此况，竟然没有反感林彪的“部队一长制”，倒是十分高兴，对身边的同志说：“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夸奖，四军政委罗荣桓也只能打掉牙咽到肚里，据说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这倒容易理解，一个无实际军权的政委，只能老实的埋头于杂务，估计没人会感觉舒服。
不过罗荣桓也应该庆幸：后来以政治主官获得元帅军衔的，仅有罗帅一人，设想，假如不是跟着林彪委屈的干政委，罗政委荣登帅位有可能吗？
1930年夏，全国红军在中央的指示下，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所控制地盘不断扩展，能养得起的部队也随着急速膨胀。这本来属于好事，形势一派大好，但福祸历来相依，大好局面给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增添了信心，也使党中央认为自己先前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实践证明了中央决策的伟大、英明。
中央的指示又到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进而打出一个红色中国！
中央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
对于红军此次的大动作，毛泽东不无忧虑，进军广昌的路上，倾心于游击战的毛泽东用填词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与无奈：
《减字木兰花》：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赣江风雪迷漫处！一句“雪里行军情更迫”让谁都能感觉到：造成迷漫的不仅是赣江的风雪，还有那“昨颁”的“命令”――“十万工农”前景迷茫！
尤其是，打下了吉安，还直接导致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惨剧：清除“AB团”！继而引发了令后人苦涩的“福田事件”。
（请看下篇：十九、转战湘赣的武装示威）
十九、转战湘赣的武装大示威
1930年时的毛泽东地位及处境甚为微妙。
毛泽东当了共产党“三大”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四大”便落选，“五大”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还被决议开除出中央，但莫斯科的“六大”却又重新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中间的重要因素无疑是由于赣闽边区武装斗争的成功。
所以，深深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极为重视军权，红四军的“七大”其实是一次毛泽东争夺部队指挥权的落败，但有赖于林彪在军中的支持，尤其是“六大”中央在关键时刻的表态，毛泽东得以反败为胜，于“古田会议”之后重新执掌帅印。
但这次四军“九大”却开了一个危害极大的先例：且不论红四军“七大”对错与否，但它从组织程序上是合法的，会议的过程是民主的，现在党内民主程序遭到了践踏，少数服从多数成了一句空话，下级服从上级被无限强化，服从中央被绝对化，毛泽东不久便会苦涩的自食其果。
事实上，强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毛泽东本人最讨厌上级党的领导，并不情愿事事照党的要求去做，对中央和湖南省委的一些指示，毛泽东总会设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比如中央几次要调他，他都不予理睬。――这的确是特殊时期特殊的滑稽现象：喜欢对下独尊、对上不服从的人在强调“党的领导”，岂不是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表面上的“前委”“军委”设置之争，实质上的军权之争，被重新成为四军“一把手”的毛泽东重新定性了，这说明毛泽东对四军“七大”落选始终耿耿于怀，不但当时甩手离开，而且之后给这次落选冠以而“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这是毛泽东给林彪信件中的原话。
但被投票落选，无疑是把少数与多数颠倒了，“七大”时的朱德代表的应该是多数。
这种思想甚至堂皇写进了党的决议，后来1931年４月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给四军“七大”定性：“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
把党内争论定性为“路线斗争”，把不同的意见称为“流氓路线”，此先例害莫大焉！其实“庐山冤案”、“十年浩劫”等内斗，甚至差点危及国家生存的“大跃进”，都是那时种下的恶果。
但是，林彪当时对毛泽东的始终支持，却难以给予“对错”或“投机”之定性，毕竟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是什么坏事，比背后谈话点名要光明正大多了。
对待中央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毛泽东在服从时也有所保留，出兵是必须的，毕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等口号太鼓舞人心。
保留则表现在对命令执行的具体实施上，部队从汀州出发时，地方武装被全部留下，还有大量的枪支弹药――中央规定的是全部集中；再就是对部队下达的命令，据当时任林彪的四军所属三纵队司令的萧克回忆：上面给的命令是“窥袭南昌”，“这个话很灵活，可以理解为有利时就乘机进攻南昌，也可以理解为远远攻击一下，起威慑作用。”
实际结果是林彪于8 月1 日那天，指挥一部兵力攻击了在赣江西岸的南昌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放了一阵子枪，向南昌的国军示威而已，据说这是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这次远出攻击“大城市”的行动，与其说是出击，不如说是表演给党中央看的，实际上南昌也的确不能去强攻，南昌驻有国军6 个整团，凭当时红一军团的实力，是不能轻易去招惹的。
唯一的战绩就是在樟树镇打垮了湘军鲁涤平部一个团，这与当时的以彭德怀的第五军为主编成的红三军团就不同了，彭德怀是个实在人，老实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出兵湖南省会长沙，竞趁何健的湘军主力正外出追击张发奎的国军之时，一举攻克长沙，但是战损巨大，不足十天便不得不撤出长沙，基本属于得不偿失。
朱毛的一军团就不同了，实质上放弃了攻打南昌，全军西渡赣江，到上高、高安一带做群众工作去了，并且趁主力集中，攻下了由国军戴斗垣旅3 个团扼守的文家市。
一军团三个军（四军、三军、十二军）包围了文家市，红三军从正面进攻，吸引守军主力的注意力，红十二军迂回到敌后，断敌退路，林彪的红四军从侧面突击，不足三个小时，文家市守军全旅崩溃，三个团的装备丢给了红军，国军士兵以俘虏的身份补充了红军的兵源。
但当时的中央却是从反面接受的教训：长沙不也是可以攻克的吗？被迫撤出是由于兵力不足，老彭的三军团毕竟战力不如以四军为主力的一军团，那就合编了吧，组成红一方面军，两个军团统一行动，再战长沙，坚决拿下！
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取消军团建制，合编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第二次攻打长沙开战了。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了长沙。
此时长沙守军有6个师1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工事，地势占优，武器占优，兵力其实也占优势，尤其是何键采取了坚守不出的龟壳战术，这下红军遇到了大麻烦。
长沙外围地势平坦，城外有数千米的开阔地，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而红军却没有对付这些碉堡的攻坚重炮，连重机枪也仅有一挺。
朱德执行中央军令不含糊，彭德怀作战向来喜欢硬碰硬，指挥部队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无法突破而告失利，急得彭总面对坚城只能跺脚骂娘。
实在无奈了，毛泽东只得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了林彪身上。
（请看下篇：二十、林彪学摆火牛阵）
二十、林彪学摆火牛阵
这是林彪最不愿意打的攻坚战，尤其是还要面对对林彪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的可恶电网，不摧毁那三道电网，红军只能望城兴叹。
可是当时的红军没有什么炮火，在开阔地上接近电网几无可能，就是拼着绝大伤亡，接近了有该如何？谁也不知道，林彪只得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做开了“功课”，这种习惯林彪一直坚持了半生。
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
据林彪解释：“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其实牛比人更怕触电，对人无损的电压要是接触到了牛，由于对地步距加大，会突然升高，能一击让体形巨大的水牛毙命。
对这种高科技的常识，就是今天的我老孙，也是在电视中科技博览栏目中得知的，那时的林彪怎么会了解？所以决策错误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不光林彪，听到此计的大家都觉得有理。
于是，红军开始动用宝贵的大洋分头征集黄牛和水牛。当然，对于“土豪劣绅”的牛，是不用花钱的，没收征用就可以了，普通农民的牛，就得花钱收购了，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党代表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了，红军战事们赶着耕牛上了战场。
牛群接近了前敌，随着林彪的一声令下，士兵们把绑在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了，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咚咚，叫声哞哞，如同被火光驱赶下的千余巨兽恶魔，夜幕下显得格外恐怖！
一开始阵地前沿的国军还就是蒙了，不知遇到了红匪的啥新式武器，对开枪都无所畏惧的奇形怪兽扑了上来，数百名敌国军在惊慌失措中就只能转身而逃了。
可是没有用，疼急眼的老牛比人跑得快，无数守军被牛踩死，火牛阵初显神效，后面跟进的红军威风大振！
好景不长，没持续多久尾巴上的油棉便烧完了，大概战牛们也觉得疼痛稍减，电网后地堡国军机枪一响，这些不识敌我的老牛纷纷掉头往回跑，这下红军反而被冲的东躲西藏，国军则趁机发起了反冲锋，老牛成了敌人的突击队，这点是林彪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的。
牛借疼势，人趁牛威，国军的反击部队竟然一直冲到了林彪的前沿指挥所，离林彪、罗荣桓只剩几十米，形势陡然危急！
指挥所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这时都要拼命了，三纵司令萧克一见不妙，二说不说，拔出大刀，大吼一声，“跟我来”，带领部队从侧面横击过去，再加上指挥所全体参加肉搏，出击的国军也未必清楚自己前面是条“大鱼”，在担心后路被断的情况下胜利收兵。
林彪幸运的化险为夷。
火牛阵竟然也失灵，林彪只得命令停止攻城，不过林彪百思不得其解，这老牛为什么就战场起义、反戈一击呢？
据说事后林彪曾经请教过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火牛阵的关键是要用木棍把两头或三头牛的颈项连在一起，并在外沿用枷子从两侧夹住，这样牛就只能低着头并列向前冲，而我们没用这招，牛一条条散兵游勇式地乱闯，所以不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其实毛泽东也是在古板的分析古人经验，冷兵器作战时的招数到了现代战争中未必有效，古代威力无比的骑兵现在还不是被淘汰了吗？
一些军事专家认为林彪恍然大悟是不准确的，火牛阵对电网、地堡能有什么作用？还不是去给对方送牛肉解馋？要说目的是为了趟地雷还兴许奏效几分。
事实证明，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不可能攻克和长期占领中心城市。其时蒋冯阎中原之战又即将结束，蒋介石极有可能从北方调兵增援长沙，如果再继续围攻长沙，对红军十分不利，毛泽东决定撤围长沙。
9月13日，红一方面军在株洲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全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
当时吉安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与外联系，四周都是红军。10月4日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守军邓英勉强支持了一个白天，当晚便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
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胜利，并且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乍看形势一派大好，谁也不曾料到：这次攻占吉安，竟给红军伏下天大的隐患，日后惹来了痛楚至今的血腥。
战势大局也有些不妙，虽然此之前江苏行委书记李文林从中央开会带来指示：红军要坚决再攻长沙，打下南昌。――事实已经不可能做到。
撤围是及时的，也是被迫的，即便如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就此罢休，当年11月，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了红匪赤区的绝大危害，调集了十万重兵开始进攻赣南赤区，大患不除，国府将永无宁日，现在蒋总裁终于明白了。
不过现在的蒋介石明白的只是国家大势，对于赣闽赤匪究竟有多大战力也是模棱两可，打心眼里蒋校长还是有些看不起这帮乌合之众，至于里面有几个自己昔日的学生？那就多派几个学生去围剿就是了，校长开始指挥学生打学生了。
此次国军十万，兵分八路，分进合击，志在一举荡平赤区，尽歼红军主力，其势头不是号称一方面军的红军所能阻挡的，毛泽东一般不会打这种硬碰硬的笨仗，指挥红军部队实行“球心退却”，转移至黄陂、小布地区。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其实同时遭到围剿的不仅于苏区的红军，远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也遭到了更为惨烈的“围剿”，那里的共党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能力，除了中央保卫局的几次无关疼痒的暗杀，几乎等于待宰的羔羊。
欲生存，只能靠躲藏，日子过得比明刀实枪的苏区红军艰难多了。
苏区的红第一方面军毕竟已经扩军到了生力数万，只要战术对路，三军效命，还是有得一拼的，可惜当时的国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方的统军主将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虽被委任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也是这样，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剿匪行动。
至于国军统帅蒋介石？更是乐观：一帮毛贼，怎能阻挡天兵？
很滑稽，被围剿的毛泽东也是认为自己的麾下才是“天兵”，在他后来感叹第一次反围剿战事时，填词《渔家傲》，词中有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这里的“天兵”无疑是指红军，具体来说，则是形容林彪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
但是，谁能想到，这群天兵刚刚经历过一次血淋淋的自相残杀！
（请看下篇：二十一、无中生有“AB团”）
二十一、无中生有“AB团”
简单的说一下这次中国共产党史、军史上的著名的“窝里斗”―― “富田事件”。
称呼为“福田事件”就有些淡化的意思了，其实应该命名为“福田惨案”或“福田冤案”更为确切些。
事情的起源是由于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吉安时缴获了部分国民党的档案，据说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就此有了“铁证”。
其实肃清“AB团” 从年初就开始了，之后迅速从地方波及到军队，直接导致了红一方面军编内二十军的“哗变”，说是“哗变”都有些冤枉，应该是武装反抗才对。
详细的阐述“AB团”及“福田事件”不可能，那就是另外一本书了，略过又觉得对不起冤死的亡灵，说重了大概不符合现在的“尚无确切定论”，说轻了有些良心不安，咱就本着不轻、不重、避繁、就简略谈一二。
先解释名词“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 成立于1927年1月，是第一次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坦白的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国民党）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江西国民党，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
实际上自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作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的借口，后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打击不听调教的下级或者上级的理由。――例如导致爆发“福田事件”的“AB团”运动，实际上就是部队特委针对论说是平级别的江西行委开刀动手的序幕。
江西行委是在中央指使攻打大中城市时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简称，是以赣西南原地方红军及地方党组织为主组成的，在对待“富农政策”上与毛泽东主政的“特委”看法素有不同，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 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毛泽东巧妙的找到了清除“党内机会主义领导”的机会与理由：那就是给他们扣上“党内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路线的帽子，进而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如此便镇压有据了，消灭也就成了有理。
1930年春，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开始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虽然没见逮住个把真货，但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清除镇压“AB团”的政策出笼了。
1930年“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起“肃AB团”的宣传攻势。6 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份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1930年7 、8 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 月，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0月，毛泽东开始关注地方党组织的打“AB团”行动，此时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 被打成“AB团”，大多被杀，这里面也有李文林的“功绩”。
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不甚满意。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信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共产党赣西南的党团机构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凭“据”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中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期间，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 400 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被尽数处决。
据老红军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
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
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毛泽东却等到了肃反升温的时机――目标就是江西肃反的最高领导李文林。
11月底，由于对军事行动的异议，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
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 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迅办”。
1930年12月3日下午，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派李韶九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到当时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捕怀疑是“AB团”的分子，然后再让他们交待谁是AB团。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政治保卫处处长。
5 日毛泽东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泽东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泽东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 日下午，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
据当时资料记载，被抓嫌犯“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
12月8 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果然酷刑之下无所不得，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
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其实不必“不堪回首”，折磨同类是人这种生物最大的乐趣，其它生物何曾懂得这个？是劣性还是本性不大好说，反正越是“伟人”越对同类的生命不大在乎。
令人更为欲哭无泪的是：日后毛泽东曾填词抒情给好友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的“柳”即是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只不过这柳直荀也是被指证为“AB团”，惨遭同志们杀害的。
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7日在行委办公室内捉了段良弼、李白芳等八人，立即开始刑讯，边审边抓，11日还处决了廿四人，至12日晚，短短五天，抓出“AB团”120 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其中25人被匆忙处决，是李韶九动身前往东固抓捕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之前亲自布置的。
李韶九等人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了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件”。
（请看下篇：二十二、令人叹息的“富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