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风云]红流——红一军团战事（四）

三十、苦难的中国
1931年9月18日晚，依据日俄两国在美国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事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送给日本某些权益。）驻军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沈阳事变，强占东北三省，由浪荡公子张少帅率领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几千日本兵不发一枪一弹，置东北同胞于不顾，跟着少帅，纷纷逃到关内（9月18日当晚事变发生时，那位少帅正在北平大剧院欣赏京戏）。
东北三省很快陷落，三千万同胞霎时间沦落为任人宰割和杀戮的亡国奴。
现在已经弄不清张少帅是否奉令不抵抗，此公后来不惜兵谏坚决抗日那是后来的事，一度的确声称是奉军令断送东北，但一直没有公示所接电文，大概是给结义大哥蒋介石留点老脸吧，但好像张少帅又没有那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觉悟，张少帅从来没拿上司的军令当过真事，包括自己的老爸张大帅张作霖，这次面临民族危亡，怎么反倒严守起军纪来了？
不过张少帅到死却是光明磊落，百岁高龄也一再声明由自己承担失土全责，这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使人不能相信这位当时的中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会不经请示蒋总司令敢自作主张丢弃老家。
相反，后来坚决抗日的蒋委员长也没有过严肃军纪的举动，没有因为擅弃国土责备过汉卿老弟什么，看来还应该是自知理亏，把此国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国家危难，却给弱小的共产党提供了机遇，以至后来第一次来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其国家在二战中侵华表示歉意时，毛主席却不无风趣地说：“我们还要感激你们哩！”
尽管这句话说得非常幽默而风趣，而且无疑是正话反说，但确是当初实情，甚至还要包括之后的“七七事变”，都是日本人于危机关头事实上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使其名正言顺的壮大发展，最后建成了红色中国。
而赣闽苏区的红军则趁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大大扩充了根据地，并经第三国际批准，于是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在瑞金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就任开国首任主席，此后“主席”即成了终身称呼，再染指此称呼的他人则无不身败名裂。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这大概是第一次成功地诞生出了一个国中之国，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中国（民国初年，蔡锷将军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再造共和，只宣布云南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而独立，没有成立云南共和国）。这大概是中国一国两府或一国两制的雏形，一个政府在南京，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制度”；另一个政府在瑞金，创造的是“共产主义制度”。
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三天后，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剿共计划，暂予停缓。”此时的国民政府南北受敌，中腹挨刀，中国大地烽烟四起，不过除了孤军抗战的东北抗联外都是自相残杀。
9月下旬，刚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被捕叛变)等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这是一届没有王明的王明路线政治局，号称为中国“二十八个半布尔斯维克”的代表，比王明还王明，对革命极其狂热。9月30日，这个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任何外传的朱、毛愿意一致对外的说法都是可笑到万分的谣言，蒋介石才是我们最最不可调和的死敌。”
这是真正的“海归派”，极力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上海的中央向赣闽苏区派出了中央代表团，周恩来正式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不用毛泽东代理了。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了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开始对毛泽东的“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观点开展大批判，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绝对领导开始摇摇欲坠。
不过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非同小可，也就是在此时，毛泽东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林彪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看来中央是准备让毛泽东弃军从政了。
中共中央不光对赣闽苏区加强直接领导，对其它根据地也同时派出了中央代表团，这时较大的苏区已经有了几块，三月时中央就派夏曦到洪湖；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到赣闽；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等等。
到了11月7日，张国焘为前委书记的鄂豫皖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此后老四的战绩不下老一，从11月至1932年6月，连续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打破三次围剿，共歼敌约6万人，使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000余人，实力已经接近了红一方面军。
11月30日，蒋委员长发表时局演说，“攘外必先安内”之名言就此问世。
不过这个提法虽实际，却不得民心、军心，就连一些国军将领也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蒋介石面临的不仅于外寇，也招致了举国反对，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12月19日，孙中山的遗孀，“国母”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
红一方面军现在可称兵强马壮，下辖一、三、五三个军团，近八万人枪。养兵当然是为了拓土，这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开始头脑极度发热了：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中间派为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并明确指示红一方面军要“首取赣州”。
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进攻赣州的训令，外敌欺凌之时，中国内斗开始升级，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苦难的中国啊！
（请看下篇：三十一、彭德怀初率方面军）
三十一、彭德怀初率方面军
大多数现在的“军迷”们大都赞同一位外国人的看法：林彪和彭德怀是中央红军中的两员比翼双飞的名将，并且形象的比喻为：彭德怀――红军之狮；林彪――红军之鹰。
其实两人在指挥作战方面根本不是一码事，就按那位外国友人的比较：“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着，‘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像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八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称颂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毛手下的高级指挥官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才算打好了仗。”
事实上，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硬打哪个不会？巧打才能称为战术，彭德怀打仗的本事主要在八年抗战中得到了质量加数量的飞跃，至解放战争保卫延安时才真正出彩。
苏区军情大势：1931年12月14日，驻扎宁都的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暴动，其起义部队一万七千余人，总指挥季振同，原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携带二万余件武器，加入红军，编为红五军团，此举对于一方面军而言，只能用天上掉馅饼来形容。
但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仅是馅饼，还有一个人――宁都暴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几经辗转，来到苏区。
周恩来的到来立刻使红军领导层发生震荡——在此之前，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借助几次反围剿胜利的余威，尚能顶住远方的中央某些不合实际的指令，一些不同声音始终占不了上风，甚至资历超过毛泽东的项英也起不到多大实际作用，但现在，苏区中央局的正式书记到任了！毛泽东在军内还只有一个头衔：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据史载，周恩来离上海之前，博古交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赣州，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这时已经有了“迁都”于赣闽苏区的想法。弄个大城市再进驻党中央，不光显得气派，对指挥全国革命也能影响大增不是？
初来乍到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的指示，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不便当即表态，随后致电临时中央，陈述毛泽东的意见，结果临时中央回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并提出：如果不能打下南昌，必须在赣州、吉安、和抚州三个城市之间选择一个攻打。
正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有了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便立刻在瑞金召开中央局会议，但这时已不是讨论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讨论攻打哪个城市，结果是赣州当选――应该说，这个选择无可非议，柿子自然是捡软的捏，如果非要打的话，这三个城市中赣州最弱。
卸任的代理书记毛泽东还是强烈反对，但反对无效，便使出了老套路：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几次有了争执时几乎都是彭、林、黄给与支持才得以使毛泽东占到上风。
不料，这次出乎毛泽东意外，项英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表示：赣州可下！毛泽东顿时无语。随即中央局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攻打赣州。
彭德怀日后自述：“赣州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其实彭老总高估守军了：赣州守军是八千人不错，但马昆旅的正规军只有三千余人，地方靖卫团约五千人。
彭老总这几句话很有意思：打下赣州两个前提，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蒋介石不来增援。可那时间也好，增援也罢，能由共军做主么？国民政府能傻到在赣州被攻时，即不派援兵，又给予足够时间？
不管怎样，赣州战幕还是拉开，毛泽东被劝暂时靠边，躺下“养病”休息，彭德怀指挥三军开向赣州！据说在开进的路上，有人放言：等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是谁说的一直没人自我认账，说这话的人肯定有相当地位，史书不提，大概是为尊者讳，估计也不是嘴快心直的老彭所为，59年批彭时也没见人出来揭发。
更不会是项英，项英并未上前线。
攻打赣州，是临时中央的指示，也是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头一炮，新官上任后的头一炮，上下各方自然重视异常，这头一炮要炸响的石破天惊！
32年1月10日，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下达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并指挥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的六个独立师为支援作战军，总指挥为陈毅；由红三军、红十二军、红十六军和五军团组成机动部队，目标赣州。
这下不仅把赣闽苏区所有的红军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列入，还把闽西和湘赣的军区部队甚至远在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也给包括了，可以说是倾家出动，势在必得！
但毛泽东不看好，在中央局会上还放言：“赣州即便打下来了，红军也守不住。”――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是最实际的。
杀向赣州的红一方面军已有三个军团，一军团出动了两军，一个就是战力红军全军最强的林彪四军；一个是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牺牲后，以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周子昆为继任军长；在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减员太多的十二军没来赣州，其精锐补编入红四军之后，十二军开赴闽西和新十二军合编，不过老底子还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三十一团。
彭德怀的三军团最初辖五军、八军和十六军，但十六军自打长沙后就留在湘鄂赣，虽说名义上归三军团，实际从未归建；五军是彭德怀的老底子；八军则是李灿何长工在一打长沙前，游击鄂东南时发展起来的，其中包括程子华等发动大冶兵暴的起义官兵。三次反围剿战后，八军撤销番号，并入五军。
到了攻打赣州时，三军团其实也就是一个军的编制，下辖三个师，即一师、二师、三师。
红七军是从广西来的，在湘赣转战一段后，并入的一方面军序列。
新成立的五军团当时有三个军，装备相对精良，尤其炮兵为红军全军之最，但由于起义不久，政治方面不大令人放心，正在瑞金一带整训，以便迅速红军化。
暂时缺少五军团的红一方面军如泰山压顶般扑向赣州！
但这在战略选择上就对了吗？
攻打赣州的战略决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争议：是错误的。
而战略的错误，当然和战役战术的失败肯定有联系，但也并不绝对，也就是说，在错误的战略下，有时也能取得战役战术上的胜利——彭德怀一打长沙就是个例子，那时打长沙在战略上无疑是有问题的，但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抓住时机，指挥得当，也是一样攻克了这湖南省城，取得了战役胜利。
现在攻打赣州在战略上虽然错了，但在战役战术的层面，如果彭老总还是指挥有方，部署得当，其结果也是不好说的，不过一旦那样，毛泽东的命运就更不好说了。
毛泽东曾在中央局会上说：“如果要打赣州，也只能围城打援。”
而彭德怀最后的决定是攻城。
后来的战斗进程证明，这个决定也错了。
错的不光是战役目的，还有为了达到这个错误目的的手段：既然是以攻城为目的，那么就应该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城下，争取早日攻克，而以次要兵力来阻援——但实际配置却不是如此，战力雄踞红军之冠的林彪的红四军，虽说出动甚早，但彭德怀却将他们配置在赣粤南部边境，担当阻粤军北援的任务；
而且在战役开始后不久，又一次铸成大错：将本位于根据地内部的红三军也调到赣粤边界，这样一来，红一军团的两个主力军实际上成了坐山观虎斗。
这样配置的原因无疑是对可能的国军来援方向判断有误：当时国军能立即增援赣州的兵力，南边粤军有十几团，配置在大余至韶关一线，北边有蒋军的四五个师，配置在万安吉安一线。总指挥彭德怀等人轻易断定：粤军肯定出援而蒋军不会，因为当时各方都默认赣南是粤军的地盘，赣南产钨，是当时中国出口的重要物资——赣州之役动了粤军的奶酪，粤军岂能善罢？
而宁粤的关系并不密切，粤军对围剿也不是很热心，中央军肯定乐意看到粤军挨打，坐视杂牌被消灭，是老蒋的老把戏――但赣州之役，出乎彭德怀等人预料：老蒋嫡系国军迅速出援，红军的一厢情愿此时便种下了恶果。
事实上赣州战役打响之后，在赣州之南，粤军除小部队骚扰外，并无援军，红一军团在粤赣边境几乎等于坐地休整，干着急无敌可打；而赣州之北，由于彭德怀以为国军不会出援，只配属了湘赣独立一师等地方武装，结果国军一出援，防线立垮，欲阻力不从心，欲拖国军不睬，北方援军迅速兵临赣州城下。
可悲的是，老彭当时没有明白：战役的部署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改的。在此后的战役进程中，彭老总的指挥一错再错——后来被人委婉地称为“缺乏机动灵活性”。
（请看下篇：三十二、攻坚外行的彭老总）
三十二、攻坚外行的彭老总
赣州激战冒烟没炸响时，又一件关乎中华民族命运大事件爆发于上海：史称“1.28事变”！
日军窥觑上海已非一日，早在去年10月6日，日本军舰即大举驶沪，蒋介石即电令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恤，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兄（即熊式辉）商妥决定。”。
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蔡廷锴的19路军立即予以还击，这是执行国民政府早已既定的方针，至于蔡廷锴回忆说蒋介石派张静江游说19路首脑，要他们“忍辱负重”不要抵抗，这与一些史料记载颇有矛盾：早在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呈蒋电报请示：“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各机关施行威胁或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蒋介石次日复电指示：“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抗战史论》）
这足以证明，国民政府早就定下抵抗方针，蔡廷锴等人在《文史资料》里的回忆，也承认早在日军开始进攻之前，19路军就已经作了充分的物资准备与精神动员，倘若国民政府不许抵抗，这类准备与动员也该禁止的。实际上战争打响之后，汪精卫还发表《政府对日方针》称：“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说19路军淞沪抗战是自发行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已经“下野”但保留党内职务的蒋总裁大为焦虑，立即发表声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实际工作也是做了点的：批准张治中领衔，组建第5军开赴淞沪前线；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定洛阳为“行都”。
2月2日，国民政府批准刚复职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的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
2月4日，就在19路军与日军激战方才开始后不久，全国各界均竭力声援上海之时，红军开始攻打赣州。
据彭德怀后来自述：“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但当时的彭总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些，还是坚决开战了。
赣州地势：赣州城墙高厚，自古就有“铁打赣州”一说，三面环水，是三江汇合之地；赣州城墙一边是依贡水而建，而另外两边，环着章江，但赣州城墙和章江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只有东面和陆地相连，类似半岛。
赣州守军为12师34旅，旅长马昆，是个标准的杂牌部队，两个团加一个独立连，三千来人；赣南十七县的地方民团武装五千余，共计八千多，论说红军全军十倍于敌，顺利拿下应该问题不大。
尤其，34旅在赣州战役一年之前，旅内曾发生过新城起义，红军将领陈正湘、彭加伦就是从34旅起义出身，其战力可想而知。
至于民团，无疑是乌合之众，朱德的南昌起义军湘南暴动时，几乎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便扫荡了几个县的民团，比装备，红军的虽低劣，但还是要强于民团不少的。
具体到彭老总的战术配置：扫清外围的战斗没有遇到多大麻烦，之后，彭德怀令红七军主攻东门，红一师主攻西门，红二师主攻南门，红三师呢，则令其越过章江，在章江对岸控制北门——实质上成了隔岸观火――不，应该是“观战”。
这样能伸上手攻城的部队，就只有一个军加两个师了，听起来还是挺唬人的。但当时红军编制都是小团，所谓小团，就是团直接辖连，中间无营级建制，号称一个师，但实际战力只不过相当一个团，而号称为军的红七军，也只有三个小团，实际上也就只是一个甲种团而已。
这样，轰轰烈烈的赣州战役，成了实质上的雷声大雨点小，参战的只不过一个正编师的兵力，而且，彭老总还将它一分为三。
攻坚作战相对于野战而言，更讲究兵力集中、火力集中，攻破的一瞬间，往往取决于一个十几米甚至几米的突破口，打开了，巩固住，后续部队能突进城内，展开巷战，也就胜利了——但往往突破口的战斗也是最为激烈的、决定性的。
平均分配兵力，是攻城作战大忌，现在一个火爆的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独立团攻打平安县城的情节：团长李云龙把所能指挥动的一万多人，四面围住死打硬攻，终于靠一门步兵炮奏效破城。其实那不过是小说家言，实际战争中不会发生这种大军漫城、一炮破城的战例。
至于火力，新编的五军团倒是有不少炮兵，尤其是迫击炮和小口径平射炮，且炮弹并不匮乏，虽说轰不塌城墙，还是可以压制城内火力兵力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五军团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如果说对使用五军团的步兵攻城不放心的话，但调其炮兵参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新部队巴不得有机会立新功呢，可是……
大概是彭老总考虑城内的这些乌合之众不值得调来“高射炮打蚊子”，但是，赣州城内的所谓“乌合之众”，用来城头死守，尤其再加上“后退一步立斩”的督战队在后面，情况就会大为不同了，再说这些地方武装多是亡命之徒，对红军大都有着刻骨仇恨，困兽犹斗之时，战力不容低估，守城时战力决不亚于正规国军。
这时的朱、毛事实上已经暂时分开了，朱德要留在后方开会，这时的兵权与被剥夺也没多大区别；毛泽东正被“劝”留在东华山休养，朱、毛分开一般都不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好运，这次好像也不会例外。
前线的彭德怀踌躇满志，下令开战，此刻也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有彭大将军”的风采！
马昆部则早已龟缩城内，做好各种准备来应付恶战。
面对高大厚实赣州城墙，红军只能采用了坑道爆破的方法——俗名“棺材炮”，再后来也叫“土飞机”，也就是将地道挖到城墙下，引爆装满炸药的棺材，来炸塌城墙，打开突破口。
不过，那时只有黑色炸药，也就是老百姓都能自己配制出来的那种火药，用来造鞭炮的那种，棺材里面加上生铁犁头什么的，再钉死是为了增加爆破力，那时的红军还没有制造真正意义的黄色炸药的能力。
2月13日晚，第一次攻城战打响了，攻城部队采用了比“棺材炮”更为原始的方法——架设云梯爬城，在零星炮火及机枪的掩护下，十人一组，从各处城墙向城头攻击，守军则是严阵以待，结果是上一组被打下一组，没有成功，这个办法确实有点笨，不过这可能属于试攻，并未点燃棺材炮。
2月17日，原样画葫芦又“试攻”了一次，还是等于给对方送活靶子，损兵而无功。
2月23日，红三军团从三个方向发起第一次总攻，上午九时，红一师首先在西门爆破得手，几经冲锋，未能在爆破口立住脚，爆破口为被守军火力封锁，激战一小时，伤亡惨重，被迫撤出。
主攻南门的二师组织了二百人的突击队，预先埋伏在城墙外，等候爆破后攻城，但由于“棺材炮”药量没计算好，城墙虽然炸倒了，但却是向外倒塌，把突击队全给埋在了下面，结果是这些红军精华全部牺牲！等再组织部队进攻时，为时已晚，守军重新封锁了突破口，这是这天红军的攻击最为悲惨的一幕。
东门的红七军，通过炸开了几米的突破口，部分兵力已攻上城墙，但由于兵力不足，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进，无法扩大战果，结果在守军反冲锋之下，攻上城楼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撤下城墙的部队被堵在城门洞里，进退不得，最后竟然全部被马昆的杂牌军生俘。
一天的攻城战，红军在东西南各个方向都炸开了城墙，但激战一天，一处也没有能得手，这就是平均分配兵力的恶果，假如能集兵一处，孤注一掷死打猛钻，兴许是另一个结局――不过那也不好说，毕竟攻守双方实际接战的兵力相差不大，总是攻方吃亏，尤其是在缺少炮火掩护的情况下。
估计此时的彭老总已经知道赣州块硬骨头不大好啃了，曾给中革军委发报，说破城希望很小，请示大军行止。不过绝没有提出撤军，据时任红一师政委的黄克诚回忆：在赣州战役期间，他数次找彭德怀提出撤军，甚至当面骂彭德怀是“半立三路线”，但彭德怀每次都是“不予理睬”。
赣州城内的马昆也心悸红军的“棺材炮”，为刺探红军坑道位置，在城墙上埋了不少大缸，招来城中的瞎子参加工作，大概后来“地道战”里的鬼子隔缸听音也是跟老马所学的，此招效果颇佳，最后一次总攻时，坑道位置就提前暴露了。
但据载，坑道位置暴露却不是瞎子听出来，而是前线的红军士兵战场“反水”，致使彭德怀功亏一篑。
战场局势已经很清楚了：就是此刻集中兵力，破城仍有可能，毕竟守军的装备也好不到哪儿去，尤其是那五千民团。
但就在红军主帅犹豫之间，北边的国军，已经开始出援，沿途几乎无阻，便顺利杀到赣州城下！而从援兵到达时起，战机已经不复存在了，赣州城已经真的成了无法破的“铁城”。
大军于坚城之下，前不能克，后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兵？那就是主军者的面子问题了。
一场本可避免的惨败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军事要服务于政治不是？上级领导的对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
（请看下篇：三十三、赣州城下血雨飞）
三十三、赣州城下血雨飞
红军送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借口：赣州为江西重镇，是仅次于省会南昌的大城市，一旦有失，对党国面子大大有损，如此开了先例，中国局势将更为不堪，“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到了实践的时候！
陈诚的严令颁下：派11师师长罗卓英率11师及14师4个旅12个团约两万余人，2月19日集中于泰和，21日全军开始南下增援赣州，2月29日，增援国军在突破红军湘赣独立一师的阻击之后，全军顺利兵临赣州城下，没有――是与赣州隔江相望。
兵力雄厚的红军没有想起来变攻城为打援，甚至连重兵阻援也没有去做，罗卓英兵临赣州之后，立即在赣州北门外架设浮桥，和城内沟通了联系，久困城内的马昆连夜出城，和罗会面，商讨退敌之策。
为了对付红军火力封锁江面，国军决定采用“增兵进城，内外夹击”的方法来解赣州之围，并且为了减少伤亡，决定从城内向城外抢挖坑道，待时机成熟，前后夹击。
当夜，罗卓英的一个工兵营即随马昆进入了赣州城。
形势已经明明白白：马昆八千杂牌据守孤城，红军尚且久攻不下，现在两万援军参战，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士气上都是敌涨我消，红军攻赣企图基本上宣告失败。
撤军肯定是上上策，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行此上上策，在彭德怀以及苏区中央局眼里，撤军就是下下策：周恩来上任第一炮就哑火，以后怎么干顺当这中央局书记？项英、任弼时等人原就是攻赣的支持者，更不可能主动建议放弃攻城，这不光说明临时中央的路线没能得到贯彻，而且关乎苏区中央局面子的大问题，尤其最怕的是：给了毛泽东事后算账的口实。
至于彭德怀本人，当初本来就是老彭拍着胸脯打得包票，现在最不愿意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就应该是彭老总，第一次全权指挥方面军，哪能就此灰溜溜的认输？
实际战况也是如此：朱德率中革军委总部赶到赣州前线，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红军、国军这次较上了真劲！
攻城部署调整了，终于调五军团参战，不过实际部署还是令人奇怪：主攻赣州的兵力居然还是没有增加！这里说的兵力是指直接参与攻城的兵力，并不是部署在外围的兵力――五军团的十五军配置到了赣州之南的章江南岸；把五军团的十四军配置在赣州之北的赣江西岸，以防敌军南渡东渡，迂回向攻城部队身后；五军团的十三军则被留作了总预备队，位于三军团军团部的后方。
还是红七军和红一师和红二师这三支部队，还是同时攻击原来的三个方向！
红军实际接战兵力没有任何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守军方面：3月2日，援军黄维率３个团已先行入城，其后，罗卓英又亲率一个团入城，11师已有４个团的兵力进入赣州和马昆会合了，城内的正规国军已达５个整团！
红军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国军入城助守？据我军史载，是敌军“偷渡”，这令后人不大理解：国军架设的浮桥就在红军的眼皮底下！红一师几次出击想与予摧毁，都没有得手，甚至还采用了顺水放火的方法，用小船装上油点着后，顺江而下想烧浮桥，也未能奏效，怎么还能算做“偷渡”？
这意思就是说，当时指挥员不知道敌情有变。
而谁能不知道浮桥是专门走人的！知道两万敌人就在对岸，却不知道敌人能通过浮桥进入城内？事情就是这么荒唐！说是知道了不敢承认知道倒还说得通。
3月4日，就在11师３个团进入赣州城后的次日，彭德怀居然又发动了第二次总攻：还是那疲惫的一军两师，还是原来的三个方向，攻城还是老套路――以“棺材炮”炸开城墙，随后突击。
不过也有蒙上的战绩：东门红七军埋了三个“棺材炮”，第一个装置失灵，光冒烟未炸响，使本来躲在城下的守军产生了误会：莫不是就此不响了吧？国军营长就带一个连上了城墙，结果后两个突然炸响，一下把城墙上二百多守军送上了天，这是红军攻赣作战中的最大战绩。
也是近乎是损失最大的一次：口子炸开了有六七十米，守军坐“土飞机”上了天，红七军乘势突入，却突然发现突破口后，另筑有防御工事！
这是个圈套！
原来在此之前的3月2日，红军中有两个原为马昆部下的士兵投降了故主，告知了马昆三个棺材炮的位置，马昆相信了他们，在预爆地段的后面重新设了工事，结果导致红七军突击数次，伤亡惨重却仍未成功突进城内。
说不清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没有突击进去极有可能是红七军的运气，此时城里最少有３个团在严阵以待！若是红七军全部突入，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这也是这次“总攻”唯一的作战，因为另外两个方向没有形成像样的战事――红一师、红二师进攻的地段，因为火药受潮，“棺材炮”没响，少搭进去无数红军战士，倒是受潮火药救了不少生命。
第二次总攻失败，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本应当机立断，开始放弃攻城战，尽管已经伤亡惨重，但也就是一个小败而已，但固执的彭老总没有放弃，下令红军继续准备，抢挖坑道，以便再次强攻。
还是该死的面子在作怪，作为身临前敌的主帅，不可能对战事一点不察，这时不撤军就应该是怕无法面对苏区中央局对他给予的厚望了，是啊，在新领导面前怎么交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也要继续充下去！
此时的苏区中央局呢？急切不可能了解真实的前线战况，尤其是毛泽东早就预言：打赣州很有可能是屯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怎能主动让毛泽东的预言成为现实？
不幸的是，被毛泽东言中了。
本属平常的一次战役，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面子和赌气的牺牲品，当然，或许有人认为这已经上升成为路线斗争，此时打赣州已不是为了攻城而攻城了，这直接导致了更大的灾难来临！
国军也不是泥捏的！3月7日凌晨两点，赣州城墙上灯光突然全熄，天地顿时一片漆黑，11师两个团，突然从事先挖好的坑道中钻出，对红军展开了攻击，与此同时，章江对岸的11师一部，按事先部署突然强渡章江，从侧后向红军出击，红军的攻城部队顿时遭到内外夹攻，红一师和红二师大部，被合围在了章江和赣州城狭小的三角地带。
而守军马昆的一个团，也趁机从东门出击，出击方向直指三军团的军团部的天竺山，红军大势已去！
红军屯兵坚城之下已近一个月，已经疲惫到极点，对于守军的出击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防备，一时大乱，部队很快失去建制，只能各自为战。
国军这次出击预谋已久，而红军竟然全然无备，就算个个视死如归，也并不能改变战局了。天亮之后，战斗更加残酷，整个战场已呈胶着之态，三军团被敌人全线粘住，撤不下来了！
苦斗一夜的三军团已渐成不支之势，弹药消耗殆尽，已经开始肉搏，再无增援，就是全军覆没的结局了。
关键时刻，朱德于中午时分，亲率中革军委警卫营和总预备队的五军团十三军赶到城下，章江对岸的十五军也赶来支援了。
底子为西北军的五军团，人人装备大刀，此时初上战场杀出了威风，是他们挽救了红三军团！
大刀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傍晚，红军才算借助夜幕的掩护收拢了残部，三军团撤出了阵地，赣州战役终于落幕了。
赣州之战历时三十三天，以红军惨败而告终，红军将士伤亡三千余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赖于五军团以大刀片的拼死相救，三军团总算没有全军覆没，但仅团以上军官就阵亡了十名。
赣州之战是失败了，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事实上的胜利，其后的江口战役检讨会上，毛泽东嘻笑怒骂，叹息死去的冤魂，嘲笑无知的同事，中央局包括周恩来在内自然无话可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么。
中央局虽然勉强发了个训令，不指名的反批了毛泽东一通，不过是给自己找个下台的阶梯，但是否就此给周恩来留下了毛泽东会打仗的印象？这就不好多猜测了，反正毛泽东借三军团的惨败，又得以“随军行动” ，在一定程度上重掌兵权，这才有了后来漂亮的漳州战役。
至于彭德怀？无疑在毛泽东内心留下了第一个死结。而林彪无疑也在此战中受益匪浅――因为在此战后，林彪才算真正的与彭德怀并驾齐驱了，193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红一军团，破格提拔林彪担任军团长，这是无疑是对林彪的绝对肯定。
这年，林彪２５岁。
赣州战事：有人伤，有人亡，有人辛苦有人忙，有人心中惨痛，有人脸上无光，有人适度健忘，有人趁势飞扬！
（请看下篇：三十四、北征路上的毛泽东）
三十四、北征路上的毛泽东
32年之春的林彪如同来到了“春天的故事”，一派生气勃勃的模样，新成立的中革军委对林彪的欣赏似乎不亚于毛泽东对林彪的欣赏，赣州战败，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无疑在人们心里留下阴影。
但对比于林彪，却给这位２５岁的主力军年轻军长涂抹了一层略带神秘的光环，一次败仗虽不至于成寇，没胜但也没败的不妨“封侯”，林彪终于从诸多红军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赣闽苏区红军三根支柱中最粗一根的掌门人。
32年之春的毛泽东处境没有改变多少，甚至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现在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多少有些尴尬：去年11月，周恩来来到中央局，使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自动被免职；在随后召开的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红一方面军总部被撤销，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实际上也被自动撤销了。
在新成立的中革军委中，毛泽东仅被挂了个军委委员的牌子，林彪、彭德怀也都是军委委员，但却是凭军内实力据以此位，与毛泽东不可同日而语，中央来的秀才们也不大敢轻易招惹枪杆子粗的老总。
随着赣州战败后红军的重编，三月十二日军委命令：提升红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刚从上海中央军委来的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三月十五日又任命陈奇涵为军团参谋长，原四军党代表罗荣桓为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重编后的一军团颇有意思：下辖原第四军和原属五军团的十五军。四军军长为王良，政委罗瑞卿；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两个军下面各有三个师，全军团总人数为九千四百九十八人，相对于其它红军各军团，这是一支具有铁军血统加西北国军血脉的绝对正规部队，有点傲视红军全军的味道了。
原属一军团的由地方红军升级变成的第三军则拨归了五军团，这是否有点“掺沙子”的味道？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加强林彪一军团的战力，五军团的炮火为红军全军之冠，而且经赣州解围战证明：这是一支近搏远战都过硬的部队。
这种“掺沙子”的混编引起了五军团官兵的极大不满，也给日后留下了不小的隐患。
三月中旬，在任命一军团领导的大会上，毛泽东是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到会并讲了话，勉励大家执行新编制，迎接新任务――还是要坚决攻打大城市：这是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的既定方针，谁也改变不得。
至于攻打赣州失利，之前战役总结会已经说了：赣州之战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策实施的，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
毛泽东现在于军内只能敲边鼓。
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配合北进；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随中路军北上。
毛泽东曾在会议上力主红军向东发展，那里是国民政府眼里的穷乡僻壤，驻军薄弱，但被斥责为“上山主义”，是刻意同中央对着干，朱德后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回忆当时毛泽东的建议：
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
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
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
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要说中央也够固执的：当时，福建是国军力量的薄弱之地，除驻有张贞的第49师外，都是些地方保安部队；新整编的闽西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
经营福建，正逢其时，你非得指挥红军往国军重兵包围圈里钻干吗？
按预定进军路线，林彪被命令沿赣江东岸北上，与赣江西岸的彭德怀并驾齐驱，直逼南昌。但毛泽东被允许在中路随军，一切就不大相同了，这是毛泽东的老班底，在军内没啥绝对身份的毛泽东说话是起点作用的，尤其是在林彪为前线总指挥的情况下。
毛泽东的意思可以通过林彪之口表达出来，这点没问题，与林彪搭班子的政委聂荣臻虽说来自中央，但初到苏区军界，说话怎比得军团长林彪？更不用说还有位全国行政最高领导――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用了个小招数：其时正逢粤军咋呼出击赣闽剿共，毛泽东建议来个围魏救赵之计瓦解粤军行动，出击闽西，那里是粤军的地盘，既能为红军筹饷扩军，又能解赣闽之危。
林彪当然心照不宣，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以林、聂名义向中革军委电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其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红一军团已经进抵闽西长汀待命了。
3月27日，周恩来紧急召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前线将领出动即拐弯的急电，整整两天，才算决议同意：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并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
这是默认毛泽东在军内的存在，或者说是无奈支持也无不可，毕竟现在打仗还要靠老毛，能在军事上压毛泽东一头的人这时还没到苏区。
谁知毛泽东得寸进尺，在长汀了解福建境内情况之后，中央局又接前线来电，这次干脆是毛泽东署名来的：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酉三十日”
长途远师出征漳州？近处八千乌合之众所守的赣州都没能打下来，老毛这是要干什么？红军主力远出，整个根据地就只有靠彭德怀的三军团守家，那么沿赣江北上的战略行动无形中被放弃，中央的指示还执行吗？中央局说话还算数吗？
书记周恩来接电立刻从瑞金赶到了长汀，四月一日召开会议，听取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在会上侃侃而谈：“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
这里不是瑞金，前线将领的话分量最重，而总指挥林彪无疑是紧跟毛泽东的，政委聂荣臻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上中共福建省委极力促成红军深入闽南，并且提供了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周恩来终于批准了先拿下龙岩，然后远征漳州的战役计划。
随即中央局批准了由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组成的红军东路军，林彪任总指挥，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毛泽东随军行动。
（请看下篇：三十五、向北向东之间其实有奥妙）
三十五、向北向东之间其实有奥妙
公正的说，当时的临时中央也并非对军事一窍不通，与毛泽东相比，当然缺少实战经验，尤其是战术范畴的认识，毛泽东无疑占据绝对上风；但如要设身处地的替远在上海的中央几人想想，事情还有另外一面。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既然已经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那就自然会集中全国之物力、军力剿灭大大小小的红色国中之国，尤其对于地处京畿不远的红军湘鄂赣根据地，卧榻之旁焉容他人酣睡？所以集结重兵压向了湘鄂赣。
与此同时，方志敏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也同时遭到国军围攻，两边的形势都不容乐观，这是因为，吃柿子专拣软得捏这种基本原理，你毛泽东懂得，我蒋介石当然也懂得，相较于赣闽地区的朱毛红军，还是应该先扫清其它叛乱赤匪。
临时中央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当然不会坐视朱、毛一家独大，其它根据地全灭，这就需要兵力相对雄厚的红一方面军北上击敌所必救，以求起到围魏救赵之功效。
但对于毛泽东、朱德来说，这也无疑于引火烧身，何况以红军目前的实力，打哪个大城市都不易得手，拼血本打下来也守不住，能否吸引另外根据地的剿共国军回援，谁也说不准。
这就是上下的目的不同，所以战略思想也会根本不同，事实上夹在中间的苏区中央局也就只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了，说是和稀泥也无不可，说是墙头草有些冤枉，但也只能根据具体形势临时决策，既要应付上级指示精神，又要调理所属部下的悍将强兵，也是挺不容易的。
毛泽东坚持东征漳州，肯定起不到为另外几个根据地解围的功效，但也被逼成了既成事实，部下的三分之二还要更多些的主力被拉走，那就只能安心等待了；至于北上完成中央的进击大城市任务，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彭德怀孤零零一个三军团，能顾家就不错了，更谈不上扩大根据地，实际进程也是如此，日后还是不得不电令一、五军团紧急回救，才算暂时保住了苏区。
对于此次东征中林彪的表现，一些老帅的回忆录中几乎不大涉及林彪，捎带上名字也大多都是把林彪排在几乎所有人的旁边、后边，好像军团长、东路军总指挥是个跟班的。
几乎所有人都强调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作战，并且得到了诸多教诲云云，这虽然可以理解，却不近情理：对整个东征负总责的是总指挥林彪，战役策划与具体实施，哪能没有主帅的份？
但作为东征主帅的林彪不用身临前敌却是符合实际的，手下能实际指挥的已经一万六千余众，亲自上战场冲锋陷阵肯定是用不着的；但所有部队调动与战役行动，则肯定是林彪亲自下令，别人也没这个资格，就算是随军的毛泽东也决不会出面颁布军令的。
欲打漳州，必须先下龙岩，这里是通往漳州的必经之路，对龙岩，林彪不陌生，四年前就曾作为二十八团一营营长在这里三打龙岩，在几乎尽歼福建省防军陈国辉的第1混成旅的战斗中，林彪营几乎都是担任的尖刀角色，现在是故地重游，再下龙岩，人熟地熟，又是以众欺寡，完胜应是情理之中。
据守龙岩城的是“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张贞的49师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力不值一提，若不能一窝端那就几乎等于失败。4月8日，一军团全部到达了龙岩西部约二十五公里地的大池圩，部队休息了一天，便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
固守龙岩的国军把主要兵力一分为三，一部控制龙岩城，一小部屏障于前哨阵地小池，主要兵力集中于龙岩的外围据点考塘。
4月10日拂晓，十五军为先头，四军跟进，向龙岩进击。十五军在小池没有遇到麻烦，借炮火掩护，一气呵成就拿下了小池，少量驻守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五军随即扑向考塘，这里驻守着国军一个团外加一个补充营，凭借既设阵地和炮楼坚决抵抗，十五军行动一时受阻，但林彪却令红四军趁机迂回向了两翼，考塘国军阵地顿时三面受攻，兵力、火力都处于劣势，后面又有退路，军心实难稳定，大势即去。
谁知想撤也撤不下来了，不光如此，驻守龙岩城的国军一看大势不妙，拔腿就跑，把龙岩城与考塘的国军尽数丢弃了，战走都做不到的考塘国军竟遭全歼，张贞的一个多团就此报销了，这是张贞挨上的迎头第一棒，红一军团则旗开得胜。
不过，占领龙岩城也是有伤亡的，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政委田桂祥站在龙岩城外一个小土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前方时，突然一颗子弹飞速而来，正中田政委的眉心……
张贞的49师共有９个团，在龙岩仅丢了一个团稍多，不会轻易认输交出漳州，尤其是，虽然毛泽东判断漳州地势易攻难守，但漳州西北方向有着一溜大山：大尖山、十二岭、天宝山，组成了漳州的唯一屏障，不拿下这些险山，红军无法靠近漳州。
兵力强于对方的时候，林彪作战向来持重，尤其不愿意做无后方的长途远击，一万多人的大部队出击，后勤保障是关乎全军生死存亡的大事，林彪从不愿部署赌运气的战事，孤注一掷那是全军已被置于死地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侥幸获胜也不值得效仿。
短时间拖延对现在的红军反而是好事：49师集中比分散还要有利于尽歼，弱势方集中兵力决战，是强势方求之不得之事，而现在福建的战局是红军居于绝对强势。
再者，一军团需要五军团赶上来保障后方，这时的一军团能实际指挥的其实还多了一个军：原驻闽西的红十二军，现在罗炳辉为军长，于是便由十二军警戒闽粤边上杭、武平地区的粤军，保障后路和右侧翼。
4月14日，五军团赶到了赶到了龙岩，林彪随即令五军团以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到漳州的战勤供应运输线，所属第三军与一军团一起参加进攻漳州。
张贞开始配合红军了：真的集中了所有部队退守漳州。
林彪的战役目的主要是歼灭张贞49师主力，其次才是占领漳州，张贞的部署正和林彪心意，漳州及张贞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
（请看下篇：三十六、与赣州迥然不同的漳州之战）
三十六、与战赣州迥然不同的战漳州
张贞把全师集中后兵力并不弱于红军多少，49师145、146两个旅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也有将近一万人枪。
张贞本人手头留了一个团，率师警卫营及地方部队留守在漳州市内，其两个旅的正规军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此地山岭起伏，地势险要，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想进行漳州攻城战，不清扫这一线外围阵地，是绝不可能的。
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而这一阵地从天宝山起，有十二个峰峦起伏的山峰，一直延伸到山的主峰芝山，也叫登高止。这当中主要有杨梅岭、风霜岭、十二岭、笔架山、榕子岭等。
两个旅凭险固守，应该说张贞的部署没啥不对。
关键在于对双方战力的判断上，张贞属于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红军攻坚战的能力，张贞此时还停留在没有重兵器的印象里，这对于强攻一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山头，是不可想象的；正规国军据山野战强于守城，守城时地方部队战力不亚于正规军，所以张贞才如此分配兵力。
但此时的红军已非往日，季振同的26路军加盟红军，使红军的攻坚能力大大增强，现在49师的重火力并不占优势。
尤其是，他现在面对的是林彪，在指挥师级规模的攻防战方面，两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红军由龙岩出发，经和溪、龙山一线，于15日赶到了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林彪把他的前敌指挥部设在了马山。
16日，林彪下达战令：以四军主攻国军的天宝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守军，以三军为预备队。
17日，四军越过龙江支流东溪，到达大尖山北的南坪、内洞一线进攻出发阵地，三军也同时进到这一地域，本来应该马上开战，但天不作美，老天连降大雨，河水陡涨，视界迷濛，并且道路地形都不熟悉，所以只得推迟了两天发起攻击。
19日拂晓，担任主攻部队的红四军先头部队十一师在第十师的配合下，向杨梅岭、十二岭和风霜岭的国军阵地发起猛攻。
十一师师长刘海云，政委为刘亚楼，下辖三个团。三十三团由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率领，不顾河水暴涨，抢先渡过了东溪，掩护全师展开；三十一团则由团长吴皋群和政委宋成泉率领，绕到敌后攻歼大尖山守敌；三十二团则由政委杨成武率领，随三十三团后跟进，扩张战果。
１９日拂晓，随着林彪攻击令的下达，整个四军在王良军长和罗瑞卿政委的指挥下，从左面的风霜岭、十二岭发起了攻击；红十五军则由军长黄中岳和左权政委的带领，从右面的笔架山、榕子岭同时发起攻击。
红军的炮火猛烈程度，大出国军意外！那一发发炮弹，像长了眼睛般在头顶爆炸，浓浓的火光和硝烟淹没了山头几乎所有的工事。
有所准备的国军根本没有预料到红军的火力这么猛烈，在被炮声中惊醒后，立即组织还击，但构筑的一些工事大部在炮火中连同碎石、木块一起飞向天空，工事中的活人有的被气浪吹翻、炸死，有的被爆炸声震的晕头转向。
这主要是当时构筑的工事不是用来防备火炮的，一个个耸立的碉堡无疑成了炮兵最好的不能移动的死靶子。
49师是一支地道的杂牌部队，后来被人比喻为“豆腐军”，这有些冤枉张贞了，49师不像后人们描绘的那样不经打，并没有一触即溃。防守的火力也是空前猛烈，冲锋在前的红军士兵倒下去了一片又一片，上山的道路被轻重机枪封锁，红四军进攻一时受阻。
军长王良被迫上了前沿，察看地形后，发现了关键所在：有些工事是远程炮火无法消灭的，处在了炮兵射击的死角。
王良随即命令身边的团政委杨成武从左边迂回过去，炸掉工事。杨成武带领一个排的人，抱着炸药包从左侧开始迂回。王良命令用火力压制，进行掩护。――军长直接指挥前沿战事，这总不是什么好现象，不是被迫，不会出现这种不合理的情形。
借着十几挺机枪的掩护，迂回的杨成武排靠近了守军工事，在如同火龙飞舞的机枪弹道中，守军的工事被炸飞了，王良抓住战机，命令身边的司号员吹冲锋号。
所有红军士兵跃出了掩体，端枪平射，冲上了敌阵。守山的国军士兵啥时候见过这么大的阵势？看见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了上来，一些聪明的调头就向后逃跑，只顷刻间，天宝山一线防线全部瓦解，天宝镇危在旦夕！
右翼方向，十五军开始异常顺利，借炮火优势迅速占领了笔架山和榕子岭，守敌有的缴枪，有的携枪落慌而逃，十五军乘胜追击，但没想在芗水的宝林桥受阻了。
宝林桥是通往漳州的必经之咽喉，对面国军用火力封锁住了桥面，红军几次冲锋都被压制，士兵们趴在桥面上抬不起头来，前进不得，后撤也撤不下来，战事一时胶着在了自然天险宝林桥。
黄中岳和左权接到严令，一定要尽快拿下天宝镇，眼前的宝林桥是进入宝林桥的最后关口，只得一面佯攻宝林桥，一面从上游涉水抢渡。抢渡中不少倒在了水中，再也没有站起来，但涉渡终于成功，宝林桥守军前后受敌，终于崩溃。
涉渡的部队为红四十四师，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强渡芗水之后，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国军扫荡一空。
宝林桥失守之时，设在天宝镇中的146旅旅部里，国军旅长王祖清正拚命对着电话机大声呼叫145旅旅长杨逢年，但此时由杨旅长亲自死守的笔架山已经失守，王祖清只得直接求救于漳州城内的福建省剿匪司令张贞。
张贞在电话中的声音分外凄凉：“王旅长，你一定要顶住，那是咱漳州的西大门。你清楚，漳州城里大部分是民团，师部派不出兵来的”
王祖清听着红军的喊杀声已经愈来愈近，把耳机一撂，冲出旅部， 突然被杨成武带领的十几个士兵堵住去路，王祖清先是一愣，飞快地拔枪，“嗒、嗒、嗒”一梭子子弹扫过，王祖清当场毙命。
副旅长魏振南运气不错，被生擒做了俘虏。
张贞接到王祖清旅长的告急电话，还是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前去增援，刚到茶埔，突然发现红军攻击的先头部队，从西黑压压地平推过来。团长见此情景，惊慌下令。“停止前进，就地阻击。”
士兵们迅速散开，各自寻找掩体，准备阻击，但立足未稳，红军已经以排山倒海之势，高叫着冲过来了，双方还未接上火，国军就土崩瓦解，张贞得此消息，明白大势已去，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杨逢年的145旅了。
谁知随着逃回来的增援团长来到城内，杨逢年也带着伤跌跌撞撞跑了进来，并且报告西线已经全线失守，共军已经离城区不远。
张贞大惊失色，破口大骂：“你们全是饭桶！怎么一遇到共军就成了豆腐呢？我苦心经营多年，不料顷刻间一败涂地呀……”――这就是后来人们嘲笑张贞49师为“豆腐军”的源由。
夕阳西下，绝望的张贞把自己的家眷先行送出漳州，命令手下：“打开所有仓库，多放些稻草，浇上汽油，给我一把火点了。”
军械库点燃了，漳州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将漳州半个城都映红了，当晚，漳州被红军占领，漳州之战在火光中落幕，林彪大获全胜。
（请看下篇：三十七、大捷后的不谐音符）
三十七、大捷后的不谐音符
身为总指挥的林彪其实还真的上了前线，林彪在前线指挥时，负了点轻伤，被送进医院进行了简单处理。
整个战斗几乎都是按林彪的事前部署实现的，张贞率残部四千余人弃城，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
4月20日，红军在进入漳州时，首攻漳州的四军十一师政委刘亚楼甚至还搞了一个甚为庄重的入城式，毛泽东身穿一件灰军装，头戴灰色凉盔帽，骑着土黄马，神采飞场，兴致极高地随军进入漳州城，住进了城西芝山南麓的小红楼。
也有人回忆：毛泽东同志是穿一件兰布大褂，戴顶凉盔帽，骑一匹白马入城，这大概是因为，据载朱德曾于会师井冈山时，送给了毛泽东一匹白马作为见面礼。不过那匹白马是否能随同到漳州来，就不好说了。
红军占领漳州，收获颇丰：俘国军官兵1674人（包括副旅长一名），缴获步枪2331支、机关枪3挺、山炮、迫击炮总计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筹款”一百余万大洋。尤其令林彪兴奋的是，竟然还缴获了两架完整的飞机。
红军一帮“土包子”啥时候见过这玩意？平日只有挨它在天上扫射、轰炸的份，所以大家对这个可以扇动翅膀上天的“铁鸟”十分好奇。缴获飞机的十一师政委刘亚楼前前后后绕着这个庞大的“空中怪物”看不够，摸来摸去爱不释手，还特别站在飞机旁留了影。――是否这时就有了日后成为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的预兆？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当然也极为高兴，也特地在飞机前留了影。
两架飞机都是螺旋桨式的，有两个帆布翅膀，一驾被红军在龙岩用机枪扫过一梭子，无法上天；另一架因为螺旋桨少了一个螺丝钉，也不能飞行，可是竟然被后勤部找到了一个汽车修理工给配上修好了，又在机翼下画上五角红星。
“五一”节那天，国军一个被俘的飞行员受命为红军将士和漳州百姓表演飞行，在监押下，这位共军的第二位飞行员驾驶飞机在漳州城绕了一大圈，在厦门、漳州上空散发了红军传单。
后来由于飞机燃油耗尽，红军只好把飞机大卸八块，挑到苏区，供人们参观，红军长征后，飞机部件被掩埋在地下。
但也有记载，说是中央军委即派一个叫冯达的朝鲜人前往漳州，设法把这当时中国最尖端的武器飞回了苏区：“冯达在没有航空图、没有任何导航设备、没有气象资料的情况下，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驾机飞越崇山峻岭，驶达江西会昌，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据载这架飞机还在长汀公园展出过，不过，很难想象没有导航的飞机能敢于飞去连机场也没有的江西会昌。
这是红军缴获的第二架飞机：1930年3月16日，国军航空第四队上尉飞行员龙文光驾驶飞机，奉命由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袋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终因油料耗尽，迫降在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15公里陈家河菜籽洼河滩，被鄂豫皖红军第一师三团二营手枪连缴获，龙文光被俘。
后来龙文光同意参加红军，那架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是一架美国钱斯渥特公司Ｏ２Ｕ－４型侦察机，可携带小型炸弹。就那一架飞机，红四方面军竟还成立了航空局，并且“列宁”号在黄安的攻城战中还用于了实战， 一万多守军，被一架飞机吓得全军溃逃。红军久攻一个多月没有攻下的黄安城，竟被借助于一架飞机，两颗炸弹的“空中力量”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列宁”号一战名声大震。
漳州得手的红军随后又相继占领离厦门不远的石码（龙海）和漳州以北的长泰，以南的漳浦、云霄、平和，现在连出海口也有了。
不过占领这些地方都是声称是为了到前线抗日的需要，19路军不是正在上海与日寇打成了白热化吗？可惜厦门没有日本兵，要不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应该能提前与日寇交手数年。
21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在红楼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漳州战役经验，制定下步行动计划，会上毛泽东不禁有几分得意，幽默的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胜仗?现在可以叫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了几百里，一下子打到这里，消灭了国民党的许多军队，张贞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简直是天兵天将。”
这里毛泽东口中的“有人”肯定不是国军方面的人，还是在嘲讽中央局的几个“秀才”，不过这几个“秀才”将很快让毛泽东吃到更大的苦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见得啥时都灵光。
怪年头就是怪事多：毛泽东“随军”的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但是，当不久后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命朱德为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偏没有恢复。
怪年头的怪事不止这些，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只因为要求去苏联学习便被中央保卫局骗走逮捕；就连远在前线刚打了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也在漳州的九堡被保卫局抓走了。
罪名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季、黄谋叛”。
据载，最初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了一个在五军团潜伏的党员王超密报，说季、黄密谋反叛；促使中央采取行动则起源于漳州战役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当天便经一军团保卫局“严讯”，刘供认了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
结果挺凄凉：参加宁都暴动的领导者季振同、黄中岳、张少宜、萧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曹振毓等人被一网打尽，并且于1932年8月3日被审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的法庭成员是：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原告代理人为国家保卫局局长李克农。
审判结果：对季、黄等9人执行处决。
按照当时规定的程序：最高法庭的判决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经过毛泽东、项英的竭力讲情，8月10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因宁都兵暴的功绩，季、黄等人减刑免死，季、黄减刑为监禁10年，张、萧等人为监禁8年。
不过这些人终究难逃一死，1934年10月上旬，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从拘押地——瑞金麻田收容所被解往于都梅子山处决了，那年头随意改为死刑重判是极为正常的事，其实连改判都不需要，某个大人物拍板随意执行就是了。
前线的形势不错：4月27日，红军在漳州东板后基督教堂召开了闽南工农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闽南革命委员会。闽南原有的红色游击队，从60多人迅速发展到600多人、5个大队，正式组建了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后方形势不妙：由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界越来越难过了，五月中旬，６个师的国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对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
东路军在漳州的胜利也没有达到吸引粤军的目的，粤军还是出动了三个整师，两个师侵占了赣西南大片地区，另外一个师侵占信丰，已经向于都窥进，赣闽整个苏区危险了。
占领漳州之后的东路军也没有如出动时许诺，急于回师赣南，反而将部队分散，四军在漳州、石码、长泰等地，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宝、南靖等地，去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了。
据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这有些不公平：林彪一向只关注军事，懒得理会讲究政策的筹粮、筹款等琐碎事宜，更别说“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之类的劫匪行为了，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本来就是政委的本业，这指责有些不地道，没有在四十年后，等人家死后再推过于死者的道理，早干吗了？
中央局不会容忍东路军长期滞留闽南，5月29日，中革军委下令：东路军速回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
接命令后的东路军于6月初分别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经武平，红四军军长王良在路过一个土围子时遭冷枪袭击牺牲，这是此行红军损失的最高级将领。
当然，被逮捕后来并全部处决的五军团领导们不统计在内。
随着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苏区，一次清算毛泽东“右倾”的会议正在准备，史称“宁都会议”，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统一，打了胜仗也没用，还是要被批判的。
林彪就没有这个资格，对军事将领，中央局还是区别对待的。
（请看下篇：三十八、被毛泽东称为败仗的胜仗）
三十八、被毛泽东称为败仗的胜仗
6月下旬，东路红军回到到达赣南天心等地，东路军的番号被中革军委正式取消，所属一、五军团受一方面军直接指挥，一方面军建制恢复，由朱德兼任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总政委没有随之恢复，还是被命“随军行动”。
苏区现在最大的威胁在广东方向，红一、五两军团回到赣南时，粤军围向苏区的已达12个团，且已经部署在了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扬眉寺、信丰等地，不光这些，广东南雄及其附近还有6个团，统归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苏区面临的是18个国军正规团的进剿。
粤军战力向为红军所忌，其团自为战时相当顽强，轻易不缴枪，士兵们单兵作战能力其实强于黄浦系的中央军，各级指挥官之间也没有多大矛盾与隔阂，一般都是能相互支援作战的。
得悉红军主力回师赣南后，余汉谋立即意识到了战局的“棋眼”之所在，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大余秘密集中，这有点吸引红军来攻坚城的意味。实际是准备在大余纠缠住红军主力一部，然后再重兵合围，意在各个击破红军。
开始的战事好像挺顺利，1932年7月2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首先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与敌接触，一举“击溃”国军4个团，国军军退守大余，但是无甚缴获。
翌日，林彪的红一军团攻占了南雄以北梅岭关要隘，击溃守军1个团，似乎已经将粤军与广东老家的联系切断了。
彭德怀大为放心，遂指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从4日至7日，激战四天，大余竟好似坚不可摧，守敌固守不退；但此时彭总却判断大余守军已是强弓之末，上报方面军：准备追击逃敌。
方面军据此判断退守大余的守军可能要兵退南雄，即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败兵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
一、五军团得到命令：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我军就可威胁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我一、三、五军团、十二军及独立第三、第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
至于这个命令对敌情的判断和下达的决心是否正确？那就只能等实战进程来检验了。
军令如山，一、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五军团奉命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谁知这时方面军总部突然得报知道大余守军凭险固守，并没有撤退的意思；相反却是信丰的粤军第4师到达了九渡水，正向南雄前进。
总部随即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五军团白白溜了一趟脚板。
7月7日，粤军第4师到达乌迳，陈济棠的独立第3、第5师也开到了南维增援，并以一部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迳附近，南雄战事眼看如同滚雪球一般要越滚越大了。
偏此时彭德怀的三军团还被黏在大余城下，进不能克，退又不甘心。
这时朱德为总司令的方面军总部开始感觉不对头了，随即命令林彪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对付南雄的粤军重兵集团，可惜时机已经慢了半拍，但对于林彪来说，这是他首次指挥彭德怀的三军团，甚至是整个方面军。
朱德还同时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即将来到南雄的粤军第4师。
8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第4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靠近，随即改变部署，转兵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前过村，隔河与第4师打响。
五军团此时正被怀疑全军叛乱，原总指挥已经深陷大狱，现在的总指挥是董振堂，正是在战场上表现自己清白的时刻，全军的一股浊气此时怒喷向了国军！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粤军第4师于行军中遭到攻击，继之前后受敌，两个团很快溃散，当晚退到了水口圩及附近高地。
这时的五军团大概急于求功，见粤军退守水口，竟然误报第4师已经向南雄逃跑，漏报了一个“守”字！这导致方面军总部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往水口。
其实水口的粤军并没有弃守的打算，相反，余汉谋于9日一面命第4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3师和独2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
转眼间战局的焦点挪向了水口。
9日中午，南雄援军与第4师会合，随即以优势兵力向五军团猛扑而来，而五军团此时却不知道当面之敌已经不是3个团了，还是把9个团当成3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不明敌情的五军团伤亡惨重，渐渐不支，立时处于困境。
危机时刻，江西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不过还是胶着状态，只是阻止了溃败而已。
9日下午，终于明白过来的方面军总部紧急下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出动水口，增援第五军团。10日拂晓，林彪率部到达了水口战场，随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９个团的粤军发起总攻，双方现在实力相当，都在勇猛冲杀，激战之势已经欲罢不能！
水口周围，浈水河畔，战场杀声震天，炮火中夹带着大刀与刺刀的肉搏，对于红军来说，这是家常便饭，但对于粤军来说，却轻易难得遇到，一时不习惯这种弹雨中肉搏的粤军终于不愿意死拼求胜了，费尽心力的开始向南雄撤退。
接到林彪电令的三军团距离毕竟太远，未能赶到，使本来可能的一场歼灭战变成了击溃战，几个小时战斗，粤军主力还是逃回了南雄。
不过粤军经过这次血拼，也接受了点教训，就此全部退出赣南，保住自己实力才是生存的根本，这点，地方国军都清楚的很。以后很长时间都不再轻动，这使赣南苏区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红军主力得以转兵北上，这大概是南雄水口之役最大的收获。
粤军退军罢战也是因为三军团终于赶到了水口，不愿意为蒋介石火中取栗的余汉谋开始了坐山观虎斗的日子。
水口战役是场势均力敌的恶仗，战场景象之惨烈，为之前历次战事所罕见，据聂荣臻回忆：“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不过后来毛泽东在撰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定性为“败仗”，这大概有失偏颇。
毛泽东原话：“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以上面的观点推论，第三次反围剿无疑也应该算做败仗，但水口之役从战略上获利无疑是巨大的，使苏区红军避免了头疼的两线作战，尤其是对于后来的红军北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水口战役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居于指挥位置的战事，结论自然不同，但此战却给毛泽东带来机遇：现在经实践检验，没有毛泽东的具体参与，战事不容乐观。
这在有军事最后决策权的周恩来心里留下了印象，周恩来在向中央汇报南雄水口战事时开始向中央建议：“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须帮助。玉阶（朱德）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汇报中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提出辞去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中央批复照准，毛泽东终得回到军队，不用再以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了。
（请看下篇：三十九、昙花一现的总政委）
三十九、昙花一现的总政委
水口惨胜之后，林彪率红一军团转兵北上，于７月下旬经崇仙、安西、古陂、信丰、长洛等地，再渡过于都河，于８月上旬到达兴国南郊。
这是为了解除乐安、宜黄、永丰之嫡系国军对苏区的威胁，这个方向有国军的６个团，一直在坐观粤军在南线与红军主力血拼，现在红军腾出手来了，开始瞄准这股孤军，就是对苏区没有威胁也是要打的，不以战养战，红军无法在相对狭小的根据地长期生存。
还有就是照顾中央的指示，不出兵北上，怎么也是对抗中央，其它根据地此时正遭受国军重兵的围攻，战争势头已经大大不利于湘赣鄂的四方面军，一方面军出击策应势在必行。
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并且对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这次整编推翻了之前对一、五两军团的混编，将五军团的第三军编回了一军团。
十三军重回了老家五军团，看来中央局已经意识到了此前的欠斟酌之处，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因不满混编而被捕的原五军团军官们没有被提及，还是在红军的监狱中继续服刑。
整编结束后的8月8日，毛泽东得以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回该毛泽东显一下身手了！
其实，这时的毛泽东过于乐观了，岂不知在任命他重回一方面军总政委职位的同时，一个将他彻底逐出军界的会议也在酝酿中，这次将他复职，有点最后安慰的意味，也有最后测验他是否从此听从调教的意图，对毛泽东，中央、苏区中央局始终都不能放心。
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的方面军总部对一、三、五军团下达了奔袭乐安、宜黄的命令。
乐安、宜黄守军为孙连仲的第27师，师长高树勋，共６个团，位置近似于一个苏区北境的凸出部，战力相对其它嫡系国军较弱，红军集三个军团长途奔袭，意在必得。
红军各军团行军封锁消息，秘密开进，由于行军一直在苏区，所以，8月15日各军到达招携、东韶一线时，27师一直蒙在鼓里。
8月15日，朱德、毛泽东联署给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统一指挥各军团的攻城作战行动；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三军团在东北部警戒阻援宜黄、崇仁之敌；林彪自己的一军团担任主攻。
乐安守军是27师第80旅的两个团，城墙不甚高大，周围虽筑有防守工事，但都是仓促构筑，不甚坚固。
8月16日，攻城战由一军团第三军打响，攻守双方激战一天，红军未能成功破城。
17日凌晨，号称“铁军”的红四军上场了，守军统共只有三千多人，昨日被红三军猛攻了一整天，已经疲惫不堪，红四军却属休息了一天的生力军，一经接仗，双方高下立判，国军有点顶不住了。
主要是兵力悬殊太大，乐安城被四面包围，但三面虚攻，一面真干，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硬是从云梯爬上了城头，随即突入城内，打开了城门，四军大部队一涌而入，开始了激烈的巷战。
拼命抵抗的守军没有等来援兵，天上倒是来了助战的飞机，谁知这位国军飞行员也过于大意了，飞的过低，被地面机枪一梭子给扫了下来，这是红军第一次从天上打下来飞机，红军士气大振，国军一时沮丧。
中午巷战结束，27师第80旅三千余人，从旅长到勤务兵全部被歼，无一脱逃。
18日。林彪率一军团配合彭德怀的三军团杀向宜黄，驻守宜黄的是27师的另两个旅，仅一天，一军团便全军赶到了宜黄西北的官仓前至凤岗圩一线。
本来一军团是被命佯攻宜黄城北门，目的是吸引守军兵力，主力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之敌的增援，结果竟然无意插柳柳成荫，担任佯攻任务的红三军竟然首先破城。
这也是三军团的运气不济，20日冒雨猛攻了一天，未能奏效，却被林彪的第三军趁夜得手，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三军团也随后攻进了西南和东南门。
红军本来就在东北门给守军留了退路，所以没有发生像样的巷战，师长高树勋带头弃宜黄向龙骨渡逃跑，结果还没有跑掉，22日被林彪在龙骨渡追上，残兵千余人大部被俘，除了高树勋师长本人带少数随从逃走以外，全师被歼。
红军连克乐安、宜黄，南丰的毛炳文师急向南城靠拢，结果红十二军于23日不战占领南丰。
一周内胜两仗，克三城，俘敌五千余，并且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红军声势大震，毛泽东出手便不凡响！
乐安、宜黄战役以后，本来应该乘胜攻取南城，但毛炳文师靠拢南城后，南城守敌军已达三个整师，毛泽东可不干这强啃硬骨头的傻事，独断改变了中革军委的预定计划，命令全军撤退，到新占的地区筹粮筹款去了。
这样一来，本来已经占领的乐安、宜黄被放弃，9月上旬国军援军来到，总兵力达到了６个师，乐安、宜黄、南丰又落国军之手，不过因为不明虚实，没有再前进，双方战火暂息。
这给毛泽东惹来了大患，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为此决策受到了严厉批评：乐安、宜黄战役后放弃打南城，是重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老账新账一起算，当初反对打赣州是反对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主张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
最后给予处理：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新任总政委周恩心中忐忑：毕竟指挥这么大的一支军队不是他的长项，所以尽力挽留毛泽东于部队，在一封电报中，周恩来详尽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
当然。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毛泽东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按周恩来自己的说法：“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鉴于毛泽东在一方面军中的影响，中央局勉强最后同意周恩来的提议：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主持军事并负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
不过，委曲求全不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索性申请病休，到长汀医院“养病”去了，大概毛泽东根据以往经验，觉得军队肯定会把自己请回来的，以退为进也不失为一个好方略。
并且毛泽东也并没有把事做绝，还是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周恩来：“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谁想陈年的皇历看不得，下岗容易上岗难。等毛泽东再领军职，已经是数年后长征路上的事情了。这段时期，按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
周恩来由此铸成大错，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甚至躺在病床上弥留时的周恩来，都没忘了为自己这次宁都夺权道歉赎罪。
从这以后进行的战事没有了毛泽东的参与指挥。
不过，开始时红军的势头好像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战事依旧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当年冬季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有赖于林彪的随机应变，竟然取得了一战灭掉国军两个整师的骄人战绩！
时近已十月残秋，蒋介石已经重新上台，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取得大胜，鄂豫皖苏区已经不复存在，委员长开始集结兵力，重新虎视赣闽苏区。
现在一方面军全军兵力已达七万余，这就需要一定的空间回旋，但现在苏区还是太小了，大战如起，纵横进退的空间不大，当然会给部署带来困难，一直随同林彪一军团的方面军总部于是决定，全军东向，利用各路敌人还没有准备就绪的时机，到东面国军兵力比较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等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打破国军即将开始的“围剿”。
硝烟暂息，尘埃又起，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杀向了建宁！
（请看下篇：四十、扩展院落等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