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荟萃与见证

《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
—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荟萃与见证
申晓亭
蒙古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广阔的大草原赋予了蒙古民族奇迹般的历史舞台和多姿多彩的草原游牧文化。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蒙古族人民遗留下丰富的蒙古文古籍文献。为了继承和发扬蒙古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了更好地抢救、整理、研究、利用这部分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室、内蒙古民委（语委）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国国家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十个单位联合协作编辑了这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是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资助项目、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图书馆事业核心计划（IFLA.ALP）项目。《总目》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分上、中、下三册，共3502页，410万字。它是一部民族性、文献性、学术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型书目工具书，收录了全国180个各类型藏书单位、80位个人藏书家所收藏的1949年以前中国刻写印刷的蒙古文图书经卷、档案资料、金石碑拓、期刊报纸共13115种，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实际面貌与收藏情况。蒙古文古籍文献以它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字和特殊的文化内涵引起世界的注目。一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可以说是蒙古族历史化的荟萃与见证。
蒙古民族发源于额尔古纳河流域，于十三世纪初勃兴于大漠南北，始无文字。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乃蛮，得畏吾尔人塔塔统阿，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尔字书国言”。学术上一般将十三世纪——十七世纪前期的蒙古文称作回鹘蒙文。粗略统计，《总目》收回鹘蒙文文献66种，其中金石碑拓18种，书籍11种，石窟题记37种。《总目》收录最早的文献即为1225年的回鹘蒙文碑文《也松格石》，该碑文是成吉思汗时代军事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近年来在少林寺发现的圣旨碑中有蒙哥汗1254年回鹘蒙文圣旨一道，忽必烈汗1261年、1268年回鹘蒙文圣旨两道，也说明在元以前蒙古族便接受了佛教。
元代的回鹘蒙文经搠思吉斡节尔改进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有《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蓟国公张氏先茔碑》、《达鲁花赤竹温台公神道碑》等具有数千字的著名大碑外，也曾用回鹘蒙文翻译、刻印出版汉籍、藏经。可惜这些珍贵的刻版书籍遗留下来的很少，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可数蒙汉合壁的《孝经》（一说是明代刻本），其次为佛经《入菩提行释》的残页。据《元史》记载：“（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辛亥，中书（右）［左］丞孛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进，诏日：‘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於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版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此处的“国字”应为八思巴字，虽然未见八思巴字的《孝经》，从中也可以看出元朝统治者接受儒家哲学，以儒道治国的方略。
除了回鹘蒙文，在元朝时期还创造了八思巴字。为了“译写一切文字”，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至元六年（1269）下诏书：“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又称元朝的“国字”，是根据藏文字母创造的竖写文字，多用于官方。现存的八思巴字文献有译写蒙文和译写汉文两种。《总目》收八思巴文的圣旨、令牌、碑文、书籍残叶等约110种，其中八思巴蒙文52种，八思巴汉文58种。这些八思巴字的文献大多数为元朝皇帝授给各地寺庙的护寺圣旨，遍布全国10余个省区，从中可见元朝政府保护宗教的政策。其中，居庸关过街桥东西两壁长达700余字的八思巴蒙文壁刻，以韵文形式宣扬宗教，歌颂元朝统治者政教并行的功德，体现了八思巴字发展和应用的程度和水平。从我国新疆吐鲁蕃发现的八思巴蒙文的西藏萨迦班第达贡噶坚赞所著《善语宝藏》残片，则是罕见的元代刻本，证明在元代曾用八思巴蒙文刻版印刷过书籍。
元朝灭亡以后，八思巴文停止使用，回鹘蒙文继续使用和发展。明朝政府很重视少数民族文字的学习和翻译，官方组织译馆进行翻译和辞书编辑工作，比如《华夷译语》、《高昌馆课》等均为珍贵的明前期回鹘蒙文抄本或刻本，是语言学翻译学的重要文献。
明未，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译佛经的发展。1587年阿尤喜固什在原来近30个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约10个字母，创造了蒙文阿礼嘎礼字，加强了蒙文的翻译能力，为吸收印藏文化创造了条件。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那穆岱彻辰汗等人的支持下，锡哷图固什绰尔济等曾将一百零八卷的《甘珠尔经》翻译成蒙文，可惜当时的写本没有遗留下来，但这个时期的译本于清代刻本中可见。二十年后（1628-1629）在林丹汗的指令下贡噶鄂特萨尔等三十人又对其进行了整理和补充翻译，编成一百一十三卷《甘珠尔经》，并曾用金粉和银粉抄写。可幸的是，目前这部金字《甘珠尔经》有十九卷，银字《甘珠尔经》有一卷被保留下来。除了这部成套的金字《甘珠尔经》外，明未清初还不乏有《甘珠尔经》散出篇目的金字抄写本，如：《金光明最胜王经》、《能断金刚波罗蜜多经》、《圣者授记牛首山大乘经》等，均为磁青纸，泥金竹笔抄本，字字光泽夺目，有的镶钳珠宝彩绸，有的装饰精美的夹版经盒，均为罕世之宝。
现存的明代蒙古文古籍多为手抄本，刻本比较罕见，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在对明战争中颁布的《军律》可称为罕见的明末回鹘蒙文刻本。
到了清代，由于疆域的扩大、社会的发展和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族的优惠政策，蒙古文字使用范围大大扩大，在宗教、政治、历史、文学、语言、医学、天文学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相当数量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清代的蒙古文处于一种古代形式和现代形式交替使用发展变化的时期，字形比较复杂，一方面保留了回鹘蒙文的某些特点，同时在保留的基础上又有一些变化。木刻版的佛教经卷是保留回鹘蒙文特点较多的一部分。
清朝统治者积极扶持和发展藏传佛教，大量兴建寺庙，发展喇嘛，印制佛经。于清康熙年间（1717-1720）组织大批人力对一百零八函《甘珠尔经》进行补充翻译和核对整理，并于北京刻版朱字印刷，这就是著名的北京朱字版《甘珠尔经》。北京版《甘珠尔经》世界上现存有八部，中国存有五部。到了乾隆年间（1742-1749），又将二百二十五函的《丹珠尔经》翻译成了蒙文，并于北京刻版朱字印刷。北京版《丹珠尔经》世界上仅有三部，中国存有两部。《甘珠尔经》为“佛说”含篇目1108种。《总目》收《甘珠尔经》的散出篇目约590条目，按《甘珠尔经》自身系统排列。《丹珠尔经》是对“佛说”的注疏和阐明，含篇目3461种。《总目》中将《丹珠尔经》的散出篇目与西藏、蒙古本土的注疏与阐明合在一起，按显宗密宗的体系分类。显宗分戒律、般若波罗蜜多、对法、中观、菩提道次第五部分，共收经卷370余条目。密宗分无上瑜伽、瑜伽、行事三部分，共收经卷1800余条目。其中，在行事部下又设了四十个本尊护法下级类目，共收经卷700余条目；在显密宗各种仪轨下又设了四十种仪轨下级类目，共收经卷1600余条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宗教部分分类的详实。佛教教义是很深奥的，能够根据内容按藏传佛教的系统做如此详细的分类编目，也是《总目》学术成就的一个体现。在这些显密宗经典中，除了译自印度人和西藏人的著述外，也不乏有蒙古本土喇嘛的著作，比如：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的《菩提道次第念诵读音法事愿皆成》、乌喇特墨尔根格根的《文殊师利上师瑜伽》、青海蒙古人三世章嘉若必多吉的《护法息瞋优婆提舍甘露长流》等。
蒙文经卷装祯形式独特，多为梵夹装的散叶经。清代的蒙文佛经属于珍本的为数颇多。从著译角度看，有不少是元人，明人的译本，比如：元代搠思吉斡节儿译的《文殊师利真实名经》，锡喇布僧格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明代阿尤喜固什译的《圣八明经》，锡哷图固什绰尔济译的《贤愚经》等。从版本上看，清前期、中期的刻本、抄本占相当的比例。其中刻本以北京版为多，约数百种，反映出的刻书地有嵩祝寺、隆福寺、白塔寺、广安门外的傅达赖等。在内蒙地区以察哈尔镶白旗察罕乌拉寺的刻经最为著名，《总目》收该处清中期刻印的经卷有《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传略》、《育民甘露》等。抄本在蒙古文古籍中数量是很大的，抄写方式也很多，主要分竹笔抄本和毛笔抄本两种，清前期、中期多为竹笔抄本，清末和民国多为毛笔抄本。经卷中以竹笔抄写为主，清早期的红黑套色抄本更是珍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著录过程中所发现的康熙十七子果毅亲王组织翻译并铃印收藏的宁玛派“伏藏”经典500余种和从新疆地区收集到的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素等人以托忒蒙文翻译的经卷300余种，这些珍贵的特藏，以前都是鲜为人知的。
《总目》宗教部分共收经卷5600余条目，将近《总目》收录条目的二分之一，可见佛教文化在蒙古族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总目》历史部分突出了蒙古族历史，该部分收录史籍约290条目。蒙古族有记录自己历史的优良传统，沿着史籍所记载的道路走过就可以把握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脉膊。《蒙古秘史》、《罗布桑丹津黄金史》以文学的语言记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建立蒙古汗国的经过；《十善福法白史》记载了元朝政教并行的典章制度；《俺答汗传》、《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真实地记录了明代蒙古地区的封建割据战争及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情况；《金鬘》、《水晶鉴》等则叙述了清代满蒙藏的宗教关系，蒙古各部落的变迁，盟旗制度的建立及社会风俗等情况。这些著名的史书广为传抄，版本很多，比如《蒙古源流》有24个版本，《水晶鉴》有39个版本。在《总目》中，经过对内容和版本的鉴定，以惯用题名作小标题，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集中，再按版本的历史年代排序，增加了《总目》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家谱也是其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总目》收伊克昭盟、喀尔喀、乌兰察布盟等地王公诺颜家谱约200余条目。其中许多是长幅巨制，最大的可数《鄂尔多斯右翼前旗巴图蒙克达廷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始十六代家谱》，七十一幅，每幅长102cm，宽52cm。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蒙古民族的源远流长。
《总目》历史部分收元廷八思巴文圣旨19条，清廷满蒙藏合璧圣旨20条，其版本和史料价值均为极品。同时还收录了清朝十三代皇帝实录49种12400余册，分小黄绫，大红绫，小红绫，紫红绫四个版本，均为宫庭内府竹笔精抄本，封面为优质锦缎，装祯形式为古典的包背装和蝴蝶装，堪称蒙古文文献的一大宝藏。
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是档案，《总目》收录了有关伊克昭盟等地近2000种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从清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鄂尔多斯等地区的官制、政治、民事、司法、军事、农牧、经济、赋税、商业、宗教、寺庙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对研究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其中有许多是珍稀史料，比如：有两条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中国机构赈济内蒙杭锦旗的文件，实是难得的历史记载。
蒙古族的文字产生较晚，但蒙古族的文学却产生很早。独特的草原游牧生活和富有韵律的蒙古语言创造出丰富的蒙古族民间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英雄史诗、民歌、祝词、赞词、谚语、格言等。其种类和数量在《总目》蒙古族文学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有了文字以后这些口头文学大多数转化成书面文学，有的独立成篇，有的为历代史书记载；有的是长篇巨制，也有的是短小精悍、脍炙人口。如：《江格尔》、《格斯尔汗传》、《孤儿舌战成吉思汗九卿》、《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智慧钥匙》等。清代，文人的创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尹湛纳希的小说、贺希格巴图的诗歌、墨尔根格的幽默诗诙谐诗、公爷召活佛伊什丹津旺济勒的训言等都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独具艺术特色的重要文学成就。其中，尹湛纳希的《青演义》和《－层楼》、《泣红亭》分别为继承蒙古族文学和吸收汉族文学的典范和代表作。尹湛纳希的手稿《红云泪》和《杜鹃传》作为珍品为《总目》所收录。
在民族交流与融和的过程中，蒙古族受中原汉族文学影响也很大。百余种汉族的中、长、短篇小说被翻译成蒙文，其中有的汉文本已经失传，而蒙文译本却保留了下来，如《钟国母传》。佛教的传入又给蒙古族引进了印藏文学，大量的佛教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蒙文，如：《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魔尸的故事》、《布谷鸟的故事》、《善语宝藏》、《譬喻之海》等。这些来自汉、印、藏的翻译作品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文学，并在蒙古族文学中占有一席地位。
一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也可以说是一部蒙古文的文字史。除前面谈及的回鹘蒙文、八思巴文、清代蒙文、蒙文阿礼嘎礼外，十七世纪中（1648年），为了记录了卫拉特方言，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素创造了托忒蒙文。《总目》收托忒蒙文文献478种，除了佛教经典近300种外，其它著名的还有：清抄本《西游记》、《乌讷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与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之汗诺颜世系源流》及《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等。
清代，蒙古语言文字日趋规范化，产生了许多有关蒙文文法的著作，比如：丹津达格巴的《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阿旺丹达尔的《善说蒙文文法语饰》、赛尚阿的《蒙文指要》四种等。清朝统治者提倡蒙古文的学习与使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辞典、辞书、读本、教科书应运而生。《总目》仅“辞典、词汇”一类便收图书225条目。其中《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与《钦定西域同文志》还被收入四库全书。
除了宗教，、历史、文学、语言这些领域外，蒙古族在医学、天文历算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清代是蒙古族医学的重要发展时期。蒙古民族在自己传统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印、藏、汉等其他民族的医学成就，形成了富于民族特色的蒙医学。对蒙古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藏族医学。云登贡布的《四部医典》于乾隆年间(1720年)被翻译成蒙文，并在北京木刻出版，广为流传，同时解释《四部医典》的著作《兰塔布》也于乾隆年间被翻译成蒙文。《总目》收《四部医典》的各种版本为54种，收《兰塔布》的各种版本为10种，可见其影响之大。追溯《四部医典》的源头则是来自印度马鸣大师所著的《医经八支》。蒙古族医学同时也吸收了不少汉族医学的成果，如陈谦的《医学金鉴》、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在吸收外来医学精华的过程中，蒙古族发展着自己的医学。蒙医在诊断，治疗、药物学、方剂学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如：贡布扎布的《秘方杂集》、和兴额的《普济杂方》、伊什敦啰布丹毕扎勒森的《无垢水晶鬘之本草图解》及《德尔茂医师密旨》等。它们之中，有的论及蒙医基础理论、药物学和术疗学，有的汇集了治疗常见病的各种民间验方，有的还是图文并茂，多种文字合璧的精美图书。《总目》收医学方面的著作共400余条目，这些著作对现代蒙医的研究和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蒙古族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着独到的成就和独特的地位。蒙古历就是在吸收藏族的时轮历和汉族的时宪历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历法而产生的。呼和浩特五塔寺天文图是蒙古族天文学成就的优秀代表作，该图刻于乾隆年间，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三十八册），则是蒙古族科学家聪明才智的充分体现。“汉历大全”指的是当时先进的时宪历，翻译它是需要很高深的天文数学知识的。《汉历大全蒙译本》不仅为蒙古族打开了时宪历的大门，而且对于时宪历在藏地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藏族是通过《汉历大全蒙译本》才得以接受时宪历的。
除了抄本、刻本之外，在清末开始出现石印本，到了民国时期，由于铅印技术的发明与使用，蒙文图书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各种出版社，印刷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北京蒙文书社、东蒙书局、察哈尔蒙古图书编辑馆，蒙藏编辑局、汉蒙翻译国华书局、蒙古文化研究所，主席府印刷所、察哈尔商都蒙文印刷厂等。这些出版印刷单位出版图书的数量及内容涉及面都是可观的，其中北京蒙文书社的《新译带批三国演义》、《选译聊斋志异》等可称为图文并茂的印刷精品。
印刷技术的发展还促进了蒙古文的新闻报刊事业。《总目》收录清末、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期刊报纸共55种，收藏范围为222馆藏次。其中最早的期刊为1908年吉林蒙务办事处所出版的石印本的《蒙话报》，最晚的为1946年兴安报社所编辑的油印本报刊《内蒙古》。这次收录的刊物几乎无所遗漏，除常见的《蒙藏月报》、《蒙藏周报》、《蒙古月刊》等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报刊均被收录，如：北京的《励志月刊》、南京的《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月刊》、长春的《蒙古人民》、榆林的《绥蒙月刊》、定远营的《阿旗简报》、伊克昭盟的《民众日报》、海拉尔的《自由》报等。这些报刊反映了时代的声音，是研究民国时期蒙古历史的珍贵资料。
《总目》还收录了将近800种收藏在国外的蒙古文古籍的缩微制品。这部分古籍是于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丹麦、瑞典旅行家从内蒙古土默特、察哈尔等地收集并运到国外的。现主要收藏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和德国的墨尔本图书馆，其中百余种文献是国内未曾见过的。《总目》的收录为研究和使用这部分资料提供了方便。
纵观《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可以看出蒙古族历史文化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密切关系。在《总目》中，蒙汉合璧、满蒙汉合璧、满蒙汉藏合璧的文献数量是相当多的。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互相促进，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
六年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诸参编单位的密切协作下，编辑人员付出了许多辛苦，克服了许多古籍编目中的困难，终于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辑成了一部收录完整，著录标准、数据准确，分类科学、检索方便、学术价值高、有国际水准的高水平目录。如今，《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问世象一把钥匙打开了蒙古文古籍文献这个丰富的宝藏，为人类展现了蒙古族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风貌，它对于继承蒙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发扬蒙古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对于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开发利用，对于国际国内蒙古学的研究，都具有着重大的、深远的、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型少数民族古籍联合目录，《总目》的出版还将促进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的编辑与出版，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发展，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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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收入《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李晋有等主编，巴蜀书社，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