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社会

2007-11-07 19:01:33
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一、           流氓集团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豪族所凭借的是什么？吾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也是唯一的权力基础。但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吾国的遗产继承制，以诸子均分为主，纵是大农，一传再传之后，土地亦必细分，由大农变为小农，土地的生产已经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税又以田赋为主，农民受了苛税的压迫，结果便如晁错所言：
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宋时司马光亦说：
农民值丰岁，贱其所收之粟以输官，比常岁之价或三分减二，于斗斛之数或十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田赋）不已，欲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无田可售，不免伐桑枣，撤屋材，卖其薪，或杀牛卖肉，得钱以输官。一年如此，明年将何以为生乎?
农民穷苦如是，豪族则乘农民的穷苦，兼并了许多土地。豪族多出身于官僚，依政治上的权力，以武断于乡曲。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乱……杀子驷（当国）、子国（司马）、子耳（司空），劫郑伯以如北宫”之事。降至秦代，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虽然西汉初年曾徙郡国豪杰以实园陵，然而强宗大族的势力并不少衰，吾人观刺史以六条问事，其中一条乃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另一条又察“二千石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即可知之。然此压制未必就有效果，宣帝时代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言。到了东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国时代，北方则“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地”。南方豪族亦“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此种兼并经南北朝而至隋唐，虽然北朝及隋唐均施行公田之制，然田之分配并不平均，而豪族且有封固山泽之事。唐自永徽以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降至宋代，即在梁山泊草寇尚未出现以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而他们又无科输，国家复将他们所免缴的田赋分配给平民负担，故史云：“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为之破产。”这种豪族不必自己耕耘，可将土地借给佃农，按时收租，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常驻坞堡以自卫。而有野心者则可率其部曲，作争夺帝位的豪举。
流氓呢？中国的流氓与罗马时代的贫民不同，罗马时代的贫民乃出身与公民阶级，他们有公权（选举权），他们可利用公权向国家及富豪勒索金钱，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贡献，而却有间接的作用。罗马是奴隶社会，一切生产事业均由奴隶担任，而奴隶则由战争的俘虏而来。所以罗马只有不断地打胜仗，不断地侵服邻国，不断地扩张领土，而后奴隶的来源才不会断绝。但是要向外国开战，须有军队，而组织军队的人则为公民。因此，他们虽然穷苦，而在政治上及社会上尚有相当的势力。中国的流氓既然没有公权，而在经济上又只有破坏的作用，没有建设的作用，何以他们也有势力？
中国的流氓又与现代的劳动阶级不同，现代的劳动阶级在许多国家虽然过着穷苦的生活，但是他们乃是生产要素之一，只要他们停止工作，社会的经济就发生恐慌。中国的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安定。他们的地位既然如斯，何以他们竟有势力？
中国是农业国家，中国的农业甚见幼稚。技术的幼稚已可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的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贫穷的普通化就是暗示中国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唐僖宗时代，“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至宋，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花石纲又复扰民，“方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此种历史都可以证明：因贫穷而作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中国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流氓在中国历史上曾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变为流寇，先向最没有抵抗力的农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农村，连馀喘也不能保。农村破坏之后，政府因田赋的减少，财政也日益穷匮，不能不用苛捐杂税来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后都转嫁在农民身上。例如南宋宋理宗淳祐八年，陈求鲁曾说：
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
其结果也，不但不能挽救国家财政的穷匮，并且还使农村愈益破产，于是政府成为怨府，而朝代随之更易。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晋代的许多流寇，隋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宋的方腊、宋江，元的刘福通、徐寿辉，明的李自成、张献忠，都使中央政府疲于奔命，朝祚因之断绝，甚者且把整个的中国送给漠北民族。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错等七人，晁错虽是山东济州郡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飘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鱼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则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湖里“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迫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与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二、        经济生活
“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们的口号，“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是他们的生活。由这口号与生活观之，可知梁山泊集团只是帮会，而非政党。帮会依义气而结合，政党依主义而团结。在帮会，既已加入，就不许中途脱离；中途脱离，视之为不亦之事。在政党，政见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见改变，又变成我的敌人。改变之人道德上也无反于友谊。帮会只能横行江湖，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观念，互相合作，纵有小衍，亦不能夺其“福”，而加以“苦”。反之，政治所需要者乃是刑赏，管子有言：
明主之治也，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
商鞅之言，更合于为政之道，他说：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这种不顾过去之功与善，只看目前之败与损，在帮会是办不到的。
帮会的组织均以下层阶级为基础。他们多无产业，所以他们的团体关于经济方面，常接近于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而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在古代，不但流氓团体只能实行消费上的共产主义，就是学者也只能主张消费上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幼稚，而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产生这种幼稚的共产主义。何以故呢？古代工业未曾发展为大工业，手艺匠乃个个独立，而表现为生产上的个人主义。要令生产者合作，非常困难。反之，人们的生活条件却很简单，任谁都没有特别的欲望，他们在消费方面颇能一致。因此之故，遂使古代的共产主义只能取消费形式，不能去生产形式。
梁山泊的共产主义是消费上的共产主义，不是生产上的共产主义。但是有了生产，而后才配谈分配。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的货财从什么地方得到呢？固然他们首领之下有许多喽啰，他们的经济生产就是筑在喽啰制度之上。但是喽啰又和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不同，不是用“汗”来生产主人的生活品，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但是他们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们自己的生产，所以“仗义疏财”及“劫富济贫”遂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即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想改变生产形式，只想劫掠富人的货财，把各种消费品另行分配。这种“劫富济贫”的观念，不但流氓阶级视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民也视为合于天理。按古代财富的集中，就其原因与结果言，都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而增加工业生产力。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手段，来剥削一般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的。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要想维持自己的存在，须将利润贮蓄起来，借以添置设备，改良技术，至于个人所得消费的不过其中小部分而已。反之，古代富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利润的来源非在于技术的改良，而在于过度的刮索。他们刮索所得的金钱均供为个人享乐之用，所以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然而这种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用此以增加权力，其原因实在于此。
三、        伦理观念
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类的伦理观念。
据社会学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杀儿为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生了一个儿子，未到四五岁，而又生了一个儿子，不但无法养育，而且行动不便，所以只有把后生的杀死。美洲土人对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视为悖理的事,因为他们过的也是游牧生活,而生产力又甚幼稚,一人一天的生产只能维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随群奔走,而又无法觅食,所以只有听其死亡,使他不受现世的苦痛。
伦理观念随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随阶级而不同。
绅士生在财主家里，幼有保姆看护，壮有师傅训导，到了长大，又继承祖宗的财产，过其安乐的生活。试问他们的生活何以这样安乐？因为他们有财产。他们的财产从哪里得来？由于祖宗遗留。他们享受现世安乐的生活，不能不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既然回想到安乐生活的来源，当然对于祖宗，感恩感德，油然发生一种孝的情绪。绅士以“孝为百善先”，是有理由的。但是祖宗的财产何以不被别人抢去？因为有国家的保护。国家是谁人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当然是皇帝的国家。我们现在安乐的生活，由于祖宗的财产，而祖宗的财产所以能够存在，又由于国家的保护，即由皇帝的保护，则我们为了感恩感德，而须尽孝于祖宗，当然也须感恩感德，而尽忠于皇帝了。
绅士阶级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流氓呢？流氓生在穷人家里，他们自呱呱坠地以来，除了母亲的乳汁之外，未尝受过祖宗的馀荫，有时连母亲的乳汁，还要让给财主的子弟去吸。他们幼年的生活未必比鸡豚为优，因为鸡豚养大了之后，可以卖给别人，其利益是直接的，而儿子有没有“出息”，还是不可知之数。他们稍稍长大，就帮助父母，从事各种劳动，或入山陵讨柴，或到河边捞鱼，或则上街卖油条，家庭的幸福既未享过，对于家庭，当然没有爱情。反之，他们讨柴、捞鱼、卖油条的时候，为了预防野兽及暴徒的来袭，则常结伴同行。这个时候，朋友是他们寂寞的安慰者，又是他们生命的扶助者。到了他们长大，流浪江湖，朋友的重要更见增加。他们看重朋友，以义气为最高道德，实是环境使然。朋友愈多，则他们的义气范围愈广，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很容易由爱惜朋友的义，变为爱惜人类的仁。
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而发扬光大之后，则成为仁。
梁山泊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所以他们重义而不重孝。孝子王进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现于《水浒传》的好汉便是气死母亲的史进（第一回）。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为，尚不能称为养志。其他的人更谈不到什么孝字。李逵虽然动于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给老虎充饥（第四十二回）。这个事情可谓世上最悲惨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诉说杀虎一事，宋江竟然大笑，众好汉也没有安慰的话（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重友而不重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
然而他们却极重视义气，鲁智深在菜园舞起铁禅杖，因为林冲一声喝彩，即认为知己（第六回）。后来，林冲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鲁智深便一路跟去，暗中保护，走到野猪林之时，董超、薛霸将林冲缚在树上，举起水火棍，望林冲脑袋劈了下去，而树后忽然飞来了铁禅杖，救林冲于将死，鲁智深又直送林冲到了沧州（第八回）。这种义气还可以说是林冲是他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只唯下层阶级方能做的出来。杨雄吃酒半醉，途中为张保等抢去财物，石秀挑着一担柴来，路见不平，便放下了担，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身，而与石秀结拜为兄弟（第四十三回）。此种路见不平，奋不顾身，恐非士大夫能够做到。他如武松为施恩而打蒋门神，施恩亦三入死囚牢去看武松，这都是出于“义”字。吾人以“义”为下层阶级的伦理观念，并不杜撰。
流民社会（二）
2007-11-07 19:15:59王伦何以不配做梁山泊的首领
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我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是苏秦的话。同时张仪呢？
张仪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
由他二人的事看来，我们对于士大夫阶级，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
何以士大夫阶级有这种属性呢？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乃对于基本阶级而言，在古代，基本阶级为贵族和农奴，在今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阶级则站在贵族与农奴之间，亦站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幸运的可以上升为贵族和资本家，不幸的则要沉沦为农奴和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是浮动的，所以他们和基本阶级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促使他们发生阶级意识。何况他们又常常猛烈竞争，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们更难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
士大夫阶级就是中间阶级的一种，他们在经济上，站在剥削和被剥削之间，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他们可以上升为支配阶级，也可以下沉为被支配阶级。因此之故，他们经常分裂为小集团，隶属于各基本阶级，成为精神的斗士，一部分为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数依靠于支配阶级，要求支配阶级的帮助，但是他们一旦知道支配阶级不能援助自己，他们又不惜离开支配阶级，而投降于被支配阶级的革命团体之中。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所以他们的投降又是不可信用的。当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们的热血固然上升到沸点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过了之后，而入于最后的持久地斗争，他们又不免动摇起来。里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有这种的性质。
我曾说过：在中国最有势力的，有两种人：一是绅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没落的农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于士大夫阶级则站在二者之间，自古至今，没有人曾做过皇帝（参看《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须遗臭万年”，这句话绝对不是士大夫阶级所能说的。试看桓温吧！他祖父名显，做过郎中，他父名彝，做过太守，当时显宦如王导，周，谢琨，庾亮，温峤等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桓温之所以名温，就是因为“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曰温”。到了桓温年长就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妇,由他门阀看来,实是一个贵族。后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是温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扶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常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所以兵败枋头之后，就想篡夺晋柞，废帝奕，而立简文帝。侥幸天不亡晋，桓温得疾而薨(<<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晋虽不亡于贵族的桓温，而卒亡于流氓刘裕。裕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里所贱。所以由裕的出身看来，确实一个流氓。同时与桓温齐名的，由一个殷浩，他是江东名士，为风流谈论者所宗。简文帝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拜为建武将军，参宗朝权，因此，温浩二人颇相疑贰。“王羲之密说浩，令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后浩北征战败，桓温上疏弹劾，遂废为庶人。温随怨浩，然尚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所以不久就想“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由他两人的事看来，可知贵族与士人的胸襟完全不同。贵族不以“位极人臣”为满足，稍有机会，就想窥窬非望。反之，士人一旦失脚，就不惜降伏于昔日敌人之下，甘为一个尚书令。
王伦本是一个落第秀才，我们固然不能用落第秀才四字，断定王伦的人物，然却可由秀才二字，断定王伦的胸襟。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皇帝。他们不能做皇帝，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不够，乃是因为他们是中间阶级，胸襟不广，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成大事，萧何帮助流氓的刘邦，范增帮助贵族的项羽，就是一个证据。
士大夫阶级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做人君的用人，用人的当能知人，不但不宜妒才，且须爱才，用别人的才，以补自己的拙，这是人君的要件。刘邦不过沛下一个亭长，有什么才干，然而他能把政权委托萧何，把军权委托韩信，而又任用张良为谋士，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桓温虽然同殷浩不和，然而后来还想拜浩为尚书令，也是因为他胸襟较大，想做皇帝。反之，为人臣的用于人，用于人的，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势不能不压低别人的地位。既要压低别人的地位，其结果常常是嫉贤妒才。庞涓与孙膑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
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
由秀才出生的王伦当然也有这种性质。当林冲上山之时，王伦若有大志，理应推心置腹，待以国士之例。但是王伦竟然因为林冲武艺高强，恐怕他识破自己手段，拒绝上山，到了林冲苦苦哀求，又复以“投名状”相强；而既许入山之后,又只许林冲坐第四位（第十回及第十一会）。这种态度，林冲何能心服。且看看刘邦！他任用韩信，何等痛快。
何（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刘邦）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此后韩信不听蒯通的话，且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是有道理的。
反之，项羽用人，据韩信说：
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纨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老臣范增也离开项羽而他去，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些什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都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
士大夫阶级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于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由于这个要求，就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取士之法，本不适当，试之以词章，按之以资格，所谓“选贤与能”之意，绝对不能达到。但是雕虫末技既然成为士大夫进身之道，士大夫当然“棘闱呵手暖，铁砚研磨穿”。“投至到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数年”，这种方法只足消磨人们的志气，何能发展人们的天才。不过志气消磨对于皇家是有利益的。因为其人既无大志，当然不会发生窥窬帝位之心，何况年年考试，尚可悬士大夫希望之心，今年落第，明年再考，明年落第，后年再考，然而光阴易逝，年复一年，他们年龄已老，意气全消，这个时候，他们虽不得志，亦只能老死牖下，绝对不能铤而走险，这是历代贤主贤君注重科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