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我和我的争夺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凤凰网财经专栏/专栏作者 孙涤】中年时期的周作人把他对人生的感悟写入杂文《两个鬼》里，说自己的心头盘踞着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 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时，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 而心中的流氓鬼一听得绅士鬼的吆喝，立刻一溜烟逃避，却不走远；当绅士鬼学着文雅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流氓鬼又随即跳出来大闹……
《两个鬼》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立即成为名篇，得到当时文人圈子(如林语堂等)的猛烈叫好。知堂往深层捅了一下人类行为的根由，显然引起了有反省能力的人的共鸣。周氏兄弟超乎时人的深刻，至少得益于他们留学日本的练历，在当年日本盛行的尼采的意志哲理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氛围中，他们学到了对内心世界的回溯和注视。王国维的美学境界之能不同凡响，我想，与此类影响也是大有关系。
近来与几个“投资股票老手”的朋友聊天，发现他们对自己该出手时太过于怕、该收手时又太过于贪造成的失误，都是懊恼不已，这与周作人所痛感的，自己在进取和萎缩之间钟摆似地摇晃不定，如出一辙。探寻一下人类行为的驱动结构，对理解甚至控制我们的“非理性”决定，会很有帮助。
个人的决策其实是在他内在的众多“小自我”的角逐之下形成的。和传统的认知大相径庭，一个人的“自我”远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乃由许多个“小自我”组成。它们彼此相对独立，挟持着各自的资源和逻辑，追求各自的核心欲念，且相互反对，积极竞取脑的代表权，甚至“劫持整体的我”来扩张自己。可以说，“我”还不止是周作人形容的那样“双头执政”，而是“多头执政”。 例如，出于健康或美观的考虑，你意图减肥，并决定让偏好锻炼的小我来主导自己的行为；可是一上餐桌，看到令胃口大开的美酒佳肴，本来遭受着压抑的主持食欲的小我便迅即抬头，把减肥的小我踢下台，硬是变成了你的代表。你的减肥计划顿时分崩离析，就不了了之了。又以戒烟为例，烟民大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也觉得有戒烟的必要。按道理，追求健康的“小我”较好地代表着“我”的长期利益，却往往斗不过追求烟瘾满足的“小我”。烟瘾的小我所诉诸的理由是，吸烟酿成肺癌要许多年，而且还不一定，而烟瘾却是当下的满足！相比之下，当下的欲念要比长远的欲念强烈得多。不过，要是医生告知某烟民，他X光胸片上的阴影很可能是癌变，他的成功戒烟立马会变得容易得多。这时戒烟和烟瘾两种欲念在时效上对称了起来，当下病死的威胁足以驱除当下烟瘾满足的欲念。
人们老想着设计出精良的电脑来模拟人脑的智慧，这里不妨反过来，用电脑的机制来解说人脑的实际运作：人脑加载着许多应用系统，每个应用系统有其特有的功能、目标、运算逻辑、信息库，等等，它们都积极谋求掌控整个系统，起码成为前台的主系统来占据主导地位。要说一个人有表里如一、前后一贯的“自我”——即他之所以为“他”的话，那是指他众多的应用系统有着相当稳定的轻重缓急的优先排序结构。然而，要一个人始终能够“一以贯之”，却有相当的难度。
局限于人脑的认知能力，重大但长远的利益会显得模糊，容易被琐屑的近期利益所掩蔽。这种例子在市场经济活动里比比皆是，人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常被这样扭曲。理性的理财策略告诉我们，年轻时量入为出，尽早开始积蓄进行合理投资是有利的。它能让时间和复利为你服务，在你的劳力逐渐衰退接近退休时，积年的投资就能通过钱生钱来继续替你效力。但是年轻人很难感知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退休是三、四十年开外的事，遥远的“我”非常朦胧，简直就不是“我”，我为什么要为之牺牲眼下的“我”，忍让当前的消费快乐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也不容易理解通货膨胀在长期里对货币真实购买力的销蚀。以为只要自己的积蓄在银行账面存在就是安全的，从而片面夸大来投资理财的风险。我们不妨问自己，1979年父母积蓄起来的一千元，如果只是存放在银行吃利息，今年值几何，值得他们当初的含辛茹苦吗？
就个人而言，超前消费以及过度顾忌安全看似理性的选择，却会贬损他(或她)整个人生的利益和快乐的总和；在宏观的范围，甚至会导致经济生产的普遍失衡和社会发展的难以为继。
我们再来看投资大众的吊诡行为背后的原因。如何才能达到巴菲特的理财境界，在别人过分畏缩的时候果决进取，在别人过分贪婪时反而审慎退让？怎样象巴菲特那样，有效协调“怕”和“贪”这两种相反的“小我”，把它们置于具有更高权威的“小我”的统御，相得益彰地协调配合，形成所谓“理性的”投资行为，是值得大家琢磨的大事情。事实上，经济学里著名的“纳什均衡”，就是统筹考虑了“贪”和“怕”这两类诉求。
我们现在知道，要长期坚持“理性”投资可不简单，因为人脑原本就有着它“非理性”的结构。不可违言，有些人的理性倾向能够超出平均水平，所谓“情商”超群者。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斯坦福大学在四十年前进行的长程调研。研究发现，能够克制自己短期欲念冲动的幼孩日后成功的几率(无论是高考的成绩，拒用毒品率，还是投资回报率)要高出屈从短期欲念冲动的许多。实验要求孩子独立做出选择：给孩子一块非常好吃的糖，如果他能克制一段时间(譬如两小时)不吃它，就可以有多得一块的奖励。孩子在没有其他人的小房间里，独自面对着那块糖，他将如何举措则被隐藏的摄像机记录下来。
天生的理性倾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理性的行为大可以习得和塑造，长期而有纪律的修炼是主要的途径。读好的书、参加高质量的培训、与有练历和智慧的人交流，都是有效的方法。
更重要的或许在第三层，也是本文所要传达的讯息，了解“理性”的局限。由于人脑“多头执政”的非理性结构，人类的理性行为远远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理性”对主张形形色色欲念的诸多“小我”的统御是一种脆弱的平衡，是一种颇为难得的德性。我们更得明白自己的限度。如果你志在减肥，就该回避应酬，免受美食的诱惑；如果你自问不是陶渊明，先就不要醉酒，否则难免乱性；如果你自问不具备赌徒性格，就请不要入局做短线炒作，否则迟早会被拔毛甚至剃了光头踢出局的。
总之，“危邦不入”。 不把自己置入危险的境地，脑中的一些“小流氓鬼”就不可能在环境的怂恿不合时宜地夺门而出。否则，难免把“我”变成周作人所说的“破脚骨”那样撒起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