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我和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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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国家
廖保平    发表于2008年10月27日 15:48
今年国庆期间,《南方周末》评论做了一期特刊,广邀读者,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答四个问题——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很多读者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这四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个“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的问题,如果非要说“第一次”,我怀疑是“国家为我做了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因为,在一个千年来家国不分的国度,一个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熏陶了的民族,一个从小就接爱国主义教育的人民,“我为国家做了什么?”与“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应该经常地被问及,经常地在回答,说是“第一次”,不是太过矫情了么。
在回答这四个问题时,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这里的“国家”是什么概念,这样,才能避免糊涂的爱和糊涂的被爱。香港学者丁学良指出,“国家”这个概念,英文有四个词表达:State;Country;Land;Nation。其中的差别在中文里不易看清楚。Country强调国土和人民;State则主要指国家政权。
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Country与State常常是混为一谈的。刘邦打下江山,爱国就是爱刘家政权,朱元璋坐上龙椅,我为国家做贡献,就是“货与”朱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在,很多人仍然分不清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理解,常常使民众将爱国家与爱政府等同起来,民众对国家的挚爱,常常被政府所利用。
厘清了“国家”的概念,即,清楚了“国家”具体指一个政府还是指一个文化共同体,那么我们在回答这四个问题时,才变得清晰及有意义,否则我宁愿不回答,其实也回答不清楚。
如果这里的“国家”是指一个具体的政府,我可以针对性地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纳税?当然,可是人人都在纳。如果可以脸皮厚一点讲,我为国家贡献了一条鞭子,当国家懒惰贪腐失政的时候,我抽它两鞭,要它像黄牛一样努力尽职。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不是我忘恩负义到数不出来,而是我恐怕说出来,国家会脸红,为了照顾自己的荣虚,也照顾国家的脸面,我不打算说。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有必要列个单子。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我还能做的,就是将自己耍鞭子的技法提高一点,再高一点,打出漂亮响亮的一鞭又一鞭。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那得看国家还想为我做什么,如果我可以要求的话,我希望这个国家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管好我们的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将经营的成果分享于每一个人。
如果这里的国家是指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是包括全体国民、国土和国家制度在内的共同体,我也可以针对性地回答这四个问题: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以三十多年的人生来热爱她,我健康成长,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更有力量。因为我知道,只有自己有力量了,才会有自由,有平等,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也不是一群懦夫建造起来的。退一万步讲,做强自己,至少不会让自己成为国家的负担,就好比游泳,自己的泳技没有到足可以救人的水平,至少可以自保。
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这就像母亲为我做了什么一样,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她给我生长的土壤,给我文化的烙印,给我黄色的皮肤,给我宝贵的财富;当然,也给了我荣虚的心灵,癫痫的遗传,撒谎的基因,有毒的文化。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我会说,作为一个码字的人(有人称我为时评家、作家),在我以后的有生之年,我将化自己的文字为匕首和投枪,来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绝不能让国家变成政府砧板上的鱼肉。我不希望她被无端的伤害,我也会理性地看待她身上的不足与瑕疵,毫不犹豫地指摘。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我希望她变成一个越来越适合于人幸福地生活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和我的国家”,不等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国家(政府)是彼此都遵循协议的契约关系,我和我的国家(祖国)是守护相望的情感关系。我可以没有政府,却不能没有祖国,就像歌声里所唱道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