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和我的书- 袁伟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06:39:57
我和我的书
——追寻近代中国变迁的轨迹
（答《名牌》月刊记者）
袁伟时
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永远谦卑，不断学习
记：地道的书生。读书有什么经验，可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袁：我出生在一个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图书馆中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高中在广州念，天地就开阔了。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宋云彬的《中国通史》等等）、哲学（如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则每一期都买来读。我成了革命青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脑子国家富强梦，在中山大学念本科和在复旦念研究班学的都是经济。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发现经济是研究的禁区，事事统一口径，赶快转到史海中探寻。
在宇宙和知识海洋面前，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必须谦卑，必须不断学习。68岁学电脑。没有把握的字、词和知识，查工具书或者请教别人，不敢马虎。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吧。
修身和治学格言
记：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袁：有三条格言，让我终身受益。
客厅里挂着书法家尚涛给我写的古代格言：“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虚静修身，独立俯仰，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一条印在一部书的封面上：“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意识形态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还有一条刻在闲章上：“不疑不悟”，边款是：“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这是黄宗羲的话。
拨乱反正看晚清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一部两度增订，都增加了不少内容。依次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2003年出了此书的第一次增订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出第二次增订繁体字版：《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近代中国论衡》（20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大国之道》（2007）。还有一部是编的资料书：《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
记：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在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
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郭嵩焘在对外战争中的气节不逊于林则徐，而更为冷静，后来的认识和主张更非林则徐所可比拟，为什么对两人的毁誉迥异？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假立宪、假改革……清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假的，那怎样才叫真呢？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为什么民主共和制度却不能在中国生根？……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特别是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你笔下，样子都变了。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执著捍卫新文化运动
记：多年来，您都在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执著还是顽固？
袁：在我看来，系统研究过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坚定不移地捍卫新文化运动。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输入现代文化，批判僵化的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传统社会和相应的道德观念，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新的思想和知识驱动力。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甲午战争前为萌发期；甲午战争后出现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进入第三阶段，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高举人权与科学大旗；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其基本内容未变；而且这些内容与上两阶段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它只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不全盘反传统。
二是方式文明，自由论辩，与文革绝然相反，君子动口不动手。
三是从结果看，对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更宽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等被视为瑰宝，墨学、佛学、道家等研究空前繁荣，水平更大大提高。许多新学科生长起来了。各个学科都涌现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明明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硬把它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捆绑起来，实在匪夷所思。
从1988年开始我就写文章反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2004年出版了：《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林毓生教授是谦谦君子，我们一直是互相尊重的朋友。
冷眼看“国学”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从我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个倾向。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
就整个社会来说，几天前接受沈阳《华商晨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过：“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对中国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等遗产的研究必然越来越繁荣。中医的研究也会空前繁荣。但这些都是少数学者的事业。对一般公民而言，古代诗词和修身格言会越来越熟悉和喜爱；传统节日会成为欢乐的休假；违反教育规律、摧残儿童性灵的读经运动会日益式微。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包括节日也会逐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形成同生共育的自由文化生态。”（见2007年1月11日该报）
不过，在我看来，国学和读经鼓吹者动机各异，却共同存在四大认识盲点：
第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缺乏真切的了解。
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要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规划组建“大儒”和圣贤、帝王后裔持有否决权的变相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
第三．对中国教育的全局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
作为个人爱好，不论读哪一国的经典都很高雅。
但是，翻翻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就会知道，中小学生要熟背200多篇中外优秀诗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诗文。在义务教育阶段熟习一百多篇中国诗文，即使不够也应在严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他们说中国教育抛弃了传统文化、割断了文化传统，纯属危言耸听。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事关一亿多孩子，如此轻率，并不可取。
第四，对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走向的认识陷入偏执。
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中国要复兴儒教，成为准儒教国家”！这些恐怖语言，不单与儒学的温柔敦厚品格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也彷佛对18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到20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
健康秘诀：四句话
记：您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工作如常。有什么养生秘诀？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历史是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眼光看世界，总会瞥见曙光，藐视横逆。此外，“天跌下来当被冚（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广州人喜欢讲的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四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内脏和动物脂肪，不吃辣）；五多（青菜，水果，鱼，脱脂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早睡早起，11点睡觉，六点左右起来，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不知安眠药为何物。
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每天早晚做，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早晚各走一小时路，步速颇快。这叫：“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休息就听古典音乐，看小说，看电影。
几十年如一日。呆板，快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心甘情愿享受探索的艰苦和发现的喜悦。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删节后刊载在《南方周末》主办的《名牌》月刊2007年2月号
——追寻近代中国变迁的轨迹
（答《名牌》月刊记者）
袁伟时
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永远谦卑，不断学习
记：地道的书生。读书有什么经验，可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袁：我出生在一个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图书馆中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高中在广州念，天地就开阔了。历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宋云彬的《中国通史》等等）、哲学（如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则每一期都买来读。我成了革命青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脑子国家富强梦，在中山大学念本科和在复旦念研究班学的都是经济。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发现经济是研究的禁区，事事统一口径，赶快转到史海中探寻。
在宇宙和知识海洋面前，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必须谦卑，必须不断学习。68岁学电脑。没有把握的字、词和知识，查工具书或者请教别人，不敢马虎。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吧。
修身和治学格言
记：您的座右铭是什么？
袁：有三条格言，让我终身受益。
客厅里挂着书法家尚涛给我写的古代格言：“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虚静修身，独立俯仰，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一条印在一部书的封面上：“从世界看中国，说真话，说自己的话。”这当然是有感而发。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意识形态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还有一条刻在闲章上：“不疑不悟”，边款是：“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这是黄宗羲的话。
拨乱反正看晚清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一部两度增订，都增加了不少内容。依次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2003年出了此书的第一次增订版：《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6年出第二次增订繁体字版：《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近代中国论衡》（2006）；《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006）；《大国之道》（2007）。还有一部是编的资料书：《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
记：一般认为影响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在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
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郭嵩焘在对外战争中的气节不逊于林则徐，而更为冷静，后来的认识和主张更非林则徐所可比拟，为什么对两人的毁誉迥异？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假立宪、假改革……清政府所作所为都是假的，那怎样才叫真呢？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在中国，为什么民主共和制度却不能在中国生根？……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特别是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你笔下，样子都变了。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执著捍卫新文化运动
记：多年来，您都在为新文化运动辩护。执著还是顽固？
袁：在我看来，系统研究过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人，都会坚定不移地捍卫新文化运动。威斯康辛大学林毓生教授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
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输入现代文化，批判僵化的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传统社会和相应的道德观念，为中国社会转型注入新的思想和知识驱动力。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甲午战争前为萌发期；甲午战争后出现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后进入第三阶段，就是通常说的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高举人权与科学大旗；1919年改为民主与科学，但其基本内容未变；而且这些内容与上两阶段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个阶段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它只反对以三纲为核心的腐朽意识形态，并不全盘反传统。
二是方式文明，自由论辩，与文革绝然相反，君子动口不动手。
三是从结果看，对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领域更宽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等被视为瑰宝，墨学、佛学、道家等研究空前繁荣，水平更大大提高。许多新学科生长起来了。各个学科都涌现一大批卓有建树的人物。
新文化运动明明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硬把它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捆绑起来，实在匪夷所思。
从1988年开始我就写文章反对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2004年出版了：《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林毓生教授是谦谦君子，我们一直是互相尊重的朋友。
冷眼看“国学”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从我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个倾向。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
就整个社会来说，几天前接受沈阳《华商晨报》记者采访时，我说过：“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对中国各种传统文化、思想、学术等遗产的研究必然越来越繁荣。中医的研究也会空前繁荣。但这些都是少数学者的事业。对一般公民而言，古代诗词和修身格言会越来越熟悉和喜爱；传统节日会成为欢乐的休假；违反教育规律、摧残儿童性灵的读经运动会日益式微。与此同时，外来文化包括节日也会逐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形成同生共育的自由文化生态。”（见2007年1月11日该报）
不过，在我看来，国学和读经鼓吹者动机各异，却共同存在四大认识盲点：
第一，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缺乏真切的了解。
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要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规划组建“大儒”和圣贤、帝王后裔持有否决权的变相的宗法专制政治体系。
第三．对中国教育的全局的认识处于蒙昧状态。
作为个人爱好，不论读哪一国的经典都很高雅。
但是，翻翻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就会知道，中小学生要熟背200多篇中外优秀诗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诗文。在义务教育阶段熟习一百多篇中国诗文，即使不够也应在严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他们说中国教育抛弃了传统文化、割断了文化传统，纯属危言耸听。
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事关一亿多孩子，如此轻率，并不可取。
第四，对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走向的认识陷入偏执。
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播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中国要复兴儒教，成为准儒教国家”！这些恐怖语言，不单与儒学的温柔敦厚品格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也彷佛对18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到20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
健康秘诀：四句话
记：您精神饱满，健步如飞，工作如常。有什么养生秘诀？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平和；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虚静，坚守良知，学术自信；三者相加就是最好的抗压墙和智慧催化剂。历史是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以观察者和批判者的眼光看世界，总会瞥见曙光，藐视横逆。此外，“天跌下来当被冚（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广州人喜欢讲的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四不（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内脏和动物脂肪，不吃辣）；五多（青菜，水果，鱼，脱脂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早睡早起，11点睡觉，六点左右起来，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不知安眠药为何物。
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每天早晚做，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早晚各走一小时路，步速颇快。这叫：“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休息就听古典音乐，看小说，看电影。
几十年如一日。呆板，快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心甘情愿享受探索的艰苦和发现的喜悦。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删节后刊载在《南方周末》主办的《名牌》月刊2007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