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深圳面临大学长考

倾城朝拜弘法寺，谁解其中苦与痛？

即将迎来特区建立30年大庆的深圳，最近可谓喜事多多：
11月5日，在第二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上，深圳被授予“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世界资本学会主席哈维尔•卡里洛宣读的这一结果，让深圳笼罩在权威赋予的巨大认同中，如沐春风。
十一月八日，国内佛教界唯一硕果仅存的百岁老人本焕老和尚，迎来103岁旷世寿诞。
再前一点，深圳引颈翘盼十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推出，而被视为特区上行“千斤顶”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也获国务院批准，此举意味着深圳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号角已然吹响。
就在笔者下笔如神之时，高交会馆擂响了第二个十年的开局锣鼓。
然而，在上述诸多欢天喜地之中，尤以本焕老和尚的寿庆令我等百般感叹！

用“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来形容十一月八日弘法寺的朝拜盛况似乎并无不妥。这一天，弘法寺内外人山人海，寸步难行，人人面带虔诚，双手合十来到法堂，老和尚宝象庄严，面带微笑，接受逾万信众的生日祝福。
据报道，近年来弘法寺每年接待四方信众、游客不下于300万人次，巅峰时刻一天竟破10万大关。深圳市社科院一位朋友半开玩笑说：作为一个定居半年以上的人，你可能没去过江泽民题词的世界之窗，没去过塑有小平头像的莲花山，更可能没登上386米高、代表深圳一夜崛起的地王大厦。但你一定朝拜过弘法寺，或正在去弘法寺的路上！
惊叹之余，笔者心中涌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弘法寺，凭什么能一年到头驱使上至达官巨贾，下至贩夫走卒，络绎不绝，鱼贯而上呢？
弘法寺的前身其实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庙——“仙女庙”。 1985年7月1日，“仙女庙”重建动工，并改名“弘法寺”。
关于弘法寺有个江湖传言：早年，仙湖与深圳大学、中银大厦、和帮酒店并称为“深圳四大邪地”。为镇仙湖邪气，故建弘法寺。谁会料想到，三十年白驹过隙，昔日斜阳暮照、荒烟蔓草的小庙会出息成今日许多深圳人梦萦魂牵的“麦加圣地”！
1990年，风水大师陈帅佛曾说服三九集团向弘法寺捐献600万元。六年后，陈帅佛又易如反掌让一向吝啬的王石慨而慷之捐出1000万元。今天，你如果上山，一定不会错过从山脚悬挂至山巅的星河地产的广告，漫山遍野招摇。
弘法寺惹得倾城跪拜，固然与社会进步、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生活的多元化选择大有关系，然而，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深圳在历经二三十年风光无限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后，因为一流大学、一流名师的缺失，导致城市文化和精神高地低矮支撑守护无力，而令深圳整体失去了胸怀世界、敢于梦想的广阔视野、奋斗精神、成长方向，陷入了空前的迷茫、迷失。
这种大雾当道、前路杳杳的情景，爆发为一系列繁多冗杂的，甚至看起来互不相干的问题，如：
房价危楼高百尺，两三年间从5000元暴涨到2万一平米；
居住成本急剧跃升，个人收入盘卧不动，人均由居全国第一倒退为第三；
城市竞争力日趋下降，即使华为、中兴两大全球通讯“新贵”也频频出现人才告急，甚至将研发基地外迁，昔日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首选之地，百万大军汹涌之势早成昨日旧梦；
无论是前市委书记李鸿忠提出的争创“世界先锋城市”，还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寄望的“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土地、人口、环境、资源四个“难以为继”，五花大绑捆住了“深圳号”的手足；
“亚健康”、“爱无能”、“二世祖”、“中国第一累城”，一个平均26岁、而立之年的城市又老气横秋、暮气沉沉；
共和国的“改革长子”，三十年间，数千万人在此凭海临风、推开了人生与命运的大门。今天，却把心灵与命运交由一座寺庙导航！
……
与上述追梦一座荒郊野庙的浩浩人流，形成参照的则是另外一股洪流：2009年前九月，10万深圳人北上京、沪、汉等地高校，“飞的”求学。
这两股人潮中，有倍感向上提升乏力的城市菁英，也有成长空间逼仄的普通青年。他们曾经追梦般来此，又在某天突然发现，这座四顾彷徨、困守愁城的城市是如何饥渴地期待大学、大师，像弘法寺一样享誉世界的“哈佛”、“牛津”，像本焕一样智慧如海的大师啊！
坦率地说，今天，只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大师，才能为一座高速飙升30年、积累问题无数、正在向一流城市迈进的改革者护航了。
一位草莽出身、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大亨自白：“我一年3次上弘法寺请求本老醍醐灌顶，每半月打‘飞的’去北京请北大一位哲学教授吃饭聊天，目的都是为了给事业、人生寻找真正的意义、价值和方向啊。在深圳，没有一流大学，我只好用一流大庙替代；没有一流大师，我只好叩问大和尚！”
与此佐证的是，因为没有一流大学、大师，每年有数百家企业，数以万计的菁英弃深圳，而投奔上海、北京，甚至武汉。
无论是上仙湖，还是飞京沪，两股洪流，凸显一流大学一流大师缺失的深圳，何等苦痛！

深圳不做玛瑙斯，“后腿”无力岂不忧？

在试图深化讨论深圳三十年大学梦的时候，我想起了巴西亚马逊河畔，一个叫玛瑙斯的小镇。
大约100年前，玛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原来，这里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玛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马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玛瑙斯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大都市。
玛瑙斯的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们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玛瑙斯气泡一样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二十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深圳的一夜崛起与玛瑙斯何其相似！不少人担心，“特区不特”后，深圳会不会是第二个玛瑙斯？
笔者认为，“特区”这顶大帽子并不是深圳的“橡胶”，真正的“橡胶”是“改革开放，先行后试”这8个字。而这8个大字完全离不开科技、文化、信息的血泵——一流大学的供血与造血支撑！某种意义上来说，惟有一流的大学才是深圳偷不走的“橡胶”。

城因大学而生！
1701年，10位公理主义者在康州的萨柏克创立了一所“大学”，当时只有一位校长、一位教师、一座校舍，和40多本藏书。1716年，这所大学搬到纽黑文。纽黑文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耶鲁城”。
一个曾经简陋的渔村和一所曾经简陋的大学由此缔造了300年的传奇。300年间，纽黑文原有的经济生态几次遭遇毁灭性打击，因为耶鲁大学却一次又一次复兴。
纽黑文的家底与深圳何其相似！
也有人说，大学与城市，有如水和油，合在一起。浮在表面的，是容易挥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之“油”；沉静在下面的，是文化之水，文明之水，历久弥坚！

世界财富最大的城市在哪里？爱丁堡！
爱丁堡乃苏格兰首府，距离伦敦有6个小时的火车车程，这座人口不足50万，沿着石子路走过来踱过去都不过几英里地的弹丸小城，如今每分钟都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脉搏。
爱丁堡集中了全球最多的基金公司和最庞大的基金经理群落，他们直接管理着超过5300亿英镑的资产，以及全球超过10500亿欧元的保险金和养老金。巨大的财富和资金的洪流奔涌在小城和世界市场之间。
爱丁堡的成功警省我们，世界上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他们强大、富裕、和谐、可持续发展，但是与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并无正比关系，只跟科技、文化、信息，特别是创新生死攸关。
除了爱丁堡，一流大学成就一流城市的可谓不胜枚举。
譬如，哈佛、麻省理工之于波斯顿，“而使一个微如芥末的航运港口涅磐成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更因科研、金融与科技，特别是生物工程，并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人们很难想象得出，两校区的周边20余个新兴产业，数以万计的企业会因之如此财源滚滚，似乎永不枯竭；
譬如，斯坦福之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人烟稀少的海军工作站点因之蝶变为世界科技重镇“硅谷”，从而赢得 “上帝的最美GDP”之称；
而弹丸小城新加坡的远景目标，则是让全国成为一座全球性的大学，由此而成为一个聚集所有人才、知识要素的全球经济当中的重要节点。
英国的剑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他们的存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仅是表现了一座城市的科技、文化、经济的当量，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一个国家，一种文明的成长。

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计算，研究表明，如果对大学进行研究投资，它对于周边社会和社区产生的经济回报亦是投资额的7倍。
有评论者认为，深圳之于上海、北京、香港的差距，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深大、大学城与复旦、北大、清华、香港大学、香港科大的差距。
更有学者善意地告诫：“千万不要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大学教育的成功，并因此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三十年改革开放，深圳最大的“后腿”毋庸置疑在大学教育上。
今天，深圳重披战袍，欲为中国浴血杀出一条接轨世界的大国复兴之路，大学教育的先行先试无疑是“一亩最佳试验田”。
这亩田的丰歉，既是局部问题，又是国家全局战略问题。既攸关当下的现实困窘，更伏笔于未来深圳能否持续高速发展。
因此，南方科技大学新科校长朱时清的全球遴选方式产生，及当选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才会吊起举国巨大的期待。

三十年大学路，几代心血几代梦
大学与城市是一种什么关系？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可谓一针见血指出：城市如脉，大学如血。城市与大学乃血脉关系。
大学何谓大？城市何谓大？
原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那么，笔者认为所谓大城者，非谓有大市之谓也，有大学之谓也；
无庸置疑，一座伟大的城市，必须存有伟大的大学。否则，血脉不通，繁华岂能苟延？
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与亚丹教授晤谈。亚丹问：“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亚丹说：“如国欲保留固有之文明而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文学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
次日，胡适在日记中慨叹：“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2009年9月15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从200余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立校长。
这场吸足了全球眼光，充足显示了深圳市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魄力，以及富可敌国的财力的大戏，同时也将深圳市受制于大学教育体系短板的极度焦躁、极度无奈、极度愤懑暴露无遗。
“深圳大学办学26年，但查一查深圳党政系统的领导干部，会发现毕业于深圳大学的很少。”
6月23日下午，一向儒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的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直斥“深圳大学”四个字和“深圳经济特区”六个字是不相匹配的，深圳大学的教育科研水平与深圳经济、高新技术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深圳大学现有的一些办学体制和机制与国务院批准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要求有很大差距。深圳大学的一些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甚至还不如许多其他学校，深圳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需求还是有距离。
刘玉浦的“当头棒喝”，令我想起了1983年的深大。
当年，深圳年财政及上级补贴仅2.56亿元，可谓捉襟见肘。市政府却慷慨地拿出5000万元砸在渔歌唱晚、涛声四起的后海湾桂庙1平方公里的滩涂上。时任一把手的梁湘豪情万丈：“我们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深圳大学建起来！而且要建得像个样子，50年不落后，留给后人的是个艺术精品！”
深大之后，深圳于1992年创办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该院定位清晰，各专业切合社会需求，短短数年即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样本之一，毕业生竟比深大俏，连年火爆鹏城。
深圳职院异军突起之后，深圳还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学梦。
1997年前后，由当时信息部牵头，深圳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达成协议，该校整体迁移至深圳。据说后因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不愿意离开西安而搁浅。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因之催生了一个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当然，从引进曾培养上百将军，以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称雄国内的国家“211工程”名校，到最后自力更生办一所职校，巨大的心理落差还是让高傲的深圳倍受打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深圳虚拟大学园则成立于1999年，其实只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的一栋大楼，建筑总面积15000平方米，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48所境内外著名院校入驻。在圈子里，对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极言其太虚，没有实际意义；另一种则推崇其为一种可贵的创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0年，姗姗来迟的深圳大学城，横空出世，令人眼睛一亮。
与深大早期的高调改革相反，大学城成立之初在内部立了一条不成文的“铁规”：“只做不说。”“封口”的原因据说与小平1992年在深圳南巡时指示的“不争论”一样。小平原话是：“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2006年，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在答记者问时，说过一句经典且发人深省的话：“对大学城成败的论定还为时尚早，才办了六年多，就要辉煌成就，你以为办大学是办养猪场啊？”
2007年，深圳又提出了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设想。南科大建校目标是“立足国内，辐射东南亚，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大学”，计划规模全日制在校生1万人左右，近半师资海外引进。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面向全国及海外招生。

同命不同运？警惕“深大魔咒”在南科大上演

有人说，深大当初的创办情景，几乎是今日南方科大的翻版：
一、主政者均从骨子里高度认同城因大学而生，一流城市必由一流大学守护的历史规律。举凡国内国外，任何一种没有一流大学守护的经济文明，结果无不以轰然倒塌谢幕。
因此，梁湘下车伊始，即将深圳大学建设作为深圳建设的“第一大事”。在梁心里，“深大”建设几乎与深圳建设同等重要。今天，不惜血本，全球海选，南科大的背后不也裹着一个宏大瑰丽的城市图腾？
二、主政者充分意识到大学建设的高度等同于城市发展的高度。一座城市的胸怀是否广阔，前途是否远大，思想是否开放，是否念于兹而令人肃然起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城的精神、文化、科技的高度。
深圳市某老领导透露，“北有清华，南有深大”的立校目标虽未形成正式文件，但当时市委市政府确实以此定位深大。深大亦由张维、黄达、方生三位国家级大师领军，这支倾尽人大、清华精锐的办学团，“价值三十个亿”，被誉为“京城第一师”。
从深大到大学城，再至南科大、志存高远的深圳一直恪守“高起点、大手笔”办大学的原则。深圳人相信“一流人才效应”，即“一流的人才带来一流的人，二流的人带来三流的人，三流的人带来的是上不了流的人。”
三、无改革不足以立世！
早年深大之所以从破土动工到招生216人仅用7个月，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小平因此称赞说“深圳速度”。八十年代，呱呱落地的深圳大学竞能与百年名校武汉大学并列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面旗子。当时的深大，学生交费上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制度、教职工聘任制度、学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等等，每一次改革都是震动国内、舆论大哗。
20多年来，民间曾有过对深大极端的评价。一曰“鸡肋说”，言称深大于深圳“弃之可惜，嚼之无味”；二曰“跳蚤说”，言称当初播下的是改革的“龙种”，岂知叛逆者中途回归庸常，落成一只“不差钱的跳蚤”；三曰“深圳最大的投资败笔”。
客观地说，尽管深大在全国高校居百位之后，或仅能与汕头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等处于同一当量级，与几乎同时起跑的香港科技大学差之太远，但仍不失中上发展速度。以国内最短的时间，形成了学士、硕士到博士办学层次的“三级跳”，这并非是轻而易举做得到的。
然而，深圳人总以深圳为“创造奇迹的城市”，深大没有创造奇迹，所以让深圳人大为失望。尤其对深大由“一根直戳蓝色文明接轨世界的改革试管，变节为一个庸常的回归者——此称“深大魔咒”，曾经的滔天激情，今朝一一泯灭而耿耿于怀。实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与深大或者今日的南科大一样，深圳大学城的诞生，一直伴随着种种野史、传言，也包括热切的期望和阔远的梦想。
民间认为，该校是在“市里一方面痛感大学和科研机构是自己的短板，深圳已不可能靠全国各地输送科技创业者、研究者，来获取科研成果和人才，因无名牌大学支撑，深圳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严重后继乏力。另一方面，深圳大学确实难以担纲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的旗手，已沉沦为传统体制的大学老路，成为培养深圳子弟为主的二、三流大学”的背景下，才壮士断腕，废长子而另立大学城为诸君。
深圳为“建市大业”弃深大而另立诸君时，事实上面临着两个抉择：
一、新建一所大学，集全深圳之力让其快速攀升到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囿于当时高教管理体制，似极难突破，且需投资可能百亿计，更非短时间能迅速崛起的，倘若不慎它又变成了“深大第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教训并不鲜见。
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邀中国最著名学府清华、北大、哈工大等赴深联合办学。合作模式，直白地说就是深圳出钱、出地，各名校出人（师资、生源）、出管理、出科研。
民间评价认为，“深圳土地极为匮乏，可谓寸土寸金，而搞大学城，动辄十数平方公里，这对深圳来说，仅从土地的代价来说，就可以说是一场豪赌，更何况，深圳还要投入进去数十亿计的资金。”因此，深圳权衡再三后断然且主动选择“大学城”模式，表明深圳深刻地意识到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办大事必然要花大钱的道理。事实上唯其如此，方可在“大学”这块短板上有腾挪的可能。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30年来，深圳一直在做着三个几乎一样的大学梦！
从“北有北大，南有深大”，到延揽北大、清华入深，再至面向全球海选南科大校长，三幕景象乃何其相似——同样立校高远，矢志打造一流名牌大学；同样敢闯敢试，纳天下一流名师为我用；同样期望打破教育常规，毕万功于一役。
“深大魔咒”，会否落在大学城身上？大学城的命运，又会否落在南方科技大学身上？深大、大学城、南方科大，同命如何才能保证不同运？！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岂是此一时，彼一时就可以轻易搪塞的！

深圳需要多少大学，各大学扮演什么角色
单以目前城市经济总量及城市竞争力排名计算，深圳经济总量居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之后位列全国第四，而城市综合竞争力则独占全国鳌头，那深圳的大学数量应以“十”为单位。
如北京有82所大学，上海有普高65所，独立学院5所，身旁广州有63所。6年前，深圳市委一位博士计算过，像深圳这样经济规模及影响力的城市，20所大学也不过。
另有一位专注教育研究的资深媒体人士疾呼，除现有大学外，深圳至少还应建一所医学院，一所外国语学院，一所音乐学院，一所美术学院，特别还要一所比肩中欧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商学院。
如按行政级别而论，以同为副省级城市的厦门、大连、苏州、青岛为参照物，深圳的大学也是明显偏少的。2008年，大连有高校23所，苏州18所。而深圳仅5所大学。
因此，深圳即使创建10所大学也丝毫不为多，且市财政足以支撑。
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深圳五所大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需求，任何存此废彼、厚此薄彼的做法都是愤青式的臆想，不切实际。
笔者建议各大学似可考虑分层发展——
深大重点在于打造“一流城市大学”，优先考虑满足本地子弟读大学需求，相对剥离其“锐意改革”，办成与深圳地位相一致的国内一流大学的期望。以深大之实力当可胜任。
深职院重点打造“一流城市职业大学”自当无疑义。
大学城，完全可与南方科大形成兄弟登山，互相唱和之势，成为深圳大学群落中与南方科技大学不相遑让的“双子星座”，只有如此才能演绎的出一场群雄逐鹿、合纵连横的风云大戏。
南方科技大学，则定位为我们的奥运选手，逐鹿中原远非使命，它不是全运健儿，至少是为打亚运而出生入死的，而最终的疆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纵横世界，与全球一流名校切磋过招。

南科大呱呱落地，谁是最佳陪护？

有风方起浪，无潮水自平。目前争论纷纭的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倾尽全市人、财、物，乃至破格政策，打造一所“哈佛”，或者“牛津”，或者“加州理工学院”。
笔者认为颇有必要提醒的是，即使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毫无悬念地落在南科大头上，又如何避免深大“龙种”变“跳蚤”的一幕不会在朱清时身上发生？
表面看来，深大的“不成气”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改革的大气候扭转了这位独立潮头的实验家的命运轨道；深大的“不争气”，坐实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千古不破之理。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窃以为深大改革停止，实质上是大学教育规律所致，因此后继乏力、举步维艰，不得不改弦易张，最后被迫半途而废，实乃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古往今来，任何一场改革变法的成功，均取决于改革变法的“土壤”厚薄与否，“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唐吉诃德方式用来锻造一流大学，构建一流学术方阵肯定是滑稽可笑的。
就像一棵参天大树绝无可能生长或存活于沙漠一样，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形成，它必须是机制、人才、资金、学科、观念、思想、市场、氛围等等系统要素的万事俱备。
遥想深大当年，孑然一身踯躅于思想、精神、文化的旷野，既无友邻，亦无对手，难怪一个个饱学大儒费尽数百万元移栽至此竟宛如烟云，迅即销声匿迹。树虽如旧，但此地土壤、水源、空气、阳光皆非昨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我们总自以为理由十足，动辄拿香港科大创校10多年，跻身一流名校的成就来反衬深大的不求上进。事实上，香港科大如果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港大、中文大学等数所一流大学数十、上百年积淀得无比厚实的文化基础上，港科大真的会比深大强到哪里去吗？
与深大相反，深圳大学城之所以能高屋建瓴，一路逶迤而来，大体上还是顺风顺水，盖以本身是“巨二代”之故。真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
深圳大学城表面上是在西丽一块芳草萋萋的空地上，白手起家，实际上是把北国燕园、未名湖连人连山连水，连文化连历史连独特的大学空气，整体搬迁来了。这恐怕是当初深圳主政者，在饱受深大白手起家、独木不成林的深刻教训后，断然创新办学机制、模式，最为高瞻远瞩的神来之笔。
事情的发展也恰恰验证了这宝贵的一点。深圳大学城入驻之初，就直接从研究生教育起点，一流师资、一流生源、一流科研教学设备、一流课程设置，即使硬件建设略受微词，但核心资源的配置几乎一步到位。许多在本地高校看来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竟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
藉于此，我们必须要给呱呱落地的南科大找一个甚至几个陪护，或者说是成长伙伴，陪伴着它，激励着它，更鞭挞着它高歌猛进。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它路径的持续探索。不能因为一时渴盼这个新鸡栏的丰产，使已有鸡栏缺少关爱而歉收。几条腿同时跑步，多途径、多模式发展高等教育，总比老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宠儿”上来得保险一些。
理由如下：
1、深圳至关重要的是构建一个纵深面广、各为依托的大学群落。这是打造一流大学的必备条件。蓬生麻中，不扶则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没有这个基础，任何大学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加州理工”，就像无根之木，无水之源。深圳30年大学追梦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惟有深山才出猛虎，深海才出蛟龙。没有深大、大学城、深职院等大学营造的文化群落，南科大独木难支，即使深圳把钞票堆得比地王大厦还要高，也根本不可能砸出一个“加州理工学院”。如果把大学群落比喻为皮，那“加州理工”就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一个缺少强大对手或伙伴的人，是不可能自己变得强大的。长路漫漫，孤身一人是最容易懈怠、最容易丧失斗志，也最容易自以为是的。在全球化时代，成长伙伴除了传统的陪伴价值，激励价值，鞭挞价值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最大价值，就是资源共享、平台共享、人才共享、科研共享、市场共享。共享才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但是，作为南科大的成长伙伴绝非谁都可以的，必须要与它一样胸怀远大，目光高远，还要已有大品牌、大平台、大资源，在起步阶段能够承担引路、护航呱呱落地的南科大的艰巨任务，这个陪护过程可能长达30—50年。
3、切不可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南科大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多途径发展高等教育。当然，最为理想的就是两人互相砥砺皆成大器，双子星座，辉耀天空。
当然，南科大的成长伙伴肯定不只一个。譬如，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均是不可多得的成长标本和理想陪护。事实上，咱们的朱时清校长早有此意，已暗暗展开了布局。
而从本城现状及地缘因素来看，深圳大学城这个南科大近邻，如同一个早已设置好的、责无旁贷的南科大成长陪护，急切地等待着早日牵上“兄弟”的手，从此不再孤孤单单走。
因为“巨二代”，“兄长”的资质已无需废言讨论。但是作用发挥如何？机制创新是否成功？是否成为绩优股，值得长期持有？我们无法妄下结论。且来看看各方评价：
香港各大学及国际一流大学以前对与深圳合作甚不感冒，大学城创办后却一反常态，趋之若鹜。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一位大牌教授解释道:“吃大蒜头的怎么能和喝咖啡的放在一起呢？”
国内高教专家也对大学城的成就非常肯定。
为什么大学城避免了“播龙种，收跳蚤”的局面？一方面，在她创校时深大、深职院等本土大学历经多年苦心耕耘，已把荒漠开拓成了一片郁郁苍苍的林地，水土已宜于大树移栽；另一方面，北大、清华、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是整体带土移植，它比香港科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先天优势更胜一筹，因为三院本身就是百年名校最具活力的精华部分。
这一来新问题来了：南科大与它的成长伙伴如何才能保证双赢，形成兄弟登高、你追我赶之势，避免你抢我争、我推你掀的排斥怪圈？
笔者不揣冒昧再提三条建议：
1、深圳市在仔细论证的基础上，着眼未来、着眼整体战略，制定两个规划。一个是打造深圳大学群落的，一个是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大学城的模式、机制优势及核心教育资源优势，促进南科大的跨越成长的。双管齐下，万万不可身在宝山不知宝，或者入得宝山而空回。
2、一切从改革的全局利益来看，一切从清华、北大、哈工大与深圳市长远发展来看，市校加大沟通力度，统一战略认识，在共同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出来的旗帜下，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特别不要以小故妨大美，相互要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看到并解决市、校不同步的矛盾，超脱单位性质、属地之争，留好、用足、礼遇现有极为宝贵的优秀人才，加强非自主办学领域的引导和管理，最好在深圳大学城里启动“香港校区”建设，使国内名校和香港名校一起光耀鹏城，成为深圳大学城中的“双子星座”。
3、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各大学前路漫漫，更兼坎坷，因此实在没必要分亲生、后生、寄养之说，甚至做出同根相煎的撼事。对于在深圳的大学只有有出息与没出息之分。在此基础上，要推动大大学城概念，实现大学城与南科大资源共享、高校园区的互动。
4、切忌固步自封，守株待兔，应持续探索多模式、多途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深圳大学城已经浴血杀出一条新路，为我市乃至我国探索了一条市校合作、政府引导、办学自主、多方合作的高等教育发展新路径，深圳应该目光高远，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探索，特别是要在多模式及机制创新上、深港高校合作上苦下功夫，力求大的突破。

重祭改革大旗，深圳没有理由自我束缚

中国的大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清华大师辈出，连烽火硝烟中的西南联大也培养出诸多大学者，灿如星辰，照亮了东方。但半个多世纪来，同样是这些大学，却再无大师的出现。深圳应该反省，并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杀出一条路出来。历史将证明，深圳因此对中国的价值不会下于1979年深圳率先进行的改革开放。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也提出：深圳在体制改革上，别的地方不可试的，深圳可以先试；别的地方暂不可行的，深圳可以先行。国家决策层历来对深圳探索改革之路都是给予鼓励的，深圳没有理由自我束缚。
何时，才能看到星夜上“弘法寺”叩访的人潮，打“飞的”北上求教的人潮，转而涌向我们的“哈佛”、“牛津”、“加州理工”呢？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谁抓住了深圳的大学教育改革，谁就抓住了深圳的精神和文化高地；谁就抓住了深圳的精神和文化高地，谁就抓住了深圳的未来和想象。
深圳高校体系改革，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