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印度经济

　　关键词：印度经济　发展优势　信息技术　农业　改革

　　2003年7／8月号美国《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赶上中国吗?》一文，提出了印度优于中国的若干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此之后阐述印度经济的“后劲”、“潜力”、“优势”等的文章多起来。2003年10月美国经济学家戈得曼·萨克斯研究文件发表，称利用人口学、资本积累模式、生产力增长、人均收入以及当前的动向，预测印度今后30—50年里具有最快增长的潜力，下个50年增长率可保持5%以上，21世纪中叶将降至接近5%，此时，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亚洲发展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则认为，印度经济以它更好的投资效率，将在2020年赶上中国。印度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2003年11月印度财长贾斯万特·辛格说，印度已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期，只要六、七年时间就将超过中国；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印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04年1月印度副总理阿德瓦尼说：“如果20世纪属于西方，那么21世纪将属于印度”；短期内印度将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发达国家，长期的目标则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2003-04年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其第三季度则为10.4%；经济乐观系数(business optimism)达到新高148.8。④弥漫于印度上空已经多时的经济“感觉良好”，和因大选制造的印度“大放光芒”的气氛更加浓烈。5月，新成立的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进步联盟(UPA)政府提出今后十年实现至少年增长7—8%的指标，这是以往历届政府所不敢奢望的。

　　应该怎么看印度经济，看好什么，软肋在哪儿?本文将作一些分析。

　　一、看好什么?

　　1.民主体制使印度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基础扎实、持久。

　　印度1991年开始的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目标的改革，是在经济长期不振的压力下，也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展开的，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但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的多元社会里，人们对于改革可以无所顾忌地表示自己的立场，或支持或反对或抵制，有出自本身的利益，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在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互相作用和牵制下，改革往往进二、三步，退一、二步。然而，同时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使社会对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逐渐认同，最后形成合力。印度的改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的认同和参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虽然慢些，但扎实并易持久。

　　以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印度公有企业几十年积下的沉疴已入膏盲。1991年改革伊始政府即进行公企撤资(亦称私有化)，但不断地遭到反对和抵制，有中央部长的抨击、政府雇员的反对、撤资企业职工的抵制(包括上诉高等法院)，进展艰难。1991至2001十个年度撤资金额指标共计6630亿卢比，实际仅完成2613.9亿卢比。然而政府在批评声、反对声，也在建议声中，不断修整撤资政策，撤资企业的选定和操作更合理、透明、规范，对撤资企业的职工的利益更重视。2000年实行包括经营权售让在内的战略性撤资。2002年中央撤资部秘书以详尽的数据与事实说明：(1)撤资对国家财政带来的巨大收入；(2)战略性撤资使国企股权升值；(3)赢利的国企撤资同样值得；(4)纳税人得到的好处；(5)资本市场被激活；(6)撤资企业职工的利益受到保护，收入有所提高。2001和2002两个年度撤资的指标完成一半，而此前的两年均为18%。2004年二、三月间，中央政府成功地在股票市场上连续出售了6家大型公企的部分股票。其中印度石油公司、印度天然气公司、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战略性”企业而不能撤资。他们的认购率都在数倍、十几倍以上，政府获得资金1310亿卢比。中央商工业部长称“这6只国有股的公开出售，推动了股市市场向纵深发展，增加了股市上公企股票的价值，从而成为股市的引擎。”

　　然而，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5月大选中出人意外地败北，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进步同盟获胜上台执政。新政府在组阁之际宣布对赢利的公企不进行私有化。本来撤资的改革就是1991年国大党执政时提出的，当时的财长、改革设计师就是今天新政府的总理曼莫汉·辛格。之所以作上述表态，是因为赢得50席之多的共产党主张赢利的公企不应撤资，并以此作为支持新政府的条件。为了稳固刚成立的政权，新政府不得不这样做。曼莫汉·辛格对印度工业联合会(C11)表示：“政府不会对即使赢利的公企撤资49%设置精神障碍，只要公企仍拥有多数股权并控制经营权。”④可见，这一表态更多是权宜之计。

　　2.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业给印度带来经济增长，并大大提升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身价和地位。

　　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推出“大进大出”的计算机政策，促使信息技术业以年增长率30%以上的速度发展。1990年印度又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通过免除出口税和免除5年销售税以及建造通信卫星网络等措施，进一步加快信息技术业的发展。90年代年增长率达到50%左右，终使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和软件人才库。90年代中期，南方的班加罗尔就被称为印度的硅谷。那里的软件技术人员现在已经发展到15万，超过了美国硅谷10万的规模。而在硅谷，印度人和印裔早已占了30%。在班加罗尔，有1000多家印度人开设的软件公司，200多家外资的信息技术公司，著名的国际大公司IBM、摩托罗拉、Nobel、INTEL、Sysco、Sun、SGI、Apple、Compag，欧洲的西门子、菲利普、SAP，韩国的三星、LG等都在那里开展业务。除班加罗尔，软件技术园区已经遍及印度37个城市。印度大约有1250家软件出口企业，在300家大字号里，超过170家获得IS09000质量认证。几年前，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标志软件工程性能成熟的技术评价标准SEI—CMM，全球获得最高的五级资格的共有58家，其中印度占了32家。《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司中，至少有185家委托印度企业开发软件。美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80%的美国公司把印度作为国外软件来源的首选对象。印度出口的软件60%进入美国，24%进入欧洲2003—以年度，印度软件服务出口增长28%，达到120亿美元，国内软件市场增长11%以上，达74亿美元。印度有1900所信息技术教育机构，每年培养出7—8万名专业人才。2000年软件专业开发员28万，加上程序员共达40万，目前已增加到50多万了。印度还为世界各国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印度国家信息教育学院(公司)(NIIT)作为世界20家顶尖软件教育企业之一，在30多个国家开展培训业务。它于1998年进入中国，至今已在25个省建有100多家培训机构，培养了2万多名学生。

　　近两三年，印度的信息技术业正在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形象，从低成本的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转变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全方位解决方案(full solutions)供应商。他们通过增加软件的关键技术使之更具竞争力，正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信息技术业大行家。现在，印度的信息技术企业除继续承接大量来自国外的一般性软件服务业务如金融、会计、医疗记录、邮政等，更着力从事高端技术产品服务，如计算机体系结构、加密、网络安全、人机界面、编程语言、软件工程等。全球的信息技术业大亨IBM、Intel、Oracle、微软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高端研究与开发工作转到印度。有3种方式与途径：第一，直接转给印度企业做。如最近披露的，2001年印度的Infosys和Satya两大信息技术公司就为微软公司的项目提供高技术的“软件体系结构”(software architects)。第二，交给本公司在印度的分公司。如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900名印度雇员设计了获得225项专利的芯片。Intel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印度雇员研究开发了服务器和无线芯片的32位微处理机，居世界领先地位。第三，在印度建立开发中心。如美国的BMC Software公司正在印度建立由650名印度人组成的开发中心，专门为其研制生产Magic Solution软件，这一产品在全世界的客户到2005年将增至2万户。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近年在印度如日中天的业务外包业(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业务外包业是指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去做。印度是他们的首选地。据报道，在《财富》1000家大公司中，有250家把部分业务外包到印度。据高盛公司估计，过去3年来美国公司已将20万份服务业工作岗位从本土转到印度。世界著名的大证券商雷曼兄弟公司称该公司外包给印度的维普罗公司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的软件业务将由目前的占其业务量的20%提高到40%。2003年2万名美国人的税收报表是在印度完成后，由电子邮件发回美国。估计2004年此数将达到20万。2003—04年度，印度软件及软件服务120亿美元的出口值中，36亿美元是业务外包业的收入。印度的业务外包市场虽然遭到了美国、英国的一些抵制，但仍将继续扩展。这是因为把业务外包到印度去做，可以降低成本40—60%，并且由于时间差，业务可以24小时不停地进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在利润最大化和效益最佳化的驱动下，对业务外包的需求有增无减，并呈“爆炸性”地增加。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协会(Nasscom)和Evalue Serve的合作调研报告认为，2010年美国的工作岗位数与可以得到的就业者之间将短缺560万。估计其中的320万由移民填补，130万将外包到印度等国，还余下的110万有待补充。报告说，美国的公司们不管出口工作，还是进口专业人才，看好的是印度这个人才库。如果美国的公司不这样做，美国的经济会丧失增长机会，美国不会放弃。国际分析公司IDC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全世界的业务外包市场到2008年将达到6825亿美元。印度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巨大的市场。

　　印度信息技术业的雄厚实力及其发展潜力，对于本国经济的含义不可小看。第一，带来经济增长。目前信息技术业占印度国内产值的份额超过3%。2003—04年度它的出口和国内的产值加在一起近200亿美元。麦肯锡公司预计到2008年印度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出口额将达到570亿美元，雇佣员工400万。信息技术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逐渐被运用到各行各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第二，创造就业机会。印度国家软件及服务协会公布，2003-04年度信息技术业新增加了10万份以上的工作，使该业的从业人员达到了81万。本年度仍将继续这一增幅。第三，吸引海外人才与资金。印度在海外信息技术人员看到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业务外包业市场巨大，已有2.5万人回国发展，同时也带动其他领域的海外科技人才以及企业家投资家等回印度工作、投资。中央政府新设立的海外印度人事务部部长Jagdish Tytler指出，海外印度人有2300万，约2000万能到印度投资5000至5亿美元。他认为海外印度人回国投资的潜力决不亚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中国的华侨华人。第四，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促进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印度有中产阶层约有2.5亿—3亿人。信息技术业的迅速发展，海外印度人的回归将使这一阶层增多且更富，他们的高消费能力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庞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五，加强同美国的联系，提高国际地位。印度信息技术业包括业务外包业的生意主要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而美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60%，占劳动力的2／3。服务业尤其信息技术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成分。印度对美国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深入，意味着对美国核心经济的深入。美国当前仍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国际地位和身价将大大提高。

　　3.印度拥有强大成熟的私营企业，他们的活力和竞争力是印度经济活动的支柱。

　　印度现代工商业产生于殖民地时期，当初他们仿效西方企业、发展现代工商业，基本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一批民族资本的垄断集团。独立后政府大力发展公营部门，令其在经济中居支配地位，私营工商业受到限制。但是在混合经济体制和进口替代方针下，私营企业在“保护国产工业”和“遏制私人资本”的双重政策中，得以保留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也得以延续。90年代，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以后，私营资本尤其大私营资本如鱼得水，被压抑多年的潜能迅速释放，私营企业蓬勃发展。据2003年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称，印度有超过8500万工商业单位，是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天，印度私营部门占了经济的75%以上，并且为合营企业和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老牌的资本大集团扩充壮大，如塔塔、比尔拉等。。塔塔集团下的塔塔机械和机车公司，90年代后期完全靠自己的技术，开发出名为塔塔—印地卡的小轿车，去年获得向英国陆虎公司4年内供应10万辆的订单。新经济企业不断涌现，如信息技术业的维普罗公司、Infosys技术公司、Satya公司，制药业的雷迪实验室(公司)、兰巴辛公司等等。他们不仅是国内现代工业的领军者，而且都已经发展到海外，扬名天下。这两个行业的印度企业已经在海外并购了40多家企业。印度企业的性质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的目标是满足国内的需求，如今在走向世界并赢得相关行业的领先地位。

　　据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型市场经济体所作的调查，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印度排名第六，中国仅为第19。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曾对一批亚洲主要公司的领导层的业绩进行调查。调查在12个国家2500名经理人员和专职人员中进行，要求他们对这些公司的领导层作1至7级的评价。结果印度公司的得分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都高。中国只有两家公司的得分可以与印度最顶尖的10家公司比高低。所有的印度公司都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公司都有国家背景。

　　4.市场化程度加大。

　　印度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称印度为“半管制经济”，指其市场化程度不高。90年代以来，市场化程度加大。除上述私营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外，还表现为政府退出或淡出经济领域，让位于私营部门，或让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存，在市场竞争中求效益求发展。在金融、银行、资本市场方面也向私营部门和外资开放。改革前，国家掌握的银行达90%以上。改革后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进入银行业，2001—2002年度私营银行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7.46%，外国银行占7.3%。公、私、外资三类银行共同经营下的商业银行业务，势必以国际通行标准以市场原则进行借贷，再加上健全的法制，透明、高效、快速、负责成为宗旨，避免了政府行为。商业银行商业化，不良贷款的比例在10%—20%之间，坏帐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同样资本市场也按市场规则操作，公企、私企、外资(附有一定条件)都可以进入。这几年资本市场繁荣而规范，以美元计，印度2003年股市增长73%，这个业绩在世界名列第五。印度上市公司的管治总得分为6.6，中国的上市公司为4.3分。它们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5.承认差距，努力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进入21世纪之际，印度一改以往对中国经济不服气的傲慢，从企业到政府，反复强调要好好向中国学习。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印度在90年代虽然有增加，但直到2000—01年度才23.39亿美元，与中国的四、五百亿美元相差甚远。2000年政府实施外国直接投资“自动批准路线”，即除一小部分属于“否定项目”(指不允许外资涉足的项目)外，外国直接投资只需通知印度储备银行，就可以在30天内进行投资，在下一个30天内，就可以发行股票。免除了过去许多禁止外资的领域和繁复的审批手续。允许更多的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可以达到100%，诸如电子商务、石油冶炼(此前是49%)、电信业、机场修建、旅馆旅游业、发电业等。向私营企业开放的国防工业，外国直接投资也可在相关的私营企业中占股26%。印度在70年代曾建立了几个出口加工区，但是几十年来对经济增长和出口没有起什么作用。从2000年开始印度仿效中国，大力建立旨在发展出口加工业的经济特区。2002—03年度，8个经济特区(包括659个企业)出口了价值21亿美元的商品。还有二十来个特区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并且还建立了28个农业出口加工区。

　　1.落后的农业，其集中表现为低下的生产力、土地分配不公以及贫困。

　　始于60年代中期的绿色革命，使印度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农业革命在80年代又逐渐扩展到中、东部地区。使农业年均增长率达到约4%。但是在经济改革的90年代，这一增长率回落下来。以1992—93年度价格计，1980—81年至1991—92年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9%，1992-93年至1999—2000年间降至.3.6%。如果把林业和渔业除外，这两个相应数分别为4.2%和3.7%。而纯农作物(不包括饲养业和奶业)，这两个相应数为3.4%和2.2%。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是，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近些年来在若干地区的谷物单位产量一直停滞在1吨或不到1吨，几乎所有地区的油料作物、豆、纤维作物的产量都较低。印度绿色革命之父MS Swaminathan认为即使有灌溉的土地，其单位面积产量都不到能够达到的水平的一半。农产品的出口2002-03年度占出口总值的12%，价值64亿美元，而1997—98年度则分别为19%和66亿美元。而此期间，印度出口总值增长了50%。农业劳动力产生的附加值从改革前如1987—88年度的相当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的28%、24%，下降到改革期如1998—1999年度的23%、18%。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从80年代中期的31.6%降至26%，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劳动力的65%。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与工业、服务业的蒸蒸日上形成很大的反差。

　　农业土地分配不公。有不同的估计。一说25%的农户控制了70%以上的耕地，1／3的农户控制不到30%的耕地，余下约40%是少地和无地的农户，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勉强维生。一说小农、边际农(拥有土地不到2公顷的农民为小农和边际农，在印度农村，耕种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户，一般需要2—3公顷的土地才能获得高于贫困线的收入)和佃农三者占农户的近80%，但是仅占经营土地的1／3。这两组数字都表明土地分配很不公平。土地少的农户随着子女成人自立门户，耕种的地块越来越小，而且没有财力作现代投入，生产力难以提高。土地多的农户，一方面也因分家而地块变小，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的制约，不愿意过度扩大土地。许多大土地拥有者是“在外地主”，即长期生活在城市，自己不经营农业，只收取地租。他们对增加投入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兴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因土地不属于自己，没有生产积极性。至于大量的边际农和农业劳工则为求生存出卖劳动力，谈不上精心耕作。此外小农、边际农只能得到极少的信贷、现代技术、市场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进一步阻碍了他们提高生产力。

　　低下的生产力和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势必导致广大农民的贫困。印度官方数字是2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世界银行认为印度有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在农村，城市穷人也来自农村。中、东部几个以务农为主的邦，贫困人口占40%。改革以来，农村的减贫不如城市，如1987至1994年农村贫困减少不到4.6%，而城市达15.5%，尽管在此期间政府发给农村的扶贫款高达1400亿卢比。农村中高达40%的文盲率、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传统的教派对立，更加重了农村的落后和贫困。

　　解决上述三大问题，要涉及许多方面。在物质基础上，需要极大改善基础设施，现在有保证灌溉的耕地只占30%，农业收成好赖完全取决于每年西南季风带来的雨量是否充足。道路、电力也严重不足。在种植和生产方式上，需要多样化，多种植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发展养殖业；对农产品应进行加工以增加附加值。在市场化方面，政府对农产品的储藏、流通、出口诸方面的限制、控制应该取消，向私有部门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在金融财政政策方面，对粮食的收购与分配环节中的价格补贴、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如水、电、化肥)的补贴，需要改革，以确保补贴的好处真正落到穷人身上，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在发放给农民的贷款上，现在小农等弱势农民几乎得不到银行的贷款，不得不遭受农村放债人的高利贷剥削，信贷要保证倾向穷人。还必须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最后应该使广大贫困农民拥有土地权，在这个基础上推行规模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所有这一切，绝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完成的。农业问题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和解决，印度就谈不上现代化，谈不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2.一些重要的改革难以启动或深化，如小工业政策、价格政策、劳工政策等。

　　几十年来，政府为了创造就业、缓解贫困，推行扶植、保护小工业的“保留”政策，即把一大批工业品的生产保留给小型工业部门，大、中企业不得问津，并在原料供应、税收、价格等方面给予优惠。1972年开始执行这一政策时，保留给小工业的品目为177种，后来不断增多，1977年达807种，后又达到830多种。在保护政策下，一方面，小工业不断发展，如2002—03年度小企业增加到357.2万家。2001-02年度的产值增加到74202.1亿卢比。2000—2001年度的出口值增加到6979.7亿卢比(汇率约1美元=45卢比)。2002-03年度的就业人数增加到1996.5万。另一方面，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每年出现大批“病态”小企业，如2001年有近25万家之多。印度经济学家们多年来一直批评这种保护小工业的政策是保护落后、反生产力的，主张取消。但是，直至近两三年政府才取消对皮革制品、鞋、玩具、牙膏、钟表、针织品等的保护，现在保留的品目仍有748种之多。

　　作为兑现向世贸组织的承诺，印度已于2000和2001年先后取消了对1429种商品的进口数量限制(QR)。从而除了300种“敏感”商品仍可以视需要限制进口外，基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在许多劳动密集又有出口机会的领域，小工业保护政策严重阻碍了规模经济和效益的提高，使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商品能在印度和国际市场形成对印度的有效竞争。因此取消这一保护政策成为必然。但是面对小工业对经济，尤其对创造就业的作用，政府只能慢慢来。这就意味着印度仍不得不在一些领域保护落后、维持低效益。

　　改革以前印度的价格补贴很多。如对粮食的收购与分配的补贴，对化肥、农用水和电的补贴以及对外贸的出口补贴，等等。越来越多的价格补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以农业补贴为例，第一，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使本来严重的赤字雪上加霜。第二，扭曲了农民的生产经营，他们往往不顾自然条件多种植耗费水电的作物，还滥用化肥，恶化破坏了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农业技术的全面开发。第三，绝大部分的补贴为农村权势阶层攫取，补贴并未为贫弱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多少好处。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改革十分缓慢。因为这项改革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多地为政治社会因素所牵制。从中央到邦的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三思而后行。

　　劳工政策的改革也举步维艰。印度的工业争端法中规定拥有100名职工的企业，解雇职工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一般是不会同意的。据说世界上存在这种法规的国家只有印度独此一家。印度企事业冗员严重、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工作效率低下。为了使企业有权裁减职工，从1991年起开始讨论修改上述法规。十年后的2001年才提出这样的修正案：拥有1000名职工的企业要解雇职工需经政府批准。但它仍遭到工会组织的反对。劳工法的改革只能说刚刚开始。

　　印度关于经济方面的许多立法(有的还是殖民政府留下的)已经明显不合时宜。1998年一个受命于中央政府的委员会对中央法令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在现行的2500个法令中，有1300个需要修改或取消。委员会建议立即修改109个法令。然而，仅仅繁复的程序，就能想象这项工作进行起来有多难。

　　三、结论

　　1.印度具备民主的体制、完善的法制、不断成熟与扩大的市场、雄厚的信息技术力量、坚实的工业基础、长期形成的企业精神和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是勿庸置疑的。

　　2.印度新政府提出今后10年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8%，有一定难度。第一，人民党执政时期印度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从未有过稳定、持续超过6%的高增长率。2003—04年度增长8%是因为上年度的增长率仅为4%，增长的基数很低。第二，印度仍处于改革之中。新政府要进行政策调整，可能出现反复。经济的协调发展是高增长率的保证，改革必须深化。第三，印度经济增长率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农业收成的好坏。农业的收成又取决于自然条件。印度农业只能保证30%的灌溉，依然处于“靠天吃饭”的被动状态。每年7至9月的西南季风雨(monsoon)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不可比拟的”(unpara Ued)。2002—03年度西南季风雨不足，农业歉收，经济增长率下跌到4%；2003-04年度西南季风雨充沛，农业丰收，经济增长率上升到8%。但是，天公不可能年年赐予印度丰富的西南季风雨。印度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变化，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近十年里就出现了5次。第四，农业的根本改善和经济改革的深化都需要时间。印度社会、经济现状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式的发展。从长远看，印度经济增长的速度，本文首页提到的戈得曼·萨克斯的估计可能比较可信。

　　3.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力量的雄厚是印度的优势。但是，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0亿、贫困人口多达3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从事信息技术产业的只能是极少数。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不可能都进入这个行列。当前，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和中小工业同信息技术业基本不搭界。因此，信息技术业可以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但它不能解决包括贫困、就业等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不能替代其他行业。印度仍然需要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利用信息技术来改造它们，实现这些产业的现代化。

　　4.印度经历了200年外来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统治。独立后的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于世界贫困落后国家之列。近十几年来，经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业、制药业、汽车制造业等进入了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骤增。印度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独立和翻身，民族自尊心大增，因此发出一些赶超强国的豪言壮语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的言过其实，有的至少还为时过早。但是应该看到，这是印度民族一种感情的流露，正如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拉贾·莫汉说的：一些人敢于做起超级大国的梦，体现了这个国家出现的一种新情愫：“45年来，我们第一次从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改说成‘我们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强国’，这使我们在认识自己是谁和自己能做什么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5.中国经济的规模、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增长都优于和超过印度。这里列举西方或印度提出的一些数据。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印度为4600亿美元，而中国已达到12371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2002年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40美元，中国已达4600美元。国际竞争力2004年印度为第34位，中国为第24位。90年代初两国基础设施状况近似，而至今在能源、卫生保健、交通运输三方面的投资，中国分别为印度的20倍、5倍和10倍。制造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中国为1322美元，印度仅381美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经达到1870亿美元，印度才80亿美元。2004年估计中国可能达580亿美元，印度50亿美元。缩小物质上的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尚需时日。但是，中国决不能小觑印度。应该承认印度有长于中国的地方。诸如市场化程度、企业家的水平、金融银行资本市场的成熟规范、信息技术及其服务业的雄厚实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成效等等。中国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持续多年，现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支撑这样的高增长率。中国需要的是协调、高效的发展。印度改革才十年，可能正在进入发展的最佳期，今后某些年份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也是正常的。中印两国正在不断地改善关系，朝着正常和友好的方向发展，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也迅速加强。中国和印度都应该怀着不比高低但求共赢的心态，开展健康的竞争。国际社会看好中国也看好印度。或许像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所说的，21世纪可能既属于“中国兔”，也属于“印度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