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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无奈之中的重建社会学
自清朝以来，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传人中国。民国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大学里设院建系，一批从日本、美国、欧洲留学归来的学者成为中坚力量。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雏形初具，社会科学建立初步的学术规范，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传统。对于中国这样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刚刚起步的国家来 说，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吴文藻、吴景超、李达、李景汉、潘光旦、费孝通等为中国社会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社会学这门本来非常 有前途的学科却被终止了。自1953年社会学专业被取消以后，社会学有两次重建运动，一次发生在1956至1957年，一次是在1978年之后。在这两次 社会学重建运动中，费孝通皆是领袖人物，遭遇却迥然不同。其中揭示的历史意味，启人深思。
一、被迫告别社会学的社会学大师
在中国20世纪的社会学大家群体中，费孝通的治学方式、学术成就以及对社会学的贡献是非常独特的。派克、马林诺夫斯基和吴文藻这3位社会学家 对费孝通的影响很大。在燕京大学时，费孝通曾听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派克的课。派克是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强调亲闻、亲历、亲自参与社会调查，尤其强 调把这些调查结果和社会学家自身的经验融合生长在一起，从而提出基于直接经验的知识。这一点给了费孝通极大启发。1936年到英国留学后，他遇到了马林诺 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是人类学家，“在他之前的多数人类学家属于‘摇椅上的学者’，他们利用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对非西方民族的记载，来整理自己的思路， 描述人文类型，构思人文世界的宏观历史与地理关系”，而马林诺夫斯基非常强调田野工作，强调在此基础上对不同于西方的人文类型中的制度、行为方式、思想方 式进行总体思考。马林诺夫斯基的治学观点强化了派克对费孝通的影响，同时启发费孝通要从文化论的整体观点思考问题。而吴文藻除了给费孝通铺就了通往一流学 者的道路，还在学术上启发了费孝通“社会学中国化”的取向。
在这3位大师的影响下，费孝通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色。他认为单纯把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拿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古书中寻找材料填充到这 些理论中去，是行不通的。同样，设计一些表格问题，雇用一帮学生调查数据的问卷调查法，也是不科学的。他主张的是派克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用费孝通自己 的概括是“行行重行行”的“从实求知”的参与调查手段，通过对不同社区(主要是乡村)的具体调查，然后把相同相近的归纳在一起，得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创 造了“类型比较法”的社区比较研究方法。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上，费孝通提炼出概念，建立“观念中的类型”。比如早期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士绅社 会”到晚年的“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人文生态”、“人类心态秩序”等概念都是这样提出来的。这种被学界称为“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本身 就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1949年之前已经基本成熟。
《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这些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名著已经证明了费孝通作为中国现代社 会学奠基者的地位。费孝通和吴文藻、潘光旦、陈达、李景汉相比虽然在学术辈分上讲是晚辈，但说他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并非过誉。陈达和李景汉都是 社会调查专家，陈达的主要贡献在人口学和劳工问题方面。他们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但是就对社会学学科史而言，费孝通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特别是 1980年之后，当老一代社会学家皆已凋零之际，第二次社会学重建的使命就落在费孝通的身上。
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要出现“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动”，这对于以研究社会文化变迁为使命的社会学来讲本来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新政权却把社会学和政治学、法学以及经济学等看成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代表，将它们列入改造和取缔的行列。
1949年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文法学院课程改革方案，其中没有社会学系的课程。费孝通作了最初的抗争，他召集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 仁大学三校社会学部分教师提出了一个“意见”，要求把文法学院改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暂时不要取消，等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以社会学系的课程为基础，另设 重点专业，如民族、劳动等。费孝通的努力收到了效果，1950年8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社会学系的任务是培养“政府及 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这样社会学系得以暂时存在了。
但是好景不长，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除了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其他的社会学系和有关专业皆被取消。1953年，费孝通在 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 决断子绝孙!”在1953年高校院系的进一步调整中，这两个系亦被并入其他专业。
费孝通被迫告别社会学，转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家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文教部部长等职务。
二、“百花运动”中费孝通呼吁恢复社会学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阐述双百方针时说：“应该考虑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中，依照情况，逐步改组力量，改变有些原 来是错误的和原来并不错误但现在已经过了时的制度和办法，以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 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随着政治空气的松动，1957年初，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主张。吴景超首先发表了试探性的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 吗?》(载于《新建设》1957年第1期)2月20日，费孝通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他在这篇文章中谈了他对恢复社会学的主要观 点。费孝通认为此时没有必要再像几年前那样去讨论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正确，急于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原因是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费 孝通说：“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都有一大堆”，但是这些问题以及人口问题，现在无人研究，不 研究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应该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这样可以搞出一 套学问。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不必争论。“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三个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个顺眼些的名字来，当然也 好。也许现在还有些人怀疑这些是否够得上称什么学，我想也不必在这个字上引起争执。如果大家承认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调查，称作 ‘社会调查’也可以。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应该说费孝通的话说得心平气和，亦非常注意策略和富有建设性，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理论依据。就在费孝通这篇文章发表不久，1957 年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而且要求放开言路，继续贯彻双百方针。他说：“现在科 学家们就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是先生领导学生，还是学生领导先生?当然是先生领导学生。”他还特别告诫党内同志“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毒草，不 要怕牛鬼蛇神，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发展真理、发展科学、发展艺术。”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费孝通豁然开朗，他提的那些社会问题不正是毛泽东讲的人民内部矛盾吗?社会学就应该以人民内部矛盾为解决对象。接着费 孝通在会议上以“社会问题还应研究”为题发言。费孝通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应当按行改造，使旧人员能归队，作全面安排。”公开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要 求。
4月5日，民盟中央主办的《争鸣》月刊邀请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曾昭抡主持。费孝通因病没有出席，但是，他就社会 科学等问题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书面发言。他认为需要改变对待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是出在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 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费孝通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不仅代表统治者的一 方面而且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码的一步。后来， 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交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第三部分——“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主要就吸 收了费孝通这个书面发言的内容。在曾昭抡请费孝通修改《意见》时，费孝通加了一句话，“应恢复的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重视的即重视起来。”这实际再 次提出要求恢复社会学的主张。
4月10日，《新建设》根据中宣部的意见召开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陈达、吴景超、李景汉、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吴文藻、林耀华、袁方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费孝通主持，会上着重谈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问题。
这次座谈会因为有中宣部的背景，所以与会专家都认为领导上已经同意恢复社会学，要讨论的是怎样搞法。讨论中实际上是有分歧的，一种是要建立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一种是要恢复传统社会学。当然后一种口头上不是这样说的。费孝通在会议上并没有发言，但是他显然主张后一种意见。费孝通再次阐明了自己 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新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同时它也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是，有了基础并不等于有了房子。历史唯物主义教程里不可能包括许 多社会问题的具体分析，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也绝不能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费孝通认为：“新社会学的内容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和 指导下，来进行具体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从而累积对这方面的知识把它系统化，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他建议一方面从若干当前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入手，从实 践里来建立新的社会学，另一方面应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工具，对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费孝通说：“我想首先要把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若干 主要流派，系统的加以介绍。介绍时要力求符合原意，然后，严肃的，实事求是地，从立场、观点、方法各方面进行分析，明确他们错误在什么地方。同时，我们在 进行研究工作中，也会由于我们自己受着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影响，出现错误和缺点，因此，也必需不断的对我们自己的工作进行批评。我们这些旧社会学里成长的 人，对自己还需要一个改造的过程，我们必须在不断自我改造中去建立新的社会学。”
1957年4月23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召集在京部分社会学家开会，会议由潘梓年主持。对于这次会议，潘梓年后来说，“当时右派分子 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没有暴露，我们以为他们经过七八年的思想改造，立场应该已有所改变，可以在这方面为人民做些工作……所 以当时曾决定要他们推出几个人组成一个筹备小组来酝酿，在适当时期，在学部下面成立一个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但是“他们居心叵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大肆活动，文汇报和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别有用心的报道，说我们在筹备建立什么‘社会学工作委员会’了”。不管潘梓年如何解释，这个会议的确推出了陈达、吴 景超、吴文藻、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为中科院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委员。
费孝通从江苏视察回到北京后，主张尽早开会，一方面商量具体工作方法，另一方面，争取在即将召开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为人口问题研 究等项目申请专款。6月9日下午，在北京南太常寺12号陈达家里召开“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会议由陈达主持，讨论了恢复社会学 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步骤。费孝通的思路仍然是自己一贯坚持的从解决问题人手，不必在社会学名称上纠缠的做法。他认为首先是抓队伍，要把过去教过社会学的、学 习社会学的学生情况调查清楚，进行适当安排。要有长远的计划，恢复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必须先从开课开始，要先集中一批人准备制定教学计划，准备功课，可以以 中央民族学院和人民大学为基地，准备好了再散开。其次社会学研究还是应该从具体的调查研究开始，他主张在北京农村开展人口调查，在北京市区进行城市社区社会调查，积累资料。
总之，费孝通认为恢复社会学不是为社会学者争名利，而是新中国社会转型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需要。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并非毫无 价值，它既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也部分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它的很多方面是值得继承的。恢复社会学要从解决具体问题人手，先在“社会问题调查”的名义 下，把社会学的部分内容比如人口、婚姻、儿童、养老等问题先搞起来，积累材料。大学社会学系的恢复也要从集中人才，制定教学计划，争取在大学里先开始社会 学方面的课程下手。费孝通的主张是务实和策略的。
三、遭遇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
就在恢复社会学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开始费孝通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大运动的开端，而且更 没有意识到恢复社会学会面临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很快，费孝通成为反右运动批判的重点人物，遭到了来自不同场合、不同层面的立体批判。1957年6月 2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正值反右高潮，大会的各项报告和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都充满了火药味。6月 28日起，会议开始集中批判右派分子。郭沫若、潘梓年、胡绳等社会科学界的领导人物在会议上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运动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批判。
人大会议结束以后，中国科学院在7月中旬召开了有100多位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批判《意见》。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的问题，郭 沫若说：“还没有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在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的科学部门——社会科学工作方面的阴谋活动，我们认为，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但是尚未获得全胜，我们决不能就此结束战斗，中途收兵。”在郭沫若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在1957年8月29日至31日召开会议，专门批判资产 阶级社会学的复辟问题。会议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潘梓年主持，他说：“在我国过去学过旧社会学的人当中出了不少右派分子，这是同这门科学的极端 反动性分不开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在3天的会议中有14个人作了大会发言，对费孝通、 吴景超、李景汉、陈达、袁方、赵文壁、潘光旦、吴文藻等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9月18日至23日，中国科学院再次召开会议专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问 题。66位社会科学界的名流作了大会发言，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在恢复社会科学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的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和陈振汉等人。这一系列会 议的目的就是要在学术场合，让社会科学界的同仁从学术层面批倒费孝通等人。这中间还穿插了中央民族学院组织的一系列会议，从1957年7月7日到7月29 日，中央民族学院陆续开了5天批判会，专门批判费孝通等人。
在这些批判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教学与研究》、《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很多批判文章，全国舆论界对费孝通展开了公开“声讨”。费孝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据笔者根据《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共3辑)以及中央民族学院编的《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的有关资料索引》统计，公开发表的批判资产阶级 社会科学复辟的发言以及揭批文章大约有159篇，其中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大段内容批判费孝通，专题批判费孝通的文章不少于70篇。同期，还正式出版了李达的 《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黄万纶的《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和孙定国的《粉碎资产阶级右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等小册子。有关单位汇编 了《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共3辑)、《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两辑)、《章罗联盟骨干分子费孝通所著“中国农民生活”一书的摘 译》等资料。
从上述文献看，费孝通主要遭到了3个方面的批判：一是郭沫若、潘梓年等思想战线领导人物的批判；二是李达、侯外庐、孙定国等社会科学界专 家学者的批判；三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些同事和学生的揭发谩骂。郭沫若在人大四次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意见》并暗中点了费孝通的名，他说“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 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谰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历史上一切知识的总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 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这里的“有人”显然就是指费孝通。9月18日，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的 座谈会上直接指出费孝通2月2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中提出的希望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 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所以我们说，资产阶级右派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什么学术范围以内的问题，而是一种重大的政治 阴谋”。9月23日，郭沫若对费孝通嬉笑怒骂，完全失去了一个领袖人物应有的矜持，他说：“右派分子费孝通，他是身兼两职，既是军师，又是闯将。我觉得这 个形象好得很!大家不是看过‘打渔杀家’嘛?不是有一个军师，还有一个教师爷吗?费孝通就是军师又兼教师爷的这种一身二任的角色。”郭沫若的讲话把费孝通 推到了批判的靶心。
潘梓年是思想战线的另一位领导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分党组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因为曾经赞同恢复社会学，为了划清 界限，他对恢复社会学的批判就更为严厉。在人大四次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民盟中央的《意见》是章罗联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对于基本按照费孝通意见草拟的“关 于社会科学的问题”部分大加鞭挞，说是丑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化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指责“不少旧学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立场观点没有完全改过来，资产阶级 思想包袱还很重，必须对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活动揭发批判，挽救教育资产阶级学者。”8月29日，潘梓年直截了当地指出，早在2月份，费孝通的《关于社 会学，说几句话》“就已经在许多‘曲笔’的掩护下面宣传着右派图谋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反动纲领。”他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彻头彻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反科学的，我们必须在原则上予以否定。”
思想战线领导人对费孝通的公开批评给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指明了斗争方向，有些人对费孝通的批判火力之猛、语言之尖刻、调门之高甚至超过了郭沫若等人。
翦伯赞指责费孝通的“早春天气”“用了极其刻薄的言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是章罗联盟动员反马克思主义力量的一个宣传文件，在这 篇文章发表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就愈来愈猖獗。就《意见》提到的恢复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翦伯赞认为这暴露了“这个纲领是企图在组织上取消共产 党领导，在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篡夺思想领导权的无可抵赖的供状。”
侯外庐、吕振羽、罗常培、马寅初、金岳霖、黄子通等社会科学界的名流纷纷声讨费孝通，无限上纲上线，说费孝通“反党反社会主义”。侯外庐 说费孝通继承了他的祖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殖民社会学”，“做了一名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反动同盟的买办式的高级情报员或政治设计的情报员，一直和共产党 和马列主义作对。”侯外庐强调“在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策划中，费孝通是一个主犯!”吕振羽说“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意见》的中心，是费孝通《关于 社会学，说几句话》等文章的具体化。他指责费孝通“极无赖地诬蔑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 承的。”’吕振羽反问：“难道除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和政府，能这样爱护和珍重伟大祖国文化遗产以至全人类的文化 遗产!”他说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根本的原因是费孝通等右派分子掌握社会科学，“作为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阵地”。
金岳霖抓住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主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批评费孝通说：“费孝通要的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加深矛盾，甚至于无中生有地捏造矛盾。他只是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招牌下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学活动而已。”
费孝通是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他在中央民族学院遭到了口诛笔伐式的批判。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夏康农说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主要 是“费孝通在串通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同伙(其中的老同伙，无例外地都是多年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王朝反动势力服务的人物)进行暗中策划、组织和制造出来 的。”他说费孝通是买办资产阶级最末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央民族学院另一位副院长苏克勤说费孝通大部分工作都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他说，《中国农民生活》得到反动的功能学派 头子马林诺夫斯基的称赞，《禄村农田》得到中英庚款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津贴。英国文化协会和美国太平洋协会给费孝通出版了抗战时期在云南的调查报告。
王静如说：“费孝通这一群反动知识分子，在民盟中的反动小集团内订出所谓‘保护科学家’计划，以对抗政府科学工作计划。以我个人和其他人的经历证明，他们这些人正是迫害科学家的人，他们是‘教授治校’的把头，流氓。只有党才是爱护科学家，才能领导科学家走向坦途。”
杨成志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把一个村的情况说成是“中国农民生活”是非常荒谬的。“把我国情况贩卖给帝国主义者为换取自己的学衔和英 镑。”1957年写出的企图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访江村”，1953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士绅》和《江村经济》一样，都是“卖国求荣”。他说费孝通 “20年来始终如一，积恶成灾，布满国内外，比章罗两孽还更毒害的‘狐狸精’，我们若不把他连皮带骨彻底粉碎，后患何堪设想!”
有人指出：“费孝通在学术上有很大野心，像在政治上企图把民主党派变成一个反对党，首先为资本主义开拓一个地盘，然后进一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一样，他还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首先在学术界占领一个阵地，然后进一步消灭学术思想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费孝通、吴文藻、潘光旦等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还把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带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吴恒就是其中之一。在批判费孝通时，这些 学生也起来揭发自己的老师。吴恒代表中央民族学院的19位青年教师发言，他说：“社会学教授绝大多数都是不学无术，在学术上是真空管，在思想是满脑子的反 动毒素。社会学教授上课的时候满口洋话，但是，他们写起汉字却别字连篇，……费孝通在讲课时就是一贯天南地北，胡说一通，见飞机说飞机，见汽车说汽车，没 有可说时就只好扯家常，谈谈他的老婆和女儿了。他讲课的态度极不严肃，东摇西摆，有时一屁股坐在讲台上，就这样开起他的话匣”，社会学系学生什么也学不 到。
周叔莲是费孝通的助手，曾参加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他说：“当我们……着手调查该村解放后土改、合作化、生产力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等情况 时，他却反对我们这样做，要我们先计算1936年和1956年该村农民的平均收入。”“他叫我们进行这种计算的意图是十分毒辣的。开弦弓村1936年收入 是解放前最高收入水平，费孝通选择这个村1936年和1956年的收入相比，目的是要得出1956年该村合作化后农民收入还不如解放以前的结论。”周叔莲 认为费孝通的调查方法就是“抹煞成绩、夸大缺点、搜集落后现象、捏造情况、伪造数字、制造矛盾、扩大矛盾等手法诬蔑中国的农村，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攻击 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大肆渲染资本主义的优越，寻找在农村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
面对如此毫无理性的批判甚至谩骂，费孝通乱了方寸，不停地反省、检讨自己。
1957年6月17日，费孝通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检查自己的立场，6月18日，费孝通在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自己“昨天在国 务院座谈会上的检讨，也还不够。我没有抓到中心问题。章伯钧是要用民盟来做他的事情，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要把我们引上反社会主义道路。”6月19 日，费孝通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表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及《早春前后》没有站稳立场，强调了业务学习的重要性，忽视了知识分子政治思想教育，必 须接受教训。6月20日，费孝通给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苏 克勤写信，说：“我主观上一直是接受党的领导的，在感情上也一直是信任党的，我初步检查，还觉得没有在这一条界限上动摇。”6月21日起，费孝通不停地在 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民盟中央扩大会议、人大会上检讨。这期间，毛泽东还找费孝通谈了一次话。7月3日，费孝通在民盟中央整风会议上揭发了章伯钧和罗隆 基。7月13日，他不得不在人大会议上作了“向人民服罪”的检讨。
对于“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费孝通检讨说：“我在院系调整前就为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进行了反动活动。取消社会学系心怀不满。同情资产 阶级社会科学旧人员中一些没有改造过来的人的苦闷和困难，而不是帮助他们去改造，反而代表他们的落后要求，向党政进攻。利用党对这些人的关心，委托我了解 情况的机会，向党提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要求，而且通过合法组织，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进行了宣传和提出了具体计划，又在民盟所提出的反动科学纲领 里增加了恢复旧社会科学的条文。这些都是违背党的政策，而且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和章罗联盟的阴谋是分不开的。我具体执行了章罗联盟 的反动科学纲领，在文教界进行了反动组织和宣传，这些都是应由我负责的罪行。”
费孝通的自我批判并没有得到宽大处理，他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开始了长达23年的冷冻期。在政治高压下，师友反目，同窗相残。对于这场遭 遇，费孝通刻骨铭心。晚年的费孝通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以后，一直到反右之前，有一股劲，一种正气，一种进取创造的热情，知识分子在等待一个新时代。可 是，“1957年以后伤到了骨子里，精神被扭曲了，灵魂被挫伤了。”“假话充斥，真话绝迹，人以虚伪面貌待人，出现了两面派，道德被扭曲了，共同语言没有 了，正气被泄了。”除了这种心灵的扭曲外，对费孝通等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权威”的批判意味着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辉煌成绩的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已被彻底否定，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基本中断，学术沦为政治的奴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