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税出盛世

2009-11-12 | 低税出盛世

     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我们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的真实反映。

　　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和今年将近9万亿元天量信贷的放出，中国的GDP数字越来越好看了。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的“铁公鸡”项目大规模上马，国企一掷千金争抢“地王”，国有煤矿在大规模地兼并民营煤矿，国企的挥金如土和炫目的公共工程堆出了漂亮的GDP。然而，这些项目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就业和大多数人收入的改善。

　　与热火朝天的国企投资相比，中小企业的状况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近国家统计局偶然透露的一个数字，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聚光灯之外的中小企业的窘境。8月3日，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分析文章称，2009年上半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即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而同期全国工业企业用电量下降5.9%。用电量剧降的原因，肯定不是中小企业能耗、技术的突然升级，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订单的减少，企业的倒闭。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过这一轮金融危机和国家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资源正在向国家一方聚集，而民营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这种打击来自很多方面，其中最大的因素之一则是税收。

　　税收增长并非喜事

　　大约从2009年5月开始，一场没有事先张扬的税收稽查风暴开始了。其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国家财政收入下降。2009年1～4月，全国税收收入出现罕见的连续负增长，这使得税务部门很紧张。于是，5月份稽查风暴开始了。尽管当时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谷，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恢复正增长，与去年同比增长了5%，6月份这个数字达到了19.6%，7月份达到10.2%，而8月份则达到了36.1%，9月份32.9%。终于，税收又恢复了我们所熟悉的数倍于GDP的增速。

然而，在大规模税收增长的背后，支撑力量并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更多的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税贡的增加。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减负，但长期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为中小企业减负”成了政府部门的一句套话和空话。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税务部门面临着现实的任务压力，他们不得不加强稽查，对中小企业变本加厉地征税，而且企业的税外收费如工商费、质检费、城管收费、消防收费、街道收费、卫生防疫收费、环保收费、交通行政、安全收费，等等，层出不穷。被超额压榨的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包括江浙、广东一带的民营企业就不得不选择放弃，他们宁可把工厂关闭，将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些退出实业经营的民营企业的资金也成了今年房市、股市大涨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

　　在我国传统的宣传思维中，财政收入的增长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当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这些税是每个人的血汗钱。在当前这个房价飞涨、物价高企而收入却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些血汗钱对普通老百姓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我们的税收痛苦指数为什么会高居全球第二？我们当前的税收体制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税制？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轻税的

　　要改变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减税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政策之一。

　　轻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减税将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活力，解决就业问题，提升社会财富，延长经济繁荣周期，并为国家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源；同时，减税将使得进入房地产和股市的资金重新回流到实业领域，从而消除资产泡沫，也有助于房价理性回归。今年初，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会议递交了一份发言稿，称：在2008年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如果将政府附加在房价上的税费降下来，将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降低房价，这将实质性地造福民众。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欧洲经济陷入“滞胀”。当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与白宫助理戈尔聊天的时候，谈得兴起，就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曲线，解释税率与税收总收入的关系。他认为，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而无限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程度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1980年，里根在选举中以包括“拉弗曲线”在内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作为竞选纲领，赢得了总统大选后，里根总统推动了以减税、私有化为核心的“里根革命”，使得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我国汉代的“文景之治”也完美地诠释了“拉弗曲线”。面对战乱所带来的民生凋敝、经济衰退，汉文帝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赋税从“十五税一”大幅度降到“三十税一”。大规模减税的结果，不但人口增加、粮食生产和商业贸易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变得殷实富裕，而且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据《史记》记载，经过“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初年，皇家粮仓由于存放作为农业税收上来的粮食过多，以至于粮食都腐烂而不可食；与此同时，政府收上来的工商业税也使得国库空前充盈，京师的政府库房里钱财以千百万计，连串钱的绳子都腐朽断掉了。

　　中国历史上的繁荣盛世，无不是采用让利于民的低税制，而几乎每个王朝的覆灭，都与横征暴敛的高税制有关。历史和现实都在证明一个事实，大规模减税、休养生息、还富于民，是经济繁荣的不二法门。

　　2009年，我国出台了一些减税政策，包括影响深远的企业增值税的改革，使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这项政策的整体减税幅度估算超过2000亿元，但相对于超过6万亿元的税收规模来说，这样的减税幅度实在是杯水车薪。9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中小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半。但其实，小企业按20%税率缴纳所得税早已在2008年就已经实现。这种减税政策，不能说是直接减税，也不能根本性地解决小企业的生存难题。

　　我们当前需要的是大幅度的普惠性的减税。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都应该大幅度地降，把我国建成世界上税负最轻的国家，这样才能真正刺激经济的发展。藏富于民，并建立纳税人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和发展，能给政府税收创造可以长久支撑的牢固基础。

　　优良的税制一定是纳税人主权的

　　然而，政府自有其行为逻辑。政府的项目一旦上马，很少有下马的可能。政府的各项开支也很难压缩，政府的公务员系统也基本上只有一个趋势，那就是膨胀、膨胀、再膨胀。在政府开支不断膨胀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只能向企业和个人不断收取。

　　就基本的税制来说，我国的税制基本上是国家本位，而非民众本位。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多从如何保证国家有充足的预算角度来考虑，而并非从富民角度来考虑。例如，在2009年“两会”上，本来应该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但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下滑，这个问题就搁置了下来。我国的税收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规定的税收原则：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即便是在宪法里，也只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提及纳税人的权利。

　　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很混乱，真正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其他税种均是由国务院或其相关部门颁布。政府各种收费，则更加五花八门，随便一个低级别的行政部门，只要发个通知、文件、批复、函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收费。实际上，是政府自己决定税怎么征，然后自己执行、自我监督。外力的监督根本不存在。在现有体制下，纳税人所缴纳的税费是被动的，通常是由政府部门关门制定一项政策或条例，再下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合法地收费。政府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怎么花钱，纳税人根本没有权利过问。

　　要改变当前税收体制的弊端，长远来说应该通过体制改革，赋予纳税人完整的权利。比如，纳税人的代表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要真正履行其职能，制定税收方面的法律只能通过人大，而不能通过其他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拥有对政府机构的监督权、审计权和对主要部门负责人的人事任免权，并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真正落实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就当前来说，可行的途径是，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并逐步把各个政府部门与税收有关的立法权收回，并禁止任何行政部门发布收费文件、通知等，逐步将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并轨到税收中来。

　　通过人大，可以一方面组织专家审查现有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提出大规模的减税方案，并提交全民进行讨论，并通过人大立法确认。

　　对因减税而可能产生的财政赤字问题，则通过人大审查政府部门的年度预算，大力削减一些无关紧要、浪费严重的项目，大力精简政府机构，裁减公务员数量，将一些可以社会化的政府职能取消或者外包。

　　而当前最有条件做的，应该是建立政府部门的预决算公开制度，让各个政府部门将预决算执行情况随时在网络上公布，接受公众的监督。

    铅笔经济研究社 陈青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