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乱必起于“盛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1:27:37
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乱，往往不是起于民不聊生的衰败之世，而多爆发于“太平盛世”。
如果不是秦始皇死得早，如果不是秦二世太不争气，秦王朝恐怕不会轻易“二世而斩”，楚人发难之际其实正是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逐匈奴、下岭南国势鼎盛之时；
西汉初期无为而治，很快换来天下“太平”，南方各诸侯国尤其富庶，他们却领头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七国之乱”；
汉末王莽易鼎，天下汹汹，其时正是大土地制度登峰造极之时，上层社会之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结舌；而东汉黄巾起事之时，社会状况亦如是；
三国分鼎，各自修养生息，恢复生产，西晋建国不久即臻“盛世”，而有石崇等辈“斗富”的故事，正是此时爆发了“八王之乱”，由此国将不国，很快北方尽丧夷狄；
隋朝建立，华夏一统，国势巍巍，百姓富庶，炀帝乃掘运河、征高丽，不想却引得天下大乱，又一个“二世而斩”；
唐明皇承先祖余烈，奋发有为，而有“开元盛世”，不想乐极生悲，而有“安史之乱”，心爱的妃子也吊死马嵬坡，后虽平定，而国势衰落，大唐论为藩镇之天下；
历史拿两宋开的玩笑更大，两宋皆富得流油，而末期国势亦很强大，北宋末联金灭辽不久却为金人所灭，南宋末联合蒙古人灭金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两宋虽未亡于大乱，却是地地道道亡于盛世；
元朝，统治者乃禽兽，不提；
明朝直至末期，国势鼎盛，民间富庶，而皇帝亦很开明，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科学革命”，仅因西北一地灾荒而致酿成大乱（此乱其实仅仅是以西北李、张为主导的兵痞耳！所谓“起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乱”，南方人民未有从者，皆抗暴耳），崇祯皇帝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然左支右绌，以至亡国。（有人责怪崇祯杀了袁督师，其实假如崇祯真是个昏聩之君，那时最高权力也许根本就不在他的手里，更轮不到他长期主持军政，坚决两边作战；假如他真是昏君，也许像老袁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脱颖而出，更别提在边塞立下不世之功了）
清初150年号称“康雍乾盛世”，而后却国势立衰，乃有白莲教起义，八旗尽废，乃用绿营；后太平军起事，绿营尽废，而起团练，而有湘、淮军；甲午战败，淮军尽没，而有袁世凯小站练新军。假如清朝不知改革（至少在军事上），恐怕早亡于白莲教或太平军。（自然，清朝最终也正部分亡于军事改革上——南方新军起事，北方新军统帅袁世凯逼宫！）
呜呼，中国两千年来之丧乱，皆起自“盛世”耶？
其实，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奇怪。问题还是出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上。两千年来，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确切地说，专制主义制度，仅仅是一种保“稳定”、保“秩序”的制度，而促“发展”本来就不是这种制度的应尽义务。专制主义的“发展”观，其实是一种线性发展观，而这也正是毛氏酿造“大跃进”历史悲剧的历史基因。
我们也看到，两千年来的各朝各代，建国之初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商业和手工业也会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看来专制主义政治也无法钳制经济发展。但问题是，商人是如何获得发展经济的权力的？不是别的！就是通过政治赎买，就是行贿！而官场中下级向上级的送礼，则还是间接的商业赎买。
也就是说，中国历朝代历代的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吏治腐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与吏治腐败的程度成正比，经济越发展，吏治也越腐败！而当官僚机器腐败到极点，在没有能力（任任唯亲）、没有效率（没钱不办事）或没有威严（因受贿而玷污了形象，以至于让百姓觉得没有什么拿钱摆不平的）的情况下，天下不乱待何？
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无他，唯民主耳！
而今天，官僚资本已经形成。虽然社会生活越来越多样化，但社会结构却越来越固化，中产阶级根本没有形成，社会公民阶层根本没有出现。看来被俞大教授称为“好东西”的民主，只能靠权贵的施舍来实现！
对于有过无数次治乱兴亡的国度，许多事情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干什么呢？还是听听歌吧，这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
如果不是秦始皇死得早，如果不是秦二世太不争气，秦王朝恐怕不会轻易“二世而斩”，楚人发难之际其实正是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逐匈奴、下岭南国势鼎盛之时；
西汉初期无为而治，很快换来天下“太平”，南方各诸侯国尤其富庶，他们却领头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七国之乱”；
汉末王莽易鼎，天下汹汹，其时正是大土地制度登峰造极之时，上层社会之穷奢极欲令人瞠目结舌；而东汉黄巾起事之时，社会状况亦如是；
三国分鼎，各自修养生息，恢复生产，西晋建国不久即臻“盛世”，而有石崇等辈“斗富”的故事，正是此时爆发了“八王之乱”，由此国将不国，很快北方尽丧夷狄；
隋朝建立，华夏一统，国势巍巍，百姓富庶，炀帝乃掘运河、征高丽，不想却引得天下大乱，又一个“二世而斩”；
唐明皇承先祖余烈，奋发有为，而有“开元盛世”，不想乐极生悲，而有“安史之乱”，心爱的妃子也吊死马嵬坡，后虽平定，而国势衰落，大唐论为藩镇之天下；
历史拿两宋开的玩笑更大，两宋皆富得流油，而末期国势亦很强大，北宋末联金灭辽不久却为金人所灭，南宋末联合蒙古人灭金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两宋虽未亡于大乱，却是地地道道亡于盛世；
元朝，统治者乃禽兽，不提；
明朝直至末期，国势鼎盛，民间富庶，而皇帝亦很开明，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科学革命”，仅因西北一地灾荒而致酿成大乱（此乱其实仅仅是以西北李、张为主导的兵痞耳！所谓“起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乱”，南方人民未有从者，皆抗暴耳），崇祯皇帝表现还是很不错的，然左支右绌，以至亡国。（有人责怪崇祯杀了袁督师，其实假如崇祯真是个昏聩之君，那时最高权力也许根本就不在他的手里，更轮不到他长期主持军政，坚决两边作战；假如他真是昏君，也许像老袁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脱颖而出，更别提在边塞立下不世之功了）
清初150年号称“康雍乾盛世”，而后却国势立衰，乃有白莲教起义，八旗尽废，乃用绿营；后太平军起事，绿营尽废，而起团练，而有湘、淮军；甲午战败，淮军尽没，而有袁世凯小站练新军。假如清朝不知改革（至少在军事上），恐怕早亡于白莲教或太平军。（自然，清朝最终也正部分亡于军事改革上——南方新军起事，北方新军统帅袁世凯逼宫！）
呜呼，中国两千年来之丧乱，皆起自“盛世”耶？
其实，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奇怪。问题还是出在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上。两千年来，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确切地说，专制主义制度，仅仅是一种保“稳定”、保“秩序”的制度，而促“发展”本来就不是这种制度的应尽义务。专制主义的“发展”观，其实是一种线性发展观，而这也正是毛氏酿造“大跃进”历史悲剧的历史基因。
我们也看到，两千年来的各朝各代，建国之初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商业和手工业也会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看来专制主义政治也无法钳制经济发展。但问题是，商人是如何获得发展经济的权力的？不是别的！就是通过政治赎买，就是行贿！而官场中下级向上级的送礼，则还是间接的商业赎买。
也就是说，中国历朝代历代的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吏治腐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与吏治腐败的程度成正比，经济越发展，吏治也越腐败！而当官僚机器腐败到极点，在没有能力（任任唯亲）、没有效率（没钱不办事）或没有威严（因受贿而玷污了形象，以至于让百姓觉得没有什么拿钱摆不平的）的情况下，天下不乱待何？
如何走出这个怪圈？无他，唯民主耳！
而今天，官僚资本已经形成。虽然社会生活越来越多样化，但社会结构却越来越固化，中产阶级根本没有形成，社会公民阶层根本没有出现。看来被俞大教授称为“好东西”的民主，只能靠权贵的施舍来实现！
对于有过无数次治乱兴亡的国度，许多事情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们能干什么呢？还是听听歌吧，这不——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