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次贷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英］克里斯·哈曼著 嵇飞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8年春季号刊登了克里斯•哈曼题为《从信贷吃紧到全球危机的幽灵》的文章，认为当前由美国蔓延到全球的次贷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持续低迷的最新恶果。美国曾先后利用广场协定向德、日，利用新自由主义向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利用金融化向全球转嫁这一利润率危机。现在面临次贷危机，美国可能在国内依靠高额的军事支出，在国外加强对有战略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进攻来应对这一场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金融危机有不同层次的先例可以援引。8月份，当危机开始显露的时候，一开始是把它与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盘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反常的事件，少数几个人的罪恶之举暂时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后来，随着银行开始明显陷于痛苦之中，比较的对象成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在那场危机之中，银行的损失价值相当于美国经济产出的3％。现在，在市场经历了极为不堪的一周时间之后，有人在小声说这次甚至可能搞大了：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金融时报》的莱克斯专栏显示了那些本应为这个体系提供某种指导的那些人所遭受的惊慌失措，他们时而极度慌张，时而盲目乐观，时而只能寄希望于事情会好起来。
 
指责银行人士
 
对这次危机最为容易的解释是指责那些银行人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指出：这次危机“是对几个世纪以来金融领域屡见不鲜的荒唐行径的亦步亦趋”。IMF的另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拉格胡拉姆•拉加斯(Raghuram Rajas)认为，问题在于银行人士在进行借贷时获得的巨额奖金。亿万富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指责“金融当局”，说它们“为刺激经济……注入了流动性”，这“促使信贷扩张不断加大”。甚至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加入到这一片指责之声当中，宣称金融体系“某个方面看来处于失控状态”。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那与他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兄弟领导着卡莱尔集团(Carlisle Group)的欧洲分部，而这个集团的对冲基金已经崩盘。
大部分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现在认为，在被打入冷宫30年后，他们重见天日的机会已经到来。
 
深层次的不平衡
 
可以简单地指责银行人士的贪婪和短视，但这并不能解释他们是如何轻易地得到了他们豪赌的那些资金的。这样做还避开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这些借贷的话，世界经济原本会表现出何种形态。
有些强烈亲资本主义的评论人士在惊慌失措之中提出了这些问题。例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写道：这次危机源自“全球宏观经济的失序”，而非简单的“金融脆弱性”或者“重要的央行所犯下的错误”。如沃尔夫这样的评论人士注意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中，有些国家“储蓄”相对于投资有盈余。他们指责的对象通常是东亚。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经咒骂这种“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储蓄”推动了对美国借贷的高涨。但盈余也在较为靠近本土的地方形成：“几乎所有工业国地区的投资率普遍都有下降”。按一份报告的说法：
 
“这种充斥于各地的储蓄的真正推动者是公司部门。2000年到2004年间，6国集团(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全部经济体之中公司储蓄由负转正的金额超过了一万亿美元……公司储蓄的这一增长是真正全球性的，它涵盖了三大主要的区域——北美、欧洲和日本。”
 
换言之，“(美国)企业现在不是在支出它们过去的利润，而是在把这些利润作为现金积累起来”。
这样的一种储蓄过剩所具有的效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而且卡尔•马克思在这之前60年——就曾指出过。只有生产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能卖出去，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正常运转。这只有在人们支出生产商品的所有收入——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是，如果资本家并不支出其全部的利润(或者用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者更为重要的，进行投资)，那么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就会扩散到整个体系。无力卖出其产品的企业的反应是解雇工人和取消订单，而这反过来造成市场的进一步收缩。一开始是储蓄相对于投资的过剩，最终以可能会滑入萧条的衰退收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认为，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它的发生。政府可以进行干预，鼓励资本家支出他们的储蓄——途径是改变税率和利率，这使得投资对于企业而言更为有利可图；或者是政府借钱自己进行投资；再或者是向消费者发钱，鼓励他们进行消费。这些方法在短期内偶尔起到了作用。政府的投资或者给消费者发的钱马上为没有售出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市场，鼓励企业增加其产出，而作为一个副产品，这样做增加了税收收入，它足以支付政府的额外支出。
但是，当面临着严重的衰退时，这些措施的长期效果具有内在的限度。政府借的钱最终必须要偿还。否则币值会下降，通胀随之而来。如果以向利润征税来偿还支出，这会削弱对于投资的激励；如果以向消费者征税来偿还，这会降低他们的购买力。凯恩斯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向英国政府推荐的措施原本并不完全足以结束当时的大规模失业，而以这种方式应付20世纪70年代那场危机的尝试，只不过在不断增加的失业之上又加上了不断增加的通胀。
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借贷和支出在吸收储蓄与投资之差造成的盈余方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美国军事预算领域。“2000年至2005年官方的军事开支平均达……非居民私人投资总额的42％”，尽管“官方的数字……排除了大量本应包括在军事支出之中的开支”。但与政府支出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为购买他们以其工薪无力负担的东西，迅猛增加借款。次级抵押债务就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2001年，当“9•11”造成的恐慌可能会加剧已经不断在加深的衰退时，美联储当时的主席格林斯潘鼓励金融市场变本加厉地提供这种借贷。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里卡多•贝罗费奥里(Riccado Bellofiore)恰当地指出，这种反应是“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这还不仅是一个中央银行行长为其经营着私人大银行的朋友提供照顾的问题。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认识到的，“多余的储蓄”产生了“一种需要，即需要形成大量的抵消性需求”，而向穷人借钱则提供了这种需求。“美国家庭的支出必须超过它们的收入。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除非其他方面有所改变，否则经济将会陷入衰退”。“只有美联储愿意接受长期的衰退，也有可能是一次萧条，它才能在一开始就避免采取看来是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换句话说，只有金融泡沫才阻止了衰退较早就发生。这其中的含义是这个体系整体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它不会简单地由金融监管者们解除。中期而言，美联储和布什政府所采取的那类行动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它们以降低利率和减税来刺激消费。马丁•沃尔夫以凯恩斯的一个隐喻称这种做法是“从直升机上”向下扔钱。但这类措施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是再次导致借贷泡沫的膨胀，直到它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再一次地破裂。甚至很可能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不平衡的根源
 
储蓄投资之差本身源自何处?企业为什么没有以已往的规模对它们过去的利润进行投资?
对发达工业经济体所做的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末直至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至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 2000年，利润率仍未升回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经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维持着资本主义最长的一次繁荣的那个水平。利润率在美国的最高点是在 1997年左右达到的，但这个最高点仅仅比1973—1974年的战后首次大衰退开始之时的利润率水平稍高一点。

正如我过去在本杂志上所指出的，确实出现了的那个部分复苏基于三个原因。较低的利润率造成了投资的放缓，导致投资没有如以前那样相对于新增利润快速增加。有些企业破产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这让余下的企业得以从中渔利。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剥削率增加了。
剥削率的增加并不局限于发达的工业国。它也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中国的真实工资并没有完全跟上产出的增长，而农民阶层的很大一部分在过去的10年里很可能遭受了生活水准的下降。与工业化国家一样，最近几年的大部分储蓄都是来自于企业，尽管人们储蓄仍需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6％左右，如果他们要能支付医疗保健账单或者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做准备的话。
世界范围内剥削率的增加减少了全部产出之中工人能够购买消费品的那个部分。经济因而依赖于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全都要售出，而资本未能用于投资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衰退情形，它可以被金融和其他泡沫所隐匿起来。
这些泡沫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利润没有进行生产性的投资，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股市和房地产繁荣，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繁荣，2002年至2006年的次贷繁荣。尽管这些没有一个直接地是生产性的，但它们在一段时间里能够提供对支出的刺激(通过写字楼方面的开支、投机活动管理者的支出、吸引投机基金所需的炫耀性消费等等)。这导致了真实经济产出的短期增加。
正如鲍伊尔(Boyer)和阿格列塔(Aglietta)这两位经济学家所解释的，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繁荣取决于“这样一种增长方式，它的总体需求和供给受到对于资产价格的预期的推动，这造成了出现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在全球经济之中，对于利润的高预期引发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这促发了消费者需求的增加，这又印证了对于利润的预期……它们给人的印象是这种由财富引发增长的方式取决于对永无止境的资产价格升值的预期”。
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最具逻辑性的解释看来是长期利润率的持续低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 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
有些评论人士对于利润率的长期趋势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利润率由于增加剥削已经得到完全恢复。在美国这被认为尤其如此，那里过去7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伴随着的是工资的停滞和六分之一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失去。马丁•沃尔夫断言：“平均而言，美国的公司状态相当不错”。经合组织的《世界展望》(World Outlook)杂志断言：“非金融性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歇尔•胡桑(Michel Husson)在8年以前就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利润率处于高水平”。时至今日，他写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蔚为壮观地再次取得了平均的利润率”。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弗雷德•摩斯利(Fred Moseley)最近写道：“利润率看来或多或少得以完全恢复”，而没有出现“以会造成资本显著贬值的大范围破产为标志的深度衰退”，而马克思认为这是恢复利润率“往往所需要的”。
然而，有理由相信布伦纳对于利润率的说法是正确的。近年来，为了增强它们在证券交易所的地位，防止被其他公司收购以及增加其给予其高层管理人员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各家公司往往夸大它们的利润。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上一次繁荣之中，对外公布的利润比实际的利润要高50％。有迹象表明，在过去的4到5年里，同样的事情也在发生着，各家公司隐匿它们的负债水平，与此同时则在它们对外公布的利润之中包括进来了最终发现只是虚幻的源自金融泡沫的收入。
公司提供的盈利数据夸大了真实的情况，主流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Andrew Smithers)引起了人们对此的注意。他指出：“资金流量”账户中显示的美国官方的数字涉及到这样一些调整，它们具有“通过加入‘各种统计非连续性’和不断上升的地产价值而大幅增加美国的净价值”的效果。事实上，资金流量账户显示，仅仅“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一项，就占了2005年整个非农业、非金融公司部门“净值”所增加的12390亿美元之中的7570亿美元(而“各种非连续性”则占了另外的5060亿美元)。按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的首席执行官塞缪尔•迪皮亚札(Samuel DiPiazza)的说法，美国的许多工业企业最近几年指望着靠金融手段增大它们的利润，对“资产支持的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进行着投资”。
换言之，美国公司表面上的盈利的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泡沫将它们的金融和房地产资产的账面价值增加到远超出其本质性的真实价值的程度。
弗雷德•摩斯利指出，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债务从非金融性公司业务的账簿上转移到‘特殊目的载体’”而隐匿它们的债务水平。但这类隐匿的债务表明，过去投资所获利润并没有声称的那么高，而布伦纳有关相对较低的利润率的说法看来是正确的。
最后，即使平均盈利的增加确如有时声称的那么多，这并不必然足以提高投资水平。换一种说法，即使有些公司的利润高到足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但还是有许多公司并不是这样(它们之中有通用汽车和福特这样的巨型公司)。这会使经济体之中的投资处于低水平，从而导致反复出现衰退趋势。
 
接着会发生什么?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那同一个本质问题的一个症状。加重的剥削得以阻止利润率进一步下滑，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它不能让其回归到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水平会说服资本进行充分的投资，避免再三出现的衰退。这一次的征兆看来不妙。
甚至在那些视这次危机由金融失控所致的人当中，有许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只有最强烈的挽救措施才能对其有所遏制，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加剧严重的衰退。例如，索罗斯指出：“现在，信贷扩张之后必须紧接着一段时期的收缩，因为部分新的信贷工具和做法是不成熟的、不可持续的”，但他又担心其结果可能不仅是美国的衰退，而且是世界性的萧条。
衰退的扩散增加了金融部门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扩散到部分生产性部门。它使得所有类型的规模很大的借款人无法收回足够的借款，以此偿还它们所欠下的款项，纽约大学斯登商学院的诺瑞尔•饶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由于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严重衰退使得金融领域的损失更为严重，而金融领域大量且不断增加的损失以及金融体系的崩溃反过来又使得衰退甚至更加严重”，所以“(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和经济后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些忧虑可以解释美联储和布什政府的做法。他们害怕危机会加深，因此他们以一系列的利率削减以及减税政策——除了最富的那批人之外，它对谁都没有好处——而在向经济体系大量地注钱。这种做法已经导致华尔街指责伯南克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这样一种政策实际上等于以吹起另一个泡沫来试图应对这一个泡沫的破灭。但是，当世界范围的粮食价格正在疯长以及石油价格创下历史纪录之时，这有可能会增加通胀压力。在美元币值相对于如欧元这样一些货币的币值已经在下降之时，它还有引发人们丧失对于美元币值信心的风险。美国当局愿意承担这一风险，愿意接受它将导致的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潜在损害，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当局认为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然而，这种方法有失败的迹象。它面临着主流凯恩斯主义过去在试图应对危机时所困扰着它的所有那些问题。削减的税收与人们现在面临极大偿还压力的私人贷款根本不在同一个规模，而利率的降低也没有产生效果。正如沃尔夫冈•门采尔(Wolfgang Muncher)所指出的：“美联储已经将短期利率一共降低了225个基点，但美国消费者和公司的借款成本却上升了。欧洲央行坚持将短期利率维持在4％，但向消费者和公司收取的利率也已经提高了。”
要有不限于短期的效果，美国政府就要在人们的口袋里放进足够多的钱，不仅足以吸收世界范围内储蓄超过投资的剩余部分，还能让他们放心地无需为了在萧条的打击下自保而存钱。给予银行或者人们花钱的动机与确保他们会花钱并不是同一件事情。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在引用着凯恩斯的这句警言：你“无法推一根绳子”。
这也是为什么主流的评论人士确信美国政府将被迫采取更大的动作的原因。因此，瑞银集团下属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内斯(George Magnus)指出：国有化诺森罗克银行 (Northern Rock)的成本“与我认为美国将要采取的那些动作相比较而言只是小菜一碟……向美国的房屋所有者们施以援手是我能想像的几乎完全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房产抵押贷款上的损失是如此巨大，人们对房产市场上房屋回收率和债务拖欠率……说得如此之多和估计如此之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总统大选之年，我觉得完全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但马格内斯还是认为，与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崩盘、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相比，这次危机要严重得多。“这次危机不同于它们：(1)因为它规模大：(2)因为它波及面广；(3)因为它事关清偿力而不仅仅是流动性。清偿力与仅仅是流动性问题相比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政策方法”。当企业有盈利但缺乏现金支付马上要付的账单时，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当它们在经营中遭受损失时，出现的是清偿力危机。
门采尔视这次危机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他觉得，“我们最终将只得在一定程度上结合采取如下行动：监管方面的救济、财政上的施以援手、国有化的行动，还有那些并没有大到不能破产的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
两个噩梦困扰着这个体系的捍卫者们。一个是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这次萧条并没有完全失去比较意义。20世纪2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与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它们的利润率都因剥削的加重而暂时没有从此前相当低的水平上降下去，但这造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根本性的不平衡，在一段时间里靠的是投机、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和对金融消费的放贷来加以填补的。当时和现在一样，只有泡沫破裂，人们才感觉到这种根本性不平衡的存在。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美国的政府开支，尤其是军事开支，今天要远高于当时。正如此前所指出的，这在最近几年与私人借贷一起在维持需求方面发挥着作用。只要美国这个国家不破产，这种政府开支就提供了一个下限，美国经济水平就不会低于此下限。不过，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就不会如此幸运了。
第二个相对不是那么太可怕的情形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日本。建立在房地产泡沫基础上的繁荣破灭了，导致了经济长时期近乎停滞，在16年后尚未走到尽头。日本银行遭受的损失与美国迄今为止所遭受的损失大致处于同一水平(但美国的损失在几个月里很有可能会翻番)。尽管如此，大部分的主流评论人士都是急切地强调今天的美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特别是美联储没有犯日本央行所谓的“错误”。但这取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两次危机的根源都纯粹限于金融领域，而不影响到经济体中生产性部门。事实上，生产性部门中的盈利性问题在日本的危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问题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也是关键性的。
当然，虽然增长极其缓慢，但日本的资本主义存活了下来。但与此类似的长时间停滞对于美国会有重创性的影响，加剧在其工人阶级之中可以感受到的、迄今为止尚属分散的怨恨情绪，并且会进一步动摇美国的全球霸权。面对着这样的可能性，掌管美国的那些人正在抛开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鼓吹的那些新自由主义信条，他们这么做就真的不那么让人感到奇怪了。
 
政治影响
 
现代世界里的经济危机总是具有政治上的影响。这是因为尽管对于全球化有着大肆的宣扬，但最大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仍然以国家为基地开展经营。每一家企业都依赖于它自己的民族国家保护其利益，对抗以其他民族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对手的利益。这在危机之时尤其如此。
因为危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各个部门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应对政策有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过去的8个月里，美联储一直在向经济体之中注钱及大幅削减利率；英国政府、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在试图限制公共开支并保持高利率；中国则因担心通胀(以及民众的骚乱)而在努力放缓其经济增长。
如果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各国政策的导向会变得严重不一致，每一个国家为了使自己得偿所愿都力图向其他国家施压。过去，美国往往能利用它对欧洲和日本政府的影响，让它们接受它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时所带来的部分痛苦。最有名的例子是23年前的“广场协定”，通过这份协定，欧洲人和日本人同意共同采取行动，降低美元的国际价值。美国能够得偿所愿的一个原因是，其他国家当时依赖于美国的金融力量和军事力量。
美国这次将试图施加类似的压力，但它的地位已经不如从前。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经济体己经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而中国完全不像日本过去(现在仍然如此)那样在经济、金融和军事上依赖于美国。可以预见的是，美国政府将运用它所掌握的其他工具，从而力图弥补它目前在经济方面的弱势。这意味着美国将表明，它拥有决定世界上许多地方事态的军事力量，这还意味着针对那些可能会挡住它的路的其他大国，美国密集的意识形态攻击将会升级。还可以预见，他们将制造更多战争。
我们可以预见英国将出现进一步的政治动荡，这恰恰是因为：其经济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变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都更加依赖于金融作为利润的一个来源(以及就业的一个核心)。沃尔夫冈•门采尔甚至认为：“英国的经济即将遭遇至少和美国经济一样大的——甚至可能更大的——下滑，这是因为它的住房市场的泡沫甚至更大，而且因为它的金融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大”。
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反应是，号召大家“要真正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当然，新工党想通过继续减少公共部门的真实工资在至少两年时间中做到这一点，即使现在的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即使那些最近几年凭着抵押贷款利率下降而买房的人面临着住房成本的大幅上升。
不可避免的怨恨情绪可能会对意识形态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于在持续时间不管多短的繁荣期里提出的资本主义有多么神奇的说法，任何一次衰退都会暴露出它们是无稽之谈。这个体系的坚定捍卫者马丁•沃尔夫担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它给内部人带来的巨额回报彼此结合，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摧毁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市场经济本身的政治合法性”。
对于“合法性”的这种担忧，说明了新工党为什么试图避免对诺森罗克银行实行国有化，而且即使已经很明显，这是防止会对金融体系其余部分造成损害的崩盘的惟一办法，但
它还是极力避免这样做。这样的国有化并不必然有害于资本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对于部分最为右翼的政权来说，部分国有化都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在目前这个时期，它也并非某种罕见的反常行为。在过去的20年里，各国政府，包括那些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都曾一再地在资本家的掌声之中把处于危险中的国家银行体系的某些部分拿过来，由自己进行经营管理(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智利、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
然而，这样的行为与利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将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合法化形成了鲜明的矛盾。这一意识形态将市场描绘为一种效率超群的机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对其进行干预。每一次实行国有化，甚至是最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国有化，都受到了挑战。实行国有化就表明了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可以取代市场的所谓自然的法则——而且它让人们不禁发问：这种行为为什么不能从人民大众的利益而不是资本的利益出发？■
 
［嵇飞：上海社会科学院］

次贷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征

作者：嵇飞 译

作者：国外理论动态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冬季号刊登了对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题为《信贷吃紧》的访谈录，分析了当前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认为今天处于真正积累的核心的大企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向银行借贷，投资所需资金日益由企业自己的利润提供。结果是金融机构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只得寻找其他的利润来源，即积极从事于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的扩张，这导致金融变得相对独立于生产性企业且增长迅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制造金融泡沫的内在动力，这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拉帕维查斯还认为，新自由主义在所有的方面都推动自由放任，却通过中央银行制度高度调控货币政策。但是这样的调控看来已经不再能奏效，例如日本这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5年时间也没有摆脱困境。当前的次贷危机也是这种性质比较严重但规模还要大得多的危机。只有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才能摆脱这次资本主义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问：您能解释当前的以次级抵押贷款为中心的危机是如何在美国经济中形成的吗？
 
答:与所有的信贷和金融危机一样，这次危机的根源要往前推一点。纽约发生“9•11”袭击之后，金融市场弥漫着动荡和恐惧。为引导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出紧张，出现了利率的削减和信贷的放松，鼓励人们借贷以维持需求。
银行利用了这一点，开始推动住房抵押贷款。在过去，得到抵押贷款或者大部分其他贷款都是一件相当靠关系的过程。借款人要接近银行人员，与他们拉拢关系。美国和英国的部分中小规模的借款人甚至要请银行人员一起吃饭，加入与他们相同的当地俱乐部等等。但在过去的20年里，特别是在过去的7、8年时间里，这些做法已遭废弃，现在的信贷评估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伪科学性质的数量过程。
当抵押贷款的申请以此作出判断时，银行所需的就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长期的人际关系。只要借贷看来进行得顺利，它们就有降低基准分的动机。而随着来自其他银行的竞争日益激烈，它们就不断地降低放贷的标准。这极大地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形成。
问：里卡多•贝罗费奥里（Riccado Bellofiore）称消费者债务的形成是某种“私有化了的凯恩斯主义”。
 
答:这种说法当然有正确的成分。万一正在演进之中的这场危机变为了一轮衰退，甚至还会有人要求更多地采取这种做法。这种受到凯恩斯主义启发的应对方式从未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美联储在2001年之后的美国所做的。他们知道如何采取这种做法作为应付危机的一种短期措施，但经济体对于目前这场危机的长期反应完全有可能会非常严重。
 
问：金融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对于加剧这场次贷危机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次级抵押贷款债务的市场并不是很大。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但它不超过美国当前未偿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的15%到25%。当然，这已经够糟的了，但使得它成为一场潜在的重大危机的，是过去15年到20年间金融领域里出现的更为一般的趋势。一旦银行发放了抵押贷款——所依据的是“科学的”信贷评分——它们便进而出售这些贷款。换言之，它们视贷款为保证会给任何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一笔笔利息回报的资产。这就是“证券化”的实质——出售一张张对于各笔独立贷款的利息回报拥有索取权的纸。
各种各样的新机构出现了，开始专门从事此项工作。它们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环境中获得廉价的信贷，用它来发放贷款，然后对这些贷款进行证券化。其他金融机构也利用廉价的信贷购买新债券。还有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对其中的几种债券进行组合，形成甚至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的”债务抵押债券，给予其持有人此前债券利息的索取权，以此类推。在这样一个结构错综复杂而且不透明的世界里，全世界的所有主要金融机构很快就发现它们自己持有了含有部分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券。
因为资本主义的信贷是如此运作的，所以美国经济一开始的微恙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由于它扩散的范围如此之广——资产在最终会回到次贷市场的其他资产的基础上制造了出来——银行资产的估值，以及最终而言银行的清偿能力，都已经变成严重的问题。
评估与这些资产有关的风险的信贷评级机构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是证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买方有任何一种信心购买证券化的资产，就只能由某个独立于卖方的人出来说：“是的，它们代表了未来良好的利息流”。这就是评级机构的作用。债券的卖方找上它们，所以它们有很大的压力，要证明卖方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不管如何，如果你是穆迪评级公司，要你对花旗银行说“你要证券化的资产是一堆垃圾”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如果评级机构这样做的话，它们就有失去业务的风险。现在看来，它们并没有对要证券化的贷款进行任何认真的调查就给出了“3A”的评级。
不过，更广泛而言，这次的危机并非评级机构运转不灵造成的，它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按理应该对拿出来出售的每一样东西进行评估并做出恰当定价的金融市场明显地失效了，而且它是显著地失效了。不错，各种机构在其中都有份，但真正应该指责的是整个的体系。无论如何，银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的一项核心职能，按道理应该是在向借款人借出最终属于存款人的钱之前，对这些借款人进行检查。银行有什么理由将这一职能转给某个显然并没有做好这件事的别人？在当代金融市场中，难道有任何人会对借入其他人储蓄的那些人的偿还能力做出适当检查吗？
 
问：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金融危机。有些只是造成了恐慌的表层小问题；其他的则反映了层次深得多的问题。很容易把这两种危机混为一谈。所以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盘只造成了一个月左右的绝对恐慌，然后，一年后似乎就消失了。这一次的危机有多严重？
 
答: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和讨论今天的金融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金融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特征。每过几年就会出现一种或者另一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而且正如你所说的，有些转眼就过去了，有些则有长期的、可怕的后果，比如日本15年前开始的那场危机。甚至到了今天，日本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风暴还是一场日本式的危机。进一步的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断形成这些危机？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分析截止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所得到的感觉是，这可能将是一场深入而持久的危机。世界上大部分的金融机构都持有一些有问题的债券，或者是发放了有问题的贷款。在这些坏账都显现出来并且都得到处理之前，所有这些机构在发放新信贷上都会受到限制。而如果不容易获得新贷款的话，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良好地运转。
然而，在他们处理坏账问题之前，他们要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大，原因我前面已经提到。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间越长，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
还令人感兴趣的是，那些掌权者所做出的反应到目前为止与日本当局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反应是类似的。当时，日本人受到指责，说他们并不称职。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银行持有如此之多的坏账，然后又试图对此加以掩盖，装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们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冻结。他们只是逐渐地才承认问题的涉及面是如此之广。同样，美国当局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认识到问题的涉及面如此之广。他们现在也在说要冻结次贷市场的利率。
但我并不认为有任何明显的方法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即使是充分认识到了问题有多大也是如此。例如，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吩咐下，美国的大银行一直在试图组建一个“超级基金”，由其收购坏账并帮助银行改善它们的资产组合。这是银行对这类问题的经典反应——我们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次级银行危机之中就看到了类似的东西。与当时英国的情况相类似，美国那些健康状况较好的银行现在拒绝向这样一个基金出钱，它们问道：“我为什么要把你的问题拿到我的资产负债表上？”

问：当您在本刊主办的最近一期政治经济学研讨班上授课时，您指出最近以来发生过股市危机和货币危机，但这次是银行危机。您能对此稍微多做一点说明吗？
 
答：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断提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场危机的原因。在10年的时间里，西方的各种评论人士都指出：“日本那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日本人的不称职。”但日本的那次危机是一次真正的银行危机，而西方经济体中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银行危机了。
银行危机不同于股市危机。股票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可借贷资本的市场，公司通过这个市场购买其他的公司。价格以预期为基础，具有很强的虚拟成分。此外，可借贷资本的实际交易量相对很小。股市的萧条对公司和银行当然有可能会造成某种损害，但其影响也可能是有限的。
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就不同了——因为它们创造了新信贷之中的大部分，因为它们创造出货币，所以它们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基石。它们与养老基金之类规模类似的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如果银行有坏帐且无力解决，那么整个的金融体系都无法良好地运转。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这场危机的震中是货币市场，它自今年8月份以来就无法正常运转。货币市场是银行之间相互进行借贷的场所，它对资本主义金融而言至关重要。货币市场的借贷使得银行具有灵活性，是对它们出售的产品进行定价的一种可靠途径。如果货币市场运转不灵，那么银行就无法良好运转。自8月份以来，货币市场从完全停顿发展到勉强维持。原因很明显，银行之间彼此互不信任，这是由于它们全都持有受到次级贷款玷污的资产。货币市场上严重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金融体系越来越难以创造新的信贷。
 
问：信贷体系的这场危机会如何传导回生产性资本这个更为广泛的体系？
答：今年的几场危机显著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19世纪的那些危机，也非常不同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的20世纪70年代的那些危机。传统上，银行借钱给生产性的企业，而银行的利润是生产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支付给它们的那一部分。今天处于真正积累的核心的大企业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向银行借贷，而且它们也越来越少地依赖于一般而言的外部融资。投资所需资金日益由留存利润提供。结果是金融机构在过去的20到30年里只得寻找其他的利润来源。这意味着它们日益进入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无直接联系的领域。
这导致了金融变得相对独立于生产性企业且增长迅速。而真正的积累和价值生产的过程的增长完全没有达到相同的程度。
所以发生的是银行积极从事于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的扩张。它们还变得远比以前更多地涉足为公司和其他组织参与金融市场提供便利。银行并不直接向大企业借贷，而是帮助它们在公开市场上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并为此而向它们收费。消费信贷、抵押贷款和费用收入是银行利润增长最为迅速的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银行几乎具有制造泡沫的内在动机，在它们发放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时尤其如此。如果银行指望着越来越多地靠从工资和薪水之中提取的利息获得它们的利润，而非以剩余价值为其利润的来源，那么它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无人能保证工资和薪水在未来会持续增长。实际上，美国的真实工资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停滞不前。
换一种说法，银行如果只专门对作为私人的个人进行借贷，那么它们的选择面便具有固有的局限性。它们能够通过窃取工资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而增加自己的利润，但显然这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真实收入如果并不增长的话。银行还可以制造资产价格泡沫。如果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了，那么银行就能够以资本收益和可靠的借贷为借口吸引更多的个人进入市场，从而获取额外的利润。比如说，如果银行制造了一个住房市场泡沫，那么即使人们的真实收入并不必然在增加，他们看起来也比以前有钱了。更多借款者在吸引之下进入市场，或者原有借款者负债程度提高，这样的话，银行因将全部个人收入之中的更大一部分转变为可借贷货币资本而获取额外利润。
这些泡沫破裂之时，最先感受到紧缩之痛的是工人和其他过度借款的人。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今明两年已经或者即将失去住房。令人震惊的是官方直到目前对他们的困境仍不置一词。但随着工人以及其他人被泡沫的破裂所伤害，消费也受到了影响，而这对于真实积累也具有连锁效应。
很明显，这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描述的那个机制，即资本主义企业借钱过度扩张生产，无力售出其产品，因而无法偿还其欠下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债务。这些企业进而被迫缩减其产出，甚至可能破产。目前的这次危机具有不同的机制。它对真实经济将造成影响，但影响的路径将会非同寻常。
 
问：看来您所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体系：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了，而为了消费资本主义企业所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有必要以不断上涨的住房价格让消费者们的支出超过他们的收入。当这个体系陷入危机之时，它便再也无法消费生产出来的每一件商品。然后这对真实经济造成影响。
 
答：更好的一种理解方式是这样的，银行之所以对消费者借贷，是因为它是目前获取利润最简单的一种途径。真实工资止步不前，借贷造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而随之形成的泡沫是维持借贷和造成盈利表象的途径。不过，最终而言，银行要从工资和薪水之中取得它们的利润的增加部分。最近几年被美国银行拿走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根据美联储的数据，个人可支配收入之中用于清偿债务部分所占的平均比重从1983年前期的15.6％稳定增加到了2007年6月份的19.3％。
问：其中的原因是金融资本在生产领域的获利渠道比以前减少了吗？
 
答：我可能不会这样进行表述。与其说真实的积累没有为银行的借贷产生足够的盈利渠道，还不如说生产性资本日益得以通过利润留存，或者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以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直接借款，满足其融资的需要。这一点在传统上依赖于大银行提供融资的日本公司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如果它们现在为了投资而需要获得外部融资，它们更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银行被挤出了这一业务，所以它们只得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盈利渠道。
还应指出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通过管理银行账户、汇款、提供支付、保管资金等等业务从个人那里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些业务都是简单的资金交易活动。
简而言之，在过去的10到12年时间里，银行的盈利非常可观。通过向普通人进行借贷，或者通过管理支付和存款，它们获取了这些人的工资和薪水收入之中的很大一部分。很自然有人会问：“银行在从事这些银行业务的时候至少是有效率的吧？”对此的回答是，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有效率。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对美国和英国银行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一直以来都显示了银行的无效和价格高昂。任何曾经试图通过银行从英国向国外汇款的人都知道我的所言不虚。
 
问：马丁•沃尔夫以及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的其他各类作者，一直都在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年前有关全球收支的一份研究报告里的数字。从根本上而言，他们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资金从东亚横跨太平洋转移到了美国——而现在资金则从美国企业那里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这造成了大量的现金在寻找出路。
 
答：这是整个问题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从全球范围来说，某些国家一直在产生数量庞大的盈余，其中主要是中国，印度的规模要小很多，在过去的两三年里石油输出国也日益如此，此外还有俄罗斯和海湾各国。石油输出国总体上现在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些金融盈余产生于贸易收支盈余。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除去石油输出国以外，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而且病态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应积累收支盈余，因为这些盈余意味着它们正在以超过投资的速度积累储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应该这样进行。包含大范围贫困的国家当然不会因此而扩大需求和创造工作岗位。

尽管如此，这些盈余来到了国外，主要是美国，那里的储蓄已经崩溃，而消费相对于收入则处于前所未有的水平。盈余之中的绝大部分由发展中国家的央行购买了美国政府债券。这些资金代表着一种形式的穷国对美国的借贷。然而，大量的资金看来也流向了证券化的资产，因而最终支撑了证券化和次债借贷的爆炸性增长。
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次危机真正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现在，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都持有着极为有问题的资产。不仅仅只有美国如此。我们目前无法知道它所发生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只有随着危机的展开，这个问题才会变得清楚。
在逆转这些高度病态的全球资本流动方面，这场金融危机很可能是一个里程碑。我的预期是美国的储蓄在近期将会出现相当显著的增长。美国人在消费花销上的疯狂将从根本上结束。随着美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和出口的增长，美国的对外赤字已经在下降之中。当然，其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美元的价值已经崩溃。
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不容易判断。但看来很显然的是美元将继续付出代价，而这将会对美国的霸权产生影响。石油生产国的那些规模超大的主权基金——它们管理着在过去两三年里随着石油价格漫过房顶而积累起来的盈余——已经在叫嚷着要抛掉美元，购入以日元或者欧元计价的资产。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出现，那么美元作为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让人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它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着国内的危机和美元地位岌岌可危，他们选择了放弃美元。这表明了美国的统治阶级目前所感到的担忧——即担忧国内经济状况失去控制。
 
问：如果美国消费者的支出下降，这难道不会对如中国这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出口的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答：我不太情愿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的国内考虑受到了其他决定性因素的推动。在某个时刻，中国的统治阶级将不得不面对国内需求不足这个问题。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美国市场的紧缩可能会促成他们将精力重新投入到国内经济上来。这就是《金融时报》上对于“脱钩”的全部讨论。
我对中国经济的知识并不那么具体，但我确实知道，根据中国的数据，投资支出十分巨大。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另一方面，增加消费者的消费则要求对收入进行巨大的再分配，对于社会福利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处理方式，以及改变公共物品的提供等等。简而言之，它涉及中国这个国家要完全重新思考如何与工人阶级发生关系。因此，它会带来政治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而且它也根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问：对于中央银行的作用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您可否详加阐述？
 
答：我们已经经历了30年时间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我们从金融机构以及与它们有关的每个人那里所听到的是国家是无关紧要的，国家无法抵制市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陈词滥调。但在出现危机时，它们就要求国家出面拯救它们，诺森罗克银行（Northern Rock）崩盘时英国所发生的正是如此。因而很明显，有关国家无关紧要的说法是意识形态性的。真正的问题是理解当今的国家如何运作，它的作用发生了何种变化。
中央银行在这方面十分重要。国家和统治阶级非常聪明。央行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将货币方面的决策从提供了某种监督的选举过程之中独立出来——是它们一方的聪明之举。货币政策成了专家们的专属领地，公众对此不可置喙。这是无稽之谈。正如税收政策要经过公众的讨论、要受制于大众的要求和阶级斗争一样，货币政策也应该如此。
这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尽管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放松管制，但央行对于最终支付手段的垄断一直都没有受到挑战。确实可能出现了极为不错的金融创新，但只有央行才被允许发行其他所有形式的货币最终都要兑换成的法定货币。换言之，自由市场这一意识形态在所有的方面都想要自由的市场，但货币除外。这是新自由主义核心层面的最深层次矛盾。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真的相信市场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东西，那么你也应该让它来组织货币，因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关键商品。为什么除货币以外的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有自由的市场？新自由主义最终说来并无逻辑可言。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任何想要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货币发行的人都只是简单地斥之为狂热的异端。但如果你指出既然对货币有监管，那么对更为广泛的经济为什么不也进行监管，你就会被称为“极端主义者”。
因而货币市场完全由央行所主导，由它发行法定货币并因此为其他银行提供流动性。这在金融体系之中给予央行以巨大的权力。对于央行来说，货币是其他所有机构为清偿其账户都必须持有的。它是价值的最终体现，正如马克思针对更为一般的货币所指出的。央行控制了其供给，因此能够决定性地影响整个经济体之中的利率。
但我应该强调指出，尽管央行目前确实非常强大——很可能比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为所欲为。央行的弱点及其权力的局限性在诺森罗克银行的灾难期间表现得很明显。
日本的例子看来证明了统治阶级可能会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世界上第二强大的资产阶级，而且是一个非常自为的资产阶级，用了15年时间也没有摆脱困境。《金融时报》的部分作者对于美国的统治阶级可能陷入相同的境地有着模糊的担忧。或者以诺森罗克银行为例。英国政府投入诺森罗克银行的钱竟然损失了一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意味着情况比我们之中的部分人在8月份所想像的还要严重很多。
中央银行是一家银行。虽然听上去可能匪夷所思，但央行也会破产。至少它们不能总是购入一文不值的资产，因为这样的话，它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开始不堪入目。这对英格兰银行和诺森罗克银行造成了影响。英格兰银行以诺森罗克银行的资产为抵押对其发放了贷款，而诺森罗克银行的资产只是它过去发放的各种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如果诺森罗克银行的这些资产变得一文不值，英格兰银行就会损失巨大。为了不严重影响它自己的财务健康，它肯定无法考虑以同样的条件再向两三家银行放贷。
现在再乘上一个很大的乘数，你就会看到本•伯南克在美联储所面临的潜在问题有多大。美国的银行在过去几年里购入了大量有问题的纸面资产，现在它们是坐在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的顶上。它们已经冲销了500亿美元，而进一步的坏账的估计达到了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不等，有些人估计甚至有几万亿美元之多。它们将需要额外的融资来应付这个问题。尽管美联储能在组织融资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它不能直接提供这些资金。当然，国家的其他部门最终会参与进来，提供额外的资金，豁免贷款，诸如此类。但这些都是最后的迫不得已的干预措施，它们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和制度成本。这不是统治阶级所想要面对的，因为它非常清楚地揭示了阶级权力的本质，而且它也无法保证问题能够顺利得以解决。
换一种说法，央行对于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至关重要，但它们在短期内并不必然能够解决这场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性的经典案例。即使在央行权力最为膨胀之时，人们也能看到它显而易见的虚弱性。伯南克看上去就像一个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可怜人，不知道将何去何从。与格林斯潘相比，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他个人的缺陷所造成的。他在学术上的水平显然远远超过了格林斯潘。问题之所在，是围绕着他的这场风暴的本质。
我最后还想再加上一点，这一点我之前曾经间接地提出过。我认为左派所应该坚持的是，信贷和货币政策应构成批判、探究、公开辩论、阶级斗争和提出激进要求的一个合法领域。货币政策对于当代的资本主义而言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金融所造成的混乱的代价却要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来付出。左派应该强调，他们有对信贷和货币政策行使监督和控制的民主权利。■
 
[嵇飞：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