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乡村之斯巴达

By 熊培云|| at 2009-11-07 08:05:08 || Category: 【乡村纪事】

以下是培云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乡村纪事连载。本期谈的是乡村暴力。

——思想国评论（www.21pinglun.com）

科学家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开放的问题，你一定有无穷答案。而我的回答是，科学家是拿动物做实验，而政治家是拿人做实验。前者把动物解剖了，不会说这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而后者，甚至在发生了大屠杀之后，可能还会标榜这一切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至于思想家，只要他不与暴力合流，总还是要显得慈悲些。或者说，他们会在想象中完成他的实验。对于动物，他们多会投之以同情，并透过这些动物的意象与境遇来反观自身。

比如说鱼便是思想家们常用的道具。从庄子的“濠梁之辩”开始，中国书生早就体会到了“子非鱼”的思维之乐。透过“鱼肉百姓”、“鱼肉乡里”、“鱼游釜中”等成语亦不难发现，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是习惯于以鱼之困境来观照自己的命运的。2009年10月，当上海“钓鱼执法”被曝光，网民们鱼贯而出，立即想到了那句古老的中国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同样，西方人也十分善于运用鱼这一道具。比如我在前文提到的索尔仁尼琴的鱼网之叹——“鱼群从不知集体反抗、撕破鱼网，而是各顾各穿梭网眼。”英国人威廉•申斯通在论及法律时从鱼与鱼网的搏斗中获得灵感：“法律就像是一张网，触犯法律的小的可以穿网而过，大的可以破网而出，只有中等大小的才会束手就擒。”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人世间的许多真相。

至于本文，同样要从一部有关鱼的电影开始。1983年，美国著名导演、《教父》之父弗朗西斯•科波拉拍过一部名为《斗鱼》（Rumble Fish）的电影。尽管知道这部《鬼子来了》似的准黑白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在我看来它却是一部讴歌开放社会的经典之作。

也许你还不了解什么是斗鱼，在我的印象中，斗鱼或许可以称得上是这世界上最好斗的物种了。这是一种小型热带鱼，它主要生活在东南亚泰国等地，雄鱼之间常常会为抢占领地、争夺雌鱼等进行激烈搏斗。而且，交配期间，如果不是两情相悦，雌鱼都可能受不了雄鱼的激烈撞击而导致死亡。有一种说法是，假如你养了一条斗鱼，并且将一面镜子镜面朝里放在鱼缸壁上，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这条斗鱼像是一位莽撞的泰拳高手，向镜子一次次冲锋，直到撞死为止——要不我怎么说它“莽撞”呢！

科波拉的影片将观众拉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美国小镇，好勇斗狠的暴力文化在这里得到继承与发酵，受上一代人的熏陶，年轻一代很快像斗鱼一样加入到这种好战而混乱的生活中来。虽然曾经也是镇上人见人怕的风云人物，不过，自从在外面的世界有过一番闯荡之后，哥哥“摩托小子”显然十分厌恶了这种生活。

为了启发弟弟不要重蹈他过去的那种打打杀杀的人生，有一天，早已经“金盆洗手”的哥哥站在一只养着斗鱼的鱼缸边上，给弟弟讲了这样一段话：“在鱼缸里的两只斗鱼会斗到一只死了为止，如果在河里它们就不会这样残杀，因为它们都有足够的空间生存。”这位忧郁而敏感的“摩托小子”似乎过早地理解了这个封闭的世界给年轻人带来的伤害，决意在心理与地理上为弟弟打开一扇自救之门——“我希望你骑着摩托车离开这里，沿着这条河一直到大海边。”

影片的结尾尽管令人哀伤，不过个中道理却被说得非常透彻。简而言之，科波拉的哲学是，在一个封闭社会中，人们可能会像是生活在鱼缸中的斗鱼一样，为一些无谓的事情争执不休。这里没有开放，只有封闭；没有江河，只有鱼缸。或许，这才是一个人遇到的最为真实的困境，也是许多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源。那拥挤、阴森的监狱，成为罪恶的渊薮，又何尝没有这个原因？

回想我过去的乡村生活，从小学一直到中学，算是见证了不少混战。有时候，因为一些不三不四的“罗汉”的挑衅，也难免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心有外面的世界，自觉来日方长，将有所为也，通常都不会有过多纠缠。记得在县城读书时，在清晨时分，偶尔还能在大街上看到一条条长长的血迹，想必是头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殴斗。走在校园里，你甚至还能看到有学生提着“三八刺”，站在大树底下耀武扬威。然而，如果你真正了解农村生活，就会发现，这帮“流氓赤膊鬼”以及他们把刀剑当伟哥为自己人生壮阳的这些小打小闹，和中国农民的“打大阵”相比，着实是上不了台面。

与此相关的是，当地械斗之风由来已久。而这些“打人命”的蠢事，通常都是发生在较大的单姓村落之间。至于本村，因为小，人数未过百，没什么武力资源，实在经不起打，做不了“大村崛起”的梦，不但不会挑事，遇事通常也是忍气吞声，以和为贵，因此少了些血腥的场面。

记得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煤气还未普及之时，每逢邻近大村庄的人到本村的禁山上偷砍柴火，村民们通常也只是简单追赶，像赶鸟一样轻描淡写地吆喝几声，绝不会越界引发冲突。而且，这方面的教训也不是没有。有一年，附近某个小村庄的人为追赶大村庄的偷柴者，一口气追出了五六里路，结果被大村庄的援兵围住，因此吃了大亏。一年后，领头的农民不治而亡。在当地，如果谁像他这样先是被打伤了，然后又莫明其妙地死掉，通常的说法都是他在混战中被某位拳师点了死穴。可怜这位男人命运十分不济，生前留下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没几年又掉进水里淹死了。

在乡下，并非只有田园牧歌，大村庄欺侮小村庄的事情时有发生，其内涵并不亚于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政治。曾经有段时间，一些大村庄的人，甚至会组成“秋收小分队”，去其它村的地里偷花生或摘棉花。如果被抓着，你去质问他，他还会开导你要通情达理：“我只是摘了比较差的棉花，好的不是都给你留下了么？”也是这个原因，一旦花生、棉花熟在地里了，农民们会立即将它们收进屋内，以防不测。

而小村落，若真想与大村庄在武力上一争高下，难免会吃亏，甚至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举例说，在本县东北的鄱阳县有个大村叫夏家村，它的边上有一个姜姓小村庄，寥寥落落就几户人家。1996年春节前后，两村庄有两人因为看电影发生了一点纠纷，结果大姓的人吃了亏。翌日，这吃了亏的夏姓人在村里一吆喝，说看电影时受了小姓人的欺侮，很快就有人附和，“那还得了，我们大姓的人竟然受到小姓人的欺侮。”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夏家村的几十个人直接杀到那小村庄，将那一家三口活活打死在房里，然后点一把火把房子也烧掉，权当焚尸。当然，这个夏姓村庄也并非所向披靡，据说早在一百多年前，因为被误传欺负了一位太平军战士，数千村民几乎被闻讯赶来的太平军荼毒殆尽。

环顾本村方圆两三百里的地方，由于靠近鄱阳湖，聚集了不少同姓的大村落，械斗之场面，可谓惊天动地。仅以解放后为例，1953年，某县因为祭祖引发械斗，有6万人卷入骚乱，历时一个月才得以平息。因为部分区、乡人民政府受到冲击，这次械斗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械斗”。“反革命械斗”尚且如此，更别说文革期间发生的“革命械斗”了。

2008年暑假，我在本县县志上读到一则文革史料。据记载，1967年初，“停产闹革命”使县政府瘫痪。几个月后，分化为两派的造反派发生大规模冲突，“七月四日，‘井冈山’聚集贮木场，‘大联合’调集民兵三面包围。凌晨二时，双方开枪射击，互有伤亡。十一时，‘大联合’用六O炮轰击贮木场。武斗中，双方共死亡10人。”

在乡下，械斗大多都是因为土地、山林、水利等争执所引发，而且多在两个不同的县、乡之间。1980年，本县与邻县两地农民因水利纠纷发生严重恶性械斗，参与者不仅有公社党委成员，而且还动用了民兵枪支、手榴弹。有如此阵容，流血伤亡自然在所难免。

八十年代赣北最轰动的一次械斗发生在宜春市。1988年12月4日至13日，宜春市分属两个乡的两个村庄因采挖煤炭发生纠纷，引发大规模宗族械斗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为了争取素来有争议的两村之间的一座山的煤矿开采权，先是甲村一村民被乙村一村民用鸟铳打死，接下来甲村一村民被乙村村民打死，冲突由此升级，最后发展为串连同姓参加的大规模宗族械斗。期间，双方参与械斗者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擅自在公路上或者村口设卡，扣留双方人员和车辆，关押人质；双方出动大批村民，携带土炮、长铳、鸟铳、土制炸药包、导火索和手榴弹等，占据山头，互相对射；攻打村庄，放火烧房；砍伐油菜林，炸毁电排站和水库涵洞，围攻殴打基层党政干部。如果不是在官方文件上看到这些细致的描述，你一定会误以为这是哪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的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同样，赣南也不遑多让。1990年7月，吉安县一唐姓村庄与另一个村庄发生械斗，唐姓村庄串联了附近六个村的族人，又从外地约来几百位同姓人。与其对峙的另一村庄则规定16—60岁的成员都要参战，于是双方集中了3000人参加械斗。同年2月15日，吉安一王姓村庄为与黄姓村庄一决雌雄，特别组成了“七人整顿秩序筹备领导小组”，派人到外乡动员同姓数百人前来参战。事前开动员会，在祠堂祭祖，喝血酒，放铳三响，分四股向对方进攻……这种宗族之斗，颇有些“救村保种”的意味。当然，类似事情并非江西独有，亦不以江西为最。我曾经看过一则有关湖北械斗的资料，为了动员村民死战，村里出台特别规定：“凡死亡的，发给烈士证书，抚养其子女；受伤的，家族出资治疗；坐牢的，村里给予补贴。”

其情其景，与小岗村村民当年写血书分田单干亦颇有些神似。回想上文提到的种种刀光剑影、以命相搏，你会发现，中国农民其实并非天生隐忍苟安，问题只在于他们不知为何而战。毕竟，像小岗村这样有识见的例子只是凤毛麟角，在大多数时候，农民因难辨真伪、随群而起，最后总免不了会闹出一些阿Q式的“同去，同去”的悲情笑话。可叹上下五千年，农民有能力一次次改朝换代，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关于械斗，本村村民谈得最多的是1993年10月发生在本县与邻县的一场械斗，因为边界河流纠纷，双方出动了千余人互殴，结果造成7人被淹死，几十人被打伤的惨剧。据说掉水里淹死的人，多半是因为身上绑了些防弹、防枪的“护甲”。此事之发生虽不久远，民间的相关描述已各不相同。2009年夏天，我走访这个乡，当年曾经参战的人员因生活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对这场械斗已经不愿多提。未知详情者则以讹传讹，或搞发明创造。有人甚至将这一事件简化为“八人守岸，战胜千人”的乡野传奇。其时村民战功之卓越，远胜曹操当年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

显然，我在上文提到的械斗之风并非解放后才有，也不是大革命时代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寻常年代的械斗，最后闹得血光遍地，家破人亡，多半与宗族之间的寻仇有些关系。

民国时期的小说家李定夷曾经撰写过一部《民国趣史》，其中一节所谈的便是江西的械斗。文章开篇即说：“江西械斗之风，以赣南之赣州、南安宁都及赣北之饶州、南康各属为最盛。而械斗的原因，最初都不过是些‘鼠牙雀角’之争。但每一次之斗死伤恒数十百人，而仇雠相寻尚未有艾其结仇最深。战局最烈者，尤以赣北乐平之南东乡王叶两姓为著。故其尚勇之风，亦颇不减于当日之斯巴达。”

据载，赣北乐平县王、叶两家大姓，因为世仇，往往没过几年便有一次大血战。而一旦要开打大阵，即使是远走他乡的人，也会摸着黑赶回村庄。至于这些游子为什么愿意舍命归来，理由不外乎是自己祖上或者父兄有死于械斗，而今日斗局已成，正好是报仇良机，怎能错过？

其时械斗的场面，李定夷亦有所描写：“军器除刀矛外，亦有旧式大炮，以备抵御冲锋。每次临阵，必有一二舍身劫炮之人，于两军相近之时，冲入敌阵，以移动其射击之方向。该阵陡失抵御之力，而冲锋掩至，安得不败耶？故其战时，往往借一二之生命，以制全胜也。得胜之后，对于败北者，不徒待之如俘虏，尤必袭入该村，杀其妇孺，毁其庐舍，填塞其井，铲尽其苗。偶或败北，则全村为墟，故械斗之先，非将妇孺子女及动产预迁邻村不可，其惨无人理，可谓极矣。”（李定夷，《江西之斯巴达》）

待这场血仗终于打完，县太爷才带着仪仗队，拉响警笛下乡缉拿真凶。此时，村里便找几个替死鬼前来抵命，每个抵命者通常都能得到三百块银元的抚恤金。为此，村里的一些无业、无畏之士还会抢着报名，只恨名额有限，不能都有这“忠孝两全”的机会。至于他们为何这般视死如归，李定夷的分析是，“盖该乡勇武既相习成风，自然轻视生命，谓慷慨替死荣名也。”对于阵亡之人，除了享有家祠的祭祀外，村里还要把各人作战时的血衣写上名号和时间，安置在祠堂里，目的是为了激起后来者报仇血恨之心。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仇恨的人最后必定为仇恨所吞噬。如此狼奶教育，其结果自然是冤冤相报，直到各村人马打个精光。关于这两个“斯巴达村庄”的械斗史，《乐平县志》的记载是：在1869—1924年间一共发生过7次械斗，死亡970余人。毁坏房屋1000余幢，两姓原有670户，到1949年只剩300户。

如此惨烈的现实，在我第一次读到它时，首先想到的是电影《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里的情节。《巨蟒与圣杯》是我看过的一部最“无厘头”的欧洲电影，它以调侃的方式讲述了亚瑟王和圆桌武士们接受上帝的旨意去寻找圣杯的故事。最滑稽的一幕是发生在亚瑟王与守桥的黑武士之间的打斗。尽管黑武士被亚瑟王先后砍去了四肢，但每次都跟没事人一样，继续挺身战斗。最后，亚瑟王只好说“我们战成了平手”，然后扬长而去。而四肢全无的黑武士还在那里嘴硬，说自己只是受了皮肉之苦——“你要敢回来，我就咬断你的双腿！”

甘地说：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全世界都成为瞎子。和过去相比，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是一百年前，如今发生在宗族之间的械斗可谓越来越少。这当然首先得益于鱼缸的被打破。如前所述，今天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变化，许多精壮之士都已经外出打工或以其他方式进城，他们像《斗鱼》里的“摩托小子”一样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河，而不再像斗鱼一样，在一个窄蔽的地方，为一些并不存在的仇恨死守与死战。转型期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开放社会，而开放社会没有敌人。

与此同时，那些可能引发大规模械斗的宗族文化，也远不如从前那样具有动员之力。虽然今天仍不断有群体性事件，但都其来有自，很少与宗族冲突有直接关系。这个社会似乎已经告别了过去所有的宏大叙事，人们重新回到了个体与小家庭，开始为自己而战，而不再为那些并不存在的利益而战。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尽管近些年来中国的许多村落都在忙着重建族谱，重修祠堂，但是以我在乡村之所见，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一种文化上的重建，理解为一群被抛入现代社会的孤独农人，开始在曾经被视为糟粕的传统之中寻找温情与慰藉。正如西方的教堂已非十字军东征的灯塔，东方的祠堂也将不再是械斗者的藏身之地与励志之所。从对群体暴力的推崇过渡到对个体权利的伸张，我亦相信，21世纪初的中国农民正行走在由斯巴达通向雅典的当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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