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到大革命－第二章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第二章争夺财富和争夺帝国的斗争
    “泡沫骗局”
    乌得勒支和约后不久，英国和法国都立即面临处理大量政府债务的问题。当时，有组织地发行长期公债还是新事物，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大型银行、纸币和信贷的潜力和限度。英国和荷兰虽然财富比法国少，但能通过银行、信贷极大地增加它们的财力，甚至还可以资助使太阳王黯然罢手的联盟；对此，法国感到十分惊讶。除此以外，还存在着私人对借出贷入金钱的大量需求。在西欧，到处都有人在寻找可以投放自己私人存款的企业，而期望从某个商业行业获得利润的企业创办人和组织者也在寻找能用于投资的资本。由于这种形势，在英国出现了“南海泡沫”，在法国出现了“密西西比泡沫”。两个泡沫于1720年破灭，它们都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后果。
    在政府以重商主义思想指导贸易的时期，政府财政与私人企业之间保持密切的关系是平常的事。例如在英国，政府的大量债务是由专门为此组织起来的公司所承担的。政府给予某公司以特许状，垄断某个指定的商业行业，从而加强该公司，然后当股东买进全部股票后，政府从公司取得一大笔现款作为贷款。英国政府在1689—1713年战争期间所负担的许多债务，都是用这种办法由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1708年重组的东印度公司、1711年建立的南海公司所承担。英格兰银行对伦敦一些银行运作享有合法垄断权，东印度公司享有东方贸易垄断权，南海公司则享有同西班牙签订的贩奴特许证以及其他夺自西班牙的商业特权。各公司为私人投资者所有。贸易和农业领域的存款通过购买上述公司股票，既用于经济再投资，又用于政府战争费用的支付。
    1716年，一位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引起法国摄政王的注意，他以其在纸牌赌博方面的卓越的数学体系而闻名。劳创办了时人急需的法国中央银行。次年，他组织了东方公司（一般称为密西西比公司），获得同路易斯安那贸易的垄断权，1718年在该地建立了新奥尔良城。密西西比公司在劳的管理下，不久就合并了法国东印度、中国、塞内加尔和非洲公司。它享有全部法国殖民地贸易的合法垄断权。摄政王把此种交易看作解决法国财政问题的良方，授权劳承担了政府的全部债务。公司接受个人的皇家负债证明，即“债券”，而付予公司股票作为交换。公司建议用这些股票支付红利，并用在殖民地贸易所得的利润和依靠对法国全部间接税的垄断征收来偿付债务。实施这一建议需要对整个税收制进行大力改革，使税收既对纳税者更加公平，又对政府更为有利。公众争先恐后地抢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出现一场疯狂的投机，生怕不能立即买到。行情暴涨至1.8万利佛尔一股。但是，公司仅仅建立在不能实现的计划上。股票持有者开始为他们的钱担心。他们开始抛售股票，股票行情急剧下跌。许多人发现自己一生的积蓄已经付之东流。另一些人失去了作为抵押以期发财的祖传财产。然而，那些在股票价格暴涨前就拥有公司股票并且顶住了疯狂投机热的人，没有因为价格的突然跌落而遭受损失，后来他们还享有一笔金边商业投资。①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因为不少人认为劳即将为法国提供灵丹妙药。南海公司用高出英格兰银行的价格从政府“债券”所有人手中收取债券，换之以本公司股票，从而接管了大部分公债。西属美洲创造的利润数额和速度被大大地夸大了，南海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一时迅速上涨，票面价值为100英镑的一股股票涨至1050镑。其他的骗局也都充满着对来得容易的金钱的酷爱。创办人组织矿业公司和纺织公司，或其他更为怪诞和异想天开的公司，例如使用大柜运送活鱼到市场的公司，确保女性贞洁的保险公司，“在适当的时候才公布其业务性质”的公司等。此类企业的股票均被抬到极高的价格。但是，1720年9月，南海公司的股东开始出售股票，他们怀疑投机买卖是否能支付每股1000镑的红利。他们拉下了这整个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与法国一样，许多人发现他们的积蓄或继承的遗产已经化为乌有。
    在两国都引起极大的愤怒。两国政府都被卷入丑闻之中。约翰•劳逃往布鲁塞尔，摄政王名誉扫地，于1723年辞职，此后法国的事务由红衣主教弗勒里处理。英国更换了大臣。罗伯特•沃波尔成为乔治一世的主要大臣，他是一位信仰辉格党的地方乡绅，长期担任下院议员，并从一开始就告诫过南海公司骗局。
    不列颠摆脱危机比法国顺利一些。劳的银行，一家有效的机构,在一片反对声中倒闭了。法国在18世纪其余的时间内，便缺少一个充分的银行体系。法国投资者对纸币安全产生一种病态的恐惧，明显地愿意将积蓄投向土地。法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和信贷制度的发展遭到了阻碍。在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担心，议会通过“泡沫法”，禁止除政府特许外的所有公司用出售股票来募集资本。在两国，现代公司以股份制筹集资金的发展被延缓了一个多世纪。商业企业继续是典型的私人所有或合伙公司，借助自己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企业，因而就多了一个保持利润和压低工资的理由。但在英国，沃波尔设法解救了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银行和所有在公众眼里暂时丧失信誉的公司。英国继续完善它的金融机构。
    两国政府的信用都因为“泡沫骗局”而受到损害。法国战争公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取消偿付。在许多情况下，拒付债务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许多政府债权人都是无耻的发战争财的奸商；但在财政上，拒付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使借钱给国家的诚实的人们感到沮丧。税收的改革也进展不大。贵族继续逃避路易十四强加给他们的纳税，约翰•劳的税收计划连同他的方案的其余部分一概落空了。1726年一位财政部长试图对所有财产征收2%的税金，既得利益集团在巴黎高等法院的领导下，否决了这个建议。由于缺乏足够的收入和拒付债务，法兰西君主国几乎信用扫地。在18世纪，公债或国债的概念很难在法国得到发展。债务被认为是国王的债务，除少数大臣外，没有一个人感到对此负有任何责任。波旁政府事实上经常通过教会、省三级会议或巴黎城筹措借款，人们认为它们的财政信用比国王本人好。政府因对外政策和对外战争而处于严重的困境。它不能充分地开发自己臣民的财富。 英国没有拒付任何债务。沃波尔通过政府不断拨出必要资金支付政府债务本息的办法，设法建立起偿付资金的系统并保持其运转。英国政府的信用变得绝对可靠。债务被认为是国债，英国人民自己承担责任。议会政府使得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在法国，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国王或其大臣们会干什么，因此，每个人都不愿将自己的钱托付给他们。在英国，有钱的人还可以通过议会决定国家的政策，决定钱的用途，征收足够的税金以维护债务的信用。这里也存与法国类似的事情，控制英国议会的地主像控制巴黎高等法院的地主一样抵制直接税，致使英国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都是取自人民群众所交纳的间接税。但地主甚至公爵也交纳大量的税金。英国不像法国一样，存在按阶级或阶层免税的规定。所有的有产者都与政府利害攸关。国家的财富是国家债务的后盾。国家的信用似乎是无限的。这是从1694年创建英格兰银行到120年后拿破仑失败期间，英国与法国各次交战中的最大王牌。政治自由和英国议会的权力产生了英国的强大经济。
    弗勒里在法国；沃波尔在英国
    弗勒里就职时73岁，离职时已是90岁高龄。他不是一个制定长远规划的人。路易十五随着年龄增长，显示出是一个懒惰和自私的人。当法国的财富，尤其是商业和资产阶级财富在悄悄地日益增长时，公共事务却放任自流。沃波尔同样置身于争论之外，他的格言是“切莫惹是生非”。为了争取托利党的乡绅站到汉诺威和辉格党政权一边，他缩减了土地税。这个政策是成功的，詹姆斯主义平息了下来。沃波尔支持银行、贸易公司和金融势力集团，反过来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是一个政治上平静的时期，下层阶级的安稳和上层阶级的和睦有利于议会体制的发展。
    沃波尔被称为内阁政府（首相和部长同时也是立法机构成员的制度）的第一个首相和设计师。他通过小心操纵，总是使下院的多数支持他。他避免在可能使他失去多数的问题上进行争论。因此，他开始承认内阁向议会多数负责的原则，这一原则成为内阁制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选择与他一致的人为同事和摆脱与他不一致的人，他发展了内阁的概念：内阁是一个阁员相互间负有义务、对首相负有义务，并有责任遵循同一政策和集体进退的机构。所以，议会不仅是类似大陆帝国议会和三级会议的代议机构或审议机构，而且还是一个产生有效行政机关的机构。没有议会，无论代议制政府还是其他任何政府都不能存在。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证和平与安定，最好的方法是避免征税，而避免征税的最好途径就是避免战争。弗勒里和沃波尔两人都力图保持和平。但是，长期来说他们都没有如愿以偿。弗勒里于1733年卷入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沃波尔使英国处于战争之外也是到1739年为止。他一直面临着一个要求战争的对立派，最好战的便是热衷于美洲贸易者，如从事奴隶贸易、经营蔗糖种植园和在西班牙帝国进行货物走私的人。英国官方数字表明：在18世纪，英国与欧洲的贸易，战时总是少于平时；而与美洲的贸易，在战时却一直是增加的，当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除外。
    18世纪30年代，经常有人抱怨不列颠人在西属美洲所遭受的种种侮辱。战争派中出现了詹金斯船长，他随身携带一个内盛一只干枯耳朵的小匣，声称这只耳朵是残暴的西班牙人从他头上割下来的。在下院作证时，他说，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把自己的事业交给国家”，于是煽动起一场导致战争的骚动。就这样，在1739年，在维持25年的和平以后，英国狂热地投入詹金斯耳朵战争。沃波尔说：“他们现在正在摇铃，他们很快就会使劲地拧自己的手。”这场战争很快并入欧洲和世界各地都卷入的一场冲突中去。欧洲人不再能把战争限制于欧洲范围；导致全球贸易的全球经济和殖民体系必将产生一系列全球战争，在其中，欧洲大国把他们的冲突扩大到他们寻求加以控制的所有遥远的大陆与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