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新文化运动”大将胡适和鲁迅的个人德行/杨丹荷

略谈“新文化运动”大将胡适和鲁迅的个人德行

杨丹荷 

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将，胡适虽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但也没有反对别人打倒孔家店，并且还为私德甚劣的吴虞著作写序，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一度与激烈批判传统儒家文化的陈独秀、鲁迅等人合作，共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胡适为打倒孔家店推波助澜，反倒被一些人赋予了“现代孔子”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传统人伦道德实践。胡适的私德令很多在思想上激烈反对他的人也不由得佩服感动。

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蒋介石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终生致力于向中国传播新文化，也就是提倡科学方法和民主政治，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领军人物。他非常推崇美国的政治制度，主张要全心全意地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全盘西化，但是同时他又是恪守传统道德的表率，他不仅是个孝子（对父母），也是个忠臣（对蒋家王朝，尤其是其晚年遭遇雷震事件的后的政治表现说明，在胡适的内心深处，忠君意识远远胜过了公民意识），因此，按照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胡适可谓忠孝两全之人。

虽然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在道德上，胡适与陈独秀、鲁迅等人差异很大。胡适代表新文化运动中的温和稳健派，陈独秀和鲁迅则是偏颇激进派。陈独秀的私德颇不检点，曾在妓院跟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斯文扫地。胡适就此还为陈独秀辩护，认为不应该以私德论英雄。若干年前，几位北大博士曾谈论起鲁迅的私德欠佳，其中一位鲁迅崇拜者说，不可以小德要求天才人物，另一位则指出，“没有小德就没有大德”。鲁迅性情阴冷，待人刻薄，为人处事缺乏宽容之心，胡适则恰恰相反，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委屈，他总是示人以春风般的和煦笑脸。“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做人要有疑处不疑”，是他终生恪守的格言。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概括为“吃人”的文化，并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吃掉了“妹子”，意指中国传统文化压抑、牺牲妇女的权利。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鲁迅对女性的做法正可谓“吃人”。

与胡适一样，鲁迅也接受了母亲的“礼物”，跟那位母亲包办的女子成了亲，然而，婚后鲁迅终身冷落他的结发妻子，把她一辈子打入冷宫。这位明媒正娶的孤苦女人终生侍奉鲁迅的母亲，她的地位是家庭的仆妇，生命没有尊严和幸福可言。她是活寡妇，作为伟大文豪的名誉妻子，她为自己的活丈夫守了一生的“节”，做母亲的权力被“丈夫”给剥夺了，比《红色娘子军》中那个伴着木头睡觉的寡妇好不了多少。如果在传统中国，她为一个早丧的未婚夫守节，死去时，政府会表彰她，会有一尊贞节牌坊向世人昭示她的妇德，而她生不逢时，做了一生伟大文豪的贞节活寡妇和顺妇，死去时默默无闻，如同死了一只蚂蚁。她的“人权”、“自由”、“幸福”在她伟大丈夫的眼里算得了什么？她的命运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更好吗？再来看看那位勇敢献身鲁迅的激进女生许广平，与鲁迅恋爱结合的她始终没有身份，妻不妻、妾不妾，终生不明不白。笔者认为，与其这样，辜鸿鸣“一个茶壶数个茶杯”的传统套路反而还人道一些。对此，笔者不禁要问，声称传统“仁义道德”“吃掉了妹子”的鲁迅，自己岂不是不仁不义、不讲道德地“吃掉”了“妻子”？为饱受压迫的中国妇女鸣不平、写出了《祝福》这样出色文学作品的大才子鲁迅，在对待自己结发妻子和恋爱情人方面，又有多少平等和仁爱精神可言？难道鲁迅妻子、情人的真实命运比他笔下的“妹子”和祥林嫂更幸运吗？不知道鲁迅害不害怕死后也要被锯成两半。为了补偿发妻生前饱受的冷遇孤苦和情人的身份不明，地府阎王很可能判决鲁迅的发妻朱安有权与其情人许广平均分丈夫的身体。毕竟，人间拎不清，阴曹地府或可寻得个公平的判决。

胡适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他早年理智地接受了母亲安排的包办婚姻，在美国求学的七年中，他始终保持跟没有文化的未婚妻的通信，鼓励她在家乡带头放开小脚，学习文化。接到了未婚妻满是白字的信，他高兴地作起诗来。他在诗中写道：

“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纸。全无紧要话，颇使我欢喜。

我不认得她，他不认得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

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留学期间胡适遇到了思想上的同道韦莲司小姐，两人漫步谈心，书信往还，心心相印，胡适爱慕韦莲司，却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不越雷池半步。他告诉韦莲司小姐，在人伦道德上，他要“守旧”，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要革新。他向韦莲司倾诉自己对母亲的挚爱和对未婚妻的期待。

在胡适的一生中，不是没有婚外感情的考验，也不是没有“情不自禁”的时刻，然而，他总能很快以道德（也就是他人的幸福和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儒家的“仁道”）和理性（也就是他的服务人群、造福社会的大事业）来战胜个人的私情，来规范他的行为，来爱惜他的“羽毛”。尽管受到众多女性的注目，其中不乏令他动心、动情之人，他对结发妻子始终不离不弃，善待她，尊重她，爱护她，与她结伴共度一生。

鲁迅的阴冷不仅是对他的“敌人”，也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笔者幼年时曾读过许广平撰写的与鲁迅的家庭生活回忆录，其中谈到鲁迅在家庭生活中周期发作的冷漠、抑郁和不近人情。在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里，读到那些苦涩压抑的文字，童年的笔者跨越时空，仿佛依稀看到许广平周期性经历的痛苦难熬的有实无名的“婚姻”岁月。不难理解，号称“一个也不原谅”、经常躲在安全的租界里向“敌人”发出“匕首”和“投枪”的“骨头最硬”的“民族脊梁”，自己的内心大概也难免伤痕累累，多疑苦闷，动辄抑郁不乐，难免伤及家人。

对待母亲，鲁迅也许堪称孝子，他毕竟大打折扣地接受了母亲的“礼物”——那位终身遭受他的冷遇的正妻朱安。他还长期赡养、孝敬了母亲。但是，对亲弟弟周作人，他似乎不太够哥们。有人考证，他与自己的日裔弟妹关系暧昧，因此导致兄弟反目，骨肉成仇。这件事的历史真相如何？笔者缺乏研究，不敢论断。不过，有一点无疑的，那就是，相信“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著名周家文人兄弟在人伦道德方面的确有些问题，哥哥不仁，弟弟不义，不仁不义，当然不能修身、齐家。这样的人领导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祸国、乱天下”倒是合理的逻辑发展。从反“仁义道德”的鲁迅领导的“左联”，到彻底铲除传统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中的思想联系清晰可见。

　　在行“孝道”方面，胡适也堪称楷模。胡适爱戴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与孔子一样，胡适也是老夫少妻的产物，他的父亲年长母亲三十岁，父亲去世时，胡适仅三岁，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性印象。但是父亲却是胡适心目中的英雄。无论是在他写作的关于自己的各种传记中，还是在他晚年录制的《口述自传》中，他的父亲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详细地记述了父亲的一生，整理出版了父亲的遗文，他一生强调做学问的怀疑态度和理性的批判精神，他说这两点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一向反对佛教和道教，而他的父亲也是继承了宋明理学传统，宣称与“佛道无缘”的。胡适可真是一位“善继父之志，善述父之事”的孝顺儿子。

他对母亲的孝道更加感人。他极为尊重爱戴自己的母亲。他声称，“刻苦勤学”与“温和待人”正是母亲对他言传身教的结果。在求学期间，他不仅频繁地与母亲通信，还尽力承担起赡养母亲的家庭责任。从美国学成回到北京后，在极其繁忙的教学和社会活动中，他几乎每天写信向母亲问安，汇报自己的工作起居。在《四十自述》中，他生动详尽地描述了自己的母亲，使得这位平凡的乡村妇女尽管终身不出乡里，却能因为自己养育的好儿子而青史留名。胡适用他那只生动的笔，为母亲树碑立传，使她的生平事迹得流传于世，她的生命也因而不朽。

胡适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他遇到了更加优秀的文化：西方近代科学和美国所体现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胡适认为科学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更能造福于中国人民。身为殷商后裔的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由衷赞美讨伐取代了商代的周代文化，一生致力于学习弘扬这种优秀文明。孔子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心胸博大的理性的人文主义者，他善于学习优秀文化，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所继承和弘扬的，是当时最优秀的文化，他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当时最合理的基于人伦道德的家庭和社会秩序。他在政治上的理想是建立富足安乐、仁爱互助、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要是孔子两千余年后再世，要是他接触解了到哥白尼、牛顿、洛克、孟德斯就、亚当•斯密等西方伟大思想家的自然科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他会积极赞同和学习西方文明的。若是孔子生在胡适的时代，他恐怕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西方近代文明！”

胡适其实是很敬佩孔子的，不信的话，可以看看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说儒》。至今仍不断有人从典籍中摘取只言片语便轻率全面否定孔子和中国传统文明，在思想方法上，这是步入了有才无德、缺乏理性的精神狂人鲁迅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