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洲：中国商人在非洲总能成为胜利者

<中国的非洲>摘选一:中国商人在非洲总能成为胜利者



作者　［法］　塞尔日•米歇尔　米歇尔•伯雷　：：译者　孙中旭　王迪



　　近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向非洲，在那里投资、修路、经商，改变了它的面貌。身为法国《世界报》记者与瑞士《周刊》杂志编辑，两位作者通过实地调查，讲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故事和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并对西方国家的对非政策进行了反思。



　　有“特权”的中国商人



　　两辆蓝色的警车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拥堵的车流中费力前行，几乎所有车辆都在路上动不了，只能呼呼冒着尾气。但这两辆警车突然拉响警笛，从路边冲了过去。另一侧车道上的另一伙警察见状，犹豫半晌还是颇为迷茫地敬了个礼。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第一辆车的司机并不是穿着制服的黑人警察，而是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中国商人。



　　胡介国，现年５９岁，生于上海。他带领我们驱车２５公里，去看他的一个工地，这个工地归他旗下的金鸿国际建筑（尼日利亚）公司所有，刚刚盖完５４４栋房子。胡先生说：“我是第一个到尼日利亚工作的中国人。１９４９年，我父亲把我寄养在别人家，而后来到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拉各斯，在这里开办了纺织厂。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府对出国的限制放松了一些，我便来到这里投奔父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胡介国在市内建造了一座饭店——金门大酒店，专为尼日利亚的巨商富贾办酒席，而后又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就在这期间，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胡介国意识到他可以依靠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并能从中国引进大量技术人员充实到自己的公司中去。目前，他手下共有雇员１５００名，其中３００名是中国人。



　　由于他为尼日利亚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所以获得了警方的许可，可以驾驶自己的越野车任意行驶。“在尼日利亚这样的ｇｏ－ｓｌｏｗ（交通堵塞）中，有了这样的许可非常方便，”胡介国说，“其实这也花不了几个钱，就是每年为警界的夫人们举行个宴会而已。尽管她们的胃口逐年增大，但还是相当划算的。”



　　非洲的新兴实业家



　　正说着，两辆车向左一拐，进入了一片非常独特的住宅区。置身这样的街区，仿佛是到了迪拜或加利福尼亚。我们在一个周围布满钢筋混凝土的庭院中停下，一名中国工程师从简易房中开门出来。此人姓周，在苏里南拉了１８５公里的高压电缆之后，又去科威特混了３年，而后与在上海设有招工办公室的胡介国取得了联系，便来到尼日利亚。他在拉各斯负责这５４４栋房子（不到两年时间就盖完了）的收尾工作，并等着老板开工新的工程：另造５００栋别墅。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在非洲大举建设基础设施，就是为了获取非洲的原材料。但我要告诉他们：中国人也是非洲大陆新兴的实业家和投资者。为什么在西方人因过分谨慎或漠视而不愿进入的领域，中国人纷纷进去了呢？因为中国人觉得非洲和他们的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还有就是他们不怕生意小，投资多在按摩中心、饭馆、小裁缝铺、药店，所有能迅速赚钱的他们都干。非洲各国政府也了解这种情况，建了很多免税区，中国的投资者和实业家都享受免税待遇，还不用担心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冲击。



　　“中国人总是胜利者”



　　拉各斯的中国人不缺钱。判断他们富有与否，不能看他们的固定资产、营业额，也不能看他们的税前收入。判断的标准就是工厂的规模、雇员的数量、车队的大小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胡介国正忙着建一家电视机组装厂，它位于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交界地区的卡拉巴尔免税区。



　　另一种估计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富裕程度的办法就是：看看他们的客人的富裕程度。这天晚上，胡介国的夫人谢女士邀请我们参加尼日利亚参议长安东尼·索埃坦７０岁寿辰的庆祝宴会。参议长先生租下了金门大酒店最顶层整整一层，邀请了３００多位客人，有些甚至是从伦敦或华盛顿大老远赶来的。他们浑身都闪动着石油美元的影子：名贵的腕表，脖子上的金链子，许多女士穿着价格高得离谱的衣服，喝的是圣艾米莉高级红酒。谢女士告诉我：“这次招待会就是给议长先生的寿礼，他是我们的朋友。”



　　实际上，中国人搞政治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筹的地方，但他们总能成为胜利者。与当权人物的密切交往，使胡介国在每届新政府成立之初都不会错过生意上的关键机会。他承认：“新总统必然会任命众多新州长。他们上任之初准会花大笔的钱，启动各种各样的计划，还会成立许多委员会。现在一切计划都已商定，我们也已准备就绪。”



　　《中国的非洲》摘选二：中国抓住了西方没抓住的机会



　　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作者一行亲眼目睹了“中国因素”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改变。对于中国人做出的贡献，该国主管基建工作的恩西卢部长最有发言权。在他看来，中国工人与中国企业不仅勤劳能干，更重要的是擅长与本地人打成一片，从不对政治议题说三道四，这也正是他们战胜西方国家，在非洲大陆迅速站稳脚跟的秘诀。



　　中资企业在刚果挑大梁



　　飞过印度洋和非洲之角，我们来到了刚果。刚果建设、城市规划、住房和土地改革部部长克洛德·阿方斯·恩西卢在他位于布拉柴维尔的家中接待了我们。他坐在真皮沙发里，手里拿着仆人刚斟满的法国苏打水，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事实上，是中国人来到他的国家并勤奋工作，才使他感受到这样的幸福。



　　“中国人太了不起了！他们给我们建了体育馆、外交部大楼和电视台。现在正在建设英布鲁水电站和布拉柴维尔的市政供水系统。他们给我们建机场，铺设高速公路。在奥约（恩格索总统的故乡），他们还建了一所综合性医院，修了公路，建了住房。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双赢！对你们法国人来说，这些真不是好消息！”



　　部长先生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在给他本人建住宅，或者说他的宫殿。当晚，他就带我们去参观了。首先是仍在施工的居住区，里面有好几根巨大的柱子，连山墙的墙面上都镶嵌了壁柱。如果拿它与紧挨着的邻居——未来的美国大使馆比较，后者就像是它的一个小影壁般渺小。



　　恩西卢是刚果政府中少数几个有权与中国人直接打交道的人，他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盖１万所住房，工程建设就交给了中国的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威海位于黄海之滨，是布拉柴维尔的姊妹城市，威海国际恰恰来自那里。这家公司负责用工和建筑材料的进口，其施工速度堪称典范，建筑价格也无人能比。“现在，我们富了。”部长先生笑着说，“苦难时期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法国没抓住这样的机会，真令人遗憾！”



　　“全世界都将属于他们”



　　当参观到下一个别墅卧室的时候，我向恩西卢提到有些本地工人抱怨说被中国工头殴打的事情，他的回应非常干脆。



　　“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当中国人感觉任务紧的时候，他们便会实行每班八小时的三班倒工作制，晚上也干，但刚果人干不了，我们要遵守自己的作息制度。当一个人要求另一个人干超过他身体极限的工作时，这就是侵犯，就得阻止他们。我绝不能容忍任何针对刚果人的侵犯，已经把好些中国人赶回去了。”



　　我们又来到另一栋别墅，这里的工程进度比别处慢，因为它是中国师傅培养的刚果徒弟建设的。附近的工人放下手中的活计赶了过来。部长先生就在别墅的一楼接受了民众的热情欢呼。他像拳击手一样，高举双臂向人群致意。



　　从别墅间的小路返回时，他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地缘政治上的见解。“我跟你们讲，中国人研究我们每一个人，极力想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有一次，我认识了中国商务部的一个大领导。他跟我谈爵士乐，谈希腊罗马式建筑。天哪，这些都是我的个人喜好！后来，我了解到他和别的部长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于是每个人都有了中国情结。要注意了，１０年后，全世界都将属于他们！”



　　愿意同任何政权交朋友



　　我们继续参观，恩西卢滔滔不绝地表示对中国的喜爱。可能是因为现在他身边满是来向他致意的威海国际的工头，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人推的小车，用的水桶，挖的深坑，盖的别墅对他都有好处吧。总之，如果他在任上能交出完美的答卷，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中国人。



　　“看看他们的适应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俭朴，来后不久就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的友谊。中国人与刚果人能一起喝白酒，拼啤酒。对我们非洲人而言，中国人什么都建，而欧洲人什么都不建。”



　　“对欧洲人来讲，发展问题就是民主问题。中国人则说：‘如果落后太多，就不是和谐。’所以我们要严肃看待它。中国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与非洲那些强硬的政权接触，并对它们报以理解，也从不进行无聊的说教。这一切也使得中国人认为与非洲人的距离更近，与西方人的距离更远。”



　　《中国的非洲》摘选三：中国人是“卓越”的同义词



　　喀麦隆是中部非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商品和中国商人来此的脚步。尽管面临环境恶劣、治安不佳等众多困难，但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还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喀麦隆顽强地扎下了根，成为当地人心中坚韧不拔、踏实肯干的象征。



　　“我比中国人还强！”



　　在喀麦隆杜阿拉市的郊区，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用粉笔在板子上写道：“我比中国人还强！”他自认为找到了具有神奇力量的咒语，可以帮助他说服行人施舍他一些钱，甚至希望这句话为他带来更好的工作。路人看到他这副模样，都开始嘲笑他——在喀麦隆，比中国人强的人还没出生呢！“中国人”这个名词就意味着卓越、坚韧不拔、踏实肯干。



　　“中国人厉害！”这尤其表现在向整个非洲以低廉的价格销售日用品上。在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可谓多种多样，有服装、香皂、洗发水、假发、钢笔、摩托车、水泵、充电器、电话、水壶、手表、眼镜、蜡烛盘、餐具、玩具……其价格只是别国产品的１／５至１／３。



　　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非洲之行，第一站就是喀麦隆。此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从喀麦隆所有的市场上都陈列着大批中国商品就能看出来。对于这种现象，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崔大伟（音）的解释很透彻：“从前，一个国家如果想扩大疆域，首先要做的是占领土地。如今，它不再需要这么做，只要去销售有竞争力的商品就够了。”



　　连薄饼市场都不放过



　　一个国家的向外扩展总不会一帆风顺，在喀麦隆这样一个“雄狮之国”更是如此。中国人来到非洲卖餐具和玩具，还可以被接受；可是，他们难道连薄饼市场都不放过吗？



　　“快来买啊！”在哈马杜－阿希乔路的拐角处，一个瘦弱的中国人正在叫卖薄饼。在这里，人们给薄饼起了绰号，叫“众人皆知”，并视其为传统美食。而今，这种大众化的食品遇到了中式改良薄饼的竞争，后者只卖４０分，比真正的“众人皆知”便宜１０分。于是，各种关于中式“山寨版”薄饼的谣言四起。有些本地爱国人士，甚至发誓决不买中式薄饼。



　　中国商人们聚居的地方叫做“淋浴区”。这个名字很有迷惑性，因为它在上世纪７０年代的确有过公共浴池。但现在，街上只剩下一片废墟，满地都是烧焦腐化的塑料瓶，空气中弥漫着尿骚味，看起来根本没人愿意在这儿住。然而，中国人偏偏来此安营扎寨。他们十几个人一起以极低的价格租下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与当地的手工作坊争夺生意。



　　我们要找的是位姓吴的先生，他是这一带中国人的代表，结果被告知对方３小时以后才回来。在原地停留是危险的。要知道，自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被刺死以后，这一带的形势一度非常紧张，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小商贩曾上街游行表示抗议，但被当地警察驱散。所以，当胡主席对喀麦隆进行访问时，他们就跑去向自己的领导人诉苦，并举行了听证会，发表对暴力事件、税负加重、警察粗暴执法的不满。



　　警察保护中国商人



　　中国商人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还是有效的。两个星期之后，吴先生店铺对面立起了一个木制的岗亭。它被漆成蓝色，上面写着“警察岗亭”。两名女警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通过窗户栏杆监视着整条街道。“是市政府下令建这个岗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已经受够了，不愿再被袭击。现在，我们派警察去了，他们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两个女警中比较胖的那个开玩笑说。



　　“中国人不去投诉吗？”



　　“不，他们喜欢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



　　“就派两个女警来确保整个街区的安全……难道就不会再有袭击事件了？”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但你也知道，我们还是有一定防范能力的，”比较强壮的女警回答说，“我练过拳击，甚至随身带着刀。”



　　她掀了一下衬衫，露出身上的刀疤。她的同伴补充说：“另外，外面还有男警巡逻。”可是整个下午，我们连他们的影子都没看见。



　　按照喀麦隆与中国的约定，中国人今后在没有工作合同的情况下可在喀麦隆居留一年半，其他外国人是没有如此“特权”的。截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底，喀麦隆驻华大使馆已经发放了７０万张签证。照此速度，“淋浴区”很快就会挤满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