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

　　作者：李旧苗　　--  发布时间：2006-07-11 18:40:00　　--  卢祖送：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02级博士生（上海200433）　　原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  　　　　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一批政治精英与接触派针锋相对，人们称之为遏制派。其成员主要包括一些国会议员、部分媒体、保守的学者、思想库和一些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既包括为理念而奔走的人权组织，也包括为其自身现实利益而呼号的劳工组织。具体而言，遏制派认为有以下遏制中国的理由：首先，中国的军费开支比公布的数目大得多，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伯恩斯坦和芒罗认为，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官方公布的数目的十至二十倍。中国官方公布的1996年的军费开支是87亿美元，但据他们计算，中国的军费开支至少是870亿美元，接近美国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1996年的军费开支在1995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1.3％，在1994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4.6％，中国政府的任何其它开支都没有军费增长快。（注：RichardBernstein &Ross H.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pp.70-72.）他们认为，中国军事上的发展目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准备武力攻台和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注：Denny Roy ，op.cit.，p.759.）除了自行研制和购买尖端武器以外，中国人还通过间谍活动从美国获取大量武器秘密，使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军事优势消失。《考克斯报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的设计信息。”“中国目前正在开发的下一代热核武器将采用从美国窃取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国家武器试验室的渗透可以追溯到几十年以前，几乎可以肯定，目前仍是如此。”（注：Kenneth DeGraffenreid，ed.，The Cox Report （Washington D.C.：Regnery Publishing ，Inc，1999），p.1.）　　其次，多数遏制派都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上做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必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是美国的心腹大患。只要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存在一天，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不可能消失。（注：Ibid.）《中国威胁》的作者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制度所带来的威胁的：作为一个无视人的生命、除了小圈子的共产党决策者以外没有其他输入（input ）的专制制度，它一直自我表明会发生大规模的误算——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子民死亡的误算。考虑到它在历史上所犯的滔天大错和当前领导集团依然与外界绝缘，中国的统治者很有可能重蹈日本独裁者袭击珍珠港的覆辙。严重的内部问题——大范围的腐败、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可能会和他们的一直以来就怀有的主导太平洋地区的野心相结合，将北京引向独裁者的历史性战略：军事侵略。（注：Bill Gertz，The China Threat ：How the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Washington D.C.：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0），pp.xi-xii.）　　他们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治的透明度低，始终不暴露其决策机制；对他国的让步做出非理性的回应，总是得寸进尺。“其实，几十年来，中国的决策者就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和阻止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障碍。”（注：Ibid.，pp.xii-xiv.）　　针对接触派的“与中国接触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观点，遏制派认为，也许最终中国将会民主化，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中国不可能在近期民主化。原因之一是民主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相背离。在中国三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从来就没有形成有限政府、保护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等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被统治者的认可”和“多数人的意愿”等概念。不管是封建帝王的统治还是党的总书记的统治，共同的特征是自我选举和自我维护的小团体的统治，在秘密的状态下操作，将反对派当成卖国贼对待。原因之二是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掌权的官僚不愿意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原因之三是当前中国领导人担心民主改革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最后一个原因是，一旦民主化之后，中国可能会失去对一些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方的控制，比如新疆和西藏等。（注：RichardBernstein &Ross H.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再次，通过考察历史上新兴大国的行为，遏制派得出“强大以后的中国必然威胁其邻国、挑战现存国家秩序”的结论。他们将中国和30年代的德国、日本比较。他们认为，和当时的德、日一样，“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意义深远而伤筋动骨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专制的领导层正在失去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控制。同时，中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净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像30年代的德国或日本一样，中国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国家，一个企图改变其边界和重新调整国际体系的民族主义高涨的国家。这些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对邻国和国际秩序提出最大挑战的大国的基本特征。”（注：Gerald Segal，"The Giant Wakes：The ChineseChallenge to East Asia"，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XVIII ，No.2，Spring 1996，p.26.）在遏制派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行为也表明中国极具侵略性。60年代初，中国与印度爆发边界冲突。6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也发生小规模战争。70年代末，中国为了“教训”越南，不惜一战。1996年，中国在台海举行大规模的导弹实弹演习。他们认为，中国与多数邻国有边界纠纷，在解决这些纠纷时，中国往往采用暴力手段，更有甚者，中国对目前的东亚秩序和全球秩序都不满意，中国不太可能采用非暴力的、合作性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最后，遏制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会“软化”中国的对外行为，目前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只是一个策略，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美国市场的份额和吸引外资，同时消除美国国会和民众的反华情绪。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增加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中国领导人能控制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其侵略野心。（注：Richand Bernstein &Ross H.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with China."）　　三、有关“中国崛起”辩论的基本特点　　首先，在这场辩论中，美国国内传统的政治分野被打破。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内部均发生分化，人权和劳工组织等极左势力与宗教组织等极右势力形成了一个遏制中国的奇怪的联盟。左翼要求把人权作为确定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主要因素，伴以各种经济和政治制裁；右翼把中国视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注：[美]弗洛拉·刘易斯：《把有关中国的辩论简单化可能是危险的》〔N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4月3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4月7日，第5页。）大企业家历来是支持共和党的中坚力量，在对华政策上却坚定地和克林顿政府站在一起，主张采取对华接触政策；相反，劳工组织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基础，但在对华政策上一直是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主要批评者。　　其次，在这场辩论中，“政治停于水边”的传统政治智慧失效，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边界趋于模糊。美国90年代的对华政策辩论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内政治的烙印，对华政策被高度政治化。对华政策被反对派认为是政府的“软肋”，在1992年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极力抨击布什政府迁就中国政府，但1994年后的克林顿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因而又成为共和党批评的靶子。1994年的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几十年来第一次控制国会两院，为共和党全面挑战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当然也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天赐良机。1996年，共和党在大选中再次失利，自然将满腔怒火发泄到克林顿政府身上，美对华政策再次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核战争的门槛骤然升高，大国关系的有限协调代替了昔日的殊死纷争，安全和战略等“高级政治”问题与经济和社会等“低级政治”问题的界限不再明确，致使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没有摆脱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很多对华政策的辩论者“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借助对华政策来打击政治对手，攻击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克林顿政府。　　正是因为对华政策辩论的“内政化”，这场辩论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美国政治没有也不可能回到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和非理性，但很多政治精英仍然不愿意被打上“共产党合谋者”的标签，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损害。因此，理性的声音和观点被无情地压制。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指出：“许多到过中国的议员害怕公开谈论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因为他们担心会受到接受中国钱财的指责。一些学者还怕说出自己的看法，担心会受到向中国谋求捐款或与中国人拉关系的指责。商界人士说出任何事情都令人怀疑，因为他们只为自己服务。”（注：[美]傅高义：《不要让骇人听闻的消息报道使中国成为敌人》〔N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5月31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6月2日，第2页。）　　再次，接触派和遏制派之间的辩论可以说是一场虚假的辩论，因为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两派在逻辑前提和政策目标上没有什么区别，两派都认为美国是世界的当然主宰、美国的“一超”地位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当前的国际安排并无不合理之处、美国在亚洲的前沿军事部署天经地义，都对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置若罔闻，都认为中国有义务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东亚和世界安排；两派的政策目标都是为了确保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以及在国际安排中享有“乾刚独断”的地位、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一言以蔽之，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被冠之以“接触派”或“遏制派”，但两派的具体政策建议并不象其称号那样泾渭分明。即使最坚定的遏制派也不主张美国像对付前苏联那样对付中国。伯恩斯坦和芒罗极其造谣之能事，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努力编造出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读者本来预料他们会大胆呼吁使用武力对付中国，但他们却主张“美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在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放宽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和成为世界大家庭的正式成员。”（注：[美]约瑟夫·卡恩：《这场冲突并非即将到来》〔N 〕，《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4月15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4月18日，第1页。）在政界，曾任众议院多数党主席和众议院发言人的共和党人金里奇以对华强硬著称，即使这样一个人，也认为中国已经发生变化，中国不是美国所要寻找的敌人。（注：Steven Erlanger ，"Searching An Enemy and Finding China"，New YorkTimes ，April 6，1997，Section 4，p.4，Column 1.）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开明的接触派也不主张没有“防范”的“接触”。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约瑟夫·奈可以说是主张“对华接触”的代表人物，但他曾表示：倘若中国采取攻击性行为，那么接触政策很可能转化为遏制政策。（注：日本时事社：《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奈发表文章说如果威胁亚洲就有可能“遏制中国”，不要因冲绳问题搞垮日美同盟》，1996年12月21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1月6日，第2页。）接触与防范、包容与遏制是90年代美国政治精英所主张的对华政策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接触派主张多一些“接触与包容”，但绝没有忘记“防范与遏制”；相反，遏制派主张多一些“防范与遏制”，但也不会放弃采用“接触与包容”的手法来达到其目的。接触派与遏制派的政策建议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尽管这次辩论经历了很长时间，进行得非常激烈，但政治精英并没有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分歧没有因为辩论而减少。辩论参与者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上都相持不下，因而各种奇谈怪论都能找到听众和支持者，都有市场。中国威胁论者极力夸大中国的经济力量，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定价很低、统计数据不准确，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是当今公布的经济总量的十倍。（注：Emma V.Broomfield，"Perceptions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p.272.）如果中国经济以8％的速度、美国经济以2.3％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在2013年就可以赶上美国。也有人认为扣除通货膨胀和统计错误，中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只有2-3％。有人估计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实际公布数字的十倍，预测中国的军事力量将于2012年超过美国。正是因为冷战结束导致国际局势的高度松弛、正是因为90年代对华政策的辩论没有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关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应对政策的辩论还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虽然“9·11事件”暂时将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力都聚焦在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威胁上，但是，无论反恐战争是长是短、是赢是输，只要中国的经济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美国国内因冷战起家的战略家和决策者就不会停止“寻找敌人”、甚至“制造敌人”的努力，继续兜售其政策主张，为以“国家利益”为幌子的个人、机构和集团利益奔走呼号；与此同时，真正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冷战结束以来在社会生产力的冲击下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有识之士也不会甘拜下风，不会屈从于遏制派左右美国对华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在可见的未来仍将是一个热烈辩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