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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岭大最年轻的讲师，在当时一班要求进步的学生群中，又年轻、又“左倾”的老师是最具吸引力的。
简又文视我如子侄，金应熙则自始至终把我当作朋友。他不但丝毫不以师长自居，甚至完全消除了师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对方的恋爱参谋。
初时我还以为他是对我特别客气，因为我是“带艺投师”的，后来发现他对比较接近的同学，都是如此，而且对任何人亦都是毫无架子。
在他去世后，我在《岭南校友》读到一班相识的老同学给他的挽联联语见王屏山、梁石、胡景钊等人于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致新华社香港分社及邹云涛女士的唁电。：
亦师亦兄亦友；
重学重德重情。
我不觉潸然泪下。虽然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和金师见面的机会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来次吧（“文革”期间，更是根本未曾一见），却也没有疏离之感。金应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位“亦师亦兄亦友”的良师。
但毕竟是会少离多，许多有关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证。一九八七年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悉尼。如参与商，相见无从。最后一次见面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由于我是匆匆来去，亦无深谈机会。见面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写的只能是我所认识的金师（主要是在岭大这段期间）。治史者重视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身后是非，我是没有资格发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这些感、思，也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得来。错否不自知，只能求教于对金师认识更深的智者。金师友朋弟子遍天下，这样的智者当不难求。是为正文前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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