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事，丑事，荣誉事

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了解政府的运作与潜规则无可厚非，因为“国家机密”往往将普通公民拒之门外，但我们没有理由不了解被人称为象牙塔的学校，这个莘莘学子十年寒窗苦读所向往的知识殿堂。然而，这个曾经为人所熟悉的地方正在变得陌生，知识殿堂正在丢失其本色。

大学学事之忧

一年一度的国考正在火热报名中，许多部委在学校的宣讲会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又有多少人能成为人民的公仆或所谓的公仆？中国历来是“学而优则仕”，但最近几年却流行“仕而优则学”，硕、博士进官场难，但许多官员却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最近网上又传南昌大学为“仕而优则学”添了新的内容，高校行政人员在博士入学考试中顺利过关，而应届毕业生却损兵折将，研究生招考优先本校行政人员竟成高校福利。

为什么这么多的官员热衷于读博士、MPA（公共管理硕士）或同等学力的研究生？因为学历不同，公务员的等级以及相关的福利待遇也不一样。一些刚考上公务员的人就迫不急待地想报考MPA，只要有个学位证书就好。

最近，被称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让人失望了，有人发帖声言北大经济学院两名成绩垫底的学生竟荣幸地被保送攻读研究生，其父亲分别是黑龙江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另一市的实权局长。曾有记者向北大有关负责人了解情况，所得的解释是只要拿到学士学位就有保送资格。

相信没有几个人会对这样的解释心服口服。笔者本科毕业时，班里只有4个保研名额，其中一个为工作保研，另外三个为学术保研。如果走学术保研的路，则要求每年必须获得专业奖学金，且至少获得一次专业一等奖学金，还要求不能有低于75分的课程，毕业论文必须为优，如果一个班里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很多，则按照平均成绩进行排名，前三名拿到保研资格。如果是工作保研，则要求在学生会担任过副部级以上职务才行。这是我们学校的规定，虽然北京大学的保研规定可能有所不同，保研名额相对也要多，而且许多优秀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即便如此，其保研的资格也不会降到只要拿到学士学位的程度。如果果真如此，那我就要更加质疑中国原本就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了。

北大保送门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但真正关心中国教育，为其担忧的人还是多数。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出疑问：中国保送研究生的灰箱何时能见光？他认为，北大的“保送门”事件并不是个案，许多人无法通过成绩保研，则走工作、国防或艺术保研之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标准不客观，这是权力得以寻租的主要原因。他建议应该通过分数与教授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但只要有人为的因素和权力存在的地方，腐败就难以杜绝。今天，在这个学术腐败频传的社会，教授的公信力有多大实在是个问号，因此，张教授认为“按分数保研，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网络资深评论人五岳散人认为学位商品化已成为大学堕落的标志，而大学的堕落又标志着社会文明的堕落。北大有关负责人在回应记者采访时曾说：“北大不可能不给学生出路，不可能不管学生”。是啊，一个资源分配极度不公的社会只管住了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出路，而大学又只管有背景学生的出路，这让那些被层层筛下来而又没有背景的人如何寻找出路？ 211工程，985工程不仅将资源分配给了少数的大学，而且也剥夺了大多数人利用资源的权利，马太效应被进一步加强。

我一个朋友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某知名大学，却每每被老师问道：你们以前的学校不是211工程吧？试问，难道优异的成绩还不能代表能力，而非要以一个学校的头衔来证明？据我所知，一些不太知名大学的学生拿着保研推荐材料马不停蹄地在各大高校间穿梭时，许多人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只要××大学的；你们学校是985工程吗，不是？那对不起。

大学的教育着实让人担忧，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难，学术论文被指抄袭，保研被指有猫腻，海归博士选择用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警示忧人学术圈。我们到底要办什么样的大学，如何才能保持大学应有的风骨？温家宝总理说，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温家宝总理每年“五四”都会选择一所高校视察，这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发现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在学校的严密安排与事先“培训”下，不知被安排迎接总理，与总理一起讨论、一起在食堂吃饭的学生是否会或敢于说出真正问题之所在，总理是否能听到他想听到的实话。如果毫无畏惧，则没有必要特意安排与总理见面的人，事先告知与总理该说的话。试想，在这样一种“计划”体制下熏陶成长的年轻学子，将来成为治学者时，又如何免去俗套。

大学丑事之罪与罚

近年来，大学腐败已不是一个新话题，随着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因受贿被捕一事在网上的传开，之前发生在这块“清水衙门”里的种种丑事也被再次提起：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十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

为何大学这块学术“净土”成滋生腐败的温床？武大老校长刘道玉认为，大学扩招高歌猛进和教育产业化给高校腐败制造了“机会”。人民网记者李婧也指出，大学扩张使得各大学大兴土木，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基建为大学腐败提供了条件。网友刘德元指出，是“官学一家亲，腐蚀学术根”，官员治学与学者为官使学术殿堂变成了官家剧院，而武大腐败案就是官学一家的最佳脚注。另有媒体分析，陈昭方出事前担任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但仍兼任总会计师，兼管财权。他并不高的工资与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经费来说少得可怜，兼管财务的权力又为其腐败提供了条件。

也有人提出不一样的解读，认为高校贪腐案件虽与高校过分“行政化”有关，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高校的行政职务有多少，而在于权力监督的有无和强弱。我一直特别认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导致腐败”这句经典名言。只要有权力存在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性，如何杜绝这种可能性，一是他律，一是自律。然而从种种腐败案来看，不管是被迫无奈还是有意为之，自律最不是最保险的约束。政府不是天使，人也不是。因此杜绝的最好办法是他律，靠制度，靠权力的相互制衡与监督。有人分析，陈方昭被捕之前，“曾多次被学校职员联名举报,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因其熟悉财务制度和擅于反侦察而逃脱”，如果监督到位，也不会被他一次次的逃脱。

“武大领导受贿案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是刘道玉校长的感叹，高校已不再是一方净土。这不禁让我想起有网友在选举网上对薄熙来重庆打黑行动所作的评论：难道只有重庆有黑社会吗，为什么只在重庆扫黑？答案可能是：只有重庆有薄熙来。如今腐败的恶魔已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不断地将它的触角伸展到权力的各个角落：学术界、体育界、文艺界、司法界…… 相比之下，薄熙来式的人物又有多少？反腐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在追究了陈昭方等人罪责之后并没有到达路的终点，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完善的权力监督的加强，下一个陈昭方还会出现，罪与罚已不再为某些贪婪之人所畏惧。

大学荣誉事之尴尬

诺贝尔奖颁发了，获奖者不是我。

从选举网上的文章来看，从2003年开始，诺奖似乎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结，虽然每年的结果都在预料之中，但惋惜、评判、辩解之声不绝于耳。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每年总会有与中国多少扯上点关系的人获奖，国人也会因此奔走相告，异常亢奋。2007年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媒体特意强调了她曾加入共产党；2008年美国华裔科学家钱永健与其他两位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看到的文章大多是“钱学森堂侄……”；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结果公布之际，更是让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兴奋了一把：中科院院士（高锟）获2009年诺贝尔奖这样的新闻能不让人振奋吗？初看标题，网友李钟琴误以为“高锟先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呢”，谁知人家11岁就移居香港，之后留学英国。我也纳闷，怎么又是半个中国人。不过我们也可以孔乙已一下：比起前几年，中国向诺贝尔奖“迈进了一大步”，毕竟高锟博士出生于大陆，并长期工作于香港，还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

为什么没有中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各种解读已汗牛充栋，我也不必再发表拙见。不过每次都要用孔乙已精神来与诺贝尔奖扯上关系，不免让人尴尬。我不认为自己有“诺奖焦虑”，但也希望像诺奖之类的荣誉事能为国人真正享有，作为天平一端的砝码，以平衡另一端的种种丑闻与忧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