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对中国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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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2009年10月28日

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近来掀起的反黑风暴,引发全中国以及国际的共同关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当政近两年的时间里,采取“扬红抑黑”的策略,一方面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弘扬中共传统,另一方面重拳出击,打击盘踞多年的黑社会。外界亦有政治解读,认为薄熙来此举旨在未雨绸缪,抢占先机,着眼未来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布局。但作为为政一方的领导人,也有道德责任还民以清静,薄熙来于去年提出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五大目标,需要大刀阔斧施政,如果黑社会猖獗至斯政府却无所作为,岂不是失职无能?

  重庆的打黑行动之所以轰动,是因为除了暴露出黑帮打杀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外,一批包括亿万富豪、人大代表在内的黑恶势力首脑相继落网,甚至包括原本属于国家专政机关的原司法局局长。重庆的官商黑三角网络,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官商黑结为一体后,在社会潜滋暗长,直接可见者是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幕后则是权钱交易、纸醉金迷。对于正在努力克服贪腐毒瘤的中国当局来说,这无疑具有宏观层面的深刻警醒。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社会在当局的大举打击下,短短几年间,即基本上消失无踪。之后三十年,政府对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各个领域都维持高度的控制,利益分配也比较简单,黑社会没有什么土壤。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出现松动,个性自由解放的同时,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出现分化,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在一些政府无法完全控制、法制无法发挥效力的灰色地带,难以按照正规渠道获得利益,就容易成为黑社会滋生的温床。

  中国目前的官方词汇并不承认黑社会的存在,对于涉黑的指控和处罚,都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罪名。确实,现在的涉黑组织未必如以前的黑社会一样,具备严密的组织章程,并成为带自治性质的“社会”,而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存在,涉及走私、人口贩卖、色情、赌博等高风险暴利领域,甚至介入正常经济活动,“漂白”上岸,成为社会安全指数的最大威胁。

  从重庆打黑审黑的初步案情来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黑社会”绝不是文艺作品中凭借侠义行走江湖的简单浪漫,或是香港电影中古惑仔浪迹街头、江湖义气的豪情万丈,而是在巨大利益驱动之下,官商黑三结合,攫取社会财富、破坏公平正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薄熙来一番“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的“黑逼官反”的告白,重庆参与打黑的警力已经达到7000人,相当于重庆总警力的23%,都彰显了黑势力的猖獗程度。重庆高调打黑,中国却不是重庆独黑,类似“警匪一家亲”的故事在中国时有所闻。

  从本质上讲,黑社会以金钱作为维持基础,为利益铤而走险,具有向经济领域扩张的本能,中国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很高,黑势力必然谋求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因此,中国打击黑恶势力与权力体制内反腐就具备了密切关联。从历史的角度看,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而当黑势力达致最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最为腐败之时。

  “黑社会”对于中国的挑战,绝非仅仅体现在社会治安领域。如何防止弱势群体被迫转向黑恶势力求取生存,这涉及到财富分配、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社会课题;如何避免黑社会与商业力量结合,涉及如何完善经商环境和法制。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官黑勾结、黑白合污、政府要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代理人、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攸关中国当局打击腐败的根本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