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来自其人民,而非货币

导读：《时代周刊》亚洲版在即将于10月 18日出版的期刊中发表了题为《中对美挑战来自其人民而非货币》的评论文章。文章作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10月3日曾作为CNN的主持人采访过中国总理温家宝。扎卡利亚是《新闻周刊国际版》的编辑、《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CNN主持人以及《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扎卡利亚在本文中指出，美国所面临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商品，而是恰恰相反：中国正在沿着价值链上行，这在未来可能构成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竞争。

　　以下是该评论文章全文：

　　我赞同两党合作的理念，哪怕只是看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形象被放在一起，都会露出微笑。我对自己说：“终于，美国的政府开始运转了。”然而随后我看到他们实际上达成的一致，于是开始怀念起原先的瘫痪来。

　　9月29日，众议院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压倒性支持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通过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来惩罚中国保持货币低估的做法。似乎所有人都认为法案的通过恰逢其时，其实不然。该法案往好了说是无意义的作秀，往坏了说则是危险的煽动，并不会如其所愿地解决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此举反映了美国日益滋长的排华情绪，这种情绪出于对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所带来挑战的误解。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保持人民币低估可以帮助它的制造商将玩具、运动衫和电子产品以低价在海外市场销售，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市场。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这顶多算是可能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工资低、基础设施完善、对企业友好，以及顺从的工会和勤奋的工人。)单是让人民币升值并不具备改变这一切的魔力。

　　中国企业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比美国企业要低四分之一。让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20%并不能让美国工厂具备竞争力(因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中国货币对美元将会升值20%左右)。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将帮助到越南、印度和孟加拉等其他低工资国家，这些国家生产的产品与中国多有重合。因此沃尔玛仍将以尽可能的低价进货，只不过到时候更多的商品来自越南和孟加拉而已。况且，这些国家与其他众多亚洲国家一样，同样让自己的货币保持低估状态。正如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研究部主任赫尔穆特-赖森(Helmut Reisen)最近在一篇评论中所言：“世界上并不止两种货币。”

　　我们曾经目睹过这一幕。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在美国政府的施压之下，北京允许它的货币对美元升值21%。然而尽管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却在继续猛增。当然，全球陷入衰退之后，中国的出口也有所放缓，不过降幅并没有那些此前没有令其货币升值的国家那么大。因此即便产品价格略有上升，中国的表现也好于其他出口国。

　　把目光投向别处和过去，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逼迫日元升值。但随后日元50%的大幅升值并未让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多少。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指出，2002年至今，美元对我们所有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已经贬值23%，然而美国出口并未因此繁荣起来。美国从全球90个国家的进口高于出口。难道说这些国家都在操纵汇率吗？抑或更有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强调消费甚于投资和制造的结果？

　　未来的新中国

　　我们所面临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并不在于它不断向我们输出廉价商品，而是恰恰相反：中国正在沿着价值链上行，这在未来可能构成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竞争。

　　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建设有形的基础设施上面。它当时尚无对人力进行投资的迫切需要，整个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生产低劳动力成本、低利润率的产品。只要中国的工人成本低廉、工作勤奋，这就已经足够。然而中国还需要现代化的工厂、世界级的铁路、规模巨大的港口和高效的机场。所有这些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建成了。

　　现在中国希望进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领域。这意味着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以过去用于公路建设的同等决心投资于人力资本，这一点中国政府官员曾做出明确肯定。1998年以来，北京政府大力扩张教育，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近两倍。此后十年间，中国大学的数量翻了一倍，大学生的数量则增加了4倍，从1997年的100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50万人。中国还评选出9大院校，将它们视为中国版的“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就在欧洲大学和美国州立大学在大规模减赤行动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之际，中国却刚好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Richard Levin)今年曾在演讲中指出：“这一容量的扩张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部门。事实上，中国世纪之交以来仅大学扩招的人数便超过美国全部大学招生人数。”

　　教育的效益

　　这一史无前例的教育投资对中国――以及美国意味着什么呢？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研究工人受教育程度对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一个中学毕业的工人其产出是一个受过九年级教育工人的1.8倍，大学毕业生则是其3倍。中国正在急速扩充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供应。尽管中国在服务领域仍远远落后于印度，原因是印度学生在英语和科技方面素质更高，但中国这两方面都在迎头赶上，中国企业也将涉足广阔服务市场。福格尔相信，高技能工人数量的上升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极大地提升中国的年增长率，让中国GDP到2040年达到令人瞠目的123万亿美元。(是的，据他估算，204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迄今为止最大的经济体。)

　　不论这一不可思议的数字是否正确――我觉得福格尔对中国增长过于乐观了――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中国正在进入各种产业和工作的价值链上端，这些领域直到最近尚被视为西方世界的特权。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挑战。它并非来自北京的汇率操纵或隐性补贴，而是战略性投资和辛勤工作。回应这一挑战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并非威胁和关税，而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和重大投资，让美国经济重新充满活力，让它的工人具有竞争力。这才是我们需要达成的两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