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放权让利

　　经济观察报：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怎样看这30年的改革，思想理论界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知道你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最早提出者，所以想听听你的看法。

　　周为民：30年是什么概念？一代人的时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在旧体制下生活过，所以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缺乏理解，年纪大的呢，有些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也淡忘了。改革之初，大家"咸与维新"，因为旧体制的弊端太突出了。但是一些人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超越旧体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于是在改革攻坚阶段，当一些深层次、高难度、极复杂的问题凸显出来以后，他们就表现出动摇、倒退的倾向。所以现在谈改革，首先要重新回到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基本问题上来。搞清楚这一点，才能清楚地看到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现在看来仍要回答这个问题。

　　周为民：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到了尽头。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命令经济、统制经济，束缚生产力，束缚人的自由。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这种模式都带来严重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一个是"三年大饥荒"，在和平年代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极其严重、极其罕见的；再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上亿人受到迫害、打击。改革之前，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物资严重匮乏，人民普遍贫困，这样的经济不是濒临崩溃又是什么？而与此同时，世界特别是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发展，本来就落后的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更显著地扩大。

　　经济观察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改弦易辙。

　　周为民：如果不改弦易辙会怎样？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实，改革开放也是挽救了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招，如果不改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同样要被葬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现实、最深刻的意义，就是要否定苏联模式。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什么？

　　周为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带来了人的极大解放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最伟大的历史进步。

　　第一是反贫困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首先是一项反贫困事业，而且是全人类反贫困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10亿，贫困人口2.5亿，占四分之一，现在中国人口13亿，贫困人口下降到了几千万。这样一个成就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改革开放是全人类反贫困事业当中最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一部分。虽然现在仍有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努力解决，但这个巨大成效是不能否定的。

　　第二，改革开放带来人的自由、解放，并在这个基础上带来社会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

　　经济观察报：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评价改革的时候往往认为，物质财富的增加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周为民：这种看法完全不对。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在人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平等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旧体制下的社会，恰恰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城乡隔绝上。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壁垒隔绝城乡，强制地把社会成员分成两类人：城市居民和农民。由这种身份不平等带来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吗？这种不平等是怎样打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步步打破的。在八十年代，我经常看到，一小群一小群衣衫破旧的农民背着蛇皮袋，靠着墙根，小心翼翼地走在城市街道的边上。每看到这种景象我都很激动，因为从中看到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看到他们挣脱贫困的渴望，他们终于有了进城谋生的自由了，想想几十年旧体制的禁锢，这多么不容易！这种变化是不是空前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

　　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以所谓"出身"、"成分"制造出巨大的社会鸿沟。至少有数千万的人仅仅因为所谓"出身不好"、"成分不好"，就处在受打击、受迫害、受歧视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抬起头来，多少大好青年，仅仅因为所谓出身不好，就永远被排斥在大学的校门外，参军、招工等等都不可能，甚至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而且，处在这种悲惨的境地，还不能发出任何不满的声音，叫做"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种严重社会不平等怎么改变的？同样是改革开放改变的。改革开放填平了这种社会鸿沟，多少人才能重新抬起头来，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怀念旧体制，认为虽然效率低一些，生活差一些，但至少平均分配了贫穷。

　　周为民：这些人忘记了改革前八亿农民的生存状态，也忘记了至少数千万出身不好、成分不好而被打击、迫害、歧视的社会群体。不是喜欢讲良知吗？真有良知能无视旧体制的这些严重弊害吗？

　　过去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旧体制下普遍实行按等级特权分配的制度。有很多特殊的福利待遇、特殊的场所，是老百姓能够染指、能够问津的吗？只有达到相当的级别才能够获得特殊的供应，才能够进入特殊的场所。所以，旧体制下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社会，一切都是按照身份、级别来分配。这难道不是一种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吗？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过去按等级分配的体制，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吗？

　　我认为，现在特别应当强调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平等的巨大促进作用，而且是在肯定人的自由，肯定人的基本权利方面促进了社会平等。说改革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实在是大谬不然。

　　经济观察报：许多人不满的是，如今收入差距拉开了，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

　　周为民：对这个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相对于过去旧体制下在各个同一群体中的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来说，按贡献拉开收入差距是一种进步。当然，对于过大的收入差距也要进行调节。但现在的收入乃至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不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造成的，而是由于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反市场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市场经济最反对特权，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现在的问题是市场机制在很多方面、主要是在要素市场上还不能充分起作用，还是旧体制下行政权力控制的方式、通过特权来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凭垄断、行政权力、特权来寻租、来牟利，这是造成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动摇或者否定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应该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

　　改革存在的四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不能否认，改革过程本身确实存在诸多缺点和不足。

　　周为民：我们反对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措施、方法都完美无缺，并不意味着不承认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30年，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在渐进式改革中，不少改革措施往往是和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说是过渡措施，但它们并没有向新体制过渡的能力，反而导致转型过程中的变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这是造成很多改革不彻底、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它的基本含义不是说什么都慢慢来，而是说首先在旧体制控制薄弱、鞭长莫及的部分逐步发展新经济关系和新体制因素，进而逐步改变旧体制的生态环境，最终促成旧体制的根本转变。这种方式可以分散改革的风险、成本，减少社会振荡。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容易因妥协而造成改革措施的变形。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妥协，很多事又做不成。例如搞股票市场，又规定大多数股票不流通，这不很奇怪吗？但不做这种妥协，股票市场就可能迟迟搞不成。可是，这种妥协又导致股票市场的变形，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改革的任务。

　　经济观察报：很多矛盾、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周为民：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关键环节、重点领域的实质性的改革，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推迟，或者试图以其他办法来代替它、绕开它。这样一来，很多改革措施就脱离或背离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目标、大方向。最典型的是国有企业改革。从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达到这个认识很不容易，把这个认识写进党的文件更加不容易。但是在实践上，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总是试图用其他的办法来绕过产权改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口号多变，招术迭出，结果治丝益棼。另一方面，实质问题又是绕不过去的，所谓变亦变，不变亦变。你不主动地变，客观规律就会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于是各地缺乏规范地自发来搞，又造成不少问题，授人以柄，被反对产权改革的人抓住大做文章，使改革更加困难。

　　经济观察报：脱离或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徒添混乱。

　　周为民：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些改革措施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这些措施同样离开了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逻辑，仅仅从减轻、摆脱国家财政负担的目的出发。

　　经济观察报：这是"甩包袱型改革"。

　　周为民：最典型的例子，是让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和部门自己去创收，让它们自己去"找饭吃"。于是这些机构和部门利用垄断特权追逐垄断利润，损害社会福利。有一些问题确实不改不行，因为在旧体制下，它们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不但使政府不堪重负，同时又造成严重的低效率、无效率。但简单化地从甩包袱角度考虑问题，一些机构和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和地位没有变化，又获得了自由定价权、自由收费权，这还能不乱象众生！

　　经济观察报：现在公众意见集中的"看病难、上学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这种机会主义倾向有关。

　　周为民：有人说"看病难、上学难"问题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这也大谬不然。这些领域不要说没有什么过度市场化，起码的市场化都没有。什么叫市场化？首先要有足够的市场主体，形成足够的市场竞争，这是市场化最基本的条件。可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至今仍然是垄断状态，虽然也有一些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但是不成气候，根本达不到有效的市场竞争，连垄断都没有打破，哪来的"市场化"？在保持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自由收费，这样一来，就可以放手放胆地去追逐垄断利润，这才是乱源，这就严重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经济观察报：第四个问题是什么？

　　周为民：第四个问题是，作为旧体制核心的那些非市场、反市场因素，进入了新的市场关系当中。虽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建立起来，由于攻坚阶段的一些任务没有完成，旧体制下的控制方式--也就是行政权力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初步形成的市场当中，特别是在要素市场上起相当大的支配作用。旧体制的控制方式在新的关系当中获得了新的增长点，它的权力在很多方面甚至在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资源的配置，带来资源分配的扭曲，加剧社会矛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放权让利

　　经济观察报：如何解决问题？

　　周为民：确实，虽然现在坚持改革的基本立场还是很明确的，但是实际进程不尽如人意，有的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有的甚至在反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要求。集中来说，就是坚持深化市场关系，坚持促进民间经济或者叫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这两者实际是同一件事。所谓市场经济，无非是民众自主的经济。深化市场化改革，关键就是要为民间经济的继续发展壮大提供足够的条件。为此，要在30年市场化改革所达到的历史新起点上继续放权让利。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最初主要是指给国有企业"松绑"，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但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就是国家向社会、政府向民众放权让利的过程，整个经济的活力由此而生。为什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制度层面上完成这个过程，确立民众充分自主、自由地创造财富的完备的制度条件。现在应当特别注意防止在这个过程的半途出现相反的倾向，以强化垄断的方式"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至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财政收入超常增长的问题，旧体制的一些控制方式重新强化的问题，等等，都表现出了加剧与民争利和行政权力扩张的非市场化甚至反市场化的倾向，民间经济的生存发展因此陷入新的困境，这种情况殊堪忧虑。

　　经济观察报：按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计算，政府现在拥有全国总资产的76%，税收也保持了连年20%的增长速度，但政府仍在担心"明年的钱不够花怎么办"。

　　周为民：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当年 "大跃进"全盘崩溃以后，不得不开一点口子，让市场因素和民众的自主经济活动很有限地发挥一点作用，这就度过了危局。但日子稍稍好过一点以后，立刻又回过头来打击、禁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问题如山，仅仅知青回城就业这么一个问题，旧体制也解决不了，只好"允许自谋职业"，所幸这一次全面拨乱反正，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过程。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有些人好像又坐不住了，又要来动摇、否定市场化改革，起劲批莫须有的所谓"市场迷信"、"市场万能论"，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市场经济。例如腐败，明明是由于官场对市场的侵犯，却被说成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对这些，人们尤其是政府官员千万不能为其所惑，以为现在既然政府手里有实力了，市场又有这么多问题，所以已经"既有条件又有必要"来重新强化政府的控制和垄断了。

　　经济观察报：这样改革必然南辕北辙。

　　周为民：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是很困难的。中国是一个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国家，所以人们很不容易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总是更习惯于迷信政府的行政权力，而不太相信市场的作用，实际是对民众自主的经济活动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前面说的改革中的缺点、不足都和这一点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如果不注意防止（更准确地说，是纠正）重新泛起的反市场化思潮和倾向，改革就很难继续深化，反反复复当中，我们就会不断地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而长期达不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民间经济也就很难更充分地发展，而我们知道，没有民间经济的充分发展，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就失去了广泛的基础，经济的活力、创造力、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就失去了广泛的基础，民生问题的不断改善也就失去了广泛的基础。

　　所以，在总结30年改革的基础上，针对改革中存在的不足和现在的突出问题，一定要坚持而不是脱离、背离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坚持在这个前提下，"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特别重复一下，各种改革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民间经济的继续生长发育，而不是相反。所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放权让利，就是要坚持改革的基本精神，并把它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