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

 论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及其误区庞世伟 《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22期        ［内容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代表，其“社会批判理论”继承并发扬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尤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也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误读。
　　［关 键 词］ 法兰克福学派；人性；异化；批判理论；工具理性
　　［作者简介］ 庞世伟，哲学博士，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自马克思逝世之后，一些西方的批判理论家仍然坚持人道主义和抽象批判哲学的传统，其中尤以发迹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他们试图恢复“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精神，即“从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向抽象思辨思想的回归：从社会经济的批判回到哲学批判”①，并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人性、社会心理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批判理论”的继承
　　
　　从理论渊源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西方批判哲学的传承，主要继承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一是直接继承马克思早期经典文本尤其是《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他们认为：异化是永恒的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正是异化问题；而且，马克思同“以往的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哲学家一样，“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得出结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本质上说是哲学人学的而非经济学的。因此，他们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早期批判哲学的轨道上来，即从“异化劳动”理论与人道主义出发，把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作为批判重点。二是直接承接了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根据韦伯的观点：随着新教伦理的确立和资本主义世俗的发展，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迷雾被解散了，从而导致行为者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人就失去了自由选择自己价值和生活目标的能力，经济秩序和法律规则成了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准绳，人的行为完全工具化，“工具理性”由此而产生，而且“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个人的生活”③。而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无法逃脱成为资本经济社会“铁的牢笼”里的“奴隶”的命运，这就是“工具理性”的恶果。对于韦伯的技术悲观主义观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社会，异化几乎存在于各种情况，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人的技术机器。但是，他所创造的一切却高踞于他之上。”④人不仅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是觉得自己是他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仆，而且，人创造的机器越复杂、越有威力，人越感到无能为力，人的异化愈严重。三是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人性本能论思想。弗洛姆、马尔库塞都深受弗洛伊德观点——把人性的欲望与需要尤其是性本能的满足与否看作是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内动力，而“人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会相互冲突，整个社会就会生病的”⑤——的影响。因而弗洛姆公开承认：尽管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见解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过，这些看法却是以他的根本发现为基础”而“进一步发展而得来的”⑥。因此，“‘人学’（science of man）的最终的任务便是对可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加以正确的描述”⑦。“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要确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有人性而来的需要；进而我们必须细察社会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研究社会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人性与社会之间不时发生的冲突和这些冲突给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后果”⑧。马尔库塞用“爱欲”说明社会、政治与文化，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爱欲”的普遍化，也就是人性的全面解放。
　　
　　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第一，“工具理性”崇拜的发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认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生起源于启蒙理性本身的悖论：“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过去启蒙的纲领曾经是使世界清醒。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⑨“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⑩。因此，在他们看来，“技术理性的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单面性、功利主义以及对现实的顺从态度等特征使它自身成为统治的工具，成为意识形态”{11}，甚至，“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12}。由此，启蒙理性发展的极致是自身的否定即沦为了统治人、压制人、异化人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人同自然、同他人、同自身都“疏远”开来，人的异化问题也日益严重。
　　       第二，“工具理性”异化的根源。在马尔库塞等看来，启蒙理性之所以发展为神话，发展为一种极权主义，其根源在于数学原则、形式逻辑的盛行，其结果是“导致日益有效地统治自然的科学方法，因而终于为通过对自然的统治实现的日益高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纯概念和手段”{13}。尤其是把人自身及其理性降低为一种数学工具或手段。因而，马尔库塞说：“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机会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数学化达到了对生活本身的真正否定来进行运算的程度。”{14}并且，“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15}。霍克海默则认为，当理性放弃了主观价值尺度，即不能关心人的生存问题，不能指明人应当如何行动，而只关注于用何种工具和方式对整个世界进行最有效的征服时候，理性就成了一个工具，它成为一切行动的价值，即它在控制人和自然方面的作用成了唯一的准则。因而，“形式逻辑是统一化的大学校。它为启蒙者提供了预计世界的公式。柏拉图最后著作中,用数字表示的理念的神秘的等式,说明了希望摆脱一切神话学的愿望：数字成了启蒙的规则。同样的等式也支配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和商品生产”{16}。这样一来，启蒙理性战胜宗教神话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中，人和世界万物都不过是供它谋划的材料，是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已。
　　       第三，“工具理性”统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等认为，“工具理性”按照高度组织化的统治原则，以现代技术的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来不断调和阶级矛盾、征服社会离心力、维护现存社会的政治官僚统治，使得否定性的批判理性蜕变为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为此，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早期的无产阶级的确是身负重载的牛马，靠他躯体的劳动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和消费品，因而生活在污秽与贫困中。他就这样成为他那个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相形之下，技术社会的发达地区的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否定性的表现就没那么明显，而且，如这种劳动社会分工中的其他客体一样，他被结合到受管制人们的技术共同体中。”{17}因而，“随着自由与压制、生产与破坏、增长与倒退这些使人吃惊的协调”{18}“社会的压抑管制变得越是合理，越具生产性，越有技术性和总体性，受管制个人可以据之打破他们的奴役，并把握住自己自由的手段和方式就越是不可想象的”{19}。同样，“政治力量通过它对机器过程和手段的技术组织的支配来表现自己”{20}。最终，“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同化或排斥所有替代。该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的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框架之中。技术理性已变成政治理性”{21}。但是，这种极权化的“单面社会”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全面的、生产的和技术的，被管理的个人愈成为“单面人”、甚至愈成为“碎片”，也就愈不可能打碎那个奴役他的“铁的牢笼”、愈不可能获得真正自由。弗洛姆则指出：“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一架庞大机器的许多零部件，商人和企业家必须控制这架机器，计算其效能；每个人最终可以被看成一个抽象的实体或数字。”{22}人只能“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人同自己“离异”了，这就是所谓“绝对异化的人”。
       第四，“工具理性”扩张的恶果。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弗洛姆等认为，启蒙理性所形成的“工具理性”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全面退化。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工具理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理性与想象打破了动物生存的特征——‘和谐’，使人成为怪异的东西，宇宙的畸形物”{23}。而“工具理性”更是大大增强了人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使“生存斗争和人与自然的开发，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24}，而人的需要变为权力的欲望而不断膨胀，人更加肆意妄为地破坏、掠夺自然界，自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化。二是“工具理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自人脱离自然后，为了统治自然，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和统治他人，但“不论顺从，还是统治”，从本质上讲，“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自由”“他没有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是依附于他所顺从的或所统治的人”{25}。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价值的实现、自我统一性的建立总是以对他人的统治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尤为异化严重。三是“工具理性”启蒙导致了现代人的自我压抑。自我保存、自我主宰、自我统治是“工具理性”至高无上的目的（但个人的能力在整个自然界和社会面前毕竟微不足道的），为了这一目的，人必须首先自我牺牲、自我放弃、自我欺骗和自我压抑，然后才能靠欺骗和智谋统治他人和社会，进而征服自然界，以满足自己内在需要之外的物质欲与权力欲。“于是，我们发现，最民主、最和平、最繁荣的欧洲国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的美国，显示出了最严重的精神障碍症的症状”{26}。因而在这些国家中的自杀率、杀人率和酒精中毒率也是全球最高的，人的异化程度也是最严重的。四是“工具理性”使官僚—政治统治合理化。“工具理性”从语言系统地消灭了否定，使社会鸦雀无声，于是，话语不再表征意义，而是统治的一种工具。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独立性，都依府于庞大的经济帝国般的管理者”{27}。“官僚统治着大企业及庞大的政府”，尽管“官僚同人民的关系便是一种彻底的异化关系”，但“官僚必不可少”“要是没有了官僚，一切都会毁灭”{28}。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于强加之于他们的社会秩序毫无条件地服从，而科学技术成为完成着这种“暴政”的机器，政治异化也由此产生。五是“工具理性”导致了文化的堕落。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发展导致了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大众传媒“并没有给我们介绍古往今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和音乐，而是在广告的协同作用下，用缺乏真实感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虐待狂的幻想，来充塞人们的心灵”{29}。因而“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把文化变成商品，排除和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立自主性”{30}，从而使文化艺术受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所支配而堕落成为金钱的奴隶，并操纵着大众意识、扼杀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帮凶。 
　　第五，“工具理性”超越的途径。法兰克福学派还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压抑性社会”的批判，尤其是对人的本能、人性的解放、审美与自由、社会“总体革命”等问题阐述，试图找到一条人类超越“工具理性”统治的途径。阿多尔诺指出：“在这个普遍社会压抑的时代”{31}，要对抗“工具理性”异化对人的主体性的强大威胁，决不能依靠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要让哲学、艺术重新负起批判的使命，按照它们“自由理性”的本能去反思否定一切事物，唯有如此才能救赎世界。马尔库塞也指出：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通过对现存秩序的“总体性”批判，使人的“爱欲”得到尽可能的满足，使人的性本能在艺术—审美—想象—幻想中得到充分释放并升华，因为，“在想象中，个体与整体，欲望与现实，幸福与理性得到了调和”“美学形式的背后乃是美感与理性的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是对操作原则的批判”{32}。弗洛姆则认为，既然人和人性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那么要塑造“健全的人”就必须通过现代工业和政治的体制、精神和哲学的倾向、性格结构以及文化活动同时发生变化，社会才能达到健全和精神健康，特别是通过艺术审美教育即“爱的艺术”，使“我们的感官，以一种有意义的、熟练的、创造性的、积极的、与人共享的方式，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集体艺术’……‘集体艺术’就是共享艺术，它使人感觉到，自己是以一种有意义的、丰富而带有创建性的方式，与他人结合在一起”{33}。唯有如此，全体成员才能在精神、智力、艺术、身体诸方面全面发展，才能成为有能力“爱”万物（自然、他人与上帝）的“健全的人”，即“是以爱、理性、信仰来生活的人，是尊重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生命）的人”{34}，才能实现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理想。
　　
　　三、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的误读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者”自居，但他们的“批判理论”却明显存在着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相关论述的一些误读甚至歪曲。例如，霍克海默把苏联的极权主义现实归结于马克思本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剧变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结果；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看不到理性的多样性，过多地关注理性化的消极性，而忽视理性化的积极性，没有真正看到技术理性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这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马尔库塞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生物性的本能、感性的人，这与马克思实践人学最基本的人性观也相背离了。马尔库塞认为，“自由社会是比个人自主更多也更根本的成就来界定”，但是“没有个人自主，就是从隐秘的根基上否定了自由，从而败坏了甚至最出众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制度”{35}。而个人的自由只能寄托于审美—艺术的乌托邦式的否定性批判，而不是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仅仅就是“理论的批判”或“批判的理论”而已。弗洛姆则认为：“关键不在于财产权这个法律问题，也不在于共享利润的问题，而是共享工作、共享经验的问题。”在批评了现有的社会模式之后，提出了通向“健全的社会”之途经：通过公共艺术（或仪式），建立一种共享工作、共享经验、共同管理的工作公社，实行“人本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因为，“人身上只有一种情感能够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感和个性感，这样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为一体。爱就是体验共享与交流，它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内在能动性”“在感情的王国，这种能动性表现为爱——在保持自身的完整与独立的条件下，与他人、与大自然相结合”{36}。因此，弗洛姆所依据的仍然是欧文、傅立叶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所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翻版，这种脱离了具体的社会阶级状况、忽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个大前提的“乌托邦”，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曾深刻批判的。
　　那么，马克思本人又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问题的呢？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不仅有其理论的和时代的背景，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极高的辩证思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7}。但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也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社会分工所造成人（工人和资本家）的“畸形发展”，工人“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38}，他们为了肉体的生存沦丧为生产的动物；而“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39}。二是由于私有制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因为，资产阶级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占有最大限度的物质财富，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40}。因而，“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1}。也就是说，人被异化或物化了。所以，马克思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灭分工和私有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可靠的社会前提。
　　
　　注释：
　　①{13}{17}{18}{19}{20}{21}{24}{3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导言第5页、第135、22、106、6、3页、导言第7页、第124、209页，张峰、吕世平译，重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美]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9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德]韦 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页，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④⑤⑥⑦⑧{22}{23}{25}{26}{28}{29}{33}{34}{3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98、15页、作者前言第2页、第9～10、16、88、18、24、7、99、2～3、281、163、24～25页，欧阳谦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⑨⑩{16}[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1、6、5页，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1}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第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14}{15}[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选》第106、88、124页，李小兵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27}[美]弗洛姆：《爱的艺术》第75页，康革尔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0}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化了的文化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11期。
　　{31}[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第262页，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32}[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03～104页，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8}{40}[德]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707～7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9}[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41}[德]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48页，刘丕申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