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温州商人的颠覆式投资逻辑

    提示：“集团负责办油库码头这个项目的经理常常觉得个中纠缠太多，我还开玩笑的说他可以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写一个回忆录”

    插语：“这个项目，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乌托邦，劝说我不要上马，认为可能赔钱。我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过得好。许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养老产业肯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业。”

    《伊索寓言》中描述了一个“驮盐的驴”的故事。

   有条驴驮盐过河，一不小心滑跌在水里。盐溶化了，它爬起来后觉得背上的负担轻了。又一回，它驮着海绵过河，心想跌倒后再爬起来，背上的负担肯定会减轻，于是就故意滑了一跤。结果可想而知，海绵进水后一膨胀，驴子再也爬不起来，淹死在河里了。

   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常拿这个故事作为自已的投资哲学。他认为，投资只需要眼光，而没有模式，看准了就要跟进，不要错过了时机。

   14年中，出生在温州乐清的周星增，最初是做教师，后来下海经商，先是投资一家霓虹灯厂，亏了，后来又借钱做开关、低压电器，并慢慢有了起色；他用了5年时间建立上海最大的私立大学建桥学院，如今，个人身价已达十几亿元，旗下已有二十多公司。他还涉足房地产、焦炭、铁矿石等等，下一步是投资医院和养老院，同时，油库和码头的项目也已上报中央等待审批。

   面对这么多领域的投资，周星增是如何将资金进行跨栏式“乾坤大挪移”的呢？其投资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这种投资哲学到底是一种赌徒心态，还是有其必然的颠覆式逻辑？

    押注油库码头

   周星增打算在浙江舟山投资建一个油库码头。目前，这个项目都已报到中央相关部门审批，“手续比较繁多，要敲300多个章”。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他很想第一个吃到螃蟹。

   油库码头这个项目是从2004年开始启动。“当时国家还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这样的公共领域，所以当时操作起来仍旧很麻烦。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尝试新事物，比如之前北京到温州的火车没有开通，我很想把这个线路承包下来，那个时候我就在北京呆了半年，铁道部、发改委都跑了很久，后来他们说要交到总理办公会议才能批准。我知道那是没希望了，幸亏现在这条路线开通了……”

   不久，国家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周星增认为民营企业的春天来了，开始着力去申请油库码头。“相对来说，浙江的官员思路比较开放，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先做起来，再等着相应政策推出。但是真的做起来，我发现这个远远比办大学麻烦多了。像可行性报告就需要通过发改委、土地局、计经委、海洋局、地震局等九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报、都要批。现在已经通过了浙江发改委的审核，正在走中央的手续。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在所制定的联络网中有三百多个人，需要打通的关节实在是太多了，部、司、省、市再到相关经办人……集团负责办这个项目的经理常常觉得个中纠缠太多，我还开玩笑的说他可以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写一个回忆录。”

   这个项目能不能批下来，目前情况还不明朗，因为虽然是发改委负责牵头这件事，但是具体应该归谁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油库码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好好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目前整个项目的费用开支是相当大的，但愿今年八九月份就能够完成在北京的审批。”周星增说。

    焦炭投资遇挫

   受国际环境影响，往年焦炭的生意一直比较红火，周星增注意到了这个商机，遂投资3亿元在山西寿阳建了一座80万吨清洁型焦化厂，一座2×1．3MW焦炉尾气综合资源电厂和一座入洗原煤120万吨的洗煤厂。

   周星增分析说，当时焦炭的价格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认为受国际需求和焦炭的不可替代性这两个要素的影响，焦炭还有相当大的上涨空间。同时，焦炭项目属于国家支持的项目。开始投资的时候，整个焦炭形势相当好，200多元/吨，这样一来整个项目每年销售收入能达到1.5-2亿元的水平。

   ——这个梦的确非常美好。

   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国家宏观调控开始了，焦炭的需求量也开始下降。

   另外，前几年中国也以焦炭作为在国际市场上一个主要输出资源。但随着不少主要购买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纷纷开始自己生产焦炭，导致焦炭的国际需求也明显降低了。

   “现在焦炭的价格已经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们每生产一吨焦炭，就要亏损100元。我的经理问我怎么办？我只好告诉他们那就等吧。因为焦炭的生产是循环的，一旦开工就不能停，一停下来损失特别大。”周星增说。

   比如，用于焦炭生产的锅炉如果两三年不用基本上就废掉了；但也没办法拆，因为整体都是安装在地下的，拆出来也就一文不值了。周星增希望能够找到一家比较有实力的企业来接手这个焦炭厂，就算亏个两三千万元也是可以接受的。

    抱愧铁矿石投资

   如果说投资焦炭是形势判断的过失，那么投资铁矿石更多是受到了恶劣环境的影响。

   周星增坦陈，之所以投资铁矿石，是考虑到我国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始终力度不够，而我国矿产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往往是交通最不发达、经济发展也不够好的西部地区，当地政府往往会为了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将那些矿产资源廉价出售，那么这些资源可能将面临着破坏性的开采。

   因此，建桥在选择投资地点的时候，也考虑了所谓的交通问题、政府办事效率问题等等，他们曾到山西、贵州等地考察。后来还是选择在了条件相对好的河北承德。“现在看来整体运行趋势良好，但是肯定是回不到去年那个最辉煌的时刻了，利润还是存在，只不过没有那么丰厚罢了。”周星增说。

   但是，后来出的一个意外，又动摇了周星增做这个项目的信念。“我们的一个总经理、两个工程师和一个司机从矿山上下来的时候出了意外，当时就有两人丧生，总经理的肋骨和腿骨都被撞断，眼睛也差点瞎了。其实这样一场车祸在上海或者浙江可能一个人也不会死，但是当地的情况实在糟糕，严重耽误了救援时间，送到县城的医院，血库也没有，医疗条件实在太差。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那也都是有上千万身价的人，为了这个项目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到现在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想起来也真的很难过，于心不忍。”周星增无限愧疚地说。

   周星增表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投资矿产资源，那么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会被派到那些地方去，心中还是有些舍不得。他举例说，一个经理就是在新婚之后不久就被派驻在攀枝花的；最近又有一个经理要被派驻到广西百色，当地有一个水电站和一个锰铁矿的项目……

   “这些地方的条件都是非常的艰苦，也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认为赚钱是为了美好的生活，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赚钱又有什么意思呢？虽然说人活着都是依靠着一种信念，但是长时间下来，这种信念仍停留在信念层面的话，人也将失去活下去的理由。”周星增补充道。

   从以上一些事情考虑，周星增决定以后还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长三角地区，投资中心仍旧放在上海。“毕竟这里是老家，相关的地理环境和人际关系都比较熟悉，找起来也比较方便，这样做起事情来也顺手得多，而且有什么事情也是能够和相关人员对上话。”

    办起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

   投资教育，无疑是周星增比较成功的投资之举。他说，只有充分的了解你投资的行业，熟悉投资行业的特性才有可能成功。

   “1999年上海有24所民办高校，都是退休教授办的，没有一点资金实力。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工学院任教，1989年调入温州大学任财务教研室主任，有许多教育工作经验，又有自己的企业支撑，在资金和成本管理上比他们有优势。加上当时上海的领导一直急于希望在本地能有几所像模像样的民办高校，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1996年，国家政策开了口子，周星增决定办一所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

   “温州人的特点是说干就干、说做就做，什么都不怕。学校什么东西都没批，我7月10日就买地，马上请设计院来设计。”当时上海因为招商引资比较困难，所以土地非常便宜，位于浦东的康桥镇也非常乐意周星增过来办学校。周星增以每亩14.8万元的价格买了200多亩土地，开始建设自己的学校。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的工厂、设备，还说服了两位最好的商人朋友一起投资，一共凑起了8000多万元，后来又找亲朋好友借了一部分钱，1.5亿注册了上海建桥学院。“1999年8月10日是上海建桥学院奠基，仪式搞得很隆重，上海市、浙江省的有关领导和知名人士都赶过来了，第一学期有1300多学生进来。”

   刚在上海办学校的时候，跑各种审批手续费尽周折，想到银行贷款更是无门。而当他成了上海滩的名人之后，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2000年下半年，周星增在上海买了六百多亩土地准备做房地产，还吸引一些新的股东进来注册了一家公司。2000年30多万买的一亩地，现在已经涨到了两百万。

   “纯粹从经济理性来讲，办大学真的不赚钱。民办大学有营利和非营利两种，建桥学院董事会已将建桥学院申报为非营利单位，不要求从学院获得经济回报。办大学会计制度是不算折旧的，再算上利息，能持平就不错。”周星增坦言。

   周星增颇为担忧的是，至今民办学校学生的医疗保险和助学贷款，以及教师退休后待遇，还与国有体制还有所不同。他还在上海市人大会议上针对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份议案》，并在提案中指出：上海的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相比，还存在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政府扶持和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措施还不够有力。

   以买车来说，公办学校购买汽车不收牌照费，而民办学校购买车辆则要参与上牌竞拍。建桥学院目前38辆车为上牌就多支出了约100万元。

   目前，建桥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累计已达到5亿元。周星增分析说，虽然自己不能通过办学赢利，但如果自己仅仅是一个房地产商人或者继续做他的低压电器工厂，那只能是湮没在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商人，但他做成了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欲全身退出房地产

   面对眼下全国上下如此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周星增认为，到了全身退出的时候了。

   2000年下半年，周星增在上海买了六百多亩土地准备做房地产。当时30多万买的一亩地，现在已经涨到了两百万元。“2001年前在上海拿地都能挣到很多钱。”周星增说。房地产业是其主要利润来源。目前，建桥在上海、温州、山东、河南、四川等地设有房地产分公司，最辉煌时共有几十个亿的地产项目在做。

   周星增表示，2005年3月上海的房价达到最高点，但从五月开始回落，虽然从表面上看，各大房地产商都还是维持着原有的价格，但是市场需求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已经有房产商开始使用打折销售的模式

   在最热的时候退出房地产，周星增认为是出自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房地产市场一些不确定因素增多。比如土地的突击审批，要如数缴纳土地出让金，这会将花掉开发商手中的不少现金；另外还需集中大量现金，用来支付土地的征地、拆迁等成本，以及后续的各项开发费用。这将使得开发商负债率上升、现金流下降，并可能带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以往通过区区几百万元就能撬动一个几亿元的大项目的开发模式已不合时宜。

   另外，房地产市场竞争压力正日益加大。一方面，政府要求协议出让的土地必须在两年以内开工，否则强行收回，这将迫使开发商集中开工，加大市场供应量，加剧市场竞争。

   有业内人士估计，在宏观调控下，地产商的利润下降了30%左右，估计今年将有30%的房企被淘汰。但周星增认为，估计还过于保守。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3－5年内，国内80%的房地产公司将面临关停或者倒闭，甚至更多。

   还有，房地产开发的成本更在增大。周星增说：“记得刚到康桥的时候，当时的房价是1000多元/平方米，但此后的几年都是每年500—1000元/平方米的涨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涨幅，就是因为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在不断提高。”

     “养游”结合的新养老模式

   中国一直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周星增认为，国家对养老事业虽然重视，投入却很少，都是公办的，需要民间资本更好的推动。

   “中国在未来将步入老年社会，像现在上海老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18.9％，五个人当中有一个老人，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个事业很大。这是一个既有意义又有利益的很大的潜在市场。”周星增说。

   他想把养老和旅游结合起来，还成立了专门的旅游公司，另外，养老院可以和建桥学院结合起来，一方面学生可以到养老院做义工，接受尊老爱幼的教育，另一方面，一些老人也可以到学校来给学生讲课。他还计划在养老院里设置健身房、医院、教室、游乐场等，实行高档、中档和普通三种规格，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按照周星增的设想，把上海作为养老院的总部，在黄山、海南、大连等地也分别建立养老院，将养老与旅游有机结合，为现代人提供“养游”结合的新养老模式，实行开放式的连锁经营。打个比方，海南的老人旅游到上海，可住在养老院中，上海的老人也可以到安徽。目前，周星增已在上海南汇建成了占地面积500亩、集园林式疗养、医学康复于一体的“亲和源”。

   “对于这个项目，当初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乌托邦，劝说我不要上马，认为可能赔钱。我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让父母过得好。许多人跟我是一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国人特别浓厚的一种情怀，那么养老产业就肯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业。”周星增说。
　　 　　为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养老院建设，周星增已在上海、温州、海南、安徽黄山、江苏、四川、山东等地置地近3000亩，从事民用和工业房地产开发等事业。“实业慈善，就是通过实业达到慈善，在我的版本里，就是通过搞地产的钱来支撑自己搞这些不赚钱的公益项目。”

   周星增表示，一个商人不光要有“产业感”，还要有“事业感”，后者更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和精神回报。而如果光有善心，没有实力，恐怕也做不成。所以就必然走实业慈善的路子。

   周星增逐步明晰了自己的目标：建一座名牌民办大学和一座全国最大的养老院，捐资兴建100所希望小学和资助1000个贫困儿童上学直至大学毕业。“在以后的时间里，教育与养老院将是建桥的两大主业。”周星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