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城，改变的种子

可再生能源，环保型产业，基于人行而不是车行，像细胞一样有机生长的社区……正在一片被污染土地上生长出的一切如同现实中工业化城市的反面。撒播在天津滨海新区的这棵奢侈的“生态城”种子，能够遍地开花吗？

荒滩实验

三分之一污水，三分之一盐田，三分之一荒滩……

从天津走高速45公里看到这片无边际的劣质土地，很难想象这里将要进行的颠覆性转变。别说城市，这里连村庄的影子都看不见。工人们正在起步区将土壤翻扬，整片30平方公里的前期土地整理显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生态城要选在缺水地区，不占耕地。”主持天津中新生态城总体规划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保军解释，这是根据我国的资源现状确定的。“中方的关注点，一方面城市要发展，一方面农业要确保安全，土地资源极其紧张。水资源也比较紧张，因此要选择缺水的地区。作为生态城市，还要对原有的生态系统进行改善。”

“上海东滩生态城项目暂停了。除了它是自下而上的企业行为难以推动外，它的选址也有问题，那里不缺水，不缺地，生态环境特别好，在这种地方动土其生态意义就削弱了，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种破坏。否则所有风景好的地方都可以建生态城了。”杨保军说。

中新生态城的提议始于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2007年4月对中国的一次访问，他对温家宝总理提议，新加坡与中国在华共同建设一座社会和谐型、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基于缺水地区、非耕地标准，中方提出了两个西部备选城市，包头，乌鲁木齐，又在新加坡的要求下，加上两个东部城市，唐山，天津。

杨保军认为，这种由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力量，对于建一座颠覆性的中等规模城市至关重要。中新前一阶段合作的代表是苏州工业园，属第二产业。这一次发展阶段不同了，中国特大城市已经进入到二、三产业并举了。要回应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危机这些大的主题，在产业选择上主要是三产，也就是现代服务业。新加坡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擅长在缺水条件下的水资源利用。

“站在新加坡角度，建生态城要能复制，能实行，能推广。”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下设在中新生态城管委会的办事处副署长李文义对记者说。因此，除了中方提出的水源缺乏、非耕地两个条件，其他如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实力、地理位置也纳入了考虑范围。最终天津在四城市竞赛中胜出，显然滨海新区的增长潜力和政策倾斜是一大优势。

滨海新区是深圳-上海-天津三部曲中的新增长极。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蔺雪峰此前任天津规划局副局长，他介绍，不同于前两个阶段，深圳经济特区主要是引入加工制造业，而浦东新区则是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金融为主，而滨海新区则担负着两大新使命，一是要辐射周边区域，推动京津一体化发展，二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引入环保产业，可持续发展。

荒地上一栋易辨识的红色节能建筑就是生态城管委会所在地，这里集中了生态城所有的管理部门。蔺雪峰说，从生态城的管理体制也可以看出滨海新区最大的优势，“先行先试”。“借鉴了新加坡的统一行政管理体制，有点像‘大部制’。如将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环境卫生等职能，全部归入环境局统一管理，而不是按我国现行体制放在建设系统。这就避免了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中‘多龙管水’的体制弊端，也减少了部门间相互推卸责任的问题。”

翻开天津的地图，很容易发现，中新生态城的位置比较敏感。从北京到天津，整个生态系统西部有燕山、太行山，中部过渡到河流，最终要向东流到天津入海。由山到平原到河谷到出海口，这些地方是生态比较敏感的廊道。而整个区域的河流汇聚于生态城内的永定新河，此处是众多河流的出海口。与之同时，随着滨海新区东部滨海发展带的开发建设，港口、码头、城市一路建过来，直逼永定新河南边的河口。“如果把这个河口逼得太紧了，整个区域将面临很大的生态风险。”杨保军遗憾，规划没有在选址阶段就介入，“生态城选在这个河口处，把生态通道缩窄了。”

绿色城市≠生态城

什么是生态城？在最初面对这30平方公里土地时，并没有成熟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杨保军说，之前的零星实验主要集中在欧洲，都是局部的、实验性的，顶多一两平方公里，用一些生态技术，如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再生水、可再生能源利用、垃圾处理回用等。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创立“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生态城市思想的起源。而1984年，“人与生物圈”（MAB）计划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则: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活标准;历史文化的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成为后来生态城市理论发展的基础。

参与生态城指标体系制订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城市水系统规划设计研究所副所长孔彦鸿对记者说，之前我国相关部委制订的“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绿化城市”更倾向于自然生态概念，这也是大众对生态城的一个误区。“生态城市不是绿色城市，不是低密度，别墅区”，杨保军说，单独的评价环境的生态性没有多大意义。一座沙漠花园从环境的角度评价是生态的，但是它造价高、后期管理难，从整体上来说它在人类的社会系统中是不生态的。

香港是一个可借鉴的例子。杨保军说，“香港是个建筑、人口密度都很高的城市，从局部密度来看它是不生态的；但是，香港有75%的土地是未开发的，它仅仅用了不到20%的土地却创造了深圳创造的财富的7、8倍。从社会、经济、环境整体效益的最优化这一角度出发，香港是很生态的一个城市。”因此，天津生态城的26项指标体系遵循社会、经济、环境整体评价的复合生态概念，突出生态保护与修复、资源节约与重复利用、社会和谐、绿色消费和低碳排放。

“‘自然湿地净损失为零’是很关键的一项指标，是限制开发中的一大砝码。”孔彦鸿说，原址含水库、故道、盐田、鱼塘，湿地面积非常大。勘测发现，能开发利用的土地非常有限。而在规划出台之前，天津方面已与新加坡开发商间签订了一份合同，允诺其在30平方公里的生态城区域内预留出12平方公里左右的地域，作为其商用住宅开发用地。达到这一开发强度就意味着湿地的损失，为此开始了一场环保与开发之间的湿地保卫战。

在最初的三家方案竞标中，新加坡的方案是把永新河口三角洲规划开发的，水库、故道被填掉了，而中规院方案则依据“自然湿地净损失为零”保留了基本通道。随着中规院的中标，这一区域基本保留了下来，设定为河口湿地景观区。

同样保留下来的还有西部区域的大黄堡—七里海湿地连绵区，这里位于蓟运河西侧，是鸟类栖息天堂，每年都有许多南迁的候鸟在此处落脚，是鸟类迁徙的一个备降机场。“既然要打生态城的品牌，就不能做一个事情，为了一个小的局部的生态而去破坏一个大的生态。”杨保军说。最终是部分利用部分保留的折中方案，预留七里海湿地鸟类迁徙的驿站和栖息地，比如在河道转弯处填土造岛供鸟类栖息，保障湿地连绵区向海边的延续。

水资源缺乏和污染是天津生态城的一大难题。除了自然资源缺乏，区域内还有一个很大的污水库，自70年代开始周边化工厂污水就排放至此。李文义介绍，新加坡同样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挑战，但成功采取了被称为“四水喉”的四大策略来解决——集水区的积水、从邻国马来西亚进口的水、再生水和海水淡化水。在天津生态城中，借鉴了新加坡经验，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在2020年之前,非传统水资源的利用率不少于50%，非传统水源包括了再生水，海水淡化水和雨水。

“以节水为核心，实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循环利用，开发雨水收集和污水回用系统，污水集中处理和污水资源化利用工程，提高再生水和淡化海水等非常规水源的使用比例。” 蔺雪峰说，中新生态城未来每年减少的常规用水量，“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的水量”。

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要达到15%，孔彦鸿他们就在生态城制定了20%的可再生能源指标。但实际上，这一区域利用可再生能源有劣势，太阳能？土地利用率太高了；地热？这里自然条件不好；风能？要占地，还有视觉污染。几项常用的可再生能源都难以大规模推广。恰好生态城北边新建了一个热电厂，是另一个项目的配套设施，有好多热能和电能没人要，就纳入到了生态城的可再生能源循环中。

社区里的有机生长

“如果你工作在大城市的中心区，一个周边的新城环境搞得很漂亮，那里对你说，买辆车，搬到我们这儿来吧。堵车？没关系，我们可以修地铁，铺轻轨。有了这样的手段，你就住得越来越远。”这是杨保军在规划中最长遇到的场景之一。“这是亡羊补牢。最不成功的规划就是先制造很多麻烦，然后再用高明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麻烦。买新城房子的人在城中上班，或者住在城中的人在新城上班。这种错位带来的是什么呢？整个城市运行成本的成倍增加。”

“世界上建了很多新城，大都不成功。”杨保军去考察过公认的新城典范，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它的一个指标很重要——“就地就业率”达到70%，也就是有70%的人生活、工作在同一个区域。“就地就业率”越高，迫不得已的出行率就越低，因为通勤是最大的出行。杨保军当时提出了60%的指标，最终争论的结果是50%。这涉及到生态城后续的一系列产业引入、交通组织、配套建设问题。

作为“生态城”品牌的一个延伸，这一区域引入的也都是“生态产业”。蔺雪峰说，未来环保领域是一个发展方向，无论技术、设备、研发、生产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比如再生水、地热、垃圾处理，现在就有很多研究。除了环保企业，还设计了一个生态论坛，跟新加坡联合办一个学校，研究生态环境修护、污染土壤治理等。

针对这些就业人员的居住，吸取僵化的“城市功能分区”——即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割裂的教训，生态城引入了新加坡“生态社区”经验，把功能有机分散到城市肌理中。杨保军说，这是一种由内到外的扩散。基层社区大约400米×400米范围，构成一个“细胞”。在其中配备运动场、门诊、学校、文化设施等日常生活基本设施，以此为中心，大家共享一个中心，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步行系统贯通。四个细胞构成一个“社区”，服务半径约500米。再向外扩散是“片区”，最终构成“城市”，随之附加越来越高一级的功能。蔺雪峰说，生态社区原则是将资源均等化共享，尽量缩短居住和就业的可达性。是一种有机生长模式，就像小孩从小到大。

对新加坡新市镇的考察让蔺雪峰印象深刻。新加坡的华人占80%，其他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等。法律规定，每一个社区中都不能只是单一种族，要保留不同种族的混居。社区中对子女为父母买第二套房提供优惠，提供养老的便利。而社区中心兼业主委员会、物业、选区等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居民参与。在生态城中，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规定了20%以上的指标，如原址村民的安置，生态城里的低收入者；中产阶级住房约占60%；高档住区约20%。另一点借鉴的是新加坡的“公屋”制度，这一制度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加坡80%的人住在公屋中，公屋与公积金制度相联，公积金又负担了公民大部分的医疗、养老。蔺雪峰说，公屋制度可对生态城中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制订提供参考，如公屋是一个封闭循环，允许买卖，但只能卖给有资格购买的人，而卖出公屋的人还保留一次再购买权。

自行车和步行的城市

“就地就业率”指标也带来了城市交通模式的转变。杨保军说，“如果有70%的人要到外面上班，那对外交通就要非常方便。否则就是内部交通，生态城一共就30平方公里，从边缘到边缘才5公里乘以6公里，从边缘到核心才2到3公里，开车犯得着吗？骑自行车就到了。更近的几百米，走路就到了。这样设计的时候就主要是步行的道路，林荫道，没有车来干扰，路边有商店。”

车还是人？这是一个传统的选择题。因为惯性，城市首先关注高速公路，然后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步行道都不怎么考虑，就附着在车行道边上就行了。这是以车为本的思路。杨保军举例，在解决大都市拥堵方面，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就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对比。巴塞罗那有280万人，属于紧凑型城市；亚特兰大有250万人，遵循汽车模式的城市发展路径。巴塞罗那靠公交解决了交通问题，只用了90公里的地铁就让60％的人的出行得以解决。而亚特兰大为了装下同样多的人，建城区面积是巴塞罗那的26倍。显然，生态城要选择巴塞罗那的公交模式，“否则又耗能，碳排放又高，怎么可能生态呢？”因此，生态城提升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出行比例，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创建低能耗、低污染、低占地、高效率、高服务，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交通模式。规定内部出行中非机动方式不低于70％，公交方式不低于25％，小汽车方式占总出行量10％以下。

“我们用设计来诱导它，使用公共交通就很方便，开车就很不方便。”杨保军介绍，天津生态城在特大城市的边缘，向外的出行一是去滨海新区，一是去老城。如果这两大出行靠小汽车出行，不知道要修多少条道路。正好有一条轨道线从生态城边几公里处掠过，可以到达天津，也可以到达滨海新区中心，杨保军就要求把它移到生态城内来，在四个组团中心设站。“如果坐轨道，500米内都能找到停靠的站，70%的人走两三百米就能上地铁了，或者骑自行车，有很方便停靠的地方。如果开车来呢？对不起，首先是路不顺，没有路一下子走到，要拐来拐去。第二，很多地方还拐不进去，限制停车。停车在生态城外围，可以租自行车给你，或者换乘公交。在生态城内部，设了自行车专用道，不与汽车并行。餐馆、商店的门不是冲着小汽车的，是冲着自行车和步行的。小汽车只能开到商店背面，再下车走过来。没有那么多资源提供给你。你来选择。”

这种绿色交通模式与土地利用结合，实现了“TOD”（公共交通主导发展）模式。杨保军说，围绕轨道交通的四个站，在站周围进行高强度开发，把大部分就业、商业设施都放在附近，一出站顺路买东西，买完就回家。站附近开发强度是最高的，逐渐以低密度的开发向外延伸。这样就叫尽量少部分人走得远，大部分人走得近。边缘的开发强度最低，是生态廊道，散步的地方。从天际线看，像一个抛物线一样。

新造城运动？

由天津开始，“生态城”已经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城市化标签，在上百个中国城市中展开了竞赛。上海、天津、哈尔滨、重庆、常州、成都、秦皇岛、日照、贵阳、唐山、襄樊、长春、长沙等城市纷纷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海南、吉林、陕西、福建、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份也都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奋斗目标。

“真正要做的没那么多。”杨保军经常被地方市长问道有关生态城的问题，他觉得，不排除有一部分是在赶时髦，贴标签。就像之前风行的几轮“造城运动”，借名目立项，圈地。国家重视教育就搞大学园，重视招商引资就搞开发区，重视服务业就搞创意产业园。“生态城现在是说得多做得少。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样本让大家看到，都觉得不确定，碰到金融危机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普遍觉醒的过程。”

中科院今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在第100名，位居倒数第18位。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进程中，能源消耗的大幅上升，道路上汽车数量的明显增加，以及数以百计燃煤电厂的建设，都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实施的节能减排计划在全国各地越来越严厉地执行。“各地政府节能减排的任务很重，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地方也是真想找到生态转型之路。”杨保军说，他们最近在做山西西山地区发展研究，那里充斥着一五时期的煤炭、化工、机械等重工业，所有的水全是劣五类，省政府把转型作为头号工程整治，节能环保，生态循环。首先搬迁了煤厂。这些事情在一点点向前推。

被称为“生态城之父”的芬兰学者艾洛·帕罗海墨曾到天津生态城考察，惊讶于他在欧洲倡导了几十年未果的理念正在中国成为一种新潮流。他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更大的主导权是一个原因。帕罗海墨的中国助手、中芬汇能科技公司副总裁刘宁对记者介绍，帕罗海墨曾形象地将在中国建设的生态城比喻成一种生产，就像委内瑞拉生产石油、瑞士生产手表一样。

“如果中国建设成功世界上第一个前卫的生态城，这城市就具有了一个商标。它将吸引大量游客，西方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政治家也会前来取经，产生不可思议的旅游收入。而且，作为一个产品，它还将销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帕罗海墨说，“第一个生态城不可能改变世界，但它是一粒改变的种子，种子会长成一棵树，大树周围又会形成茂密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