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也]欲望之死———对《长恨歌》人物形象的一种解读

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2
加入时间：2006-3-13 23:36:06 点击数：352次 文字 〖大中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人们之所以有欲念,是因为人们有身体。人的身体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因而人的内在欲望表达便以一定社会话语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欲望总是被一定社会文化话语所塑造。社会文化话语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总是统治意识形态话语,处于次要地位的总是日常生活形态话语。其间,前者压抑后者,前者代表统治者利益,后者代表着被统治者(最广泛普遍)的利益。绝大多数人不能成为统治者,他们以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话语而活着,时刻受制于统治意识形态话语,因此他们内在欲望表达以日常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呈现,但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话语而呈现出十分扭曲悲哀的特征,欲望的对象遥不可及却又咬噬着他们的内心,幻觉、错觉、无聊、空虚、麻木不仁等就会产生。他们沉溺在自己编导的欲望幻梦之中,直到临死之际,依然处于似醒非醒状态。这欲望之死深广而切入人的肌肤、穿透人的肌骨,令人感到恐惧和震惊。
一、第一个欲望之死:李主任
李主任是军政界的一位要员,“上海小姐”的评委之一。围绕着李主任的“灵光圈”是那种令人生畏的主导话语:统治意识形态话语,他是政治的机器,上紧了发条,每时每刻都不能松懈。他的身体的内在欲望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呈现出来,富有那帝王般不可征服的占有欲和支配欲。王琦瑶走在他身边,虽知是狐假虎威,可那权威的气势,却让人心里有点得意;王琦瑶坐在他身边,虽知他身材不高大,可那威严的姿态,却令人心里有点敬畏。“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1]人们敬畏李主任,就是因为自身没有李主任的那种统治权力,这正说明人们潜藏着巨大无比的权力欲望,只是如今十分强烈地集中体现在权力的象征———李主任身上,因此只知道他重要。其实,李主任仅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他的权力欲亦为剥夺了大众权力欲的统治者的权力欲,这才使得他和他最爱的“三小姐”之间的情爱关系类似于古代历史上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情爱关系,这种情爱关系是一种被权力话语左右的欲望关系。这种欲望关系是原原本本的男女肉体需要的互动关系,因为在李主任看来,“女人是一点政治都没有,即便是勾心斗角,也是游戏式的,带着孩童气,是人生的娱乐”。只有和女人肉体需要的互动关系之中,他才想起自己也是皮肉做的人,即也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男性欲望投射到女性肉体之美上的平凡人。因而,他强烈地需要女人,他最懂女人需要什么以及女性美的文化蕴涵在哪里,本来他在“上海小姐”决赛上要为“二小姐”捧场的,然而手里的花却投入了“三小姐”的篮子里,照他说,他需要的是一种女人肉体在文化、精神上予以贴心的感受。“他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地的女人,北平女人的美是实打实,可却太满,没有回味的余地;上海女人的美有余味,却又太虚了,有点云里雾里,也是贴不住”。可正在这关口上,王琦瑶打动了他的心。他觉得,王琦瑶娇媚可人,所谓“秀色可餐”,却又有坦白、率真、老实的风情,“那粉红缎旗袍在近处看是温柔如水,解人心意,新做的发型是年轻装老成,懂事和乖觉的”。于是,李主任当机立断,与王琦瑶建立了帝王般的情爱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爱丽丝公寓”生活过程之中。在铁门封锁、布幔遮蔽的“爱丽丝”公寓,李主任扮演着日理万机、来去匆匆的“君王”角色,而19岁的美貌少女王琦瑶扮演着等“君王”宠爱共欢的“贵妃”角色。在王琦瑶营造的暗香柔美的幻觉世界里,李主任的肉体欲望获得间断或断裂式的满足,都是因为他正处于国内解放战争的关键和转折时期(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正拉开淮海战争的帷幕,国民党统治区顿时股市大跌、人心惶恐、政局动荡。李主任显然不可能不受时局统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要么整日投身保住党国江山的战争中,要么待机寻找一条逃亡生路。总之,他是党国权力的象征,扮演着走向没落王朝的“君王”角色,疲于奔命,根本无法体验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他能有时间来到“爱丽丝”公寓和王琦瑶聚首欢爱之时,也无法完全满足他所需要的男女肉体欲望贴心的感受,这种感受只能在外在的岌岌可危的统治意识形态话语束缚之下,内在地梦幻地瞬间达成,从而更增加了他切身的痛苦和欲望无法对象化或实现的悲哀和压抑。他最后一次来到公寓却未见着王琦瑶,“他从来没有这般地想见王琦瑶难忍的渴望。到了最后一分钟,王琦瑶还是不回来,他心里竟是绝望的了。他一边穿外衣,一边还期待王琦瑶在最后一秒钟里出现,可是没有。他走出爱丽丝公寓,怀着悲凉的心情,想,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她呢?”就在他离开后不久,王琦瑶回到公寓,他的汽车和她的三轮车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就在王琦瑶静等李主任来之际,“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罹难者名单上有位名叫张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化名的李主任”。这就是李主任日常生活欲望被权力统治化解、湮没的悲剧。
二、第二个欲望之死:蒋丽莉
蒋丽莉出身工厂主家庭,是班上同学家境最好的之一。当王琦瑶作为“沪上淑媛”芳名广传之际,蒋丽莉出现了。她真情邀请王琦瑶参加她的晚会,这与她后来勇追程先生、“与资产阶级决裂”等事迹一样,她的骨子里隐藏着平凡女性强烈的占有欲望。她之所以愿与王琦瑶居住令人觉得似乎有同性恋倾向,是因为她渴慕占有王琦瑶那典雅而又俗气的令人欲望冲动的美,这是真实的日常的“秀色可餐”的变体再现,也是一种女性本能的嫉妒之意。程先生的出现,更使蒋丽莉觉得自己不如王琦瑶,于是嫉妒加仇恨。当她发现程先生给王琦瑶照的那种带有两性欲望关系信号的照片之后,一切水落石出。“这一真相摧毁了蒋丽莉的爱情,也摧毁了她的友谊。这两种东西都是蒋丽莉掏心掏肺对待的。因是一厢情愿,那付出便是加了倍的,不料却是这样的结果。”从此,也注定了蒋丽莉一生欲望无法对象化的悲剧,但她从来不承认这种悲剧,她有病在身却不承认有病,在她看来,“病”和弱相等,而她蒋丽莉是决不会当弱者。她勇敢地追求程先生,然而程先生偏又痴爱王琦瑶,他犹如幻梦式的精神病患者,处在王琦瑶肉体美感的幻象和幻觉之中。于是,她就把王琦瑶甘做权柄人物的“贵妃”、小妾的事告诉给程先生,想让他醒悟过来,从此战胜王琦瑶。当程先生听完了她的叙述,悲伤饮泣之时,她便乘机安慰他,“不料程先生却将她搂住,头抵着她的头。她便不由自主地抱住了程先生,嗅到了他衣领上的生发水气味,很清淡的,她心里升起了希望,虽然是程先生的绝望里硬挤出来的一线,那也是希望”。以后的日子里,程先生没再提王琦瑶,似乎蒋丽莉获得了他的心。然而,蒋丽莉又因过于压抑自己在欲望方面对王琦瑶的嫉妒和仇恨,而又常不经意提及王琦瑶,这使程先生再次点燃王琦瑶的欲望占有之火,他满脑子装着王琦瑶处于王琦瑶幻象困扰,导致了精神的极度分裂,即他的身心融合入王琦瑶幻象之中,他一方面是男性,另一方面是女性。这种男女欲望关系扭曲地折磨他,最终使他产生了双重断裂的人格:男性+女性,而这只是幻觉而已。他再也无法回到蒋丽莉身边,回不到从前的生活状态,于是在痛苦悲郁中他离开了上海。这使蒋丽莉真的感到失去了他,而且是永远的失去。
为什么明知是不能对象化的欲望自己还拼命去寻求满足呢?为什么连这点拼命寻求也遭到悲剧性的拒绝呢?原因除了蒋丽莉女性美不及王琦瑶之外,还在于蒋丽莉以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形式呈现自己的两性欲望关系。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天生的革命性加软弱性制约了她的欲望对象化,一方面,在上层统治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统治压抑下,中产家庭的子女只能注定永远无权无地位,悲剧既而发生。王琦瑶自当上“上海小姐”之后,成了权柄人物的小妾、“贵妃”,自然也属于上层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虽然摆设在爱丽丝公寓里,却发出权力话语不可企及的威势和压迫力量。程先生受制于此而出现精神分裂症,这就直接导致了蒋丽莉欲望无法对象化的悲剧。另一方面,中产者不甘受制于人,故而奋起抗争,拼命寻求欲望的满足,由于自身软弱性,这点“革命”要求也遭到毁灭。代表这种软弱性最大之处是蒋丽莉自身有肝病,加上容貌平平,故显得力单势薄。代表这种欲望方面的“革命”表现是蒋丽莉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努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当蒋丽莉以原本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方式跟王琦瑶争程先生的心和欲望时,她注定要失败;于是她转换一种极为“革命性”的话语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企图借之卷土重来,战胜王琦瑶,夺回程先生的心和欲望,然而她的肝病恶化为肝癌,痛苦悲哀而绝望地死去了。“程先生和王琦瑶也没参加追悼会,事实上,他们是在追悼会之后才知道蒋丽莉的死讯。大悲痛似乎已经过去了,这消息甚至还使他们产生轻松之感,是为蒋丽莉的终于解脱。”真的能解脱了吗?那是未必吧。
三、第三个欲望之死:程先生
西方殖民地文化话语随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侵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后,这种话语开始作为帝国主义文化话语束缚、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其实是凭借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来彻底消灭封建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由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介入,才不至于全盘附庸地“西化”、“洋化”。然而,必须承认,在磨平本土封建文化话语的同时,西方文化话语气势也得到了增强,使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程先生者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西方文化化。他学的是铁路专业,爱好的是留声机、打网球、好莱坞,尤其擅长于照相,这些都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在,表面上看来,程先生还是很摩登的,梳分头,戴金丝眼睛,三件头的西装,皮鞋锃亮,英文很地道,好莱坞的明星如数家珍,可他那一颗心已经不是摩登的心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是个西方文化化了寻求“余味”的女性美的老青年,而有“余味”是中国古典审美范畴,所谓“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是也。王琦瑶正是这种古典女性美的现代化身,这种美以散播方式传达开去,令人感到西方照相术是多么有限。王琦瑶之所以能化腐朽为传奇,就是她把封建古典美和西方现代世俗美化合于一身,故有通灵入世之“余味”,极强烈地吸引着人们欲望的双眼,包括程先生在内。细细想来,程先生终究没能使自己对王琦瑶的爱情更进一步,他的欲望对象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如同古典典雅而又入俗性感的女神引诱他的魂魄,使他失魂落魄却可望而不可及。他生性柔和,恋爱的方式注定了含蓄、羞怯和紧张,具有中国赤子、处子之纯真和柔美,始终缺乏西方文化话语的大胆与阳刚。可见,中国自古存留下的“道”文化话语在内部控制着他的灵魂(审美和情欲),是他整个身心的根基,他那种以女性化的方式所呈现出来的绵绵情欲,在权力话语统治的黑暗现实下注定要失败,永远都无法对象化。他没能取得王琦瑶的身和心,而握有权柄的军政要员李主任仅以一次见面就征服了王琦瑶的心,此后王琦瑶百般思念李主任的到来,直至把美貌玉体献给年龄可作自己父亲的李主任,甘愿守候在犹如古墓的“爱丽丝公寓”等待他的君临宠幸。李主任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权力话语为后盾,而这个权力话语多多少少与美国等帝国主义权力话语相关联,这两个权力话语作为1948年中国文化、生活方面统治意识意识形态话语,即使程先生有再大怨恨愤慨,也决不敢奋起反抗之的。这样看来,程先生无法使欲望对象化的原因根源就在于:(1)他根底怀有“道”的女性化文化话语来求美、求情爱,这在西方文化话语权力冲击下的中国必然不能达成;(2)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压制与占有,使他即使知道王琦瑶不得不做李主任的小妾、“贵妃”也不敢奋起抗争,只有悲哀地流泪。精神分析告诉我们,人的欲望无法对象化的时候,心里便产生巨大的创伤。首先,这种创伤使人容易产生“退行”固恋的病症,即欲望对象会转化为内心的幻象潜藏在无意识深处,一旦受到刺激,便慢慢强化,倒退回原初的幻觉状态中生活。程先生受到巨大心理创伤,那种关于王琦瑶女性美的欲望立时转化为内心的幻象表现为意识潜隐在无意识深处,表现为意识方面不再提她、不再想她,然而蒋丽莉每每提到王琦瑶,刺激了他这无意识深处的幻象,渐渐地使他退行到原初与王琦瑶相处相恋的幻觉状态中。“程先生经历了割心裂肺的疼痛,渐渐地习惯了没有王琦瑶的日子,虽然也是没奈何。如今,蒋丽莉却告诉他,他原来可以用心存放王琦瑶的。王琦瑶又好象回来了,朝夕相伴的,还免去了早先的牵肠挂肚,是更自由的念想。他开始喜欢独处,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和王琦瑶在一起的时候。他重新又摆弄起照相机,却热衷于拍些风暴啊,静物啊,建筑什么的,没有人物,是给王琦瑶留着空的。”蒋丽莉又怕他不爱她,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电话给他,他却是怕了,这个“怕”不是专对蒋丽莉来的,而是对男女之情来的。他开始定型了身心上的两重人格(男性+女性)地活着,而怀疑起两情相悦的传统爱情观来了。最后,他因这种精神分裂而离家出走。12年过去了,鬓生白发的程先生竟在上海淮海中路的旧货行里遇见了自己固恋的旧人———王琦瑶。时值1960年春,人人谈吃的春天,而王琦瑶又怀有身孕,两人都已不再是原初的人了。但程先生依然固恋着她,就像固恋着过时的西方殖民地文化象征之一的旧时尚一样,他是执著的,有与旧时尚从一而终的决心。但他固恋的是原初的“三小姐”,而不是现在几经作贱的王琦瑶,只因了眼前的王琦瑶还隐含着过去的几许风韵,故而惊喜而英勇地像个大男子汉一样帮她度过分娩的难关,却从不在王琦瑶处过夜。他不再向往着跨前一步拥抱自己的固恋的人儿,于是渐渐和朋友断了来往,在上海的顶楼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蒋丽莉的死却使他不得不回归现实。王琦瑶带来的蒋丽莉的死讯与托孤令他真正悲怆了起来,“心想究竟有多少岁月过去了呢?怎么连结局却看到了。连结局又不是那结局,什么都没个了断,又什么都了断了”。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一生的结局终于来到了。他的顶楼被揭开,地板被撬开,墙打穿了,他所思所想所为均听凭别人的意志,他“成为一个身怀绝技的情报特务,所有的照相器材、布幔、相片等全被扫光,房子空空如也。他获释回家的那夜晚,他才彻底发觉月光、风犹如梦境,自由的心远离了,只剩下空空的皮囊,一个声音对他说:‘快走吧,已够晚的了’”;“他想,其实,一切早已经结束,走的是最后的尾声,可这个尾声拖得实在太长了。身体触地的一刹那,他终于听见了落幕的声音”。显然,当程先生从内到外所固恋的欲望镜像全部被击碎之后,他才真正感到欲望的痛苦悲哀,确定那情欲的心和幻象不过是虚无,人生是虚无,这就是说,在跳楼自杀之前,他的欲望本就已经毁灭了,因为欲望对象根本不存在。
四、第四个欲望之死:王琦瑶
上文已论述到:人们崇拜爱慕王琦瑶的女性美,在于她具有典雅而又入俗的身体美,并且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古典美和现代世俗美集于一身。显然,王琦瑶的“上海小姐”之称当之无愧,有血有肉,实在妩媚。“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正合了三小姐这称呼。……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最体现民意的大小姐和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显然,王琦瑶集中体现了大众生活欲望和审美现代性的需要,这些欲望和需要是日常生活中的男女必需的,最贴心的感受,正因如此,李主任才在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还要倾情相爱,目的是想最后填充一下他那不确定人生的世俗欲求。是什么文化话语塑造出了这个大众化明星“三小姐”的幻象呢?根源还在中国“道”的文化话语里。邬桥是王琦瑶外婆的娘家,这里的生活风俗观念都具备“道”的文化话语。“外婆没去过上海,那地方,光是听说,就够受用的。是纷纷攘攘的世界,什么都向人招手。人心最经不起撩拨,一拨就动,这一动便不敢说了,没有个到好就收的”。可见,邬桥人最强调“无欲”,“宁静”。《道德经》第16章曰:“致虚极,宁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人物芸芸,各复归奇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意可译为:“要尽量地使心灵虚寂,要切实地坚守心境的虚静。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观察它的循环往复,万物尽管变化纷纭,最后各自又回到它的本原。回到本原叫做‘静’,这叫做‘复命’,‘复命’叫做‘常’叫做‘明’。不了解‘常’,轻举妄动———一是没有好结果。”[2]你看邬桥的桥,船,船上的老大和他唱的昆调,何处不是自然之本原文化状态,体现为一个“老”字;这里是“无欲、无知”民风淳朴的水乡。“邬桥是我们母体的母体,因与我们隔了一层亲缘,所以便看到了它们的陌生了。由于血统混杂了一层,我们又与它面貌相异,比生人还要生。”这是因为我们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话语的浸染,加上本土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把我们身体内在的文化之根“道”压抑了,变性了,走了样了,最后化合出混血杂合的幻象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封建、资产阶级、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着江山人民,大众化趋势导致了“道”的文化话语变形,以适合新的时代需要,满足新的时代欲望要求。这就出现了半土半洋、典雅又现代媚俗的审美幻象, “三小姐”正是这种幻象的集中代表。所以,到处有王琦瑶的身影,上海不能没有王琦瑶。而偏偏又是这样的王琦瑶,最为不甘心“宁静”的,她随外婆到邬桥不多久,又回到上海,在平安里寻个店面当注射员。究其原因,是因为外在的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欲望诱惑力太大了,要静静的归根复命,“无知无欲”是办不到的。这就是时代潮流,也是人的欲望觉醒的时代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于是西方文化话语压抑了“道”的文化话语,只让其在人的骨子里浅隐着,有时无意识地跳出来让王琦瑶甘让退让一些,善解人意一些。她选择平安里打针营生,正是出于此道理。由于潮流滚滚东向的原故,她又开始重新社交,开始的对象都是旧式人物:严家师母、毛毛娘舅、萨沙等,打牌、打麻将,办下午茶,吃聚餐等,这些人和这些活动都是社会上“多余人”的生活中才有的,他们一般没有大的前途理想,有的是现实的欲望和需要,仅仅为了活着。王琦瑶一方面受封建礼教意识的束缚,所谓守寡不嫁,故与毛毛娘舅之间情爱关系不敢公开;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女性意识刺激、浸染,也想突破束缚,又大胆与毛毛娘舅同床共眠,引诱萨沙,最终有了身孕,生下一女孩。感觉到不结婚还好,不结婚的男女欢爱才是实打实的满足,但她真的满足了吗?这些都是自卫的话,其实,她作为现代人的欲望远未满足,她奋起直追,却又受旧式话语的束缚,使她的欲望之绳越缠越紧。她要满足欲望,而长大的女儿新的一代欲望更甚,她要当好良母,这是受旧式话语的束缚,她又要满足欲望是指人的生理欲望和直接的物质欲望,如性欲望、饮食欲望;社会欲望是指人的文化的、心理层面的权利、话语、金钱、地位、精神需要等欲望,如:时装欲望、名誉地位等。其实,王琦瑶欲望无法对象化情况下,既隐含着旧式的固恋欲望对象,又渴慕着现时的欲望满足。可见,她的欲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她守寡,但敢于与男人们私通鬼混,学会男人样的抽烟喝酒,想着和年轻男人相厮守。最后,她渐渐衰老,却用染发水把白发染黑,保存着“三小姐”欲望的幻象,用金条引诱“老克腊”相厮守一生,哪怕几年也好。如此卑俗的、下贱的欲望表达,最终无法实现。她把李主任送给她的装有金条的花雕盒放到“老克腊”面前,“她说这么多年来,她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才靠得住,她向这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它,心里才有个底,现在,她说她想把这个底交给他了,她已经没多长的岁月,要说底的话,眼睛也看的到了,他不必担心,她不会叫他拖几年的,她只是想叫他陪陪她,陪也不会陪多久的;倘若一直没有他倒也没什么,可有了他,再一下子抽身退步,便觉得脱了底,什么也没有了。”[2]没想到这个“底”却捅出去了,在一个夜晚里,长脚来偷盗这些黄金,争执之下,她被长脚活活掐死了。
结语
王安忆确实是“寻根”作家出身,虽然描绘了一些卑俗男女的欲望和需要,但她并没有单纯的就欲望写欲望,就需要写需要,因为这些欲望和需要是属于人的,都是一定社会文化话语使然。中国男女的欲望和需要受文化之根“道”的影响至深,究其源,所以才有邬桥、外婆之象征;而西方现代文化话语又挑逗和左右着人的欲望和需要,现实言之,那便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欲望了,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然而,正是这种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欲望和需要,根本无法在文化话语复杂重叠、互相矛盾冲突的年代获得实现,始终处于受权力话语(西方帝国主义文化话语、中国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主导与支配的状态,看着似乎与政治无关的女人、男人,其实正凝聚着最大的政治,因为他们受压抑更大,欲望之强烈形成了隐在的巨大反抗阶级,这个阶级是最广泛的普遍的,王琦瑶他们就是代表。王琦瑶等的欲望之死告诉人们:人的身体所潜隐着巨大的欲望和需要,不是任意而生、随意而灭的,都必须遵循着历史的发展规律,合乎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话语要求。看来,把握好自己的欲望和需要,是一件多么不易而又重要的事情。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其它未加注释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2]徐兴东,周长秋.道德经释义[M].济南:齐鲁书社,1991:37.
上一篇新闻：[林白]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
下一篇新闻：[林达·尼德]女性的裸体：艺术、淫秽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