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万难民：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

云南马关县下马溪村，难民杨国荣一家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特殊的身份将难民们的生存空间限制在边境线上的村子里,他们自称“笼中鸟”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云南马关县克吗山，难民在此已劳动生活了30年图/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

缅北军事冲突，大量边民涌入中国境内，让难民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但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30万印支难民已在中国生活了30年。

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而自身异常沉默的群体。他们不是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人，也没有中国国籍。他们在中国境内真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目前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主要是印支难民。据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主编 《民政30年》，所谓印支难民，是指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产生的难民。1977年，越南当局开始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输出大量难民，迫使数十万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形成震惊世界的难民潮。

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省的河口、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及凭祥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5万多人。到1980年代初，共有28万多人进入中国。

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收了全部的难民，对他们的安置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告一段落。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共26.5万人，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海南六省（区）196个安置单位，其中越南难民占到99%。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难民一般被安置在专设的难民集中营中，但中国实行的是社会融合安置，根据他们在原居住国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语言风俗以及原从事工作的性质，他们被安排和国人共同生活。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华侨农场、农垦农场、林场、渔业社和农村，部分被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商业部门。

被迫来华的难民在民族、文化和宗族渊源上和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是他们得以和谐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这种安置获得了国际上普遍性的赞誉，并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典范”。

如今30年过去，不同地域生活的难民面临不同的现实。不同时期到达中国的难民获得了不同的安置方式，此后30年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1979年越南“排华潮”中来华的难民被称为“难侨”，他们目前已基本解决身份问题；而边境战事后涌入中国的难民，他们大多被安置在滇越边境的难民村和农场中，身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难民和难侨对外统称为难民。由于没有可依照的统一的执行规范，对他们的划分并不清晰，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使是同一天抵达的难民，安置在华侨农场可能就解决了身份，而安置在难民村身份就被悬置至今。

通过观察，我们得以了解三十年来他们的生活变化、融入当地的过程以及难民安置难题的得失，其中种种可资借鉴。

难民南来

“当时我们被作为中国人赶走，在这边我们又是难民，你说我们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云南河口市岔河难民管理区189大队，布依族老村长王德培已被这种不确定身份带来的焦虑困扰了30年。

他的老家在越南老街省勐康县。他说，1979年边境发生战事，作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他们被驱赶，“回来本国”。

从衣着和语言上来看他和当地人没什么不同，但他并没有中国国籍，真正的身份是难民。189大队坐落在公路边一处朝西的山坡上，距中越边界直线不过数公里。这个建制因附近公路路桩上的数字而名。由于毗邻边境，双方边民往来频繁。他父母二十多岁时才离开中国。即使在越南，他们的语言也是汉语，潜意识里他把中国看作“本国”。

和云南农家一样，很多难民的客厅里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牌位。天、地之下，便是“国”，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国家。

189大队有92户480多人，村里所有的住户都是难民。难民村的管理仿照行政村，设置村长、副村长、会计和妇女干部，这些干部由难民们自己选举产生。

这里是岔河难民管理区的集中安置点之一。区长徐锦奎介绍，民政每年给予干部三五百元补贴，“让他们自治管理，小的事情自己能够调解解决，大的事情则可以找管理区”。

因为身份是难民，他们其实没有选举权。这里是云南省目前仅存的专职难民管理区，区里共有510户2900多名难民。

河口市位于云南红河州东南，与越南山水相连，边界线长达193公里，古书云“屹峙南陲，制临交趾（今越南），山川环屏，道路四达”。其隔红河、南溪河与越南老街、谷柳相望，是国家一级口岸。

作为中越边境前沿，1979年前后，河口接纳了大量难民，他们被采取了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安置形式。据该市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其境内共有难民1111户5851人，占到了全市8万人口的7%以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年大批被迫离开越南的难民涌进云南。1979年至1985年止，云南省共接待印支难民6.41万人，除部分转移安置外，云南共安置印支难民4.5万人，分布在该省9个地区15个县市的农村和24个农林场中，189大队是其中之一。

30年前189大队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山。布依族老村长王德培说，1979年10月份，他和家人跑到河口桥头镇的接待站，在那里集中过渡近一年后，1980年8月他们被分配到了189难民队。

这里原本属于桥头乡，响应国家安排，该乡专门为难民辟出一块安置土地。最初时全村人都在路边的简易棚中居住，政府为他们统一建设房屋。每个月国家给每人分配一斤肉、15公斤大米以及蔬菜，直到1984年10月。

那时候不管来自东南西北，不同的民族互相帮助，开荒、盖屋，在新的土地上建设家园。小小的难民管理区，就混居着汉、苗、傣、壮、瑶、布衣、彝和京族共八个民族。

热带丛林里充满瘴气。“人们经常打摆子，小孩每年都有两三次。”王德培说，三年后大家完全适应了这里，荒山也被开垦成田地，之后他们开始自力更生。

因为时间的原因，他们被作为难民而安置，也就是说没有户籍。这个问题一拖至今30年，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魔咒。

笼中之鸟

2007年4月，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的队长黄阿门终于拿到了身份证。即使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他也等了28年。

外人可能无法想象没有身份证的难处，但对难民们来说，身份证便意味着生计。

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没有身份证，便无法信贷、无法出门打工、无法考取驾照，同样升学、就业也是问题。“存折？长什么样子，从来没办过。”189村民罗富云说。办存折也需要身份证。记者在难民村未能问到一户有存折的居民。

罗富云早在1997年就外出打工，那时候出门前需要到市公安局办一份证明，被称作“通行证”。但这并不能保障畅通无阻。他在广州做了两年皮鞋，因为没有身份证，大厂不能去，由朋友担保才能留在小厂子里。

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毕生没有过储蓄。

不仅不方便，在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前，有人外出打工还会被遣送回来。“外面不了解这边的管理体制。他们说中国30年没打仗，没有难民。”作为队长，黄阿门就曾接到浙江派出所的电话，询问该队是否有何姓村民。

因为没有身份证，除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周转金项目可用来发展生产外，他们在本地信用社无法借贷，只能找本地亲属帮忙。购买农具、耕牛、拖车等生产资料并不容易，发展生产也会受挫。

没有身份证同样意味着没法办理驾照，造成的结果就是“黑车”横行。一位村民提到，“没办照被交警抓到一次是200元，就要解释半天，有时一天被抓几次，就解释几次。”

黄阿门说，在2007年领到身份证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年增多，也更为方便，但问题依然存在：这个身份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虽然是公安部门颁发，但这些证件并没有全国联网。”河口民政局难民办主任侬德良说，这种身份证在省内能管用，在外地查不到。

189队里的一位年轻人认为，自己不过是“笼中之鸟”。因为外出打工、做生意，都因没有身份受阻，他认为自己被困在了土地上。

即使这份赖以栖身的土地也日见掣肘，成为难民贫弱的原因之一。最初划拨安置土地时，中国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划拨出来供他们安置的土地本来不多，成为难民发展的先天制约。

罗富云家只有一亩地，土地少，他租了当地人两亩地，每亩每年600元租金。田地种香蕉每亩能收获3000元，抛开成本每亩不过1000元的收成。

对民政部门和农场来说，难题还包括：“难民被当做外国人，触犯刑律还好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则要报州级审批处理，一些小事往往就不了了之。”河口民政的一份汇报材料上说。

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也无法强制适用在难民身上。2002年河口民政部门对难民管理区实行计生管理以前，一家人有五六个孩子是常见的事情，近几年情况才有改观。

徐锦奎介绍，近几年只准生两胎，罚不了款可以变通措施比如取消低保；而农场直到2007年才开始计生管理，作为企业他们难以强制管理，超生不过罚款五六百元。一个对比是，本地超生一般罚款过万。

由此人口数量剧增。徐锦奎介绍，难民管理区人口从最初的530人如今已飙升至1276人。与此同时，土地不变，目前189队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亩，而本地农民人均占有五亩以上。

越南新娘

罗发梅今年17岁，会讲清脆的汉语，在越南读过八年级，她决定嫁到189大队来。

她和“丈夫”，24岁的王富克今年初认识，四个月后决定在一起，他们没有领证。罗发梅家在越南勐康县东中坡村，和中国相邻，有这边的手机信号，她用的也是中国的手机号。年初她在村子里碰到了前去探亲的王富克，两个人在国境两边用电话煲粥谈起了恋爱。

她初中毕业后曾在河口市打过工，洗碗扫地，每个月六百元左右。而一河之隔的越南，中级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如此。

罗的经历并非特例，189村有三户这样的越南新娘，而罗发梅说，她有四个同学嫁到了中国，同样没有领证，其中三个是因为这边生活要更好些。

南溪农场难民六队离边境直线距离不过二公里。农场综治办主任马宝成介绍，因为地域原因，光南溪农场有近20位越南新娘，原因无外乎男方“又是难民，又没钱”。

2003年，河口民政局向上级请示后得到批复：难民和难民结婚，可以办理结婚证，但子女依然是难民身份；难民和公民结婚，子女则可以入中国籍。

这种情况下，难民女子嫁出去、嫁给当地人的很多；而男性则囿于经济和身份问题，更多找本地的难民女孩，而越南新娘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派生的新的难题，并成为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南新娘越来越多。后者成为这里的“三非”人员：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而他们的子女，出生后同样是难民。

走不出的难民村

在189队村头，是189难民小学。这是一所特殊的小学，在桥头教育管理部门那里，难民区的189小学并不是桥头的九所小学之一，而是八所小学之外的“另外那所小学”。

这所学校的老师对公民和难民有着清晰的概念，因为学校花名册上会标明谁是本地公民。全校140多名学生中，本地公民只有20来个。

小学教导主任张国昌说，虽然和其他小学的课本相同，但这里不挂国旗，不唱国歌，也就是说，并没有国家认同感的教育。只是在2007年后，本地学生才开始戴红领巾，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张国昌介绍，因为难民子女没有户籍，不能参加高考，父母并不关心学生学习。“想到没前途心就冷了，所以学习风貌并不是太好。”

三十年来河口定居的难民中，只出过一个大学生。这被看作是一个奇迹。而他的出现，也是因为投亲靠友转为中国户口。至于其他人，管理区区长徐锦奎掰着手指头，只数出一个高中生，一个中专生。

2006年6月，王一民（化名）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成为那个“奇迹”。但到今天他心底都是虚的：“户口本上父母一栏上，并不是我父母的名字。”

初二时，因为没有户口便不能参加高考，他父母托人找关系把他的户口落在了亲戚家中。他在家中最小，父母决定让他多读书。更改户口意味着从初二后，他就成了中国人，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高中后我开始有了国籍意识，开始想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他说，虽然有了户口，但一想到户口本上连父母都更改了，便会有难过的感觉；而他的父母却因此而欣慰。

更多难民子女，在经济和户口的双重原因下，无法逃脱辍学的命运。十六岁的黄玉华去年小学毕业，便没有再去读初中。“因为家里没钱。”黄玉华说，身形纤弱的他稚气未脱，沉默讷言。他不知道义务教育阶段免费。他辍学还因为家里需要劳动力，早上他去地里干活，中午放牛，晚上把牛牵回家。

他的妈妈也是越南新娘，因为过来的早，被算作难民。他的成绩不错，最后的成绩是：数学95分，语文87分。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在前年，听出去打工的人回来谈起，难民身份“为外面的人看不起，一是没文化，二是难民”。

很不幸，他两者都是。

虽然同在云南，但与河口不同，云南文山州马关县难民早期就有了户口和身份证。这带来的便利之一，是在升学上不再有制约，难民中走出不少大学生。但是他们的户口同样没法随人一起迁往大学，依然被留在村子里。

22岁的邹兴勇目前在昆明读书。在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年轻的他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不同，除了他难民的身份。

从小到大，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障碍，在小学是少先队员，在初中还入了团。这算是河口难民不可想象的政治待遇。高考时，他还享受了边境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

但考上大学后，他去了派出所、公安局、民政部门，才知道自己的户口迁不出来，因为“身份没有确定”。他只有把户口留在村子里去读大学。他目前最担心的是，毕业时找工作有连锁反应，有好工作却没法去。“要去好一点的单位，就要迁户口。”

难民能不能参加高考？2005年，因为《南风窗》的调研项目，时为云南大学学生的王超和四位同学参与了滇越边境越南难民调查。他在各处得到的结论各不相同：河口教育部门认为没有国籍不能高考；马关县则不存在这样的障碍；金平县如果有身份证便可以；该省难民办罗崇怀主任的答复是：“难民是可以参加高考的，没有通不过政审的说法，只要他学习好，当地难民办可以出示证明，即可以参加高考。”

四年过去，情况依然相同。目前，该省各级政府部门并没有统一的难民教育政策和升学规定。

共同的乡愁

杨国祥在1980年代迁入了马关木厂镇马西村。在这个村子，只有他一户难民。2007年，他参加了村里关于村委会主任的选举。至于他有没有国籍，村支书乃至他本人都不清楚，他稀里糊涂就有了选举权。但村里集体办身份证时，却没有通知他。他去派出所问，得到的答复是他是难民。

幸运的是，因为分散居住，他子女的婚娶对象都是当地人。按政策，他的孙辈都成为了中国公民。假以时日，国籍户籍问题便会随着代际更替自然消弭无形，但获得分散安置的毕竟是少数。

在2005年十余天的调研中，王超对难民们的印象是，从外表和生活习惯已看不出是越南人，老一代可能不会讲汉语，到第三代又基本上不会讲越南话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融入过程。

他们的抽样调查表明，老人还有部分认为自己是越南人，中年一代有人带着迷惘，而小孩子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注意到难民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他们有强烈的心理暗示。和你交谈时，他会说‘我们是难民’，并带有一种自卑，对未来并没有抱很大希望。因为没有国籍，他们不会对未来提要求，对生活更多是被动接受。”

相当一部分难民依然在贫困中，没有户籍以及三十年来此种现实限制对他们性格的塑造或是他们命运的根源。

政府从2003年12月起，针对农垦农场和管理区自然村中的难民出台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种补助不低于当地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对难民而言不啻福音，但并非治本之策。

其实管理部门自身也感到头疼。“目前关于难民的管理无例可循，没有可依照的统一的执行规范，管理都是在摸索中进行。”徐锦奎说。

难民管理区的难题是，以民政局的一个科室行使乡政府一样的管理职能；对南溪农场而言，则是在企业里行使政府管理职能。经费和编制问题都是他们抱怨的部分。

在云南，难民管理逐步划归当地政府管理，并成为公民管理的一部分。上述两部门都曾对记者提及，希望能将难民划归政府统一管理。

而在难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依然是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信贷、就业、升学等功能，此外是国籍的认定。

难民们说，经常有中央部门下来调研，但后来均未有下文。当地反映国籍和户籍问题的行动和计划一直存在，并成为影响当地稳定的一个因素。河口民政的一份材料中称，仅2003年该市便有8次上访，其中最大的一次800多人每人集资35元共三万多元计划上访，后来在民政部门的耐心劝说工作下作罢。

走出难民村的王一民说，自己心里有种不安，希望能够为乡亲做点什么。“虽然我出来了，但想到亲戚朋友的小孩还是不能读书，便挺难受。但看到村里人呼吁多年也没有效果，自己的想法也不现实。”“至于指望我去改变什么，乡亲们也没有了，因为不可能。”他有一种深深的沮丧感。

目前他在一家装潢公司做财务，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租住在300元的一居室中。小房间布置得整洁有致，电视边矿泉水瓶裁成的花瓶中插着八支玫瑰。

如今他25岁，一年回一两次从小长大的难民村。他在昆明并没有多少熟人和老乡，有时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国籍对普通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们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中国长大，生活，他却无法明了自己的身份。难民从本质上讲是人口的非正常迁移，而如今游离在外，迷失的身份正是他和他们共同的乡愁。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