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盛　洪

一、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的共识，而天下主义则是对整个人类的认同。从博弈论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策略；从经济学角度看，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各会达成不同的经济效率。

假定地球上只有两群人。他们之间既可以通过平等自由的贸易增进双方的福利，又可以通过谈判强力或暴力从对方手中获得财富。后一种形式，可以作非常广义的理解。暴力既是指直接使用暴力，又是指暴力的威胁；它既可以直接改变两群人之间的财富分配，又可以改变双方的贸易关系。对于采取什么方式，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有着不同的倾向。由于民族主义只是对一部分人的认同，所以民族主义情绪会使人们高估本民族的福利，而低估他民族的利益。一谈到民族主义，就自然包含着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立因素，因而民族主义更倾向于用暴力或谈判强力来改变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财富初始分配，使之有利于自己。由于天下主义是对全人类的认同，在它看来人与人是同等的、没有区别的，也没有民族之分，所以在天下主义文化中，或许有个人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但不存在以民族文化划分的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的冲突。在天下主义文化看来，以损害另一群人为代价的福利是没有意义的，因而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或谈判强力的方式来获得财富。

如果两群人都选择了自由贸易的方式，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就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交往方式只需要当事人双边的同意就足以了，不需要任何结盟；自由贸易本身就意味着双方自愿，不含任何暴力因素。但如果采用后一种形式，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就很不相同了。因为民族主义是对一人群内的共同特征的认同，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更容易使这一人群结盟或共谋；而天下主义因其没有对特定人群的认同，所以很难促进一人群的结盟或共谋。在两群人之间的贸易中，如果有一方结成同盟，即经济学中所说的卡特尔，显然会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即所谓谈判强力），从而改变由自由贸易所决定的财富分配，使之变得有利于结盟的一方。如果想在两群人之间改变初始的财富分配或资源占有，就要借助于武力。显然，采用民族主义文化、从而更易结盟的一方会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能更有效地使用武力。因为，在多人的社会中，武力的水平不仅取决于武力的技术水平，更取决于组织水平。更易结盟意味着更容易集中一人群中的资源用于战争，更容易组织起有效率的、包含对付其它民族的职能的政府，更容易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地将暴力施于另一群人。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民族主义的施行降低了全球的总福利水平。首先，民族主义高估本民族的福利，而低估他民族的福利，就有可能导致对全球福利的错误估计。但这还并不会直接引起全球福利的下降，因为这种价值判断的倾向性，会在平等的讨价还价中得到纠正。只要真正实行自由贸易原则，民族主义不会带来明显的危害。不过，民族主义的价值倾向性使人们更愿意采用结盟的方式和暴力的方式。经济学可以证明，结盟即卡特尔，是一种垄断行为，一旦如此，就会带来全社会福利的下降。因为卡特尔通过控制供给量或需求量而操纵了价格，使之偏离了市场均衡价格。这直接导致消费者剩余或生产者剩余大幅度下降，又会给资源配置带来错误的信号。曼秋·奥尔森的研究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概括，即结盟会使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佳状态，换句话说，不结盟比结盟好（Olson, 1971）。采用暴力，则直接是一个负和博弈，因为不仅一方的所得是另一方的所失，而且动用武力还需耗费资源，战争还要流血。不仅如此，将资源用于暴力，就不能用于生产；如果证明使用暴力比生产或贸易更能有效地带来财富的话，人们就会竞相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暴力用途。这导致全球财富的进一步减少。因此，从表面上看，民族主义代表了超出个人和家庭的联合和团结精神，但这种联合或团结的不言而喻的目的是对付另一群人。从全球角度看，其结果不如没有这样的联合或团结。而天下主义文化下，人们没有要与之抗争的另一民族国家，所以也无从联合或团结。但从全球角度看，这却给全人类带来了好处。所以按照梁漱溟先生的逻辑，民族主义看似为公，实是大私；天下主义看似为私，实是大公（梁漱溟，１９９２，第４０１－５页）。

尽管从全球的经济效率角度看，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但当不同的民族将二者作为不同的文化策略加以运用时，在有限的历史时期内，对一个民族单位来说，民族主义却优于天下主义。在这时，天下主义文化面临着一个“囚徒困境”。具体请看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两群人都采取天下主义策略时，全球的总福利最大；当双方都采取民族主义策略时，全球的总福利最小。这符合上面的讨论。但是当一方采取天下主义，而另一方采取民族主义时，前者就会受到损失。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交往方式很容易受到卡特尔、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政府发生作用的卡特尔）和暴力（非政府的海盗，政府的炮舰政策）的干扰和损害，而后者却不会受到自由贸易的抑制；当采取结盟和暴力形式时，民族主义比天下主义更有效率。在这种情境下，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如果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似乎天下主义文化不如民族主义文化。由于这种囚徒困境，天下主义最终要退到民族主义那里去。双方都采取民族主义策略的情形，我们称之为民族主义的不合作均衡。

最后应指出的是，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不仅对使用暴力的倾向性不同，而且它们实际上分别对应着具有不同内涵的制度安排。一种含有暴力，一种少有暴力。民族主义多是和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国家不过是使用暴力的一种形式；强调民族的国家不仅强调对内使用暴力，更强调对外使用暴力。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暗含着其它民族国家与之对立。而天下主义则缺乏国家概念，所以它也较少暴力的内涵。因为既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划分，也就不会有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冲突。天下主义的这一特点，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梁漱溟，１９９２，第３３０页）李慎之先生在总结前人的论述后指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李慎之，１９９４）。狭义一点讲，文化就是非强制的道德教化。

二、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

　　李慎之先生近来著文说，“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李慎之，1994）。汤因比教授也曾说过，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的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对比中、西文化时曾说，在个人、家庭、国家（或团体）和天下这四个层次上，西方人更重个人和国家，中国人更重家庭和天下（梁漱溟，1992，第331-2页）。所谓重国家，就是民族主义；所谓重天下，就是天下主义。而这种天下主义决不是无意识的。从古到今，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多次强调“天下兴亡”与“国家兴亡”的区别。梁漱溟先生在强调天下与国家的区分时，曾引顾亭林先生的原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梁漱溟，1992，第330页）。可见，民族国家是一部分人的，而天下则是全人类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天下主义的内涵呢？这与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有关。在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对峙，天下主义显然还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因为采取天下主义文化策略的国家会在战争中败北。当时通行的是“民族主义”。你是楚国人，我是齐国人。哪个国家越抱团，越会合谋和使用暴力，哪个国家就越占优势。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了帝国。但仍实行战国时代的“民族主义”策略，结果二世而亡。在秦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汉朝，由于统一而不必采用“民族主义”策略，由于不是旧六国的复辟，不会有倾向于某国的“民族主义”，又吸收了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包含有天下主义的文化，孔孟与老庄等，并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过渡期，最终消除了“国”的概念。从此不再有齐国人、楚国人，天下主义诞生了。对于这段历史，汤因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与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在秦以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即民族主义，引者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引者按）”（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4-5页）。为什么说只占世界一部分的中国实行的是天下主义文化呢？是因为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技术条件下，中国与其它高级文明，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相对隔绝的，没有国与国、民族与民族明显的对峙，所以梁漱溟先生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这话大体是不错的”（梁漱溟，1992，第332页）。

　　欧洲则走的另一条历史道路。只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才有过暂时的统一。在这之前和以后，欧洲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换句话说，欧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欧洲人在近代以来对世界所产生影响，主要是把战国规则带到了全世界。因此，欧洲的文化必然以民族主义为主导。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汤因比与池田大作，1985，第288页）。

　　就这样，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一个民族主义的西方，在近代相遇了。历史的细节我就不再复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战”败了。人们可以对胜负进行各种评说，可以例举各种因素，如技术的、战略的、战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即一个天下主义的文化必然要败在民族主义文化手下。其基本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具体来说，首先表现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形成西方人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正式国名，没有明确边界，没有国旗，没有国徽，没有国歌。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这种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付“外国”军事力量。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只能对付零星的海盗，却不能与西方的国家军事力量抗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战略上的失误，不如说是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打羸一场鸦片战争的功能。所以梁漱溟先生把当时的中国称为“无兵之国”，它“疏于国防”，“缺乏国际对抗性”（梁漱溟，1992，第328-9页）。其次，在民众中，也缺少民族意识，没有所谓的民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进行全国性的动员，以抵抗外国的入侵。所以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常对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痛心疾首。顾准不同意范文澜对西方宗教的批评，说中国恰恰缺乏宗教狂热，以至连打仗都不像个样子（顾准，1994，第247页）。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他看到外国人残杀中国人，而其他中国人表情麻木地在旁边围观。在他看来，中国人灵魂中缺乏的，恰是民族主义的血性。他死后被誉为“民族魂”，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其实，缺乏民族主义的血性，正是天下主义在作怪。虽然从全球看天下主义是最佳的文化策略，但当其它民族采用民族主义时，它会给奉行天下主义的人群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为了避免这种文化的囚徒困境，中国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唤起民族主义的意识。所以，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同时就是天下主义的衰落。但天下主义并不是可以单独被剔除的，因为它内涵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于是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因为这是一个导致失败的文化，因而按照当时开始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这必然就是一个较低级的、较劣势的文化，它理当被胜利的文化——西方文化来取代。这一结论导致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弃（实际上就是对天下主义的背弃）。尽管不少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中国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五四以来的衰落是一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为了唤起民族主义精神而付出的文化上的巨大代价。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讽刺：为了民族的生存而抛弃民族的文化。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成功地崛起了。以满清王朝的垮台为标志，中国出现了起码在外表上相象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提出和推行三民主义，孙中山将民族主义纳入中国的正统文化之中。民族认同感，民族主义情绪在不断高涨，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最高峰。日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惨重的灾难，也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才使中国顶住了在军事和国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日本。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恶运的谷底，自此之后，中国的命运有了根本性的转机。不能不说，这是放弃天下主义，奉行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回报。

三、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

　　从洋务运动、戊戍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今天，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没有什么时候象今天那么频繁地听到“中国人”这个字眼。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有高额的财政收入，有相对雄厚的国防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中国人能够忍受这一代价的，就是民族主义精神。那些为中国核武器工业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邓稼先等，放弃优厚的生活和光明的学术前途，于五十年代先后从海外回到自己的国家，默默地从事着制造一种杀人武器的事业。如果不把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背景考虑进来，这种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就好象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他们。这种力量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由于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人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

　　然而，天下又如何了呢？随着中国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天下主义文化的消失，整个世界实际上回到民族主义均衡状态之中。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战国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从西方走向了全世界。其实，战国均衡或民族主义均衡还不是当今天下最坏的事情。更坏的是，从长期看，这种不合作均衡还会被打破。因为为了民族的利益改进武器可以获得相对于其它民族的优势，尤其是那些自认为在改进武器方面有优势资源的民族。这导致改进杀人效率的竞赛。于是，今天的天下是一个有五万枚核弹头的天下，一个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天下，一个不可能完全用和平谈判来解决所有民族争端的天下。当然，这个天下还有联合国。但是与其说联合国是制约民族主义和战国规则的国际机构，不如说是由这种主义和规则决定的。试问，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恰是五个核大国这一事实，难道是偶然的吗？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觉醒，对世界是件好事吗？中国在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不安，由此又出现了“遏制中国”论。极为有趣的是，这种论调的发源地，恰是将现代战国规则带向全世界、曾经建立过一个世界帝国的英国（王良芬，1995）。其实中国人大可不必对这一论调感到愤怒。因为从民族主义的逻辑看来，这种反应是极为正常的。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快速崛起，必然导致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为实质性地会反映到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尽管中国与世界其它大国在军事实力上还有非常大的差距，问题是，军事实力差距的缩小和相对的变化会导致对现有国际关系框架的突破。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突破是极为正常的。中国作为一个在近代史中倍受欺凌的民族，通过一个多世纪的流血和奋斗，终于建立了与她的幅员和人口相称的国防力量。如果认为这也是对他国的威胁的话，只能是视欺凌别国为正常的国家的看法。可以想见，如果中国还象一百年前那样贫弱，中国与英国就收回香港的谈判将会是另一种结局。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它所带来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不是那些早就实行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所希望的。它们很早就担心这个睡狮醒来。它们感到了威胁是很自然的。如果这种感觉能够促使它们反省一下它们率先实行、而后推广到全世界的民族主义究竟有什么毛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有着积极的意义，世界就有可能走上结束民族主义的道路。

　　当然，“中国威胁论”还有超出上述范围的含义。这就是，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她将会向外扩张，侵略他国。这种担心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近代史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一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向外扩张和在世界上的称霸。有的理论称，近代以来，世界上已经先后出现过四霸了，即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那么，中国是不是潜在的第五霸呢？其实，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推导中遵循了民族主义的逻辑；或者说，英国人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来猜想中国人。但是，这样的猜想出了些问题。

　　不错，中国人是在近代以来抛弃了天下主义、转而采用民族主义，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天下主义的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是防御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中国民众、免遭亡国灭种恶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在世界上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同时声明自己“永远不称霸”。第二个特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仍是包含了天下主义的民族主义。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中国采取民族主义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让步（即新儒家的所谓“道德坎陷”）；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世界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包含着为争取民族平等和世界和平而容忍损害的让步精神。不论中国政府对内作了多少错事，它的对外政策似乎经常包含着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甚至限制了它与其它国家的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例如，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限制了它以干涉别国内政的方法来反对别国对它内政的干涉；中国政府作为唯一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国家，显然在军事战略上较其它核大国有较小的选择空间；甚至作为二战的战胜国，中国对曾经残酷屠杀和蹂躏她的人民的日本表示了过度的宽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似乎有着与其它国家不同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即她并不象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在行事，她的民族主义似乎总是一种成色不足的民族主义。

　　在这一事实背后，也许有这样一个逻辑，即：无论如何，民族主义可以救中国，却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因为中国在世界人口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在世界上充斥着核武器的今天，民族主义，尤其是强调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扩张的民族主义，变得比以往更危险。核武器的出现把民族主义的弊病推向了极端。无论是宗教狂热，还是民族主义血性，都有可能最终导致核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结果只能是人类文明的毁灭。因此，民族主义文化虽然会在天下主义文化面前取得胜利，但它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灭亡。能够使人类避免这一灾难的只能是天下主义文化。那么，如何从这个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产生天下主义呢？目前看来，似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欧洲的道路，一条是中国的道路。现在欧洲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试验，即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欧洲的统一。第一步是统一货币，这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职能。如果这一试验能够成功，人类无疑找到了一条不经过战争的统一之路。但是，我们不可乐观。因为第一，这条道路仍然困难重重；第二，欧洲国家的文化实际上是极为相近的，它们其实同属一种文明。这种统一并没有提供不同文化之间和平融合的榜样。并且，欧洲的统一也许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它可能加剧、而不是减缓与其它文明的冲突。

　　另一条路则是中国的道路。既然中国是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个曾经结束战国时代、建立起天下主义文化的文明，那么，她的文化传统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天建立天下主义文化的精神源泉。因此，中国人的抱负绝不是去当现代战国中的第五霸，他们真正的历史使命是结束战国时代。完成这一使命不仅要以实力为前提（不止一个国家曾经具备这样的前提），更需要一个文化上的转变，即再一次从民族主义走向天下主义，或者说复兴天下主义（这不是所有称过霸的国家同时具备的）。从较长的历史眼光看，这也许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暂时放弃天下主义的真正目的。中国人高擎民族主义的旗帜、走富国强兵的道路，绝不仅仅是为了洗雪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耻辱，而是为张扬天下主义而争取发言的权利。可以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虽然表面上皈依了民族主义，却一直心怀着天下主义。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非常自觉地履行着道德良知的职责。当我国经济发展刚刚有些起色，一些人由此产生了民族自大心理时，他们就提醒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十九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说也就是全球主义。”（李慎之，1994）

　　当然，今天的世界不是二千年前的中国，今天的天下主义也有着与过去不同的内容。过去中国的天下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天下，今天的世界则是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各个文明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今天的天下主义不是一个有“华夏”和“蛮夷”之分的天下主义，而是一个承认和尊重不同文明有着平等地位、并促进它们和平交往的天下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更高的忍让精神，更伟大的胸怀，而不能重犯文化自大主义的错误。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不止是中华文明包含着天下主义的因素。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可能会为新的天下主义文化的建立作出贡献。我们应当与其它文明共同创建今天的天下主义。当我们批评英国主流文化的民族霸权主义内容时，我们不可忘记一个伟大的英国学者对天下主义的追求和对曾经产生过天下主义文化的中国的厚望：“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汤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3页）

　　参考文献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国文化之要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二期。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王芬良，“共产巨人愈来愈可怕了---西方媒体鼓吹围堵中共”，《中国时报周刊》，1995／9月10-9月16日。

　　关于中国是否有天下主义传统，笔者除了查阅了一些文献，还请教了王焱先生，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