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中国的政改不滞后吗？

    近日，北京的某大报，又登出一篇典型的官学八股——我不说文章的题目，也不说作者的大名，因为“对事不对人”；再说，这也不是他一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广大官学的根本观点，当下学界的恶劣文风。

　　什么观点呢？

　　一

　　就是对我国政改的“滞后”、“不协调”、“没破题”和“没改革”四种说法，概不做正面回答，只是回以“我们有并正经历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并经历着”，白岩松“痛并快乐着”的句式，但话不硬气，底气明显不足——，并特别强调了“1978年前后到1982年，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先行，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

　　这不是什么新鲜观点，许多官学都这么说，试图让人们相信：政改始终统率着改革开放。

　　此说违背事实。

　　真实的情况是，这5年中，中央一直忙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各条战线肃清文革极左路线、尤其是“四人帮”的余毒，同时，大抓经济，发展生产，解决民生。

　　不信？那就去翻翻《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2006年第一版），看看20多页满满当当的都记载着什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7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

　　上述四件事情及其时间顺序，足以清晰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先行”，才“启动”了先是农村、后是城市的改革和发展——但这绝不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当时农村的“大包干”与对国企的“放权让利”，也不是“经济体制”性质的改革。

　　其后，直接涉及政改的，我只找到两件重大事情：

　　一是，1980年8月18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二是，1981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民政部《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总结报告》，总结了该项工作1980年下半年全面铺开的情况。

　　二

　　接下来，他又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问题推动制度完善”，并把它提高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高度。

　　话又说大了，归纳又拔高了。

　　不错，“以问题推动政改”，“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的确是政改的动因和切入点——但只是“之一”。

　　而且，这样的改革，不无缺乏前瞻和进取的被动，或可视为智囊的尸位素餐和低智低能。

　　把它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则是以偏概全，夸大其词，并且不如说成“人类认识的规律”准确——即便如此，说破大天，也还是只能说是规律“之一”。因为，包括马克思学说在内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不全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而是有着超前的科学假设和高瞻远瞩的预见。

　　但愿这一“特点”不要成为中国政改的“特色”。

　　三

　　他还说，这种“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好处是，“更稳妥”，并再次强调了“经过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这一“对人民、对国家是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请问：

　　“三公腐败”由来已久，早就闹得民怨沸腾，针对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官学及有司，都进行了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拿出了什么有效的整治办法？

　　还有“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不说西方的了，台湾和香港的现成经验明摆在那里，还用“试点”么？再说，阿勒泰等几个地方做的，是人家自觉自愿而为，根本就不是什么和谁的试点。

　　仅这两件事情，足以说明所谓的“稳妥”“逐步”，实质是“拖延”的遁词。

　　四

　　据他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总体的构想”的，这就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就是‘三统一’的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但关于“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却又不说出怎样“给”和怎样“保障”，政改的路线图，时间表，阶段目标，具体措施，更是一概讳莫如深，语焉不详。

　　五

　　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自己的路”时，还是说国情、批西方“那一套”。

　　“国情”说要告诉人们的是，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国情”使然，进而，当然都具有中国“特色”，再进而，就都英明，都正确。

　　至于批判西方，就更为滑稽——既然已经三令五申“绝不”了，还拿人家砸耙子干吗？

　　六

　　最后，他也提出了“怎么改”？

　　他没一句建言，给的答案竟是：“应该多听听老百姓的话，多听听基层干部的话。第一，让弱势群体有机会说话；第二，当官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七

　　以上的质疑，主要是一和二，其他则或反诘，甚或转录，总之是一带而过——因为实在不值一驳，我怕网友又说我无聊透顶。

　　从中，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八股的“假大空套”，言之无物，言不及义，装腔作势，等等，一句话：忽悠。

　　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务之急是“听老百姓的话”，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一件一件地做起来。

　　卫道也好，诠释也罢，乃是官学的职之所在，但绝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掩盖矛盾，回避问题，粉饰太平——这不是做学问，这是欺骗，愚民，是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