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滞后原因分析（之一）

2001年04月29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温铁军
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偏差及其派生的“资本排斥劳动”
由于以户籍身份登记表现的中国总体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人们一般以此为论据，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但是，原因是什么？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理论文章，都把城市化不足的原因简单地归于中国改革之前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得人们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以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放开“户口”控制，问题就解决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简单判断，使得政策上至今提不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一般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高资金密集的重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影响；二是城乡“隔绝”的政策制约；三是单一的国家投资建城的建设方式限制了城市的更快发展。这些观点都对，但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因为，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经明确认识到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而且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也有表现，1952－57年的5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3千万。后来中央政府在“城市化”问题的决策上确实有过重大改变。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城市数量的减少，其中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对此，本文分析的原因和过程如下：
一、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偏差及其派生的“资本排斥劳动”
由于1952年中国在工业化之初获得的“启动资本”，来源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大型制造业对中国的转移。其后的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也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因此必然产生结构性偏差及资本不断增密、不断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下表反映的是在中国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阶段”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于工农业产值结构转变的情况。
1952－78年中国GNP与就业的结构变化
GNP部门结构(%)     就业者部门结构(%)     就业结构偏差
A    B    C        A    B    C        (a/A-1)  (b/B-1)  (c/C-1)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52   57.7 19.5  22.8    83.5  7.4  9.1       -0.3     1.64     1.51
1957   46.8 28.3  24.9    81.2  9.0  9.8       -0.42    2.14     1.54
1962   48.1 32.8  19.1    82.1  8.0  9.9       -0.41    3.1      0.93
1965   46.2 36.4  17.4    81.6  8.4 10.0       -0.43    3.3      0.74
1972   37.8 44.1  18.1    78.9 11.9  9.2       -0.51    2.71     0.97
1975   37.8 46    16.2    77.2 13.5  9.3       -0.51    2.41     0.74
1978   32.8 49.4  17.8    70.7 17.6 11.7       -0.54    1.81     0.52
资料来源:引自何道峰等著:《就业.增长.现代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P16。
本来中央对于工业化发展应该带动农民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这个规律，是有明确认识的。历史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经主张农民进城当工人，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且，客观上中国在“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中也实践了他的思想。195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约70美元,国民收入的近60%来自于农业, 83.5%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工业劳动力仅为7.4%,服务业劳动力为9.1%，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5％。“一五”是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快的阶段。其间由于基本建设需要,国家曾经动员2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支援城市建设。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基数大，所占份额到“一五”期末的1957年仅下降2.3%。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做了比较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办法：“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中国农村有五亿多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而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由此，中国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考虑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转为“公社工业化和农业工厂化”。 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地方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会后国家经委据此起草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提出：“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这是第一次提到“社办工业”这一概念。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他们（苏联）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并举。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1958年11月，毛泽东提出“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959年他进一步分析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后人对1958年公社化中的大办工业有很多深刻批评，当然都有道理。我们认为，只有把当时毛泽东的上述分析考虑到批评中去，才会更客观。
就在毛泽东改变思路的同一时期，由于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和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城市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国家不得不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支援农业”，其间工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从9.4下降到8.0和8.4;在1964年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以后才又逐渐回升。
也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变化中，中央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又有了更加不利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变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吃饭这个第一位的难题，中央决定社队一般不办企业：“公社管理委员会，今后若干年内，一般不办企业。”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企业，不设专业的副业生产队。”
不过，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以后，农村工副业还是相对有所发展，中央的政策也相应有所调整。1966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975年9月27日，毛泽东看了浙江省周长庚请求中央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的信后，批给邓小平：“请考虑，此三件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根据这个意见，中央以文件形式印发至县市以上各级党组织。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社论，并全文转载了《河南日报》报道回郭镇公社发展社办企业的文章。这些对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搞单一粮食生产的极左路线影响，以及70年代社队企业发展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结合以上对决策思路变化的回顾我们认为：农村城市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最初的更加工业化启动资本主要投入重工业,而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因此，中国在改革之前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投资不断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倾斜，工业资本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减弱。例如，“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分别为36％，6％和7％。据统计，每亿元投资轻工业可吸收1.8万人就业，而重工业仅能吸收6千人就业。中国就业结构偏差因此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因此长期停滞不前。总之，在国家工业化的1952年到1977年间,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10个百分点。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差距十分明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与相关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