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水土”差异

中国人坐一桌，大江南北，声音、饮食和服饰全然不同；中国的企业家坐一起，同样的五花八门，各有禀性特色。在这个群体中行走，往往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讨论，在这些话题的背后似乎有很多历史和体制的故事存在。

比如，人们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最大的工 商业城 (行情 股吧)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在我看来，“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所以，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跟上海相似的一个困惑，也体现在东北 ―― 东三省，那么肥沃的黑土地，为什么没有长出几个大企业家？

说东北肥沃，不仅是说土壤，更是说经济。早在1920年代，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治理东北的时候，就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沈阳的兵工厂是惟一能够自主制造飞机和卡车的大型军工企业，哈尔滨则是东北亚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据曲晓范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一书中的计算，1945年抗战结束时，全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中，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其他地区只占5%。东北工业规模不仅大于上海地区，甚至还超过日本本土，位居亚洲第一。

新中国建立后，东北仍是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1959年，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东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现，因而有了“共和国长子”的称号。

但是，三十年来，东北从来没有出过大企业家。

道理似乎在于：从192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就是以国有化为特征的，国有投资、国有经营，国有垄断，需要自由空气的企业家精神已经理所当然地被窒息掉。所以，东北有最具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能够出王进喜这样的铁人典型，可是却出不了企业家。

这样的“土质”已经形成将近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国有企业生锈衰落，民间商业缺乏基因，昔日的优势陡然变成了“包袱”，因而造成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再说东南沿海一带，这里的企业家也很有特色。比如说，很多内地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家动不动就喜欢“北伐”？

1990年代初，我常常去珠三角采访。无论在顺德或是中山，无论企业的大小，在几乎所有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会看到一张中国地图。那些操着一口别扭普通话的年轻人动辄就站在地图前面挥斥方遒。

那时正是广东粮、珠江水“北伐”全中国的“龙兴时刻”。一直到今天，那里的企业家还是改不了动不动就北伐的喜好。

这样的气质似乎又与“水土”有关。

广东自1750年代之后，被乾隆帝定为“一口通商”之地，中国沿海只有在这里对外开放，朝廷设立“十三行”，也就是十三个国有贸易公司，粤海关抽税所得不入户部而属于内务府，为皇家的“小钱袋”。正因如此，广东形成了贸易全国的传统与格局，陶瓷、茶叶、丝绸及白银在这里源源流出，西洋奇巧之物及后来的鸦片也从这里源源流入，由市成城，因贸而工，珠三角一带的外向型工商传统因此而成。此外，广东还是买办阶层――现在我们称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人”的萌芽地，据法国学者白吉尔计算，到1910年前后，全国有10万个买办，广东占了一半，这群人是第一批具备了全球化观念和现代公司理念的中国人。自晚清孙中山起事以来，广东一带就成了革命的发源地，“北伐”成了常态，这种精神竟也渗透到商业中来。

1978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台海前线的珠三角突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香港商人的进入，在当时，香港是全世界最大的成衣、玩具和塑料花制造基地，当开放政策提出之后，港商率先提出“三来一补”，内地的成本优势顿时被激发出来；二是大量逃港人员回来，成了第一批拥有原始资本的创业家；三是粤商的“北伐”传统仍然健在。于是，大量新潮的服装、食品开始倾销全国，最后在中国改革史商留下了一个响亮的记忆――“80年代，看广东”。

1999年后，在新兴起的地产热中，广东企业家不但成了第一批淘金者，更是率先走向全国进行开发的集群。

粤商喜欢外出征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来自五湖四海，说着南腔北调，天下原本就是他们的家。

再比如说“浙商”，近十年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商帮比他们更出名的了。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商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从地缘系谱的角度，寻找中国企业家的水土差异，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一些你平时想不清楚的问题，会突然豁然开朗。 (本文来源：FT中文网 作者：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