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院,到群众中去看农村建设的创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1:21:17
走出大院,到群众中去看农村建设的创新
  ——从几个历史和现实的农户与村庄的发展模式中总结学习
  
   很多人都在为治理所谓“三农”问题查经典、拿脉症、开处方、下妙药。议者如云,会议如海、文章如山,惜难题仍如潮。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愚以为研究任何问题,不懂得个别,势不知一般。为何出路难找呢?笔者看来,只是对历史的真实不敢触及,或者对历史很不了解,或者拿西方的东西来衡量中国的现在,于是难题如潮。笔者从几个历史和现实的农户与村庄的发展模式分析,不能不敬佩农民们的伟大创举。个人认为当前许多难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
  
  一、 历史和现实的几个农户和村庄的发展模式
  
  案例一、农耕社会里的中农模式:
   常宁瑶塘萧家村,乡民移民定居此村四百余年传到13代时,一直以耕读为生。到清道光时,有个村民叫萧良善者,他经常考虑:为什么祖宗十几代了老是作田还要被一日三餐困扰呢?总是要被别人欺凌呢?立志要做个有出息的汉子来。他带领两个儿子,佃田、煮酒、开染坊,把个体弱幼小的儿子送去读书,以圆起乡村祖宗的美梦。通过几十年的拼搏,到他80岁那年辞别人间的时候,三个儿子,每人分得8亩水田,留下1亩作为自己养老、送终费用。那个读书的儿子,读了没要钱的测量专科,跳出了农门,当了小官,老人作为一位胜利者心满意足安息了。
  
  案例二、合炊十八代历时三百余年发展到四千人的超级家庭模式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4月,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一家姓陈的建庄合炊,就一直未分家。到宋仁宗嘉(示右)八年(公元1063年)义门陈氏累计历时332年,聚居18代,红丁人口达到3978人。宋仁宗怕陈氏人口过于集中,影响朝庭稳定,始于公元1063年,将12个派行分析为291庄,分迁全国72个郡(今18个省)。从陈氏的建筑有:御书楼、刑仗厅、公堂、鼓楼、百犬牢、义酒坊、酒店、洗米池、茶房、田庄、园林等三百多处。算是合政治、经济、社会为一体的超级大家庭。
  
  案例三、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模式
   下面是一篇纪实古体诗,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妪行》节选。
  蓬头垢面一老妪,步履艰难衣褴褛。横卧栏车放声哭,司机急刹怒如吼!老妪叩头求司机,带我北京看灵柩。救命恩公毛主席,为何今日不万寿?司机敛容心亦动,可怜无奈车必走。我见老妪如失魄,一路搀扶护回村。近家还见青瓦屋,金字屋垛犹耀荣。进门满室烟火色,灶门紧紧对床门。三客登临无虚位,一客下榻无处横。
   自言“本是贫家女,家在老屋陈家住。……方临悬崖惊深渊,五星红旗照眼鲜。分田分地分衣食,斗天斗地斗凶顽。白米饭香衣着暖,几回梦里泪噙欢。男耕女织恩爱好,朝阳相迎月相攀。只道良辰看不足,焉知六月竟飞雪。千军万马炼钢去,峭壁呜啼运炭夜。砸锅拆屋大搬迁,人人不得稍违逆。破冰下田翻肥凼,大年开荒无休歇。连营百里战天地,大批大斗心胆裂。鞭笞长跪还饿饭,跛挑扁担犹带血。一根苦藤两个瓜,弟兄相煎何太急?一声亩产过十万,一火山头全成铁。卫星火箭连珠放,火车轮船都失色。东村吃粮西村取,敞开肚皮免费吃。一天等于二十年,唐宗宋祖也逊色。可怜鞭子加狂热,工厂农村两失获。机器无力烟乏气,沃田遍长辣蓼叶。但见城乡虚肥胖,雀鼠入餐狗将绝。妇女肚凸非有喜,父死子埋子谁采?有朝三日炊不举,牵儿啼哭去种麦。一个薯根珍如参,带土横吞不知涩。不幸书记被发现,大祸临头灰不得。当晚大开批斗会,阶级斗争愈激烈。皮开肉绽血泪飞,更加口号失魂魄。儿被揪打母怀躲,不知母血与儿血。
   人散月晕冷风凄,但见蛇蠕母子偎。爬上破床深深思:既谓剥削阶级已打倒,何以阶级斗争更激烈?共产党,大救星!怎教老妪忘海恩?眼前事,饥与辱,今后何以求生存?夜沉沉,云默默,偷将头颅系吊绳。可怜家贫绳亦朽,绳断体落惊右邻。死命难逃活更苦,从此魂魄不安宁。夜半似哭又似笑,鸡鸣笤帚扫不停。‘我要紧跟恩公去,犹能晨炊夜看门’。”
  
  案例四:美国一个业农者种地一千亩的现代化农业经济模式:
   二十年前应中国聘的美国业农者韩丁来帮助改革乡村,他在美国一个人种一千亩地,只用四个月便完成了。其它时间用作旅游、写书各占四个月。其农产品之多、成本之低,劳动效率之高,生活之自由幸福,令人咋舌。
  
  案例五: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立足乡村,引进城市市场经济、现代工业,盘活乡村资源模式 :
   河北徐水县孙大午,于1985年起。承包荒地,种果树、养鸡、猪,建饲料厂。经过18年的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集养殖、种植、加工、工业、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科技型民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下辖种禽、饲料、电子电器、食品、葡萄等公司,现有员工1500人,(绝大多数是附近乡村的人。)资产过亿,产值过亿。每年为当地村民仅付出的劳务费就高达两千多万。为当地公益事业尽了许多贡献,如修路、扶贫等。正在建设一座大午城。1995年,大午集团被评为全国500强之一。集团还驱资2000多万建了座在校学生两千余人的大午中学,技校部分(免费)。
   举这个奇人奇事例子,可能有许多人知道孙大午在2003年以所谓“非法集资罪”,坐了八个月牢,判了三年缓期四年的刑。
   2004年11月27日,孙大午又在南开大学讲演了。经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中国企业发展安全高峰论坛》组委会、《财经时报》等机构共同推出的《中国最具生命力企业》评选活动中,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百强,获得“2004年中国最具生命力百强企业”称号,并颁发了证书。总裁孙大午在会上就题为“融资陷阱与企业安全”做了精彩演讲。
  
  案例六:安徽凤阳县赵庄村让土地走向集中模式:
   赵庄是有名的“北大荒村”和“捣蛋村”,严重缺水,土地贫脊,农民生活艰难。40多岁的赵世来是20世纪80年代赵庄的老村长,后来离村创业先富了起来。2001年用治穷治本的良药,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
   赵世来的具体办法是:承包家乡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实施绿色林业产业工程。他和村民们签订合同:在12年内,租用赵庄1万多亩土地,总投资3000多万元,用来栽种“中涡六号”杨树,并对万亩土地综合利用。租用期间,由赵的企业带交农业税,每年给农民一定补偿。并在别的村租种2000亩良田,实施机械化种植,保证赵庄村民口粮。他的目标是:到2005年,赵庄村800多名青壮年基本进入他的两个企业当工人,村里其他劳动力,除从事综合养殖和牧草药材种植外,剩下的进行林区管理,成为林业产业工人。在不种粮情况下,每户年均收入达到2万元。(摘自《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30日报道:)
  
  案例七:以农业为主的大寨,农业经济比重已降到仅为百分之二
    曾是中国农村教科书式范本的大寨,现在农业只占其年总产值的2%,生产“大寨牌”的衬衫、羊毛衫以及多种食品和饮料,绝大部分农民投身于工业和旅游服务业,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1.1亿元,人均年收入达4500元。1998年以后,大寨2/3的耕地实行退耕还林,并逐步建成了森林公园,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目前,大寨有10家企业,这些企业上交村集体的利润用于改善全村人的福利。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上大学的学生每年可领取1000元补助,盖新房可领取约占三成建设成本的补助资金,老年人每月有150元至200元的退休金,农民碰到大病重病可报销70%的医疗费。(摘自《新华每日电讯》4.6)
  
  案例八:安徽庐江县乐桥镇一个小村走出二十一位百万富翁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九,通往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都会“挤”进约50辆挂着上海牌照的各色小轿车,缓缓地驶向镇里最偏僻的小村———塘拐村。这样的“风光”至少持续了5年,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
    开着小轿车的都是回家过年的昔日塘拐“小木匠”———如今他们已是上海的装潢公司老板。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偏僻小村,在不到15年间竟走出了21位“打工百万富翁”。
    小小的村落缘何走出了这么多的“百万富翁”?塘拐村过去是乐桥一带最穷的村之一,人均耕地只有0.8亩。“吃粮靠回销、种田靠贷款”,农民累死累活,平均每亩田的收入不到300元。
    穷则思变。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塘拐村的80多名年轻人拿起了斧头、锯子干起了木匠,一位叫张厚祥的青年农民在上海开起一家装潢公司,生意红火,并带动了众多塘拐的年轻人出门创业。现在塘拐村的年轻人在上海开办的装潢总公司达到了10多家,分公司有近50家。村里的各种人全部都有了用场,800多名剩余劳力的问题迎刃而解。(摘自《中国青年报》4.4)
  
  案例九: 公司+合作联社+农场(肉鸡养殖场)的 九联发展模式:
   山东莱西市夏格庄镇苏家庄村。这个100户左右的村子,村里有个“九联集团第十三养殖场”。它建于2003年5月,总投资大约在300万元左右,投资由两大部分组成:青岛九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联)作为发起人成立的肉鸡生产联合社居于控股地位,剩余股份由村里部分村民自愿参股。
  目前,九联第十三养殖场一次可以养12万只肉鸡,规模在九联全部的养鸡场里还算是规模偏小的。
  农民股东现在已经基本上遍及莱西市十几个乡镇。九联把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公司+合作联社+农场(肉鸡养殖场)”。村民入股三年以后,股权可以按照《公司法》要求转让给其他股东,公司则确保原价收购。
    九联的创始人王振江学历不高,但是会想敢干。他先在村办砖瓦厂。停产以后,将砖瓦厂变成了养鸡场。1995年,该场改组为股份公司,经营方向也从自己养鸡变成只向农户提供鸡苗、兽药、饲料以及技术服务,并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确保农户每养一只鸡就可以获得的稳定的收益。仅2003年,就吸收农民入股2000万元,建成了23个肉食鸡养殖场,共228栋标准鸡舍,并且获得了中国商检局的认可。
   1988年,九联集团组建时的资产仅有14万元,到2004年九联已经实现销售收入14.9亿元,计划2006年销售收入要达到30亿元,2010年达到100亿元。计划到2007年投资5亿元以上,建成总面积3平方公里的九联工业园。用5年时间,把公司驻地建设成一个新型的城镇。( 摘自《 经济报道》)
  
  案例十:解放前湖南常宁县洋泉林区周松治林模式:
  
   周松一家过去田少山多自然林多。据说周家山林有48糙,分成好多块,分发给一些佃户,双方签订合约,佃户承包了一块,首先放火烧山,然后自己种旱粮作物,收入全归自己。次年栽杉树,在三五年内,继续间种旱粮作物,收入仍归佃户所有。到五年后,幼苗枝叶已斗角成荫,不能再种其它作物时,佃户便将杉树幼林一次卖给山主周松,以后双方都不再管了,原来看山有个管理公,公约非常严厉,犯一罚百。原佃户转移再佃种另一处,有时也兼顾一点。一般到10年后,就可以砍卖了。或自砍自卖,或者中途卖青山。到时由买青山者自处。杉木砍完后,土地仍归周松山主再租给原佃户,或新佃户。那就继续下一轮了。所以山总是青的,杉林老是有新林有采伐,永远没有荒山。
  
  二、对以上十一个案例浅析:
  
   一,第1、2案例,前者是一个小家后者是一个大家(实际是一个家族),无疑都是农耕社会模式,自发形成的。第2案例只是多了个大家长的直接控制,较之第一案例对家庭成员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密吧了。1、2两个案例模式的目的:前者是希望安居乐业,温饱无虞。后种则是世代同堂,无贫富,求和谐。两个案例维持的方法:在意识形态上,其核心则“忠、孝”,在操作层上,从陈氏家庭的建筑群看,能够稳定之术,说得文雅点,是“礼与刑”,说俗一点是脑禁锢加皮鞭子,算是半个小朝庭。
   案例1在一个封闭没有发展的世代农耕社会里,作为一个中国善良、勤劳、俭朴的农民,除了沿着这条耕读老路以求生存外,还有其它什么好路可走呢?社会就像蜗牛样地缓慢爬行。在社会还没有听到“现代化”这个词汇之前,谁又能非难他们不该这样走呢?中国古老的乡村,不就是靠这些中农和相当中农生活水平的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暨自由职业者群体支撑下来的吗?笔者认为他们对乡村还算起着稳定作用,但发展迟缓,也是贫雇乡民的希望。没有城市现代化的带动,根本谈不到发展前途。但是一旦受到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后,也会逐渐松动并随之变迁的。不过他们只能是渐进式的,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绝非某位伟人主观意志所能改变的。案例2,这样的超级大家庭算是安居乐业了,稳定了,但是生产力数百年不变,这种“一大二公”模式,只能是社会博物馆的古董而已。
   二,第3案例,出现了一个贫苦老农妇这样的惨状,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的实况,让一切理论在它面前失色。常宁1960、1961年过苦日子时,因饥饿死亡人数,就净减了12051人。
   合作化消灭了乡村所有乡民的生产资料了,社员也受了严厉的控制,竟然同第2案例的千年前义门陈氏的封建一家人模式惊人地相似。都是“一大二公”,都是吃大锅饭。只是公社化治理模式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均贫富,在字样不同而已。也能称这种生产关系先进吗?治理的方法,意识形态上则是“三忠于”,在操作上则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
   在尚未摆脱农耕社会的条件下,农民才从地主手里夺到的土地,马上交给合作社去化、人民公社去化,连自身都被绑进去了,没了自由权利,就非常难以接受了,表现不满也是情理之中,可正在城市反右时,乡村同时进行着一场以保卫合作化的“反资运动”,常宁县1957年春夏之间,组织社员大鸣大放。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其余交合作社管制监督劳动。以后再也无人说话,但是消极怠工就延续了。俗话说“打也来,骂也来,肚子饿了就难来”。到1962年过苦日子时候,就自发地分田单干了。
   其实,这些中农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都是农村最活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节俭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消极怠工,还谈什么增产?而另外一些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正直、勤劳、节俭美德,在这里大大异化了。
   三、案例4的韩丁模式,之所以效率那样高,产量哪样多,生活哪样好,咋听惊奇,原来他种地所需的一切,已分别有许多专业公司提供了。例如种子、肥料、机械、仓储等等专业公司解决了。因为美国的城市文明、市场经济规则完善,现代化工业发展成熟,城市拉动了乡村,以工业改造了农业,用脑力转化了体力。所谓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就这样消灭了。韩丁已不是中国式的农民而是一名业农者,他的个人农场,只是在社会大农业这一张键盘上的一键,纳入了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一体化里去了。你说他是单干还算他是农业集体之一员?
   四、案例5中大午农牧集团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应运兴起了,孙大午看到虽然乡村剩余劳动力能往城市转移,但中国乡村人口太多,城市绝非短时间能够容纳下来。乡村的原料也需要批量地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才便于走向市场。不如把乡村直接建成小城镇,这才是中国式的乡村现代化之路。
   大午引进城市的市场经济、现代化工业和管理,立足乡村,盘活乡村剩余劳力、原料资源,与乡村、乡民互动模式,正合中国乡村现阶段发展需要。因为中国要想赶上美国乡村建设模式,还不知要多少年。所以笔者认为大午集团这种模式恰是我国解决乡村、乡民和乡村各业的最佳模式。
   五、案例六:安徽凤阳县赵庄村让土地走向集中模式,改革开放之初,小岗村带头从集体耕作转变到分户耕作,当时确是一种进步,但是真要现代化,还得土地再集中。于是赵庄村的集中土地,又不妨碍个人自由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它和孙大午的农牧集团公司有异曲同工之妙。
   六、案例七:大寨摆脱了“以农治农”的死胡同,到以工促农、以农民转工人致富。从村门口、家门口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请进老板发财,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到开展多种行业经营。村里的公共事业如教育免费、补助,村民盖房补助,老年人有退休金,村民碰到大病重病有医疗费补助。这样一来,连城市都还难以做到的也在逐步解决中。最可贵的是乡村正在向城市化转变中,村民足不出户门就如住在城市了。
   七、案例八:塘拐村的特点是自己没有其它资源,只有劳动力的资源,一个木工闯进城市献艺开公司,带动80多名年轻木匠,走出村门进入上海创办分公司近50家,村里的各种人全部都有了用场,800多名剩余劳力的问题迎刃而解。该村特色,利用一种特技一群村民蹲一处地方办成一批企业,解决一村劳动力。他们家虽然还住在乡下,可是人已进入城市,把乡村和城市紧紧联在一起了。把乡村当成了城市工人的别墅了,
   八、案例九:九联集团独到的经营模式为:以城市老板与乡村村民联合办企业,村民入股,融取资金,资金分红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分红率不低于18%。九联处绝对控股地位。合作社的肉鸡养殖由联合社统一管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由合作联社统一培训。村民入股三年后,股权可按照《公司法》要求转让给其他股东,公司则确保原价收购。这样一来,村民不仅就地变成了工人,而且成了股东。企业建成九联工业园。公司驻地的乡村今后变成一个新型小城镇。城乡差别的消灭有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景。
   九、案例十:湖南常宁市是七山一水半分田的丘陵地域,在治山上更有重要性。由于人民公社化,林业全是集体林场治理,社员只管种管培育,买卖全是干部的事,农民一直得不到应有之益,现在大多数都已落实到居民小组,说是集体所有,分配仍由集体管。农民仍然无法过问,几乎处在无人管理之状,砍了一片,再也无人去栽,就永远荒芜一片,甚至发生火灾农民也看着去烧。周松这种老办法治山还是有可取之处。
   以上十种农户和村庄的模式,第二、三种模式,已经被时代淘汰,虽然当今国内还有几个集体经营模式的残存,而且经营发了,但不是根据市场经济而发,而是将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移植于企业,而且他们得到政府大量的长期贷款,没有普世价值,这里暂不论及。根据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存在多种社会模式,既已开始有初具市场经济形态,但大量存在农耕社会的现实,因此第五、六、七、八、九、十等六种农户和村庄的模式都可根据具体条件试行,由初级逐渐进入高级。至于第一种传统农户模式,在某个地区还不具备条件之时,仍应让其存在并自行发展,千万不能再硬性弄掉了。这就是乡村农户和村庄发展模式的多元化。看来农民自己创建的形式,不是不可以认真总结吗?
  
  三、结论
  
   从以上诸案例模式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新村民与乡村治理模式应是:
   一,以美国韩丁模式为乡村建设现代化目标之一,二,大力转化乡村剩余劳力进城,三,积极推广孙大午等五、六、七、八、九种模式,四,保存和稳定原有中农(包括乡民的小型企业、第三产业)模式。五,积极探索治山的第十种特例。以上就是解决我国乡村、乡民和乡村各业的方向。废除当前流行的“三农”称谓,回归“乡村建设”。既合当前实际,也能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科学规律接轨。
   这里仅仅是笔者所知的级少数的几种农户和村庄的建设模式,这是民众的伟大创举。农民和村庄的发展途径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当前存在乡村中的许多难题,如果仔细研究民众的这些创举将不再无解了吧!
   但是以上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几种模式,还是有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大户承租的大片土地,变数的风险还是多的,承租与出租户的矛盾还是多的。虽然政府已在补助种粮户,撂荒还会有,特别荒山、林山的风险变数更大,周期又长,真要实现现代化,最好还是让农民回归土改时各人自己所有好。
  
   82岁 萧一湘2005/4/16定稿,2006-3-14再修改
  
  
  
  作者简介:萧一湘 ,82岁,湖南常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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