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伤（trauma）·记忆

最近在换一种角度，重看一些电影。在一位音乐系德国教授Berthold的“电影、音乐、记忆”课，更多关注电影声音（包括音乐），也自与研究音乐理论的同学讨论中获益。再看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管风琴（往往与古典调性音乐如巴赫、海顿密切相关）在此却用来演奏非常现代的无调性音乐，多少令学音乐的同学讶异，又说令他们想到梅西安的风格（也确由梅西安的学生作曲）。又，同学奥古斯特将乐器/音乐风格与性别联系起来，比如片中X与A与管风琴音乐及弦乐之关系……又如音乐与颜色，跨感官perception。“black and white score”。

        Chris Marker的La Jetée，几乎全由静照构成的电影，想起电影学院导演系让学生做的照片蒙太奇练习，只不过这个，将静照剪接起来，通过音乐的流动感和静照中瞬间捕捉的动感，创造出运动的、连贯的幻觉（与一格格胶片走过放映机形成运动影像有相似之处）。
 

再看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想起8年前在电影学院放映厅看完，激动不已，终于抓住小野，在学校食堂聊了很久才罢。此次看来，倒颇平静。将男女恋情放置于某一时空的巨大创伤漩涡中，个体与人类历史的悲剧交错，时间，记忆，创伤……是雷乃永恒话题（在关于“9·11”的短片中故伎重演，不知会否令美国人觉得雷乃在利用小情小调exploit自己的创伤）。
 

既谈人类“创伤”（在西方理论中，“创伤研究”自成体系），自然不能回避纳粹暴行、集中营影像。德国或欧洲他国，近年每年都会出几部关于此类题材的电影，The Pianist（2002），The Downfall （2004），Black Book（2006）, The Counterfeiter（2007）, Flame & Citron（2008），A Woman in Berlin（2008）……良莠不齐，深浅各异，视角不同，自有奇怪之处：这段历史成为人们一个心结，一种fascination，使之具备商业卖点，有些影片的商业模式，甚至可被解释为一种对此段创伤历史的exploitation。无论如何，都在重访那阴暗一页，试图克服人类健忘习性，揭开所谓“宏大历史”外衣，探究一些微小细节，一些如蝼蚁挣扎着的、试图最低限度维护住尊严的人们。

    对中国导演和观众来说，无论如何，陆川的《南京南京》都应该只是一个开端，而非终结。对于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屠杀，并没有一部华语电影表达得很好。打开创伤记忆之门，克制住怨恨，隔开足够距离，才能从容审视和表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独特经验(experience)，且某些经验只能被这一代人carry在他们的身体里、精神里，通过任何一种storytelling（语言/口述历史，文字，图片，运动影像），都无法全部传达，我们以任何形式得到的任何一种前人经验，都只是九牛一毛，而更多的，随他们去了墓地，如我们的后人无以了解我们的全部经验……想来令人绝望（或也不至于，我们也并无能力感知、消化那巨量的经验转化而成的知识）。很多历史细节，若不及时纪录，将一去不复。而我们的民族，上百年来，似乎还严重缺乏写回忆录的文化。回忆录并非达官显要所谓“重要人物”的专利，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利写下自己所经所历，所思所想，修补和丰富历史的肌理(texture)，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或或多或少的制造者。我感兴趣那些参与过“抗战”的普通士兵的回忆（在世者已年过耄耋吧），或1952年一个上海小商贩的衣食住行，或1968年一个红卫兵的抄家经历，或1981年一个机床厂青工的业余生活……若将这些convert为电影，自然会有更多观者，引发更多关注和讨论。那些以纳粹横行时期为背景的电影，多基于当事者的回忆录。

    若干年前看段锦川和蒋樾纪录片《暴风骤雨》，黑龙江某地农村一位老先生写了厚厚的回忆录，但无法出版。至今念念不忘，想作它幸运的读者。

最近在换一种角度，重看一些电影。在一位音乐系德国教授Berthold的“电影、音乐、记忆”课，更多关注电影声音（包括音乐），也自与研究音乐理论的同学讨论中获益。再看阿伦·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管风琴（往往与古典调性音乐如巴赫、海顿密切相关）在此却用来演奏非常现代的无调性音乐，多少令学音乐的同学讶异，又说令他们想到梅西安的风格（也确由梅西安的学生作曲）。又，同学奥古斯特将乐器/音乐风格与性别联系起来，比如片中X与A与管风琴音乐及弦乐之关系……又如音乐与颜色，跨感官perception。“black and white score”。

        Chris Marker的La Jetée，几乎全由静照构成的电影，想起电影学院导演系让学生做的照片蒙太奇练习，只不过这个，将静照剪接起来，通过音乐的流动感和静照中瞬间捕捉的动感，创造出运动的、连贯的幻觉（与一格格胶片走过放映机形成运动影像有相似之处）。
 

再看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想起8年前在电影学院放映厅看完，激动不已，终于抓住小野，在学校食堂聊了很久才罢。此次看来，倒颇平静。将男女恋情放置于某一时空的巨大创伤漩涡中，个体与人类历史的悲剧交错，时间，记忆，创伤……是雷乃永恒话题（在关于“9·11”的短片中故伎重演，不知会否令美国人觉得雷乃在利用小情小调exploit自己的创伤）。
 

既谈人类“创伤”（在西方理论中，“创伤研究”自成体系），自然不能回避纳粹暴行、集中营影像。德国或欧洲他国，近年每年都会出几部关于此类题材的电影，The Pianist（2002），The Downfall （2004），Black Book（2006）, The Counterfeiter（2007）, Flame & Citron（2008），A Woman in Berlin（2008）……良莠不齐，深浅各异，视角不同，自有奇怪之处：这段历史成为人们一个心结，一种fascination，使之具备商业卖点，有些影片的商业模式，甚至可被解释为一种对此段创伤历史的exploitation。无论如何，都在重访那阴暗一页，试图克服人类健忘习性，揭开所谓“宏大历史”外衣，探究一些微小细节，一些如蝼蚁挣扎着的、试图最低限度维护住尊严的人们。

    对中国导演和观众来说，无论如何，陆川的《南京南京》都应该只是一个开端，而非终结。对于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屠杀，并没有一部华语电影表达得很好。打开创伤记忆之门，克制住怨恨，隔开足够距离，才能从容审视和表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独特经验(experience)，且某些经验只能被这一代人carry在他们的身体里、精神里，通过任何一种storytelling（语言/口述历史，文字，图片，运动影像），都无法全部传达，我们以任何形式得到的任何一种前人经验，都只是九牛一毛，而更多的，随他们去了墓地，如我们的后人无以了解我们的全部经验……想来令人绝望（或也不至于，我们也并无能力感知、消化那巨量的经验转化而成的知识）。很多历史细节，若不及时纪录，将一去不复。而我们的民族，上百年来，似乎还严重缺乏写回忆录的文化。回忆录并非达官显要所谓“重要人物”的专利，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利写下自己所经所历，所思所想，修补和丰富历史的肌理(texture)，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或或多或少的制造者。我感兴趣那些参与过“抗战”的普通士兵的回忆（在世者已年过耄耋吧），或1952年一个上海小商贩的衣食住行，或1968年一个红卫兵的抄家经历，或1981年一个机床厂青工的业余生活……若将这些convert为电影，自然会有更多观者，引发更多关注和讨论。那些以纳粹横行时期为背景的电影，多基于当事者的回忆录。

    若干年前看段锦川和蒋樾纪录片《暴风骤雨》，黑龙江某地农村一位老先生写了厚厚的回忆录，但无法出版。至今念念不忘，想作它幸运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