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系列：知青老柯《魂殇》之一：父亲在被批斗中猝死 享年39岁

在我应该做爷爷的年纪，女儿子韵满9岁了，人生之坎坷不言自明，对女儿的溺爱也不言自明。这些天女儿十分高兴，因为她在学校的语文兴趣班考了第一，女儿继承了我的自卑与敏感，在学校从来就是一只丑小鸭，看见她在同学的簇拥下不能自持的样子，我暗暗担心，人生该不会有轮回吧？封存多年的记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感觉上并不遥远的童年。
老柯追忆知青岁月《魂殇》之一：歧视
我8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17中学（原辅仁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17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在大孩子张南生、张岳阳、洪仲萍等的带领下我们开野餐、分成两群玩捉官兵盗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去了。兄妹五个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弟弟才6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最后搬到龙门浩，我也从罗家坝小学转学到龙门浩小学。原以为躲开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读四年级9岁的我考试也得过第一名。那知道下课后，正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右派家属）四个字的点名册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份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9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习惯孤独，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张<死亡右派份子通知书>送到我家，39岁的母亲煮了13个红苕做干粮赶往长寿湖收拾父亲遗物。公共汽车到县城后，母亲孤身一人到处打听才知道县城距长寿湖还有近百里山路。母亲一边问一边赶路，途中遇到一个要经过长寿湖到云集乡去的男人，为了路上有个关照和领路，母亲拿出珍藏的熟红苕分了三个给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天色越来越晚，夜幕降临，母亲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现了朦胧的灯光和一排平房（后来才知道是狮子滩水电站邻封工区的一个甚么单位），母亲立即上前去推门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母亲伸进口袋的手却凝住了，银行人事干部何明珍给妈妈的证明上写着：“兹证明右派份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敢拿出来吗？
幸好对方中间有一个人认出妈妈是上新街银行的，中国社会人情大于天,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也不例外。天下着大雨，母亲终于被安排在邻封水电工地那个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到了农场场部所在地狮子滩，场里干部说：你丈夫是患心脏病突然死的，劳动的地点在长寿湖深处的同兴岛，须等岛上的交通船出来才能进去。妈妈等了两天，银行规定的时间到了，只好主动提出要返回，场里面的干部马上拿出一包旧衣物说：这就是你丈夫的遗物。妈妈提着这包东西，心中惦念着家中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她悄悄到长寿县城的黑市里买了几斤萝卜。轮船拢了朝天门码头，妈妈手提箩卜和爸爸的旧衣物挤出轮船，走上跳板如铅的双腿再也迈不动了，“妈妈！”突然大女儿隆静、儿子隆光迎了上来，肮脏的小脸上圆睁着企盼的大眼睛令母亲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段经历妈妈讲过多次，也许这正是26年后我自学考试毕业主动应聘到长寿湖农场子弟中学任教的原因。1987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带学生到湖中的同兴岛野营，望着岛上大片大片的当年几百名右派份子种下的广柑树在春天的阳光下开花喷发出沁人的芳香，听着学生们追逐着拾蘑菇准备野炊的欢声笑语，当年右派份子幸存者子弟校李长文老师不经意地讲述起陈年往事。
长寿湖深处的几十个荒岛上集中安置着全市文教系统上千名右派，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50岁以上的人当记忆犹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载全国城乡饿死4000万人以上）。岛上情景更甚，父亲全身浮肿，心力交瘁，夜半三更时有人听见他下床后三番五次地也爬不上他睡的上铺，“砰”地一声倒下，蓦然去世，享年39岁。
“幸运啊！六零年走的人”长文老师叹息道：以后的历次运动更是了得，文化革大命中，“黑五类”头带戴高帽子，脸上泼墨汁，身上刷浆糊，挂牌弯腰，有被造反派逼迫装猫装狗在地上爬让大伙围着吐口痰的，有往裤子上泼煤油点燃后让红卫兵取乐的，这样的折磨以父亲的性格是断然忍受不了的，自然是走了幸运。
【论坛浏览】 【我来说两句】 【打印】 【大】 【中】 【小】 【关闭】
相关评论
作者: dsbird 发布日期: 2009-10-11
任自强简介:
北京华远集团总裁。1984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至今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他是京城地产界的“大哥大”，冯仑是他的“学生”，潘石屹从他手中买走第一块地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七通一平”(房地产基本术语)。
他是京城的“地产总理”，上到国家政策，下到机场航站楼，他都毫不留情直言评说。
他是著名的“任大炮”，经常放出一些让买不起房子的网友们恨得牙痒的言论，例如“给富人盖房”说，以至于在“全国人民最想打的人”中，他赫然排名第三。
但他也被称为“最敢说实话的开发商”，他的博客留言里骂声不断，但赞许和肯定的评价也并不鲜见。
他深受员工的爱戴，甚至包括员工的孩子。不少员工的孩子大学毕业、拿到第一份工资后，也给他买了礼物。
潘石屹说，任志强是“真正的艺术家”。因为真正的艺术家，特立独行，不畏人言，游离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一、“血色浪漫”的一代
任志强自称是“血色浪漫的一代”，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1951年，任志强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籍贯山东叶县的父母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功臣，建国后也位居高职。但是任志强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多少庇护，当父母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任志强也同样加入了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的队伍。
1966年，刚满17岁的任志强在“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到陕西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作为一个从北京干部家庭到来的孩子而言，那里的荒凉与贫瘠让他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曾说，陕西是他的第二故乡。
“那段生活给我的影响，是让我知道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下，只为实’，要远比什么伟大啊，领袖啊更可靠。”任志强说，“因为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中国的贫穷。我们要做的，首先不是解放三分之二社会上受苦的人，而是解放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比他们还穷。”
任志强有一种骨子里的好强。当时知青之间经常进行各种比赛，有一次任志强没有得第一，休息时，他就从烧着火的煤炉中用手拿出一块烧红的煤球，给每一个人点烟。烧红了的煤球烫得他手上的皮肤滋滋作响，传出一股股焦皮的臭味，大家赶忙都把烟凑了过去，心里却都暗暗惊叹，这小子实在是太好强了。
1969年任志强参军到了38军，并且一呆就是11年。他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其间荣获了1次二等功和6次三等功。早在那时，他强硬执拗的性格就已经显露无疑。有一次他负责修理靶场，副团长带着优秀连队过来，要增加一堂打靶课。他当着一个连战士的面严词拒绝了，理由是你来别人也来，工期完不成谁负责?最后硬是把他们给轰走了。
一个小参谋轰走了副团长，团长给他取了个“鸡肋”的外号，意思是经常不听领导的话，但在某些方面又确实不错——“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对于那段军旅生涯，任志强无疑是自豪而留恋的。但他最后并没有留在军营，1981年，他转了业，然后开始下海经商。对此，任志强的解释是，“我不适合在部队当官，部队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讨论，而是执行命令。部队和地方不一样，部队有更多的保密，不能让下面人进行讨论或让你知道。我不适合干这种，我适合干相对透明和可以引起争议的东西。”
曾经有好事者猜测，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男主角钟跃民的原型是任志强。一样的高干子弟背景，一样的插队、参军经历，最重要的是，一样的爱憎分明、桀骜不驯，还有惊人的坚韧的意志力，决不服输。
二，“不管工资高低，也得干国企”
潘石屹说，任志强从骨子里是反权威的，敢于说真话，不对任何事情妥协。即使离开了部队，任志强依然是这样。
离开部队后的他，创过业卖过早点。每天早上四点不到，起来炸油饼，夜里11点关门后开始算账，往往数钱数到睡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全都是硬币，一个一个地摞，得一桌子排开。
然后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始终不同意他干个体户，觉得工资不管高低，也得干国有企业，为革命作贡献，为穷人说话。
1984年，任志强出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这家企业的性质是国企。任志强从此与“华远”这个牌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96年11月，华远地产在港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进入资本市场的地产企业。此后，任志强带领华远房地产几年内保持了超过30%的增长。
2008年7月，华远被评为“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排行榜”上的北京房地产品牌价值10强，评委会的颁奖词是:“一个从不缺乏领袖与方向感的企业。长期以来，华远地产在国企的基础平台上做出了市场化的努力……充分见证了中国地产业市场化历史的变迁。……作为公司的掌舵人，任志强是这个行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代言者，也成为地产公共话题的制造者。虽然饱受争议，但是他始终捍卫发言的权利与坚持自己的立场，更难得的是，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来自同行的尊重。”
任志强带领华远取得的成绩是瞩目的。但在任志强看来，这么多年在国企工作，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和要求。“如果我在私营企业，会拿比现在高得多的工资。跟香港合资的时候，我的年薪可以拿到700万、800万，但现在国资委给我限定20万。”
“我父母要求我60岁以前，退休以前，为国有企业做贡献。所以虽然我从事房地产的时间比冯仑早的多，比潘石屹早得多。他们可以说都是我的合作伙伴，或是我的学生。但他们都比我富有的多，就因为他们是个体户。而从我的资本和经历来说，如果我干个体户，会比他们富有得多。但我不会去干，因为我的父母告诉我，一心一意干共产党员干的事。”
记者问道，如果没有父亲的这个要求，你会一直留在国企吗?
他那毫不思索的直白令人咋舌:那我可能就不干了，我觉悟没有他高。
三，工作之余能文擅“打”
读书和写东西，是任志强每天工作之余都要做的事。除此之外，他还有两大爱好:打高尔夫，打桥牌。
早在十几年前，任志强就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天要读最少六万字的书。直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现在6万字打不住了。因为获取信息的方式多了。”任志强说。他告诉记者，最近光和次级债有关的书就看了七八本。在交谈中，记者发现，他的阅读兴趣挺广泛，经济学类自不必说，还有陈丹青的《退步集》、《华盛顿传》以及解释网民躁动现象的《焦虑的身份》等等。
任志强的文章也是高产的。他常常每天都要写几万字的东西，博客的文章也是几日一更新。细读他博客里的文章，大多是一些对经济观点独到，文风犀利，并且引用了大量的数据来作分析，非常确凿。华远集团的财务总监对他的记忆力非常佩服:“经常是几年前的一个数据，他都能立即告诉你是哪一年哪一份文件里的，连文号是多少他都记得。”
任志强还有一个爱好，是打高尔夫，可惜动作被潘石屹笑为“像农民扛着锄头下地”。由于在户外打高尔夫，他的皮肤被晒得又黑又粗。潘石屹曾热情地向他推荐涂点凡士林，被他一句“你又给哪个凡士林广告做了代言人?!”顶了回去，只好再不说什么。
此外，任志强还喜欢打桥牌，华远集团赞助了北京市所有的桥牌比赛。坊间传闻他打桥牌胜过比尔·盖兹，对此记者向他进行了求证。他爽快地说:“胜过，比尔盖兹的桥牌很臭!”，尽管比尔·盖兹并不是一名好的桥牌对手，但任志强显然还是为此感到略有些得意。于是，他自己讲起了他们当年与美国队较量的场景:
“我不但胜过他(比尔·盖兹)，还胜过当年世界第一的美国队，第一局我们打赢他们，但第二局、第三局我们输了。中间我们一看输了那么多分，我们就退场了。”
不过他强调，“我们就去了四个人，没有替补可换。我们觉得第一局打赢已经很光荣了。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另外一个坊间传说。据说，任志强在午休时会跟同事打上两把拖拉机，牌不好时会闷不作声，打赢了则会哈哈大笑。——从他现在谈论与美国队那场比赛的表情来看，该传闻属实的可能性，很大。
四，“我也有一颗童心”
任志强批评起人来从来不留情面，批评中国的银行“太傻”，批评国家有关部门不懂房地产，批评部分专家不懂装懂，批评媒体自以为是，连结识多年的潘石屹也难逃被他批评为“无知”的厄运。
但任志强喜欢孩子，理由是“孩子不说假话”。他说:“我也有一颗童心。”
他的女儿今年十三岁，他说对女儿感到很愧疚。因为自己的繁忙，女儿已经习惯他不在家的日子。不过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多陪陪女儿。特别是集团举行职工活动时，他也会带上女儿一起参加。
他不只喜欢自己的孩子，也喜欢员工的孩子们。早在1988年人们还不太富裕时，任志强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为了鼓励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培养好公司员工的下一代，每年的春节他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笔钱，给每个独生子女一份奖励。每一年工会主席都会拿着职工孩子们的花名册直接到财务部从任志强的工资里领钱，认真的装在红包中，按时、按人头发放。孩子多时一个月的工资不够，只能从他下个月的花红或奖金里先预支。这个规矩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依然还在实行着，而任志强工资里支出的总金额也已经达到了几十万。
当年的许多孩子都已经长大，当任志强收到孩子们用第一份工资给他买的小礼物时，他说他被孩子们的一片真诚之心所感动，以至落泪。在他的博客里，他写道:
“工作中总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一个曾坐过一年多“监狱”的人并不会因此而退却，一个战士更不会在跌倒时流泪……每当我翻阅这些用五颜六色的画笔涂染的贺语时;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对长辈的称呼时;当我读着那些有错别字的贺语时，每每会忍不住眼眶的湿润，不是伤心的泪花，而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喜悦。人的一生中最难得的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是那些无法用人力去争取的东西。这十多年来这些带有奶味儿与幼稚气的礼物远远比我曾经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更有意义、更值得珍藏。”
任志强说，等他退休了，他最大的愿望是办一个幼儿园，做儿童教育。
在任志强的博客上，可以看到往年他和员工孩子们的合影。孩子们穿着漂亮喜庆的衣服，一张张小脸喜悦而兴奋，簇拥着他。他蹲在一群孩子中间，脸上露出了非常满足而愉悦的笑容。而一直以来，他都被媒体称作“不会笑的人”。
作者: dsbird 发布日期: 2009-10-11
阿宁也曾经是一位知青的典型。只不过，她和蔡立坚、高崇辉那样的典型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刻意干出来的，不是那种有思想、有精神、有作为的一心所为。她是在意外之中被当成了典型。如果说前者的典型有其必然性，她的这种典型确实完全出于偶然性。前者的典型，是栽种下的大树，她只是被一阵风吹落下的一株小草或蒲公英，被特意移栽在花盆里，精心的让她花开香溢。
阿宁是 1967届初中毕业的北京知青，1968年来到雁北插队。她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来插队并不是情愿的，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家里受到冲击，自己无可奈何才来插队的。她不是那种激进型的人，她只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插队断送了她读书上大学的梦想，她只好来插队，但看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梦想遭到了毁灭，便也没有怎么多想，虽然有些无奈，却很快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她想得很简单，别人怎么过自己便也怎么过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想别的事有时会很多、很丰富，甚至会灿烂如一天云锦，但她很少对别人说出口。她只是把一切埋在心里，是苦也好，是福也好，都自己在心里悄悄消化。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要当先进，要当典型，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在插队的乡村里自己要比别人多得到一些什么。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别人得到的好处，她都没得到过；而别人遭受的难处和苦处，她却无一幸免全尝到了。她干吗要想那些跟她从来没有关系的好事？
但是，在秋收一次打麦子的时候，她戴着的一只手套被打麦机卷了进去，随之整个一只胳臂都被卷了进去，而从打麦机喷筒里喷出的只是粘着血迹的红麦粒。
她失去了一只胳臂，成了典型。
像她这样的典型，在我们知青中有很多。在我所插队的北大荒，我们农场就曾经有过和她一样的典型，也是一位北京女知青，也是在麦收时节，打夜班收麦子，她一连几夜没睡觉，太困了，就倒在麦地里睡着了，大概怕着凉，她在身上盖了一层麦秸。一片金灿灿的麦秸在月光下闪光，收割机开了过来准备拐弯去收割下一片麦田的时候，以为真的是一片麦秸，便开了过去，从她的腰间压了过去。腰伤致残，她成了典型。
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金训华。
以自己的行动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如蔡立坚、高崇辉。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而成为典型的，就是像阿宁和我们农场的这位高高个子漂亮却永远腰伤致残的姑娘。
其实，一代知青的典型，都是以整个青春作为代价，而成为当时时代的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成为日后夹在历史册页的一枚被虫蛀噬的残缺不全的书签。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最大的区别是干活少了，总是到处开会。她并不爱开会，也不善言辞。但是，典型和开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开会就如同刮风一样，将典型刮得身不由己，不知所从。阿宁是那样一个柔顺听话的人，她当然更要拖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口，被各种各样的会刮得到处乱飞。
阿宁成为典型之后，和以前更大的区别是，村里、县里凡是有好事总是第一个想到了她。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层层在上的各级领导和争强好胜的人们常常忽略她的存在，她在村里确实像是一只柔弱的小猫一样，太不起眼了。但是，后来不同了，人们对她格外好了起来，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个典型，更是因为她失去了一只胳臂，人们同情她，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只胳臂没有了，凡事当然都要想到她，照顾她。
村里第一个招工当县城里的售货员，她被推荐招工走了。
第一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推荐上了大学的中文系。
有时，她会涌出这样的想法:生活对她也算是公平的吧，让她失去了一只胳臂，却让她也得到了一些在当时一般知青难以得到的东西。她不该抱怨什么了。但有时她又想，如果能用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来换自己的那一只胳臂，她宁愿要那只胳臂呀。
可是，这一只胳臂永远离开了她。
大学三年级，一位当兵的同班同学，知道她是个典型，对她很敬佩，一直很照顾，很关心。每次回家探亲，都是这位当兵的帮助她拿行李，照顾她上火车，一直把她送到北京的家里。三年的大学生活，她对这位当兵的充满感激之情，也隐隐产生了爱慕之情。班上的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就怂恿当兵的，当兵的其实也感觉出她的这份感情，而且当兵的自己也常常涌出这种和她一样的爱的涟漪。但是，考虑到真的要是结婚以后的实际生活，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的眼睛里总是晃动着她的那只空荡荡的袖口。他对好心怂恿的同学说:“当朋友可以，我可以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照顾她。但要是当妻子……”
阿宁的第一次恋爱，像是一只蛋壳里的小鸟，还没有啄破蛋壳就夭折了。三年大学毕业，阿宁又回到雁北，在一个单位里当团委干部。当地的一位大队支书，人很厚道，又知道阿宁的经历，对她很同情，也很照顾，好心的人们又开始暗暗地使劲，希望支书能和阿宁成功。支书同意了，但和家人一商量，家里坚决反对，说什么也不能接受一只胳臂的媳妇。她的爱情演变成为了婚事，一样夭折在萌芽中。
阿宁回北京很晚，是她的父母年龄老了，退休了，家里没人照顾，她才回到北京。办回北京没怎么太难，但回到北京后却比想象的难躲了。
她的年龄已经渐渐地大了，当年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如今回来却成了个老姑娘了，又是缺一只胳臂，谁都替她的婚事操心。北京城太大了，茫茫人海中，谁会正眼瞧一下她呢？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已经过去，典型更成为明日黄花，对她已经无济于事。没有一个再愿意买典型的账了。连找像大学里那位当兵的、村里那个支书愿意照顾她的好心人，都难以找到了，同情都变成了像恐龙一样稀少难见了。世故的城市，喜新厌旧的城市，眼睛只盯着更新的一代，将过去的一页书那样快那样轻易地就翻了过去，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一旁，任它落满灰尘。
以阿宁以前自身的条件，她找个理想中的爱人，本来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现在，却成了老大难。都是因为一只胳臂的缘故。
这只胳臂是历史拿去了，是上山下乡夺去了。如果倒退20年，像现在一样年龄的年轻人开始生活，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恋爱时恋爱，她怎么能少了一只胳臂？
可是，一般人们很少去追问历史，而只注重眼前。越来越势利的人们，越来越注重眼前。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包袱的人，只能自己将这沉重的包袱从历史的昨天背负到今天，不要企图今天的人们帮你卸下昨天的包袱，也不要企图把这个昨天的包袱能变成今天的百宝箱。
最后，阿宁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个工人。人很矮，而且下肢短。她还能挑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结婚，不如说是为了过日子。她已经从爱情、婚事，到过日子，完成了人生三部曲。到现在，她才多少明白一点，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典型、开会，不是热恋、憧憬，不是读书、上学……而是过日子。人生最艰难的，其实恰恰也是过日子。
阿宁说:“唉，其实，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这话充满感慨和沧桑。
结婚之后，阿宁并没有多少欢乐，她依然只是一人看书聊以解愁。丈夫看不惯她一天到晚总是看书，那无意于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于是，便和她吵架。都说吵架是夫妻之间生活的盐，但总是吵架，盐吃得太多，也会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吵架的结果是离婚。这时，阿宁已经怀孕，但是，还是打掉胎儿，他们争吵着办了离婚手续。
过了不久，这个工人又找到她，向她道歉，说他很后悔，说他愿意她看书……说到最后，阿宁的心软了，又复婚了。她为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她用一只胳臂忙里忙外，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一尘不染；把孩子照料得利利索索，惹人爱怜。但是，她依然很寂寞，她常想这是她想象的婚姻吗？这就是她想象的生活吗？怎么比当年在雁北插队还要枯燥无味？她跑到外面学习外语，上了一期之后接着再上下一期的外语学习班。其实，上不上这个外语学习班，并不是主要的，她也并不是真的学什么外语，她只是想来打发掉这些寂寞而显得漫长的时间。
她在心里有时想:假如丈夫再提出和自己离婚，我就同意。
可是，丈夫再不提离婚的事。丈夫只是偶尔对她发发牢骚:“我知道，你要不是断了一只胳臂，你不会找我。”
她什么话也不说。她连吵架的力气和兴趣都没有了。
她曾经这样对我说:“要不是生活困难，要不是精神困难。我没有办法选择！”
这话说得如同哈姆雷特发出是生还是死一样沉重无比。这种痛苦在于内心的无着、不甘和挣扎。我明白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困难，都是因为一只失去的胳臂所造成的。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生活有着比常人多一层的困难，是那只胳臂使得她的精神永远无法翻身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对于一个有文化对精神追求格外向往的人来说，这种痛苦要追随她的一生。
所幸的是，阿宁还有一个女儿。女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可爱。女儿会成为她内心这份痛苦的一种弥合剂和止疼膏。
看到阿宁，我常想起我们农场那位躺在麦秸里被收割机压伤腰的女知青。她比阿宁长得身材要好，模样要漂亮，但她比阿宁的命运还要悲惨。她的腰残疾比失去一只胳臂还要严重。她不能像阿宁一样，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可爱的女儿。回北京后，我只见过她一次，是个夏天的黄昏，她一个人扶着墙艰难地向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走去。我很难忘记那个黄昏夕阳中拖长的她那蹒跚的身影，我不敢招呼她，我怕引起她伤怀的往事。我的心真是万箭穿伤。
我有时会想起那位亭亭玉立的女知青。但那亭亭玉立却只是立在青春的岁月里，只是立在历史的暗影里，只是立在无尽悔恨的回忆里。
(附 记)
阿宁，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试图找过她。在老同学的聚会中，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到是那位被收割机压伤了腰的高个子女知青，我曾经专门找过她一次，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景，忍不住想去看看她。
可是，我以前很熟悉的南城的那条胡同，已经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一片高楼，成为了每平方米一万六千多元的高档社区了。望着那片高楼，明晃晃的落地窗晃着我的眼睛，我想这么多的楼，如果有一扇窗户属于她也好，也是对她年轻时所付出的腰的补偿。可是，我又想，这里的拆迁户的拆迁补偿，按照规定，撑死了，每平方米给八千多元，回迁进这片楼房里，近乎天方夜谭。她会迁到哪里住呢？五环外？还是六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