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1980年，邓小平有一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是迄今为止党和政府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最尖锐、最大胆、最深刻的一篇。自从我读到它的那一天起，就不时翻阅这个讲话，这就是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并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我先是听说了这个讲话的若干精神，等到阅读讲话全文，则是在1983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正式出版之后。尽管时间已经过去3年，但读到讲话全文时的震撼，至今不能忘记。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1987年十三大期间，《人民日报》在头版又用整版篇幅重新发表邓小平这个讲话，作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

    这个讲话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就促使人们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就事论事主义，进入深层思考，从而提出了在新时期要进行制度变革的根本任务。邓小平联系当时实际，提出了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方面存在五大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除此之外，还有“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以及“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制度弊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邓小平认为，这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化的产物。邓小平在讲话中用较多篇幅剖析了“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他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特别提到了“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在谈到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党政分开”的重要设想。他说：“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二是这个讲话提出：“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这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一个要害。中国公认的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杀了他的兄弟才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在中国历史上，最高权力交接的紊乱，是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如秦始皇死后继位的混乱，又如西晋八王之乱，再如明初朱元璋死后朱棣造反称帝等等，不胜枚举。毋庸讳言，毛泽东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也有严重失误。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对于中国政治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在全党共同努力之下，“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众所瞩目的巨大进展。

    三是邓小平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地举出英、美、法三国政治体制与前苏联政治体制比较，并对前者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这在他的讲话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句话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有民主，再就是要求中国加上一个“更”字。应当说，这种态度体现了吸收全人类创造的文明的开阔胸襟。在另外的场合，邓小平曾经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很多地方需要改革。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邓小平这个讲话，与中共元老李维汉的建议有关。邓小平在做这个讲话之前，曾经与李维汉有一次深入的谈话，听取了李维汉的意见。

    李维汉后来曾先后两次接受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汪子嵩、宁培芬、张书林等人的采访。他对汪子嵩、宁培芬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进行下去”。“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掩盖起来了。”李维汉还对汪子嵩、张书林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建议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在这个讲话之后，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了另外的侧重点。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推动下，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最大热点，并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但是，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7年十五大之前的整整8年里，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本上不再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只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技术性领域有所推进。从1997年十五大至今，政治体制改革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委员差额选举、某些地方党代表常设制、公务员差额竞选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邓小平提出的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以及党政分开等内容，仍然没有触及。

    十七届二中全会于2008年2月27日发布的公报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8年5月，深圳市发布的《改革纲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向前迈开了一大步，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社会各界切盼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只有这样，中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愿景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