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吕植被称为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

　　吕植的生态经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Global Agenda Council 成员，1999年曾被《纽约时报》誉为未来中国值得关注的6位青年人物之一。早年以研究熊猫出名，目前在为生态保护奔走。

　　有人说，吕植是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这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曾经自由进出产仔大熊猫的洞穴，甚至可以靠学熊猫妈妈的叫声，就让小熊猫爬到她的身上。

　　吕植从1985年开始跑秦岭，一直跑到2000年把野外观察的工作移交给她的学生，她拍摄的大熊猫照片曾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野外考察和生态研究也为她在环保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走入藏区之前，她对环保的态度一直是悲哀的。

　　“以前做保护，虽然拼命在做、在呼吁，但内心是觉得有些失望的，因为所有人都是趋利的，没有人真正考虑几代以后的人怎么办。”她在自己的电脑上，点开了一个PPT文档。

　　那是3条迅速抬升又缓慢下行的曲线，分别展示了美国、日本、挪威3国人均GDP与单位GDP能耗的关系。在发展早期，人均GDP的增加伴随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在某个“拐点”以后，能耗开始下降，GDP变得绿色起来。“这是库兹涅茨曲线，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拐点’会出现在人均GDP7000-10000美元的时候。”吕植解释。

　　中国仍处在迅速抬升的线上，但世界显然消受不起她以现在的能耗水平抵达“拐点”。“中国是没选择，不管这个事儿公平不公平。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消耗了这么多，凭什么我们不能消耗这么多？我不赞成这个话。不能说别人做了坏人，我知道了我还继续做坏人。这个不符合逻辑。”

　　有可能在没富裕的时候提前到达“拐点”吗？经济学家可能会摇摇头，但是西部很多民族地区、包括藏区的经验也许能够挑战他们。

　　吕植在1996年第一次去西藏，先是去了羌塘草原，又去了藏东南的墨脱、察隅，她发现藏区的动物不怕人，后来她又去了四川的甘孜州，这次的感受就更深：保护生态环境，对藏族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这让她很震撼。她在秦岭考察时，当地老百姓总是好奇：“你为什么从北京来到我们这山沟沟里吃苦？”她回答：“熊猫好玩、漂亮。”他们不信。后来电视报纸报道了她，他们就理解了：“哦，人要出名，是要吃苦的哈！”回顾那一段，吕植笑笑：“没办法，这是我们文化里的东西，人们对简单的快乐不是那么信服。”

　　可是，在藏区，“你跟老百姓说保护野生动物，没有人问你为什么。”

　　用钱购买生态服务

　　吕植继续点击那个PPT。那是一张中国600个濒危物种分布区叠加起来形成的图，颜色越深的地方说明珍稀物种越多，“你可以看到最好的地方在哪里，说是最后的栖息地，一点不为过的。”

　　华北平原是秃的，四川盆地是秃的，长三角珠三角也是秃的，福建广西贵州只有零星的颜色，稍大些的色块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大兴安岭、长白山，最大最深的色块则属于秦岭以及横断山脉。

　　一些动物的灭绝，会立刻对食物链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类；另一些动物的消失，也许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后果”，可是，正如远古人类无法想象基因工程对人类的作用，现在的人类也无法想象失去某种动物对未来的影响。吕植举了一个例子：鼠兔破坏草原，本是不受欢迎的动物，可是就发生过人们靠捕食鼠兔度过大饥荒的事情。“有些东西是储存在那里的。你不知道它对你会有什么用，好多时候事情是一个个的点，看似没关，但一旦时机到了，点就会连成线。”

　　佛教讲究因果，吕植说，在这个层面上，科学和宗教没有区别。“大家都是在发现真理，只是发现的方式和推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从我的角度，我只是想保存更多的东西在这里。”

　　动物只是生态元素的一部分，另一张图展示了2000年到2009年中国植被指数的变化。图表根据卫星遥感测得的叶绿素浓度绘成，“为什么要从2000年开始？因为国家从1998年开始停伐了，所以2000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让我们看看到底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大兴安岭正在显著地变坏，川滇藏、华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中部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叶绿素浓度在增加，可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是没有森林和草原的，增加的只是庄稼而已。

　　“中国和西欧、美国不一样，欧美是整个儿毁掉过一遍，你看德国的黑森林、美国绝大部分森林都是被砍伐光了然后恢复起来。中国能保护起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地形多山，并不是我们更仁慈。这也是上天的意思吧，大概。”吕植说，他们选择保护的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西南山地，而这一地区大部分属康巴藏区。

　　因此，吕植和她的团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个生物多样性民间保护组织，希望为政府或者市场设计一套方案，“让他们的钱按更贴近生态保护需要和社区群众需求的方式去给。和老百姓签协议，比如说原来的拨款可能是给到林业局就没了，现在这个钱要直接给老百姓，而老百姓要做什么东西，在协议里也界定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合同制，实际上就是要用这个钱来买你的生态服务。”

　　准确讲，这套方案并非为藏区而订，其中的经济激励因素也很明显，但是藏区民众对自然的慈悲心的确启发了吕植，“夏勒博士(世界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学家)以前对我说，保护最终要靠人心的改变，当时我年轻还不理解，总觉得应该用科学的办法，或者靠政策法律。现在看保护成功的地方，都是人们想保护了，而为什么想保护，不是功利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现实的功利或者物质的功利。”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老百姓成为保护的主要力量。”她说。

　　宗教力量的环保

　　李晟之10多年前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吕植，那时他并不知道吕植的事业，当晚回家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报道，吕植位列其中。第二天，李向吕问起，吕开始没说话，后来很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让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们……

　　“她以前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为了做公益练出来了。”李晟之说。

　　后来李和吕成了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同事，“我当时还在四川社科院，1990年代我们那拨做NGO的人大都是从科研单位出来兼职的，因为爱好，人也比较闲。”现在，李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

　　2000年左右，李晟之开始听到吕植谈论藏区，到了2003年，吕植成为CI(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代表，“做国家代表，就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后来她就提出了神山圣湖保护项目。”

　　2004年10月，实地调查开始。6个调查组历时一个月，调查了甘孜州的德格、丹巴、理塘、雅江、道孚、乡城6县的74座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寺庙，共获得68座神山和6个圣湖的地理数据信息。据测算，神山圣湖的面积约占所调查区域幅员面积的 51%。

　　李晟之说，这次调查主要有三大发现。第一，85%的寺庙都在不同程度上做和环保相关的事情，20%的寺庙即便按照现代定义的保护区的标准看也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发现，寺庙保护完全可以和我国保护区制度相对接，甚至，连分区管理(按保护力度分为核心区、试验区、限制区等等)的方法都是近似的。此外，“我国的保护区一般是缺人缺钱，但当地寺庙就可以实现低成本保护。”第三，则是发现寺庙的保护也需要一定支持，“他们会在内地买很多鱼，运到藏地放生，可是大多数鱼不适应藏地河湖，放生等于放死。而且，外来物种也可能危害本地物种。”

　　为了“脱敏”，李晟之一般不直接和寺庙打交道，而是通过地方林业局联系，“牺牲一些效率也值得”。他认为现在的一个问题在于，当面临开矿等外来威胁时，当地老百姓的保护行动是否能够得到国家支持。

　　有总比没有强

　　雅江位于康定和理塘之间，是川藏南线上的一座小城。荣燕2008年旅行来到这里，从县城去扎嘎寺的路上，原始森林保护得非常好，后来荣燕认识了扎嘎寺的云登彭措仁波切，才知道1980年代末期，雅江也有过一段疯狂砍伐的时期，“那时佛爷就不让他们砍，还和森工企业打过官司。”

　　今年年初，荣燕回到雅江，身份由户外爱好者变成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驻雅江“人兽冲突”项目的志愿者。在吕植倡导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甘孜州格西沟自然保护区与雅江县下渡社区及周边社区合作，将组建一支反盗猎巡护监测队伍，通过反盗猎队伍的巡护监测活动来阻止外来人员盗猎大绯胸鹦鹉。而荣燕的任务就是协助项目合作伙伴开展工作。

　　“这里的动物真是聪明啊！”在雅江工作半年后，这位来自天津的女孩子笑着感叹。猴子会溜进人的房间，除了热水瓶和电器不碰，把其他东西都翻个底朝天，黑熊甚至会利用木头翻过电网，跑进厨房里自己拌东西吃！有一段时间，藏族老乡反映黑熊频频下山破坏庄稼，“他们认为是黑熊多了，可是我们调查发现，不是熊的数量增加，而是山上的浆果变少了，它们食物不足，才下山与人争食。”

　　科学的监测只是一方面，他们还计划建立一个“人兽冲突”基金，用于赔偿野兽给当地百姓造成的损失，与此同时，当地人也要承诺保护动物。“这个问题国家解决起来很困难，”李晟之说，“一来没有那么多钱赔，二来不好界定损失。我们在探索引入第三种力量，比如寺庙。藏族老百姓是不对寺庙撒谎的，这就解决了诚信取证的问题。”

　　3月的时候，下渡社区搞了一次巡山的突袭活动。组织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通知乡民进山巡逻。“就是为了防止内外勾结。”荣燕说。结果人们果然在森林里发现了大量用于捕捉野生动物的猎套。

　　5月是虫草季节，在老百姓举家进山挖虫草之前，社区又开了一次会，讨论协议保护中村民应尽的义务，颇有趣的是，维系契约的一个因素是发誓——在信仰佛教的藏区，是很少有藏人把发誓当作儿戏的。

　　荣燕说，她毕业后本想留在天津教书，后来从青海支教，一直到四川做NGO，慢慢地也习惯了远离城市的生活，“我觉得现在城市也不需要我了，那里有那么多人比我更需要那一个工作。”

　　最后，吕植点了一下PPT，电脑画面回到了最初：几位藏民走在原始森林之中。那些大树都需要两三人才能合围，这是甘孜州丹巴县境内的一座神山。

　　她承认，随着“协议保护”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动一些别人的奶酪，但是，“我们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就一步步来吧。我们很有兴趣看看，这个东西到了政府手里，走程序会变成什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