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上）

中国应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上）
 Jonathan Anderson

退回到1998年，甚至是2002年，当时谁也不可能料到价值被低估的人民币会像今天这样引起全球如此大的关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会大把大把地花着纳税人的钱没完没了地就中国汇率问题举行一次又一次的听证，议员们也提交了一个又一个立法议案以期推动大多数人都不甚了了的中国汇率制度的调整（其实很多人连人民币的影子都没见过）。众多自以为是的专家们整日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人民币被高估了或是低估了，就好像这是世界上再简单不过的概念，倒是那些层次较高、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们反而对此产生了莫大的困惑，且因意见上的分歧而分成了不同的思想阵营。与此同时，在太平洋的那一边，中国的决策者们则在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到底该拿人民币怎么办，而这里的情况也一样，大多数高层官员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原理也都是只有一个非常粗略的了解。

在本文中我将阐述两个观点。首先，目前许多支持或反对人民币币值重估的言论都被误导了。其次，人民币升值终归会让中国尝到甜头，而且是真的甜头、绝非仅仅是得以摆脱全球压力，届时中国自然也乐于让人民币以快于目前的速度升值。我下面会谈到人民币币值重估的“真正”理由。但我们首先需要对一些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最常见谬论加以批驳。

与“操纵”无关

让我们温习一下固定汇率制度(或像中国那样的半固定汇率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People‘s Bank of China)每日公布外汇牌价，并随时准备以或接近这一牌价的汇率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兑换。如果市场上的美元供大于求，无论是由贸易顺差还是资本流入导致的，中国央行都会通过发行新的人民币将这些美元悉数买入；而当市场上美元供不应求时，央行又会将自己储备的美元卖出以弥补需求缺口，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上的人民币流动性也相应降低。

过去几年中，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央行一直扮演着美元净买家的角色，这导致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在以每月近3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截至2007年3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有人因此指责说，中国是有意将人民币汇率固定在低水平，从而使中国获得了超强的出口竞争力，自然也就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固定汇率制下，央行实际上必须对市场送上门来的东西“来者不拒”，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大量涌入中国的美元恰恰是市场带来的。

事实上，了解了中国的政策意图我们便能明白两点。首先，当中国政府在1997年推出固定汇率制时，其意图不是为了阻止人民币升值，反而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经济泡沫在1995-96年的破裂为中国在国内外制造了一大堆坏帐。当时企业赢利骤减，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降到了4%以下。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许多投资者因此确信，人民币将是接下来倒地的那张多米诺骨牌，短期资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中国。中国政府此时决定让人民币汇率与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挂钩关系，这是在向世界明确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

到2003年中国前总理朱熔基卸任时，他将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看作是自己任期内的一大成就，并将其视为中国对全球稳定的最大贡献之一。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的急剧增长也使中国政府感到不知所措。其实直到200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还一直是逆差，因此人民币币值存在结构性低估也就无从谈起了。只是从2005年初起中国的贸易顺差才开始屡创历史新高，这一趋势不仅使大多数外界观察人士吃惊，也令中国政府感到意外。想想中国政府的处境吧，本世纪初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约处在8比1的水平，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恳请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兑美汇率固定在这一水平，不要让人民币贬值。而6年后的今天，人民币兑美元依然大体维持在8比1的水平，但外国政要们却高声抱怨说人民币是全世界低估最严重的货币。

这种情形很难说得上是“操纵”，鉴于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中不停闪转腾挪应对巨变的事实，把它说成“甩鞭”或许更为靠谱。

出口不会放缓

在那些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人看来，中国过去几年还有一个有趣现象。请记住，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稳步升值，2005年的升值幅度为2%，2006年为4%，今年迄今为止为6%。与此同时，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年增长率也由本世纪初的3%至4%跃升至10%甚至15%的水平，因为用工单位不得不接受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日益减少的现实。

货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两个因素双管齐下本应该对玩具、服装、家俱和家电制造等中国传统出口行业造成显著损害。但各种有关产业利润的统计数据却显示，轻工业的总体利润率一直坚如磐石，目前并无走低的迹象。

原因何在？因为中国出口商已经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海外买家了。有人会说仅靠一个国家的统计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全球总体的价格趋势，但令人震惊的是，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统计数据都显示，中国大陆出口商品的价格过去3年已开始上升。从1995到2003年，服装和玩具等中国传统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以每年3%至4%的速度下跌。但从2004年起，这一价格的走势却发生了逆转，变为每年上升3%至4%。中国电子产品的美元价格也呈现这一走势。中国贸易伙伴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电子产品的美元价格以往会每年下跌6%至10%，而现在已基本不降了，中国自己的统计数据更进一步显示，自年初以来电子产品的出口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扬。

为什么中国出口商没有因此而遭受损害？答案是它们太大了。参观过中国工厂的人回来后常常说，过度的竞争使众多小企业为了微薄的利润而苦苦挣扎。这对单个企业而言或许不假，但中国企业总体上占据着巨大的市场份额也是不争的事实：美国进口的玩具、鞋类和其他低端产品有70%至80%产自中国，美国进口服装的近40%、电子产品的35%也来自中国。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出口商是很容易将国内成本压力转嫁给海外买家的。

当然，工资水平和人民币汇率的不断上扬总有一天会使传统型低端制造业在中国难以生存，不得不转移到越南、印度和印尼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但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发生。事实上，亚洲最令人吃惊的发展趋势之一是，中国的邻国正抓住中国给它们提供的“喘息空间”纷纷上调自己的出口商品价格。

因此至少在未来几年中，别指望人民币升值会减缓中国出口战车的行驶速度。在我看来，人民币升值只会使全球消费者承受更高的物价水平。

美国失业问题无关中国

这并不意味人民币升值无助于中国减少贸易顺差──这种帮助通常体现在对进口的刺激上。然而我发现有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对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抗议呼声最高的国家却可以说是这一制度取消后的最小获益者。

下面的这些数据应该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看待美中关系。从2004年上半年到2007年上半年的三年间，中国内地的月度贸易顺差额增长了近200亿美元。这一增幅中对美净出口额又占到了多少呢？答案是60亿美元左右，与中国对美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因此以名义美元来说，中国出口贸易净增额的最大来源是美国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60亿美元的月度增量中有一大半其实是间接来自中国的邻国或地区。虽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990年的实际为零增长到如今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美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贸易逆差却增长得没这么快，这一逆差目前仅相当于美国GDP的1.5%。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如今美国市面上销售的许多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以前都曾是“台湾制造”或“韩国制造”产品。现在随着加工和装配生产逐渐转向中国内地，美国贸易赤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要归咎于中国的对美出口。一旦将美国的对亚洲贸易逆差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人们就会发现美国贸易逆差的实际增量大部分都来自其他地方，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洲、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等。

有人认为中国工人突然间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种观点同样站不住脚。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比例从1990年的16%降至今年的10%，尽管很多人都拿这一数据大作文章，但别忘了16%的比例已较1950年的32%下降不少了。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每10年就会下降4%，无论在中国因素发生作用前还是后都是如此。此外，说到中国内地对美出口增速最快的传统低端轻工业，早在数十年前它对全美非农就业人数就已变得无足轻重了──截至1990年该领域从业人数仅占就业总数的1.7%。所有这些都表明，指望人民币大幅升值能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任何重要影响是不现实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不会真正威胁到中国内地的稳定。在许多分析师看来，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外汇大量涌入使国内流动性大增，明显压制了央行实施冲销操作的能力，使实际经济增长率和资产价值都升至了极端“泡沫化”的程度。

但与这种看法形成惊人反差的是，中国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央行一如既往地稳步吸纳着流入中国的外汇，这一操作并未给国内利率造成什么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资金比率过高的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此外，信贷体系运转相对良好，全国房地产价格温和上涨，就连一度过热的内地股市现在似乎也终于“冷”了下来。照此来看，即便未来几年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我也找不出中国经济将会崩溃的理由。

记住，无论中国的那些经济数据看起来多么可观，但亚洲其他地区的这类数字只会更高。目前，中国内地的经常项目盈余约相当于其GDP的9%，这不过与台湾和泰国最近的水平大体相当，却远远低于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水平。中国为冲销操作而发行的各种债券累计相当于GDP的15%，而在台湾则超过了30%，马来西亚更是接近40%。当话题转向亚洲其他经济体时，那些曾经质问中国能经受“洪流”考验多久的人往往沉默不语了。这些经济体也曾出现过外资大量流入的局面，但它们一直都平安无事。


（未完待续）

（编者注：Jonathan Anderson是瑞银(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