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和假人 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沙叶新：我遇到的那些真人和假人

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沙叶新瘦了好几圈，化名“少十斤”都难描述。他不再是那个“身高1.66米（晨间1.67米、晚间1.65米），体重曾达150多市斤”的宽人，不过，“黄皮肤、黄头发、淡褐眼珠、红色中国心”没有变。

两年前，他得了胃癌，胃被切除3/4，没有了贲门；就在接受采访时，他偶有被食物返流困挠的迹象。但总的来说，恢复得很好，可以接连和我交谈三小时，而基本无倦容。

他最近搬家整理书，找出一本1947年出版的巴掌大小书《左拉》，书页焦黄，书脊也颓，沙叶新自己用针线重新装订好，再读一遍，依然感动。他用沙哑的嗓音为我们朗诵那些打动他的但段落。

虽然被禁的作品堪称当代之最，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了贾植芳先生译的《契诃夫手记》的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他说：“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如果忽然情有所动，感动了，笑了，哭了，或者让你深思了，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是什么原因，此时最好记下来。像契可夫一样，随时随地写，这应该成为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体现在他的“电脑小卡片”里，那是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文档（征得沙先生同意，择其一二）――

“对死者以最大的浮华来赞美，对生者则漠视。”

“思考即受难。”赶紧补充：“这是马克思说的。”

“丧失底线、丧失底裤。”

“中国什么时候有过“集体主义”？集体是虚幻的、抽象的，最多只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集合。”

“不要崇拜领袖和政党。要崇拜历史。”

“戏剧对人性的发掘还是非常初步的。还有许多……戏剧还因为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可以兴、观、群、怨……”

“后集权社会中的人只要你不关心政治，就会对现存的政治起到一种否定的影响，比如你对政治学习采取敷衍的态度、说怪话等等。这种影响还可以从当局不停的用不同的口号，不同的主张来号召人们看出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失败。”

“秘密入党，秘密退党。”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亲爱的各位敌人们……’这会是我下一位剧中人的台词么？”

他正在构思文化系列中的“告密文化”和“崇拜文化”，关于前者，思绪纷纷――

“某人说：看到人家来向我告密我就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像个政府了。”

“向党交心，是一种自我告密。”

“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是专门的告密组织。”

“‘告密’可以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窝里斗，大义灭亲、汇报制度、斗私批修、谁个人前无人说，谁个背后不说人，都和这个有关。

……

沙叶新的社交半径颇大，跟他的性格为人有关。90年代，他与作家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在南阳路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咖啡馆情调，沙龙功能，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钞票点不清爽”的沙叶新是非常称职的沙龙男主人之一。当年各地名流来沪，必到“三十年代”一坐。

沙叶新自称“书呆子一样”，他直，他轴，他会在很正式的大会上面斥人家：“你怎么拍马屁拍得这样恶心！”让人惊愕，下不了台。此时，回族人的耿直的基因可能在起作用。但他同时又以诚实与古道热肠赢得了一批朋友。他敬读书人，包括曾经“进了书局看见好书就起了偷盗心肠”的郭沫若，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事不对人”的批判。

他又是注意策略和方法的，他与人为善，也自我保护。譬如，受访后沙先生打来电话，请记者不要写他对某些人的批评，他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和可能“我自己会当面向他们指出，而不要背后批评。这是光明磊落，与人为善”。

他每天吃五顿，少量多餐，每天锻炼三次，近2小时，包括八段锦、郭林气功以及晚饭前做了几十年的体操，难怪他恢复的这样好，他的胃肯定在生长，因为他现在的胃口比切除手术那会儿好多了。

他对自己一儿一女的要求是七个字“自立、诚实、有爱心”，其中最重要的是“诚实”。采访那天，他搂着结婚40年的妻子的肩膀，请摄影记者兼老朋友雍和为俩人合张影，因为前一天，是妻子的生日。“只有书和老婆，我是不外借的。”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不提余秋雨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就突如其来地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大家问他今天怎么了，一来就莫名其妙地说大家是坏人。他连忙解释说：“我们在余秋雨的眼里，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朱永嘉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他到底是不是‘石一歌’？”朱永嘉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当时石一歌就归我管，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我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是活证！”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的，我们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沙曾聘请余担任过人艺的理论顾问，彼此欣赏，曾经是好友。当余杰指出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一连串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余：“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一个人认为自己绝对正确之时，就再也无法对他说什么了。

再后来，余秋雨不知为什么称沙叶新为“沙警官”，并被认为是“四大咬余专业户”之一；而沙叶新在接受中央一媒体采访时则淡淡地表示：“他误会了，我不咬人，只‘咬事’；很惭愧，我也不专业。很久以来我都不愿意提到他，因为有话还是当面说的好。”

还有些人沙叶新之所以不愿意提，是因为他还有一个不想说的原因，那就是：“我是回族，有洁癖。”

余光中先生曾对大陆文化界“都不大要看这个人”抱打不平：我觉得余秋雨先生早期的散文还是不错的，但紧接着，他就奉劝散文大师“多读点书”。而关于余先生的文学成就，网友们在表示肯定的同时，也有一段归纳：他满足了当代一种浮浅的审美需求。使读者在因为潜移默化中变得轻浮，迎合了快餐文化。

有论者说：“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假，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的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候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令人大为惊讶。而往往因为他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将这位典型与他代表的一小部分人与上一辈人相比，当年的朋友们认为，他德行缺了很多，“文化根基也不够，所以没有什么大智慧。然后被路径选择，走红。然后胆小，贪婪，媚俗。撒谎那么多，是因为恐惧，不知道晚上能不能睡得心安。”

商榷姚文元

人物周刊：当年您跟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打过一场笔仗，姚文元风头正健，怎么会允许一个在校研究生在报上发文章跟他商榷？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了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当时我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音乐评论集叫《克罗斯先生》，是法国印象主义的一个大作曲家德彪西写的。我不太懂西方音乐，但有时候听完会流下眼泪，会感动。德彪西这本书的文风有点奇特，后来看了钱钟书先生写的文章我才知道他用的是“通感”，把视觉啊、听觉啊、嗅觉啊打通起来。

这本书在封面里面有内容简介，说德彪西的文章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的批判标准非常简单，就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搜集了一些音乐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照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我自己也很高兴。

人物周刊：但后来您给《文汇报》总编写过一封信，检讨自己错了。

沙叶新：认错有三种：一种是事情的确错了，你也心服口服；第二种是事情没错，你屈从了；还有一种是事情可能没错，但你被外界的各种声音搞糊涂了――当时的情形有点像这种：到处都是批判我的声音，出的集子有那么厚，我当时23岁，孤立无援，于是怕了，觉得自己错了。

一件“坏事”也常常变成“好事”。我后来听说，贺绿汀先生曾经打听：沙叶新是谁？会不会是从法国回来的？黄佐临先生那时候是人艺院长，说：什么法国回来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在我们这儿实习。

佐临先生当时反应是很强的。人艺艺术室有个老先生叫朱琨，他后来跟我讲，小沙啊，你那篇文章发表之后，院长从传达室拿了报纸来到二楼我的办公室，把报纸往我桌上轻轻一丢，说“看，小沙的文章！”佐临先生平时是英国绅士派头，含蓄、幽默，很少这样喜形于色。

这件事可能也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搞理论，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所以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有幸得遇佐临先生，他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物周刊：现在如果写回忆黄佐临先生的文章，他的样子是不是就在你脑子里？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他曾读过我发表的小说《美国剧院的悲剧》，也想知道我能否写剧本，为剧院培养个编剧。于是我和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团长，我的同学一起去拜访了他。那次谈的什么都忘了，但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是个睿智男人，让你尊崇。后来我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让你在领悟生命的意义。生活中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发怒，威严而有一股正气。

1979年《假如我真的》在京开座谈会，他不能去，是有意不让他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到会讲话，以免尴尬。我临走之前他把一盘录音磁带给我，说“你拿到会上去放，里面是我的发言。”这是他在撑我腰，保护我。

文革前，他曾由衷地对我说：“小沙啊，我现在觉得听党的话不困难了。”经过文革，我才认识到他其实被“工具化”了。文革后，我记得他又对我说过一句话：“小沙啊，我觉得现在好像钱不够用了。”这让我非常吃惊，君子不言利，他怎么说钱？其实这说明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权益了，已经“去工具化”了，是个飞跃！

人物周刊：黄佐临先生曾带您去北京拜访过一些戏剧界的前辈，比方夏衍先生。

沙叶新：那一次我很吃惊，原先我不知道夏公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太残忍了。那时他住在南竹竿胡同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当时不知道怎样去评价他，只能说他坚韧异常，无怨无悔，毫无个人恩怨，是被扭曲而麻木了，还是真的修成正果了？不好说，我只是敬重，非常敬重！

“老实一点吧”

人物周刊：在那个年代，一些前辈做过一些事、说过一些话，您现在怎样来理解他们？例如您曾说曹禺先生是表态专家。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大批判集，收录了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如：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吴祖光说曹禺“太听话了”，巴金也劝他“少开会、少表态”，他在晚年终于觉悟到“表态”的卑下和危害，有过深刻的反省：今天你表态打倒别人，明天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的表态打倒。像曹禺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只要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那人人都不可能是安全的，包括曾经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对于文化界的这些前辈，我很少会去拜访他们，怕打扰他们。他们中间有良知的人，言行都会影响我。比如说吴祖光先生，我有幸跟他出境访问了三次，近距离观察。他对我影响也很大。

人物周刊：祖光先生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自然。他的形象、言谈举止没有任何造作、卖弄的地方，丝毫没有要表现自己博学、睿智的意思，或者是故意显示自己的勇敢、胆大。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他在政协大会上敢骂毛是“毛贼”，我想他一定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这句话从他嘴里讲出来极不容易啊，因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年就是经他手首次在重庆发表的，当年他对毛倾注了多大的感情！当年他拥毛是出自内心，如今非毛也是出自内心。

以前我读《毛选》有两句话我是抄到日记本上的，一句是“让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还有一句是“有些人吃亏就吃亏在不老实”。我觉得祖光先生内心世界就是朴实和老实，是真！

人物周刊：您接受过巴金亲笔签送的《随想录》，写过晚年的徐景贤，也提到过永不回头、最后服毒自杀的于会泳……上一代人跟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不一样？

沙叶新：他们大多有信念，忠诚。那一代人中许多出身名门，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跟老红军、“土八路”完全不一样。他们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到晚年，清醒了，所谓“两头清”：早年参加革命很清醒，追求民主自由；中间被改造，被扭曲，受尽折磨，反而糊涂了；到了晚年，又清醒了，又追求民主自由了。许多人能达到那样一种认识，很了不起。“四人帮”倒台之后，在北京中组部的招待所，我见到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的陆定一，他当过宣传部长。感觉他很忠诚：我是党的儿子，无论妈妈怎样打骂，绝不能说妈的坏话。他们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自己怎能否定？但到临终前几年，他深刻反思，其高度也少有人可以企及，令人敬佩。我想陆定一不管是执着还是觉悟，都是很痛苦的，都是忠诚的。

今年5月3日中午在北京，邵燕祥先生特地为我安排了一次餐聚，同席的嘉宾有李锐先生92岁,还有何方先生90岁，张思之先生82岁，蒋彦永先生78岁，邵燕祥先生自己也76岁了。满桌银发，满桌寿星。一顿饭，吃了三小时，李锐先生谈锋甚健，一个人居然不停地说了足足两个小时，所论所述，令人惊喜。有这些清醒的头脑在，谁说中国没希望！事后，香港某报刊登消息，大幅标题是：《李锐、沙叶新共商国是》，我看了扑哧一笑，“共进午餐”吧，我哪里有资格跟他们共商国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我也多有接触，我能感受到他们晚年的变化。

上海的朱永嘉先生也年近80，一个多月前，他参加了我的生日宴请。此前我看过他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他的一个梦境，说他“梦中我被人领着虚无缥缈地进入了中南海，毛的住地，那个领我进门的服务员对我说：今天中央在开生活会，人都到齐了，你可以在墙角那儿旁听，不要随便插话和走动。我远远望去，徐景贤、肖木与惠娟在一旁做记录。会议的中央是毛坐在长沙发上，四周都是放满书的书架，刘、周、邓、叶、陈云、李先念都坐在一边，江青坐得远一些，另一边有彭真、彭德怀、高岗、柯庆施、挨着还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建国以后的中央领导都齐集在一起。”更惊奇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详细的发言，而朱永嘉居然都复述出来，写了出来，很有意思。我还听说朱永嘉打算写回忆录，我说：“我希望你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他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意义。”可见他还是坚持他以往的思维逻辑，我很敬佩这样的人，不随风倒，有自己的认识。

真话为治病

人物周刊：您这一生，把“说真话”看得很重，为什么？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你少写点尖锐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写这类文章是多么开心！一般认为批评，尤其是尖锐的批评，总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是慈眉善目，不亦乐乎。你病了，我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有什么声色俱厉，怒发冲冠？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我这有点自夸了，哈哈。

人物周刊：有一次您去北京开作代会，临走前妻子劝您少讲话，她说，您看出来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没看出来，您说的那些东西别人不是不懂，而是他们都在演戏，就您当真。您觉得这话是不是也说到了点子上了？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要他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战斗战斗得非常疲倦，也没有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了。（翻到标注“感动”处，念）：此时左拉产生了“一种使他想关门闭户，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而要以别的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承担他所承受的社会责任”的想法。“……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超出了负荷。”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我本应该回到书斋，从事我的艺术创作。我不喜欢我写写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一定要由我来写？我可以不写嘛！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地认定这是我自己的社会责任？没想到左拉也有过这种类似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继续写出自己的道义、责任和良知。他是世界级的大作家，我无法和他比，但是他当时所受的压力可能没我大，法国的保安部门也找他谈话，“请他喝茶”，最后他也在国外流亡三年，可当时的法国毕竟还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不是。

人物周刊：讲了真话之后，除了作品被禁、获奖受阻，有没有别的压力，比如电话被监听？

沙叶新：这是公开的秘密，包括手机。我很无奈，我不懂怎么反监控，惟一可行的就是光明磊落，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在境外发表的东西都贴在我公开的博客上，正大光明地让大家看。读者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和保护，那是跟你心贴在一起说知心话的感觉，真是对我极大的鼓励，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的动力。另外我相信有关部门里，一定有《窃听风暴》里男主角那样的人。

　　所以我一直都很开心，有两三次跟朋友会面吃饭，外头总有些不认得的人在守候。我就说，叫他们进来一道吃算了，真见外。

人物周刊：历史上许多敢于说真话的人命运都不怎么好。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您觉得自己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技巧？我这样问，是感觉中国有一批年轻人，一往无前，吃了不少亏。

沙叶新：真实和诚恳相当重要，而且要理解。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我能理解，不但尊重不说真话、不得不说假话和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人，也尊重来找我麻烦的人，我真心诚意地跟他们交流。在我这里，来的都是客。我不和人交恶，他们是工作，是任务，更多是无奈，我要理解他们。

人物周刊：您1985年入党，当过9年上海人艺的院长。在9年的体制生涯里，您是否一直都说真话呢？

沙叶新：严格地讲，基本上如此。有次演讲时我说，我厌恶谎言不见得我就不撒谎，下面一片笑声。尤其在中国，一点不说假话不可能，至于善意的谎言就更是免不了的。

人物周刊：人们常说：身在体制内，饭桌上聊天，他可能比谁都清楚透彻，一旦回到位子上，又不得不说假话。您这些年的大胆直言，是不是也跟与体制的渐行渐远有关？

沙叶新：一定要和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在和当权者打交道的时候，既要坚守原则，也要懂得让步；让步也要有底线。让步不是屈辱，不是软弱，是在双赢的可能之下，取得比较好、甚至最好的结果。

举个例子，前年2月1号，我受邀参加香港一个国际性的中文笔会。这是文学组织的会议，我也看过会议日程，对于政治话题没有涉及，就决定参加。然后，连着三天我家来了三拨人，级别一天比一天高，劝我不要去。

他们都很客气，口径也一致，言谈间都透露同一句话“对沙叶新要温存”。我觉得“温存”这个词并不恰当，但他们都这么讲，我就认定这肯定是上级指示中的用语。用错了，也照用，不敢改一个字。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干部组织纪律性就是强！

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工作要做，回去要汇报，态度又那么好，我真的挺感动。我把电脑打开，让他们看所有的会议日程。其中只有半天的活动让他们不太放心，我就说，我可以不参加这半天的活动。这就是让步，但原则我坚持了，就是一定要去香港参加这个会，后来还是去了，双赢了！

你如果能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事情就会处理得好一些；而反过来他们也会从你的坚持原则的让步中获得成果，部分地完成了任务，这样他们不但不会和你完全对立，还会帮你。

党内有开明

人物周刊：您会和当官的真正交上朋友吗？

沙叶新：我可以和他们交往、交流。也有个别高级官员曾经视我为朋友，还问我要不要当官，说有事可以直接来找他

人物周刊：一般而言，您觉得中国官员身上得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能够让他们在位子上存活并且有上升空间？

沙叶新：从一般的表现来看，在这种体制下，如果想做到高位，那得说很多假话，也得踩着许多人的肩膀往上爬。但是有没有正直的、想打破这种污秽空气的呢？有！我比较欣赏的，像现在在昆明当政的仇和，敢作改为，新招叠出。我尊重所有想从体制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努力。

人物周刊：和江ZM的几次会面有什么印象？

沙叶新：他在上海任职时，每个月召开一次（也许是不定期的）理论座谈会（？），我多有参加。有一年去给白杨拜年，我也在场。1989年他为解决“导报”问题召开接见知识分子座谈会，我也在场。他有时还会来上海人艺看戏，常常是我陪他。他善于言词，爱说几句英语，表现欲强，吹拉弹唱，这不算什么缺点。

有个事情我挺震惊，是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告诉我的，江当时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面，大院有个边门，附近有一家是新疆返沪青年，每到周末他家总聚集了一些人唱歌跳舞，很热闹。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中年男子，这家人以为是唱歌扰了邻居，刚想道歉，中年男子说，不是不是，继续唱继续唱。后来，居然江ZM来了，还一起唱歌。后来才知，中年男子是江ZM的儿子。老实说，当年我对他的印象并不错，平易近人，官僚气较少，也有一点亲和力。当然后来地位不一样了，人有了变化，我也有了变化。

陈毅我非常敬重，很多上海人都敬重他，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诚实、率真、坦荡、幽默，都喜欢他，有一次，他想独自上街去买个肉包子吃，（用四川方言模仿）警卫不放心，不让去，他就火了，说“我就不相信，上街买个肉包子，会有特务专为我在里头下毒嚒！”

人物周刊：呵呵，听李子云老师说过，陈老总看过三遍《出水芙蓉》。说到亲和力，您好像讲过温总理许多好话。

沙叶新：刚才说到劝我不要去香港参加的那个国际笔会举行的“文学之夜”上，我作了《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的演讲，我是故意用了这个很CCTV的题目，首先我觉得他是一位爱读书的人，许多诗词的典故脱口而出。第二个，我觉得他有感性的、人性的一面。如今我们很多干部不会哭了，也不会笑了，我们的温总理常常流泪。汶川地震，70岁的人啊，第一时间跑到那里，哭了，要说做秀，你去做做看？我相信他的眼泪。他是有真情的，有人文关怀的。

人物周刊：就您个人的经历，这三十年来，在讲真话这个问题上的处境有没有好一点？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我也会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这就是进步，这个进步是双方都以适当的让步换来的。就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做演讲、也不想接受记者采访，让他们放心，我自己也怕麻烦。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胜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但没说敏感的政治话题，只说中外的禁书。

中国这30年在政治上有没有进步？有。比如说，现在宪法里没有反革命罪了，现在也讲人权了，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了，至少是表面上讲了，承认了。这对于共产党来说，是让步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恰恰是在这种种让步中，看出共产党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虽然进步得还不够快。而且还会有反复，甚至倒退！

“名人做这事？”

人物周刊：问两个跟你萍水相逢的普通人：一个是张泉龙，《假如我是真的》男主角原型。

沙叶新：（激动地）他现在在哪里？

人物周刊：你们不是83年在漕宝路吃过饭吗？

沙叶新：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去了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里做家务，拖地板呀，买煤球呀，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在听接电话中，他听某个领导的姓名、职务、住址、电话号码、亲属关系，等等，都牢记在心。久而久之，他的脑子就编好了一张关系网，最后就冒充李达上将的儿子，要把他的同学 “知青张泉龙”（其实是自己）调回城。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因此上了当。当时，我和另外两位同事到静安区公安局听了对张泉龙的预审，后来就把张泉龙的事情写成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开始反响很好，不久被禁演。

　　张泉龙在狱中给我写过一封长信，为自己伸诉，因为我们这个剧是同情他的。3年后他放出来，当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请我在漕宝路吃了一顿饭。他比原先稍微胖了一点，但没有掼派头什么的，我还去他公司看了看，办公室布置得蛮好。

人物周刊：另一个是陕西蓝田县代课老师李小峰。

沙叶新：我之所以想帮他，是因为他真实感人。李晓峰他在乡里当代课老师，一个人，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有4个考上了大学。可他自己一贫如洗，每月工资后来降到六七十元。就是这点可怜的钱后来也不发了。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离开山区，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能赚1000元，这对他是天文数字了。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不能打工了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我看了报道就想哭！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他现在有300元的月工资，足够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那年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一共24份。我想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后来说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会上网了，沙老师你是个名人啊？你这么有名，还为我做这种事情啊。”我说你千万别说客气话，我做的这点事情，和你的贡献不好比。

人物周刊：你还帮助过别的什么人吗？

沙叶新：还有过一些，只要我被感动了，我就想帮人家做点什么。但这些真的是不值一提，所以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寄钱不要通过嘉华阿姨么？您不是数目字管理混乱的人么？

沙叶新：我有小金库。

人物周刊：您碰到乞丐会给钱么？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十几岁的兄妹两个跪在那里，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的哎。我就跟他们交谈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也是，我一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说出国外的三个作家和国内的五个作家的名字，说出了，我马上帮你们，可他就是说不出，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十个乞丐，我给九个骗了，但我也不能失去对一个真乞丐的帮助。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