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1

读春秋1

1、一个奸雄的诞生

故事从一个梦开始。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在郑国的首都新郑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贵人的母亲武姜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醒来，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这里先介绍一下，孩子的父亲名叫掘突，是周王的卿士、郑国的君主。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国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周王室的领地，南边有陈、蔡诸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最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和周围的陈、蔡、宋诸国不同的是，郑作为一个诸侯国，历史并不长。
   郑的第一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封为郑伯，死后追谥为桓公，所以在史书上又被称为郑伯友或郑桓公。那位因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名垂千古的周幽王在位的时候，郑伯友正以王叔的身份担任王室的司徒。
   据《国语•郑语》记载，郑伯友对于幽王昏乱的政治十分担心，曾经求教于史伯，一旦国家有事，自己该往哪里逃生。史伯详细地分析了周围的形势，最后给他的建议是往东去，征服虢、郐两个小国，在济、河、洛、颖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史伯的这一建议成为了后来郑国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周幽王在位的第十一年，犬戎入侵都城镐京，幽王命人举烽火向诸侯求救。但由于有过烽火戏诸侯的前科，诸侯们都无动于衷，镐京因孤立无援而沦陷。一早做好准备逃生的郑伯友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幽王，奋战而死。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命名为新郑。掘突的夫人武姜，是申侯（申国国君）的女儿。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候青眼相加，遂将女儿许配给他。这种政治联姻在当时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做小老婆也是稀松平常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摊上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几位大夫凑到一起商量着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所谓“寤生”，就是寐寤而生，翻译成现代语言，应该可以叫做梦生吧。掘突摸着脑袋想了一阵，表示同意。
两千多年后，有一个美国小男孩问爸爸，为什么给自己取一个这么难听的名字。当时他爸爸正坐在门口的躺椅上享受下午的阳光，他眯着眼睛，告诉小男孩，根据家族的传统，他们总是用“情景命名法”来给后代命名。
  “比如说，你妈妈在生你姐姐的时候，正好雨后天晴，天边挂着一弯美丽的彩虹，所以你姐姐就叫RAINBOW，多好听的名字！“而你哥哥出生的时候，我们正好住在爷爷的农庄里，推开门就能看见青山，所以你哥哥就叫GEREENHILL。那时我们生活得多快乐，经常扛着猎枪去山里打猎，还划着爷爷的小船去湖上钓鱼，真是世外桃源般的日子啊……你刚才问什么来着，DOGFUCKING？”
   扯远了，姬寤生（周王室姓姬）这名字虽然有点怪怪，但毕竟不是DOGFUCKING，仔细推敲起来，它甚至包含着少许诗意，少许淡淡的忧伤，少许超凡脱俗……不管怎么样，寤生这两个字已经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世子（国君的继承人）的名字了。
打那以后过了几年，武姜又生了一个儿子。对于女人来说，生孩子是个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因此这次的生育相当顺利。既然大儿子叫寤生，按理说，这次武姜应该给孩子命名为顺生，但她却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段。段是次子。按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国的君位应该由大儿子寤生来继承。所以掘突很早就给了段一小块封地，这块地叫做共，因此在史书中，段又被叫做共叔段。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应该很普遍，回想起来，拙突的父亲友就是以周宣王幼子的身份获封郑的。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可以说是不冷不热，甚至有点讨厌；而对于小儿子段，她总是脸上带着母性的慈祥，百般迁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更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
     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的含义。据说周宣王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很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这个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褒姒和他们的儿子伯服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是指周平王东迁。梦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中都一一应验。
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我推测，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不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这孩子大概是前世的冤家投胎罢。”她惶惶不安地对自己说。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一点。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行为举止风度翩翩，说话妙语连珠，不止武姜听了高兴，连掘突有时也觉得惊奇。某一天夫妻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武姜突然长叹一声，说：“如果段是我们的大儿子，那该多好。”“哦。”掘突不动声色。“主公难道不觉得，段更适合于继承您的大业吗？”
掘突摒退左右：“武姜，说这样的话要注意影响，如果传出去，搞不好会弄出乱子来。”“那我就正式向您请求，立段为世子，废除寤生世子的地位。”武姜很直接地说。“寤生和段都是你的儿子啊！”“没错，我这么做是为了郑国的未来着想。”“如果为了郑国的未来着想，就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掘突正色道，“长幼有序，不可紊乱，祖宗制订的规矩，岂可随意更改？寤生虽然看起来木讷，实际上并不愚蠢，而且从小到大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凭什么废长立幼呢？”武姜还想说点什么，掘突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往下说。
  掘突死后被谥为武公，大概意思是表彰他这一生武功赫赫。寤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新一任国君。没多久武姜就来找寤生，抱怨说段的封地共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封给段作为领地。所谓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的领地。郑武公吞并东虢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了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这……”寤生感到相当为难。武姜冷冷地看着他。“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派兵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这话说得很明白，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京城吧。”武姜似乎没听出他话里有话，很干脆地说。郑国的大夫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沸沸扬扬，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制，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好比一国有了二主，恐怕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不如早点找个地方叫她搬出去住，免得生出事端。如果不这样做，您那位老弟迟早与她里应外合，说不定哪一天把您赶下台去。”
   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一点也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
最后寤生说了一句让后世反复引用的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说得如此经典，以至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某些智慧其实就包含在那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段自然没有听到哥哥说的这句话。当然，即使听到了，他也不会有所触动。和寤生相反，他从小生长在一个母爱过于充溢的环境中。不论他做什么事情，如果是对的，武姜绝不吝于表扬；如果是错的，武姜也总是一笑了之，没有过多的批评和指责。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母亲就是保护神，只有母亲偶尔批评他的时候，他才会竖起耳朵听一下，别人的话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包括已经成为国君的哥哥的话。
 段带着自己的随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冯梦龙先生添油加醋说，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毫不客气地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邑的地方长官的听命于他，又以打猎为名进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邑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家当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免得朝三暮四，让人笑话；如果没那个想法，则赶快制止他，别让老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这家里的领导。”
   “唔。”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邑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和廪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寤生仍然不动声色。公子吕只好去找祭仲商量，谁知道祭仲老先生也是讳莫如深，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咱们不要小看主公的智慧，等着瞧就是了。”
    段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完成了战争准备。他写了一封信，派人偷偷送给武姜，约好某年某月某日由武姜开启新郑的城门，放大军入城。
不过这封信在送到武姜那里之前，先被寤生看到了。至于他为什么能截获段的情报，大伙尽可发挥想像力。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出乎公子吕们的意料，这次会议上寤生表现得一反常态，三言两语分配好任务，井井有条，丝毫不拖泥带水。计划如此周密，人们只能说，这个应急预案恐怕是早就做好了的。按照这个预案实施，那位曾经被称为京城大叔的段，必定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也是如此。段起兵之后，没有正儿八经打一仗，部队就被寤生派出的工作组策反了。士兵们听说是要去攻打新郑，呼呼拉拉跑了一大半。手里头没兵还造什么反？逃吧！段想逃回京城，不料京城的军民一看势头不对，关起城门不让他进来，宣布听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段只好又逃往鄢，谁知道鄢也被占领了。段走投无路，带了几个心腹逃到了旧封地共，闭城自守。无奈共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住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拔剑自刎。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在历史上有些分歧。《左传》的记载只有“大叔出奔共”，而没有下文。另外两本解释《春秋》的作品《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是寤生杀死了段。
     我的理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段系自杀也罢，寤生派人所杀也罢，总之不太可能再悠闲自得地活在原来的封地上。
    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的哥哥的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
   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
   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就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且听听左丘明对这六个字的分析：段不像个弟弟，所以不写他是郑伯的弟弟，而直呼其名；兄弟相争如同一国有二君，所以说是“克”；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非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不写段“出奔共”的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
   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
   段造反失败之后，寤生命武姜搬出首都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到黄泉，咱们就不要相见了。”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没过几天他就后悔。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的也许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议论纷纷，寤生的政治支持率跌暴数十个百分点。而且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想办法挽回影响，势必动摇政权。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也不嫌烫）。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开开洋荤。”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却没那个福气哟。”（现在知道，服侍老妈原来也是一种福气了。）颖考叔故作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寤生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给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哦？”“挖个隧道，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您在那和母亲相见，也应该算是到了黄泉吧？”寤生眼前一亮。事不宜迟，他马上派颖考叔负责落实这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颖考叔当包工头，拉了一支队伍在牛脾山挖地道，将武姜接到地道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地道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原来100%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成为他的肱股之臣。《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颖考叔。据说寤生在地道中也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作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

2、周朝卿士原有种

前面说到，郑桓公友是在周王室担任司徒一职，郑武公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作个不恰当的类比，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

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简单地说，周王（又被尊称为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些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但是在军事和外交上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其爵位甚至派兵（同时也号召其他诸侯出兵）攻打。

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可以有三军，中等的国家有二军，小国则只有一军。对于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有明确的控制，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部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以这样的狭窄的土地，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猜测，周王室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从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

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种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产生。当然，老虎虽病，余威犹在，数百年的传统的力量仍然发生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周天子还保持着一定的号召力，列位诸侯也时常到王室串串门。对于不听招呼的诸侯，周天子还不时发动其他诸侯讨伐一下。不过这种讨伐，单凭王室的力量已经难以做到了，更多时候是以诸侯为主，王室仅仅是派少量军队象征性的参与。最早洞悉王室衰微的人，是离王室最近的人。掘突死后，他的儿子寤生继承了郑伯的爵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王的左卿士。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王共掌朝政。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

成王时代的周公、召公。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

郑庄公就是郑伯寤生啦。郑伯寤生虽然也是周王室的后裔，但是作为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他做了，兴许还领了一份不菲的俸禄，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要我说，站在周平王的角度，这其实是件好事。寤生这家伙本来就不好打交道，又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同时还是东迁时护驾有功之臣的后代，他要天天呆在你那小朝庭里，不尽给你出难题才怪！周平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对于郑伯占着茅坑不拉屎很有意见。更重要的是，郑伯长期不来朝觐他，等于没把他放在眼里，让他在天下人面前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总想着另外找一个听话一点的人来取代郑伯。这个人选很快就在他心中确定了，就是西虢公忌父。他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俺应该做的。”“郑伯父子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两代了，当然啦，他们也确实曾经为王室做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天子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涣散，不把咱们大周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腾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俺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天子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既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中，不中，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俺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俺？”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一句话，跑得比兔子还快。天子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 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郑伯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郑伯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天子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 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天子干笑了两声。“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忙于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不听话的弟弟已经畏罪自杀，家里的事都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 郑伯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天子连忙否认。“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  “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   “不许。”  “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很有点像赵本山和范伟演的《防忽悠热线》。果然，杠来杠去，天子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

郑伯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儿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遣子入质周室很正常，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就算是用脚指头去想，都知道这事完全不合乎礼制。郑伯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那圆圆的脑袋仿佛都不够用了。他弄不明白，眼前的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惹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

“您……该不是开玩笑吧？”他终于说。“君无戏言。”郑伯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天子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郑伯这样的人精，也难免踯躅不前。说实话，他很有点担心受骗上当。“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天子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郑伯终于一本正经地说。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

《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 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他死的时候，法定继承人王子孤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郑伯得到消息，倒也不敢怠慢，连忙安排人把王子狐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谁知道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

国不可一日无主，大周的群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即位。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

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我只能这么推测，这位尊贵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

不管怎么样，王子狐既然回国，同样作为人质的郑世子忽也就被送回郑国，继续当他的世子。周郑交质划上了一个句号。 周桓王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上天子没多久，便打算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执掌王室政治，以削减郑伯的权力。不知道这位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此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件事，郑伯不满意，后果很严重。不满意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郑伯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跟人说天子怎么对不起他，也不会冲寇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他的做法很简单，派大夫祭足带领一支军马，悠哉游哉地开到周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锺，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

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

祭足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吧。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

王室的反应这次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天子很想放手与郑伯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估计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郑也是周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

《左传》上把这件事叫做“周郑交恶”。

3、合法性危机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写到，任何政权都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合法性受到动摇，这个政权就很难立足。

他认为，即便是像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置疑，都不免自内部产生分裂，最终垮台。

按照这种说法，所谓的合法性，应该是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存在的理由，更多是一种文化或观念上的东西。民主的政权在民众心中自然合法，专制的政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就人类目前的历史而言，这个时期相当漫长）在民众心中也具备合法性。合不合法，不以进步或不进步为标志，而以其存在的理由能不能被民众接受为依据。

几百年来，周朝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其王室“受命于天”的思想，周王也一直以天子自居而接受万民的朝拜。这种合法性，通过严格的礼制（周礼），在历史长河中一天一天被强化，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

但是，随着王室政治的衰落，再加上犬戎之乱后，王室自身实力的急剧下降，这种合法性一步一步被削弱，而且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重力加速度向下沉降。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其实在平王东迁的年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一张虎皮，乍一看有点吓人，披在身上抖一抖也还有点威风，实际上则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

王室既然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一句空话，不只诸侯之间互相征战，诸侯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内讧，争权夺利，以下犯上，甚至“弑君”的案件屡屡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弑君者一旦夺取政权，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寻求合法性依据。那个年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还不流行，因此寻求合法性依据最稳妥的途径还是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如果不能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转而寻求其他诸侯国的承认也不失为一条捷径。总之就是要有人认这本账，才能让国内的老百姓接受新政权的合法性。这和阿扁当年入不了联合国，狂抛金币也要获得几个三流国家的外交承认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帐。

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京城大叔段兵败之后，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并且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郑伯则利用周王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

第二件事，宋宣公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与夷年纪尚小，所以干脆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与夷的叔叔。和就是宋穆公，他一直念念不亡兄长的恩情（世途险恶，却从来不乏厚道之人），所以临死的时候，又主动将君位传给与夷。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君权争端，宋穆公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到郑国居住。这件事情在当时受到舆论很高的评价，然而两位当事人，与夷和公子冯并不像父辈那样厚道：与夷做了国君，也就是宋殇公（一听这谥号就知道下场不好），一直把公子冯当作眼中钉，防着他杀回来抢夺自己的位置，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父亲传位于与夷的做法忿忿不平，也总想着卷土重来，夺回君位。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宋、郑之间的矛盾。

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叫庄姜（又是一块姜），虽然很漂亮，但是不能生育。又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厉妫生了个儿子，夭折了。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妫也跟着姐姐嫁给了卫庄公，史书上称为戴妫。戴妫比她姐姐有出息，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完，一个叫做晋。与此同时，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州吁。《左传》上调侃庄姜，说她“美而无子”，正是《诗经·卫风》中的“硕人”诗所指。冯梦龙则说，这位庄姜大妈性情温和，知书达理，最难得的是不嫉妒别人，把戴妫生的儿子公子完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亲自养育，要把公子完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但是对于州吁，庄姜大妈始终没有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

上述三件事之所以扯到一块讲，正是与这位州吁有很大关系。

 史料记载，州吁虽然不得庄姜大妈的喜欢，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理想是当一名军事家。

孩子多了，几碗水很难端平。卫庄公之所喜爱州吁，估计和州吁的聪明伶俐有关，也与其母亲受到卫庄公的宠爱有关。大夫石碏对此很有看法，他对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受溺爱了。主公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公子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

石碏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他看来：“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鲜矣。”也就是说，州吁现在受到特别的宠爱，等到卫庄公拜拜于人世的那天，继承家业的人却又不是他，他就会很明显地感觉自己地位下降，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他为人生猛，桀骜不驯，肯定不会接受现实，很有可能弄出乱子来。

石碏还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而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卫庄公这样纵容州吁，是去顺效逆，很快会大祸临头。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是从陈国娶来的，虽然《左传》没有明确记载出身，但只要一看“妫”字，基本肯定是陈国的公主（陈国的国君妫姓）。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不用介绍了。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嬖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在史书上就没有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地位的人，说得好听是公子（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附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我只能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只把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当明星，不把快男超女当演员。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阶级立场、民主思想……等等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实在是很有些道理。卫庄公很不以为然，心想我爱谁谁，你管得着？把老头子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差点想辞职不干。更可气的是，石大夫的儿子石厚也没认清形势，看见州吁很受宠爱，觉得这个人有前途，死心塌地跟着州吁玩，连老头子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了。

 卫庄公去世后，公子完即位，成为了新一任卫国国君，也就是卫桓公。也许是庄姜大妈育人有方，卫桓公心地仁厚，对州吁这个弟弟还不错，给他在新政权里安排了一官半职。诚如石碏所言，一官半职不能满足州吁的胃口。卫桓公即位的第十六年，州吁发动政变，刺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完的同胞兄弟公子晋逃到了国外。石厚因此得志，被封为上大夫。就像所有要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的小孩一样，他得意洋洋地向老爸石碏展示新国君对他的赏赐。石碏则忧心忡忡地看着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为州吁的新政权服务，而是借口年老力衰，回家休息去了。“这老顽固，完全认不清形势嘛！”石厚这样对州吁说。“由得他去！”州吁心情很不错，“现在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发言了，老头子们愿意退休也是件好事，否则的话，留在朝庭里叽叽歪歪，我可受不了。”州吁的心情没好几天，问题就来了。在州吁看来，卫国国君的宝座，公子完坐得，他公子州吁也坐得。他本来就是父亲最喜爱的小孩，能力又远在哥哥之上，取而代之，不过是遂了父亲最真实的心愿。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对于卫国的百姓来说，不管谁来当家，只要收入不减，假期不少，估计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意见。

但残酷的现实是，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公子完继承君位，有其当然的合法性。而州吁作为嬖人之子，通过“弑君”这样的罪行登上君位，不只是士族大夫阶层有看法，普通老百姓也不同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议论纷纷，口水都快淹死人了。州吁没办法，只好向外寻找突破口。前面提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郑国和宋国也有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最直接的办法是拿郑国开刀。

《左传》用简洁的语言记载：“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很清楚地指出：州吁修怨于郑，求宠于诸侯的最终目的是“和其民”。也就是说，州吁试图通过战争来转移国内老百姓的注意力，取得民众和贵族对他的支持。

他派人去鼓动宋殇公说：“公子冯一直居住在郑国，受到郑伯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郑国的力量杀回宋国，抢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早在先君在世的时候，就看不惯郑伯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当一回带头大哥，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勒紧裤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侯、蔡侯帮忙，大家一起修理一下寤生那小子，岂不快哉？”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一天到晚最担心的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

 公元前719年夏天，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冯梦龙先生说，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如果按每乘兵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这支庞大的部队仅作战人员就有九万七千五百人，如果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等辅助部队，估计总数在十五万人左右。

这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空前的部队。如此庞大的部队投到区区一个郑国，要我说，怎么也得杀他个鸡飞狗跳吧？弄不好，还有可能把郑伯给赶下台来。如果是那样，周天子说不定也跑来给大伙儿颁发一面锦旗，感谢大家替他出了一口恶气。没想到，十五万大军静鸡鸡（广东话，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就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记载：“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

对此，老谋深算的郑伯看得很透，他对手下分析：

“这回四国联军入侵咱们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这小子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立威于国外而安其内，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郑国。而陈、蔡二国不过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国君，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一举消灭公子冯，拔掉他的眼中钉，咱们要小心应付他。”

据说，郑伯派人把公子冯护送去了长葛。宋国大军得到消息，果然移师相向。带头大哥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

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大夫众仲：“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说：“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这家伙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肯定没有好下场。”

郑伯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为了壮声势，这次他还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的大夫公子翚坚持要率军出征，所以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

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既说明鲁隐公的软弱，也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家里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甚至临驾于诸侯之上，成为国家的主宰。

五国联军这次和郑国的步兵打了一仗，取得了胜利，把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各自回国了。回想当年寤生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

 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国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伯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因此，这次胜利仅仅是战术上的胜利，在战略上仍然没有完成既定目标。

州吁也没有达到其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仍然对他很不利。

《左传》记载：“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厚很替主子着急，病急乱投医，厚着脸皮跑去问他老爸石碏，如何才能稳定人民的情绪，确认州吁政权的合法性。这个时候才来问老爸，委实晚了一点。“得到周天子的接见，应该可以了吧。” 石碏慢悠悠地说。这话说得没错。周天子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各国诸侯在名分上也还是周天子分封的贵族，如果天子接受州吁的朝觐，等于就是认可了州吁作为卫侯的合法地位。但是，天下谁人不知州吁是怎么上台的？周天子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给州吁做一次身份认定吗？“这……”石厚也明白，“天子恐怕不会答应吧？”“这个其实很好办。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厚心想，姜还是老的辣啊。离开家的时候，石碏拉住他的手，好好地看了他几眼，然后说：“去吧。”石厚没有留意老爸眼中不舍的神情，他急着跑回宫中和州吁计议。州吁也觉得这主意不错。君臣两人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没想到一到陈国，还没见到想见的人呢，就被一大群士兵包围起来，给关起来了。

《左传》记载，在他们到达陈国之前，石碏先写了一封密函到陈国，大意是我石碏八十多岁了，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件好事，把他们杀了吧。陈国人不想过多干涉卫国的内政，把州吁和石厚交给卫国人发落。卫国派了右宰丑杀州吁于濮，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被分别关押，也许是因为陈国人考虑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本来想问问石碏的意见，看能不能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

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说的那几件事，寤生与段也罢，与夷与公子冯也罢，州吁与公子完、公子晋也罢，无非都是围绕着一个继承权的问题来做文章。纵观整部《春秋》，我们不难发现，激荡着那个年代历史的事件，十之七八都与继承权有关。如何才能保证不在继承权的问题上犯错误呢？如果看看《论语》，人们也许能够找到答案：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乎名。这一问一答记录于《论语·子路》，翻译成现代语言：子路问，卫君有意请先生主政，先生您想从哪里入手？孔老二毫不犹疑地说，从“正名入手”。何谓“正名”？正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什么身份，就要做什么样的事。为什么要正名？孔老二从反面回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正名的最终结果是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有如一团散沙，后果非常严重。

回想一下，按照这一思想，武姜和卫庄公做错了什么？寤生是郑伯的法定继承人，段是他的臣子，有君臣之义；寤生是哥哥，段是弟弟，有兄弟之分。但是武姜爱段而厌寤生，导致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名”与“实”的不对称。从小到大，段就没把寤生当哥哥，也没把他当主公，所以会起兵造反，最后酿成同胞兄弟相煎的悲剧。

卫庄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州吁出身低贱而受到宠爱，有甚于法定继承人公子完，也是“名”与“实”不对称的表现。石碏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明确对卫庄公提出，如果真想立州吁为世子，那就趁早。从这句话看，石碏一点也不迂腐，他并不太关心谁来当世子，他所担心的就是“名不正”的问题，所以紧接着又提出所谓的“六顺”、“六逆”的观点，都是在告诫卫庄公：你既然这么宠爱州吁，要不就给他“正名”，让他当世子，要不就改变态度，给公子完“正名”，理顺几位公子之间的君臣之义，兄弟之分。卫庄公不懂这些，光凭个人感情用事，爱谁谁，结果导致州吁弑君篡位。

推古及今，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

四 三国联盟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子路》记载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敢违抗。说话没人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没错啊，孔老二说，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如果说错一句话，就有可能亡国。所以国君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个字，他有什么乐趣可言？这里先要澄清一下，在春秋时期，从理论上讲国君的话没人敢违抗，从实际上看却往往不是这样。确切地说，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大家看在眼里，视为表率，所以他说什么话，办什么事，都必须符合礼法，不敢有半点马虎。

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即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名）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个叫做臧僖伯的大臣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对鲁隐公说了一大通长篇大论，以《左传》这么简洁的语言，都记录了一大段，看得人头晕。归结起来，大概意思是，大凡事物与军国大事无关，国君都不应该参与，否则就是“乱政”，是国家败亡的征兆。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那个年代，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也就是说，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则国君不射。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作生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罗嗦。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

“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丘明老先生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

这一年四月，郑伯为了报东门被围之仇，派兵攻打卫国。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燕国（南燕国，非战国时期太子丹那个燕国）出兵伐郑，以缓解压力，结果燕军在虎牢被郑军打败。同年，郑伯以周王卿士的身份，假借王命讨伐宋国，一直打到宋国都城门下。宋国派使者向鲁国告急。鲁隐公其实一直关注郑、宋之争，早就知道战局发展的情况，已经做准备救援宋国了，却又故意问使者：“郑军打到哪了？”使者恨其明知故问，说了句气话：“还亡不了国。”鲁隐公大怒，援军也不派了，宋、鲁之间由此产生了不愉快。

郑伯虽然在军事上取得局部胜利，但也感觉到树敌太多，穷于应付，于是考虑与近邻的陈国改善关系，并派了使者前往陈国表明心意。按照郑伯的想法，陈国与郑国并没有什么很深的仇恨，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双方消除误会，睦邻友好，应该不成问题。没想到陈侯不买他的账，一口回绝。当时陈国的大臣公子佗劝谏道：“远亲不如近邻。郑国是我们的邻居，又没什么深仇大恨，和郑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您应该答应郑伯才对。”陈侯自作聪明地说：“郑伯阴险狡诈，为什么不去和宋、卫讲和，却先来找我们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拨离间。如果我们和郑国讲和了，宋、卫两国不恨死我才怪。为了郑国得罪宋这样的大国，划算吗？”

郑伯这个人向来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外交不成，就采用武力。公元前717年，郑国大军入侵陈国，掳获大批钱财物资，陈国朝野震动。这回不用过多的劝说，陈侯接受郑伯的好意，双方握手言和。与此同时，郑国还抓住宋国和鲁国之间的矛盾，及时向鲁国示好，双方关系得到改善。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之后，郑国向周王室伸出了橄榄枝。公元前717年，周王左卿士、郑伯寤生来到雒邑朝觐天子周桓王。这时距祭足领军取温之麦、成周之禾，已经整整三年了。

《左传》上记载：“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郑伯朝觐天子目的很简单，通过改善与王室的关系，获得王室的支持，使他得以在“大义名分”上压倒敌人。具体说，郑伯要达到的目的是就：你宋国打我郑国，是侵略；我郑国打你宋国，是“奉天讨罪”。郑伯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朝觐天子？《左传》虽然不言明，但是在“郑伯如周”的文字前，有那么短短的一段：“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

这段记录告诉我们，那一年天子的收成很不好，又不好意思亲自向各国开口，所以“京师来告饥”（天子本人没有发话）。鲁隐公体谅天子的难处，发动各诸侯国紧急援助王室。左丘明当然没有忘记表扬他，所以说了一句“礼也”。

各诸侯国对此的反应如何，《左传》也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郑伯抓住了这一机会，亲自带着粮食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是王室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他跑这一趟，既给了天子面子，又解决了王室的燃眉之急。天子一高兴，没准把当年割麦夺禾的事给忘了，还赐他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上打昏君，下打奸臣，那样的话，嘻嘻，郑伯做梦都要笑了。

没想到，老谋深算的郑伯这回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左传》记载，这次朝觐很不愉快，主要原因是“王不礼焉”。天子怎么不礼了？左丘明老先生没有明说，但是冯梦龙先生写得活灵活现：天子：你家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啊？寤生：托您的福，去年风调雨顺，粮食满仓。天子：那太好了，温的麦、成周的禾，今年我可以留着自己吃了。我只能说，天子有志气，宁愿饿死也不吃郑国来的洋米洋面。不但如此，临走的时候，天子还咬紧牙关送了郑伯十车黍米，说：“聊以备郑国饥荒之用。”天子的意思是，下次郑国再闹饥荒，求求你也别派人来割麦夺禾，我这已经提前给你备好了。辅政大臣周公黑肩对此很忧虑，他对天子说：“王室东迁的时候，郑国是出过力的。虽然郑伯做过一些对不起您的事，但那都是小事，这次他既然来朝觐，您就应该好好招待他，别的诸侯看了，觉得您气量不凡，会随之而来。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郑伯不会再来啦！”天子不屑道：“不来就不来，不稀罕。”郑伯碰了一鼻子灰。

 天子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旧事重提，于公元前715年任命虢公忌父担任了王室的右卿士。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忌父第三次获得卿士提名了。第一次提名，是周平王在世的时候，郑伯得知消息，气势汹汹地跑到雒邑来问罪，结果导致周郑交质。第二次提名，是周桓王刚即位的时候，郑伯的反应是派人割了天子的麦禾，结果导致周郑交恶。这一次任命忌父为卿士，是在郑伯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对于郑伯来说，可谓双重打击。王室上下都战战兢兢，不知道郑伯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又是一个没想到。郑伯不但安之若素，还于同年八月，借齐侯朝觐天子之机，送上一份厚礼给天子，算是朝觐了天子。《左传》对此评价：“礼也！”这是表扬郑伯不因虢公被任命为卿士而背弃天子，是很高的评价。这一年，郑国的世子忽娶了陈侯的女儿为妻。在齐国的斡旋下，宋、卫、郑三国在周室的领地瓦屋会盟，当年四国联军围攻郑国东门的恩恩怨怨，总算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是，如果真的认为问题这样就解决了的话，我们也未免太小看郑伯了。在任何牌桌上，他都是一个高明的玩家。如果有必要，他会把一张好牌扣住，等到人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郑伯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王室左卿士的身份，借王室之名，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郑伯的手里。齐、鲁两国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前面提到过的鲁国大夫公子翚，又出了回风头，不等国君下令，就带领军队前去与齐、郑两国军队会合。这家伙完全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嘛！

战争的过程委实乏善可陈。简单一点说，联军长驱直入，连取郜、防两城，郑伯将这两城都做了人情，送给鲁国。对此，《左传》作为鲁国的史书，再一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说郑伯这个人正直，奉王命讨伐不朝觐的诸侯，却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鲁侯，真是识大体顾大局啊！

这一段评论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我们来看看：

“奉王命讨不庭”——且不问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不庭”，就有很有点意思。大伙想必都知道，郑伯本人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要说“不庭”，郑伯第一个“不庭”。自己都不去参拜捞什子天子，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呢？“不贪其土”——郑伯确实是把郜、防两城都送给了鲁国，但并不是因为不贪，而是另有原因：郜、防两城均在山东，离鲁国很近，而离郑国很远。郑伯即使得了这两座城，管理起来成本也很高，不如送给鲁国做个顺水人情。“以劳王爵”——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人家郑伯送的顺水人情，偏又不好意思承认，非要说郑伯这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侯（从爵位上讲，侯比伯高）。言下之意，郑伯固然正直，鲁侯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为史不公，评价不客观，给左丘明扣一分。占了便宜还卖乖，再扣一分。

言归正传。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蔡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这一围郑救宋的战略运用得很成功，郑伯后院失火，只好将大军撤回，宋国得以保全。宋、卫、蔡三国军队在新郑城外大肆劫掠了一番之后，觉得这样就打道回国很不过瘾，但又不想和郑伯的大军对抗，于是转而进攻郑国周边的小国戴国。

没想到，郑伯的大军如急风骤雨般赶到戴的城下，把宋、卫、蔡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以一敌三，竟然获得了全胜，郑国军队的战斗力可见一斑。蔡侯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郑伯救戴有功，为了赏赐自己，便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郑伯赚得钵满盆满。 齐、鲁、郑三国同盟的目的是讨伐不朝觐周天子的宋殇公。按理说，该打的也打了，该拿的也拿了，任务完成之后，三国同盟可以解散了。然而，战争是一件让人容易上瘾的事。三位列强尝到甜头之后，开始变着法子给人家找茬。郕和许两个小国家不幸被他们盯上，理由很简单：三国同盟奉天子之命讨伐宋国，号召附近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和许国居然敢抗命不遵，公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与不朝觐天子的宋国同罪！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周天子这张虎皮还是挺能吓唬人了吧。消息传出去，郕国经不起吓唬，马上表示认错。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三巨头商量了一下，决定给放郕国一马。当然，经过这么一恐吓和一认错，郕国实际上成为了齐国的附庸（郕国紧邻齐国），以后就只能唯齐侯的马首是瞻了。

攻打许国的前夕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按郑国的惯例，发兵打仗这样的大事，事先都要到大庙（祭祀祖先的场所，和我们乡下的祠堂差不多）去举行一个仪式，一方面向祖宗祷告，请求保佑，一方面象征性地将兵权授给司马、大夫等人，谓之“授兵”。如果我没猜错，“授兵”其实也就是阅兵仪式，目的是分配任务和鼓舞斗志。在这次阅兵仪式上，大夫公孙子都和颖考叔发生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一辆马车。据冯梦龙先生介绍，讨伐许国之前，郑伯叫人做了一面大旗，名叫“蝥弧”，有丈二见方，旗杆长三丈三尺，上书“奉天讨罪”四个大字。郑伯将蝥弧作为自己的军旗，立于大车之上。

郑伯宣布，如果有谁能舞动大旗，就任命他为此次讨伐的先锋，并奖励马车一辆。

一号种子选手瑕叔盈出场，拔起大旗，吭哧吭哧地往前走了三步，又吭哧吭哧地往后退了三步，面不改色，全场喝彩。二号种子选手颖考叔出场，拔起大旗当枪使，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耍得如车轮一般，全场沸腾。三号种子选手公孙子都出场，拔起大旗又放下，转而操起一枝长戟……我只能说，颖考叔这事做得也未免不厚道。人家公孙子都才出场呢，他就套上那辆作为奖品的马车，一溜烟跑了。

也难怪子都气急败坏，操起长戟要与颖考叔拚命。不过两条腿赶不上马车，没追上。郑伯做了和事佬，给颖考叔、瑕叔盈、子都一人赏了一辆马车，算是把这事给摆平了。这是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里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颖考叔真是一员力大如牛的虎将。但如果按照《左传》的记载，颖考叔就不只是力大如牛了：“颖考叔挟辀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颖考叔不是套上马车跑了，而是推着马车跑了，子都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颖考叔真乃神人也！可以想像，子都很沮丧。为什么？自己的武功和颖考叔相比差太远了。他把这种沮丧暗暗埋藏在心里，让它生根，发芽，成长为嫉妒和怨恨……并且，他很快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那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开到许国的城下。这是三匹狼对一头羊的战争，毫无悬念可言。郑国虎将颖考叔扛着郑伯的蝥弧大旗，施展轻功，第一个登上城墙。公孙子都在城下看见，毫不犹豫地张弓搭箭，正中颖考叔后背，致使他堕城而亡。另一员虎将瑕叔盈及时接过大旗，再一次登城，并且站在城头挥舞着大旗大呼：“郑伯登城啦！”

看到蝥弧在城头飘扬，郑军士气大振，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国君许庄公逃亡到卫国。

三巨头以胜利者和主宰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

按惯例，接下来的事情自然是分肉。齐侯（齐僖公）倒是很大方，主动提出由鲁国来兼并许国，鲁隐公谦让道：“您说许国不听天子招呼，因而要攻打它，我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咱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现在要鲁国吞并许国，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转而将这份厚礼送给郑伯。

怎么回事，世上竟有不吃鱼的猫？虽然《春秋》没写，《左传》也不言明，但我们看看春秋时期的地图就有明白，这与郑国将郜、防两城赠与鲁国是同一个道理：许国是个小国家，地理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河南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二国却很远，并且中间还隔着曹、宋、杞等国。

对于齐侯、鲁侯来说，许是一块飞地，即便吞并了，也没办法管理，不如送给郑伯做人情。

问题是，两位老大这么假惺惺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郑伯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接受吧，齐侯、鲁侯的姿态都那么高，自己决不能够在道义上输人家一截；不接受吧，到嘴的肥肉又吐出来，不是他寤生的性格。

这个时候他想出一个主意，叫人把许庄公的弟弟许叔和许国的大夫百里给找来了。下面那段话，我估计他是当着齐侯和鲁侯的面对百里和许叔说的，我之所以将这段话一字不漏地转载过来，是因为它将郑伯的狡诈（或者说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古今奇文：

“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

——老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我寤生之手来惩罚他。这叫先声夺人，颠倒是非，明明是人祸，却要说是老天降祸，既给许庄公抹黑，又给自己脸上贴金。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敢久有许乎？”

——我寤生和自己的父兄都不能和睦相处，哪里敢把占有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呢？我有个弟弟，不能友爱，而让他的后代流亡到外国勉强糊口，哪里还能长久地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是在批评自己，而且批评得很严重，与当前说的事又好象不搭边，让人丈二摸不着后脑勺。实际上这是一句狠话，是在告诫对方，我寤生对自己的同胞弟弟都可以下手，何况你们这些外人！

“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

——这句话是对百里说的，要他侍奉许叔，安抚民众，而郑国则派大夫公孙获“辅佐”百里。所谓的辅佐，当然就是监视。这是实质性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要在建立一个在郑国监管下的傀儡政权。

“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礼社稷。”

——如果我寤生死了，老天爷或许也后悔降祸于许，我是愿意让许叔执政的。这也是在告诫对方，只要我寤生不死，你们就老老实实呆着，别胡思乱想。

“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此处，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祀许乎？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唯许国之为，亦聊以因吾圉也。”

——这段也包含实质性的内容，意思是如果我郑国对许国有所请求，则请你们把郑国当作亲戚，屈尊答应；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对许国的控制权；如果我郑国自身难保，也就无从保护许国了；我允许你居住在这里，不只是为许国考虑，也是为郑国的安全考虑啊！这是剥夺了许国的外交权和军事权。

纵观全文，语气不可谓不谦卑，然而处处包含杀机，充斥着污蔑、威胁和拉拢。现在难以想像当时百里和许叔亲耳听到这番话是什么感觉，但我看到这段文字，不免想起，我们那位一衣带水的邻邦，几十年前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论，与这位郑庄公似乎有着某种师承。

 郑伯让百里侍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边。派大夫公孙获领兵居住在许的西边。

《左传》再一次高度评价郑伯，不妨也听听：“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屈服了就放它一马。郑国这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郑伯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之死确实让郑伯很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对这种小儿科的举动，《左传》倒是正儿八经地批评了郑伯一番。《左传》没有写子都的罪行在当时是否被揭发。然而冯梦龙先生杜撰了一个颖考叔借尸还魂，指认子都为凶手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以至于至今京剧中还有一个名段，叫做《伐子都》。

那年十月，郑伯再一次发动对宋战争，并且取得了胜利。挟天子以令诸侯，东征西讨，纵横捭阖，这位噩梦中出生的乱世奸雄，已经隐隐然有霸主之气了。

五 射向天子的箭

回过头来再说说三国同盟的主角之一，鲁国的君主鲁隐公。

我们知道，古代的君主死后，都会获赠一个“谥号”。比如前面说的郑伯友，死后就被谥为桓公，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一般叫他郑桓公。而郑伯掘突，死后被谥为武公，因此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郑武公。一般来说，谥号代表着后人对已故君主一生的总结。“桓”代表的含义是：开拓疆土，远人来服。“武”代表的含义是：武功赫赫，扬威于外。至于“公”，则是春秋时期对于诸侯国君的通称，并不代表诸侯的确切的爵位。

那么，鲁隐公为什么被谥为“隐”呢？鲁隐公姓姬名息姑（鲁和郑一样，都是周王室的后裔，姬姓），他的母亲是鲁惠公的继室声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作为继室的儿子，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但是鲁惠公去世的时候，大老婆仲子所生的儿子公子轨年龄还很小，不能执政，所以鲁国的君位暂时由息姑继承，打算等到公子轨长大成人，再还政于公子轨。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没有真正即位。

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按时间推测，公子轨应该也有十六七岁了。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可以提上议事日程。大夫公子翚，也就是两次擅做主张率军出征，从未把鲁隐公放在眼里的那位猛人，这个时候却跑到鲁隐公那里，很直接地说：“我替您杀掉公子轨，您就可以安心地做您的国君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任命我为大宰，如何？”所谓大宰，就是鲁国的执政官。没想到鲁隐公不领情，说：“这些年以来，我不辞辛苦代为执政，是因为弟弟还年轻，不放心让他主大事。现在他也长大了，我正准备还政于他，已经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修筑宫殿，打算退休之后就到那里去养老。子羽你说，那时候我再去看鱼，该不会有谁歪歪叽叽，发表长篇大论了吧？”言下之意，拜托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鲁隐公这番话说得很委婉。以他从政十余年的经历，他知道，如果把话说得太严厉，势必会得罪公子翚，很难说公子翚会弄出什么乱子来。但是，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你是惹不起，躲得起；有的人你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公子翚就是后一种人。他回到家里一想，不对啊，如果息姑（鲁隐公）把这事给公子轨说了，等到公子轨即位，他还不第一个整死我？公子翚越想越怕，干脆恶人先告状，转而跑到公子轨那里说鲁隐公的坏话。“看这个样子，他是不愿意将国君的位子还给您罗……”公子翚意味深长地说。公子轨的脸色变得铁青。“想想也是，谁坐在这个位子上愿意下来啊？换了您，您愿意吗？”公子轨的脸部肌肉明显地颤动了一下。“照我看，就算他归天之后，您也不一定能够要回宝座，他没准找个理由，又将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了。您呐，就在一边凉快吧，搞不好，他还派几个刺客，将您给‘咔嚓’掉了。”公子翚拿手在脖子上做了个横刀状。公子轨腾的一下站起来，眼睛直视着门外，仿佛刺客就隐藏在门外的庭院里。“这么着吧，”公子翚用很关心的语气说：“我来替您解决这个问题。只不过，当您登上君位的那一天，可别忘了我的功劳，就任命我为太宰如何？”公子轨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即不肯定，也不否定。

不久，鲁隐公参加宗教活动，在大夫寪氏家住宿，并接受了寪氏的招待。那天晚上，鲁隐公意外地死在寪氏家里。验尸报告：他杀。发生这样严重的罪行，寪氏当然难逃干系，被处以灭族。这是公元前712年发生的事。

《春秋》的记载很简单：“公薨”。既不写“薨”的地点，也不写“薨”的原因。《左传》则明确地说：“羽父（公子翚）使贼弑公于寪氏。” 公子翚派刺客杀死了鲁隐公，又嫁祸于寪氏，以应付国内外舆论。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轨提前转正，当上了鲁国的国君，也就是鲁桓公。

鲁桓公即位的第一件事，是与郑国修好。 无独有偶，鲁国发生弑君事件没多久，宋国也发生了弑君事件。

宋国发生的事情有点香艳的色彩，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没有名字，或者说有名字而未记于史册，我们只知道她是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老婆，因此称之为孔夫人也未尝不可。大司马就是国防部长，是手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而孔夫人国色天香，在当时堪称鲁国一枝花。某年某月某日，孔夫人带着几个侍女春游，在路上遇到了宋国的大夫华父督。华父督当时的反应，说是看傻了也不为过。据《左传》记载：（华父督）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眼睛一直盯着人家看，大概连眨都没眨一下，直到伊人消失在地平线上，才发现自己哈拉子流了一地，想作两句诗赞美一下吧，又没那个才气，挤了半天才出来三个字：“美而艳！”只凭这干巴巴的三个字，我们遥想，孔夫人看来不但漂亮，而且风情万种，真是酥到骨子里去了。连左丘明老先生也禁不住神往，把这样的八卦新闻写到了《左传》里。

自古以来，男人最禁不住两种诱惑：美女和权力。我们没有必要去猜测当时孔夫人有没有和华父督眉目传情，总之自打见过孔夫人之后，华父督便魂不守舍，茶饭不思，为伊销得人憔悴。想不想？想。不是你的，怎么办？抢！当时士族大夫手上都握着一定的私人武装，也就是所谓的族兵。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想斗争，某一天晚上，华父督命自己的族兵突袭大司马府，杀死了孔夫嘉，将孔夫人抢到了自己家里。值得一提的是，被杀死的大司马孔父嘉有位十分出名的后人，叫做孔仲尼。宋殇公得知此事，极为震怒。华父督怕受到惩罚，干脆一不作，二不休，发动政变，把宋殇公也给“弑”了。

一直隐居在郑国的公子冯被迎接回国，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庄公。

这是公元前710年正月发生的事。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四国元首在宋国的稷举行峰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不久前发生在宋国的事件是宋国人民的内政，作为友好邻邦，齐、鲁、郑、陈四国政府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承认公子冯是宋国的合法领导人。

《春秋》及《左传》论及此事，用了同一表述：四国元首聚会于稷，“以成宋乱”。

华父督弑君有功，被提拔为宋国的大宰。

  “宋乱”之所以“成”，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一，宋殇公在位十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这些战争，从目的上看主要是想消灭君位威胁者公子冯，从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没有给宋国捞到任何好处，老百姓早就受不了了。其二，孔父嘉作为国防部长，对于宋殇公所犯的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罪责难逃。因此华父督杀孔父嘉，虽然目的不纯，但是没有引起民愤，反而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其三，华父督及时迎立公子冯为国君，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本来应该继承君位，只不过宋穆公念及其兄宋宣公传位之恩，将君位传给了宣公的儿子与夷（也就是宋殇公），所以才被安排到郑国隐居。早在宋穆公临死的时候，群臣就表示过更愿意奉公子冯为君。由此可见，公子冯在贵族阶层里，一直有较强的号召力，继承君位也是众望所归。其四，公子冯长期在郑伯的庇护下生活，与郑伯的感情非同一般。公子冯当宋国的国君，郑伯当然乐见其成，成为其可靠的外交盟友和坚强后盾。其五，在华父督的主持下，宋国用大量的财物贿赂齐、鲁、郑、陈诸国，更将郜国铸造的大鼎（郜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送到鲁国，以讨好鲁桓公，获得了列强的认可。以上原因，使得华父督的这次政变取得成功。考虑到这次政变的最初起因是一个女人，“红颜祸水”这句成语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然而，对于鲁国接受宋国贿赂，将郜鼎堂而皇之地摆放在自己的祖庙中这件事，鲁国的大夫臧哀伯认为是违背了礼法，因此对鲁桓公说了一通长篇大论来教训他，其文法辞句，大概和当年他爸爸臧僖伯（父亲僖伯，儿子哀伯，这家人的名字取得可真够意思）劝谏鲁隐公不要去棠观渔差不多，估计也没人想听，所以不翻译了。鲁桓公当然也听不进去。你得想想，他也是通过“弑君”才登上国君宝座的，心里面多少有点不安。有这样一次外交活动给自己壮声势，他高兴还来不及，哪还管得了什么礼法不礼法。

鲁国和宋国发生的政权更迭，对于郑国的外交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鲁国本来是郑国的盟友，鲁桓公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进一步加强与郑伯的友好关系，双方交换了结盟的誓书，誓词为：“渝盟无享国。”意思是，如果谁违背了盟约，就国破家亡。而宋国多年来与郑国战争，都与郑伯保护公子冯有关。公子冯回国当了国君，自然要报答郑伯的庇护之恩，双方的关系由敌对变为友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盟国，宋是友好邻邦，南边的陈是姻亲，许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谋划攻宋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出兵南侵郑国。郑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采用儿子公子突的方案，利用北戎兵军纪不严的弱点，设下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几乎全歼北戎部队，大获全胜。因此，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构成对郑国的威胁。环顾四周，郑伯的江山一片太平。

就在郑伯春风得意的时候，一直对其敢怒而不敢言的周天子（周桓王）再一次壮起胆子表达了对郑伯的不满。天子这次下手比较利索，剥夺了郑伯参与王室政治的权力。《左传》：“王夺郑伯政。”郑伯本来就很少参与王室政治，所谓剥夺其参政权，估计是什么事情都不向他通报，根本不让他知道王室在做什么吧。文件都不给我看了，我还算什么左卿士？郑伯一怒之下，不再朝觐周天子。这一次天子终于发飙了，他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王军摆出的阵势是：天子自领中军，也就是周室自己的军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周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洛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维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侯去世，其弟公子佗杀世子免而自立，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合法性的承认罢。

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郑伯还真有点怕。不是怕王军的实力，而是担心与王军作战会在国际舆论上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多年以来，郑伯都没把王室放在眼里。在他与王室的政治博弈中，他一直采取强势的态度，玩弄王室于股掌之上。他的策略是，打一把掌，再给颗糖。天子的策略是，挨一把掌，再接受一颗糖。当然，他偶尔也想打郑伯一巴掌，但总有人及时制止，不让他出手，因此他很手痒，真的很痒。郑伯与天子之间好象有一根弦，有时候郑伯拉一下，有时候天子拉一下，总的来说，郑伯拉得多，天子拉得少，但双方大体上保持了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因为天子“夺郑伯政”而被打破。道理很简单，周王室这个古代联合国之所以对于郑伯有利用价值，是因为他可以打着王室的旗号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现在王室不肯再借与他虎皮当大旗，他便干脆连安理会都不来参加，遑论交劳什子会员费。

理性地说，天子做到这一步，本来还是占据了比较主动的地位。剥夺郑伯的政治权力，再怎么说也是王室的内政，即使大家都认为不妥，也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郑伯也不可能有什么过激反应（至多再派人来割一次麦禾）。而郑伯则失去了在外交上党同伐异的王牌，再也不能打着王室的旗号恐吓别人，政治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天子沉得住气，过不了多久，郑伯还会忍不住找上门来主动讨好；即使不来讨好，他受的损失也比天子受的损失大，站在博弈的角度还是天子胜利。

但天子显然没有理性地分析形势，他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把郑伯逼到死角。他很想看看，这位噩梦中出生的人物，敢不敢真刀真枪地对着王军干一仗。答案是肯定的。你把人家逼得无路可走，人家不反抗才怪。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是老虎？ 根据王军摆出的阵势，郑国军队也做了相应的部署，摆出所谓的“鱼丽之阵”。何谓鱼丽之阵，史家历来莫衷一是，意见纷纷，我们也没太多必要去考究。

郑伯的儿子，曾经献计打败北戎的公子突再一次体现了他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郑伯：天子以三军而来，其弱点是左军，也就是周公黑肩率领的陈国军队。“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先击破陈军，周天子的中军必须慌乱，而且波及右翼虢公林父率领的蔡、卫军队。蔡、卫之军斗志不强，必然也跟着陈军逃跑，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

郑伯听从公子突的建议，命令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已则率领中军，在濡葛迎击王军。战役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陈、蔡、卫三国军队果然如公子突所料，一触即溃。左右两翼既失，天子的中军也就乱了。混战之中，郑国大将祝聃张弓搭箭，射中了天子的肩膀。天子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周室的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天子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的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象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

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郑伯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郑伯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郑伯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传下来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玄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郑伯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

还是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有道是有理不打笑面人，何况是刚刚获胜的笑面人。天子偃旗息鼓，接受了祭仲的慰问，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一群垂头丧气的士兵回到了雒邑。《春秋》记录这段历史，只有干巴巴的几个字：“蔡、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伐郑的后果如何，一概不谈。《左传》倒是补充了一下史实，但对祝聃射伤周王的事没作任何评论。

他们装作无所谓。

六、郑庄公之后

公元前709年春，鲁桓公与齐僖公在泰山附近的嬴会晤，两位君主同登泰山，共赏日出，畅谈国事，吟咏诗歌，进一步加深了两国领导之间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这次会晤的直接成果是两国决定结成姻亲，齐僖公将女儿文姜嫁给鲁桓公为夫人。同年秋天，鲁国委派公子翚为迎亲使臣，前往齐国迎接文姜公主。

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左传》说，这样的做法，“非礼也”。理由如下：1、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国到“敌国”（此敌非彼敌，意为地位相等的国家），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2、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比本国地位高的国家），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3、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

好复杂的“礼”啊，看得人头昏脑胀。左丘明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只是为了告诉大伙儿，即使女儿嫁到天子家，也用不着老爸亲自相送。

说起这位文姜公主，原来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伯的大儿子、郑国的世子忽的。

那个年代，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齐侯自然希望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传统友谊延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和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立长期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筹码的文姜公主是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美人。据冯梦龙先生介绍，文姜公主不只生得秋水为神，面若芙蓉（此芙蓉非彼芙蓉，请勿误解），而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谁要是娶了她，那真是才色双收。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有什么用呢？”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做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忽只顾自己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

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因此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郑伯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大败北戎军队，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其两员大将大良和少良。

世子忽的英武善战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

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侯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郑国的大夫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您总是要结婚的，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还不帮着您？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高干子女不好服侍，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咱们主公可不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均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只能说，世子忽这人的逻辑确实有点混乱。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诗经·郑风》中一首名叫“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其中“将翱将翔”的诗句令人联想起泰坦尼克号上两位年青人在船首迎风而立的场景。《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的百姓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

《左传》记载，公元前706年齐国抵御北戎入侵，可能不只请了郑国出兵，同时也请了鲁国等其他诸侯国相助。北戎兵败后，齐侯慰劳各路诸侯，请鲁国派来的大夫为诸侯排座次。这一安排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侯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的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因此，对于齐侯的安排，鲁国人欣然领命，并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排了座次。可想而知，郑国人被排到了不起眼的位置上。世子忽感到很恼火，但当场也不便于发作，只是回国之后向老爸郑伯寤生好好告了鲁国一状。郑伯微微一笑，将这件事记下来。

时隔四年，也就是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齐、郑、卫三国联军讨伐鲁国，理由就是四年前鲁国人在齐国侮辱了郑国，郑伯因此兴师寻仇，并且请齐国发兵相助。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郑伯要寻那年的晦气，也应该找当时的东主齐国才对吧，怎么就单冲着鲁国来了呢？齐侯也不厚道，这事明明因你而起，你非但不做和事佬，还助郑为虐，并且动员卫国也派兵掺和这事，是什么道理嘛？看来这齐侯的女婿，还真是不好当。

《春秋》写到这事，就冷冷的十个字：“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郎是战争发生的地点。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上说，“我（即鲁）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帮凶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丘明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你郑伯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别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郑伯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郑国首都新郑与世长辞，被谥为郑庄公。“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

回想郑庄公的一生，早年受到母亲不公平的待遇，郁郁寡欢，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特征，精于计算而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兄弟段叔相争，置其于死地，由此也巩固了政权，树立了威信；作为周王的卿士，对王室既斗争又拉拢，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将天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大小邻国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时而刀兵相向，时而把手言欢，开创了郑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在军事上充分运用公子突、世子忽等帅才，依靠颖考叔、原繁、祝聃、高渠弥等猛将，指挥郑国军队东征西讨，攻城拔地，扬威于内外。郑庄公为人能屈能伸，屈的时候具有超强的忍耐力，东门被围五日而甘当缩头乌龟；伸的时候具有穷追猛打的战斗精神，死死盯住对手不放，一次打不死，三五年再重来一次，直到对手跪地求饶。郑庄公行事果敢，对退自如，善于把握一个“度”字，让人又爱又恨，又拿他没办法。濡葛之战中，他大胆迎击王军，开诸侯在战争上直面天子的先河；在打败王军后，又及时控制局面，放天子一马，并派人向天子致慰问之情。什么时候打一巴掌，什么时候给糖，巴掌打多重，糖给多少，全在他的掌控之中。郑庄公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他善于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用意令人不寒而栗；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一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郑庄公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为历代先祖所不能及。……就此打住，继续说正经事。

郑庄公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

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

据《左传》记载，祭仲深得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生了世子忽。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世子忽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世子忽的老师和智囊。而世子忽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祭仲立之”，也是靠了祭仲才上台，似乎有点夸大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忽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祭仲来立，他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世子忽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

前面说到，郑庄公还有一个优秀的儿子，也就是公子突。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当时的俗话说，诸侯家里是“母宠者子抱”，郑庄公爱屋及乌，对公子突也特别喜爱。加上公子突本人的表现也确实不错，特别是在几次重大战争中出谋划策，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大功，令郑庄公对其刮目相看。

郑庄公知道公子突的能力远远强于世子忽，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他在临死时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这与宋穆公临死时安排公子冯到郑国居住是同一个考虑。

然而，这种看似明智的做法，实际上都事与愿违。

 在我的印象中，公子突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寤生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只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这样他可以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每次他都能给父亲寤生提出独到的建议，而寤生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

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1、了解敌人的弱点。2、避实击虚，各个击破。

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以他的智商，又有寤生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玩弄权术的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考虑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象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

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确切地说，被押送到宋国的外公家，开始了他的寄居生活。对此他不能怪刚即位的哥哥郑昭公，因为这是已故父亲郑庄公的意思，郑昭公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遗愿罢了。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旧地，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

这场阴谋的执行者正是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阴谋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导者则是宋国的国君宋庄公，也就是那位曾经在郑庄公的庇护下生活多年的公子冯。雍氏的做法很简单很暴力，用《左传》的话说：“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把郑国的权臣祭仲给引诱到宋国来，派人把他给绑架了，拿刀架在脖子上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

这事事先有没有与公子突商量，是一个疑问。但很显然，宋庄公之所以要搞这么一桩阴谋，其目的并非要替公子突打抱不平，而是希望从中获取巨额利益。就在祭仲因为怕死而答应与参与宋国的阴谋之后，宋国人又把公子突给绑架起来了，对他说：“等你当上郑国的国君，要知恩图报，给咱们宋国多多地进贡金银财宝。”从这一记录上看，公子突应该没有事先参与这一阴谋，否则的话，早就谈好条件，也不用拿着刀子来勒索他了。结果是祭仲与宋国人立下盟约，将公子突藏于车内，载回了郑国。郑昭公在位不到一年，被祭仲与公子突发动政变赶下台，逃到卫国寻求政治避难去了。公子突继任了郑国国君的位置，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厉公。

虽然《春秋》和《左传》都这么讲这件事，我仍然觉得这事有些蹊跷。

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上台不久就被宋国人绑架？在任何时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偏偏雍氏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当然，冯梦龙先生杜撰说，祭仲是到宋国办事的时候被抓的，而且是华父督亲自带人操办，言之凿凿，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可如果是那样，《左传》就不会写“诱祭仲而执之”了。而且公然绑架前来办公事的外国大臣，恐怕也很难面对国内外舆论。第二，祭仲被绑架到宋国，生命受到威胁，与宋人订立城下之盟是可以理解的，但回到郑国之后还把那盟约当作一回事，一丝不苟地执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说实话，我读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这一段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

关于于祭仲在这场阴谋中的表现，史上历来有些意见分歧。一种看法是祭仲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祭仲这样做也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保全郑昭公乃至保全郑国的隐忍之道。《公羊传》对于这件事有长篇大论，在此不赘述。

 郑厉公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

郑厉公很想不通啊，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始终没有将他交出去，最终顺利将他扶上了宋国国君的宝座。按理说，宋庄公应该知恩图报才对，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向郑国伸手索要财物呢？而据冯梦龙说，宋国索要的不仅仅是财物，更要求郑国割让三座城池，以谢宋国的扶助之恩。这就确实是做得太过分了。以郑厉公的性格，你跟他要点私人财物还有可能，要他拿国土来做交易，还不如当初直接把他给杀了。郑厉公先是拖延，既而提出先支付一小部分，接下来开始赖账，最后干脆板起脸来，把宋国的使者拒之于门外。在宋庄公看来，公子突这笔看似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还没分到红利，就已经面临清盘的危险。郑、宋两国的关系，因为宋庄公的以怨报德和贪得无厌，再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这个时候，鲁桓公出面来斡旋了。仅仅是一年多前，郑庄公还带着齐、卫两国的军队讨伐鲁国，“来战于郎”，现在鲁国为什么愿意出面来摆平郑国与宋国之间的这笔肉账呢？

左丘明没有解释，他只写：“公欲平宋、郑。”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郑国主动找了鲁国，要求恢复友好关系，并请鲁国出面解决郑、宋争端；其次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郎之战”，起因与郑世子忽有关，现在忽已经下台，鲁国朝野也就消了气，毕竟是以和为贵，想通过“平宋、郑”这样的外交活动来重新建立友好的国际格局。

宋庄公还是蛮尊重鲁桓公的。没办法不尊重，当年贿赂人家的大鼎还在鲁国的宗庙里放着呢。两国元首在句渎会盟，就解决郑、宋争端的有关问题进行商讨，然而没有取得一致性意见。鲁桓公楔而不舍，又约宋庄公在虚会谈，仍然未果。到了冬天，又不辞严寒与宋庄公在龟会晤，宋庄公没有被感动，表面上答应，背地里还是坚持要郑国把账付清楚。

鲁桓公毛了，干脆和郑厉公在武父结了盟，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了宋国。战争的机器又开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卷入战争，分成了鲁、郑、纪和齐、宋、卫、燕两个集团互相攻伐，中原大地又乱成了一锅粥。

七、楚国崛起

《左传》记载，公元前710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当时的郑伯是郑庄公寤生，那一年蔡、郑两国的关系其实还处于互相敌视的状态，两国元首之所以平心静气地坐到一起开研讨会，主要是因为两国都感受到了来自南方楚国的威胁。

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个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先祖据说是黄帝的孙子高阳，也就是上古五帝中的颛顼。早在商、周时期，高阳有一个后代鬻熊，在今天湖北荆门一带立国，就与中原互有往来。而在周成王年代，鬻熊的后人熊绎“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拿着桃木弓和棘枝箭侍奉周天子，替天子驱邪除灾，被封为子爵，立“楚”为国，可以算作是楚国的第一任君主。由于山高皇帝远，又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周天子对于楚国的事情基本上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中原各国对楚国也没有充分重视。而楚人久居蛮夷之地，渐渐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与中原地区的周礼文化截然不同。在政治上，楚人更将自己置于中原诸国之外。如果说春秋时期，中原诸国对于周天子仍有表面上仅存的一点尊敬的话，楚国则早对其不屑一顾。

“楚国乃是蛮夷之国，勿须听从周朝号令。”历任楚国君主，有好几位发出诸如此类的宣言。按照周朝封的爵位，楚国君主只是子爵，地位低下，但既然不听周王号令，不受周王约束，想咋整就咋整，自立为王也就不足为怪了。周夷王年代的楚子熊渠，一口气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狠狠地过了一把当王的瘾。后来周厉王即位，为人暴虐，熊渠怕周厉王发兵打他，才偷偷地又把那几位王爷给撤掉了。

等到周平王东迁，周室明显衰落，楚国人称王的心思又动了。那个年代，楚国的君主叫熊通，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武王。楚武王不满足于称王的虚名，凭借武力侵略汉水流域的小诸侯国，其眼光也开始窥探中原诸国，隐然已有问鼎中原之志。一句“始惧楚也”，足见当时中原诸国对楚国这个“非我族类”国家的防范和畏惧之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中原地区就好象一个村，村里的村民以姓姬的为主，当然也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姓，因此把这个村叫做姬家村也无妨。

姬家村有一个村长，在名义上管理着大大小小百十来户村民。这些村民原来一直依照着一套叫做《周礼》的规矩生活，相互之间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就算是有点矛盾，请村长出个面也就解决了。可是自从村长为了躲避村子外头野人的骚扰，从村子西头搬到村子东头，他的威信就下降了。大伙儿有了矛盾，也不再去找村长评理，先是互相骂架，发展到用拳脚相加，再发展到拉帮结派打架，闹得不可开交。闹归闹，可终究还是一个村里的人，说的基本上是同一种语言，风俗习惯也大致相同，相互之间的交通与沟通不存在大的问题。大伙虽然相处得不太好，但如果村外的野人跑来抢牲口，就近的几户人家也总是能够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野人给赶跑，村民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那还是区别对待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子外头的山林里，出现了一户陌生的人家。这家人的穿着打扮、语言习俗都与村子里的人不同，而且喜欢装神弄鬼，性格好斗。据有知识的人说，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也是村长家的朋友，村长还给过他一个地保的名份，让他去南边的山上殖民，后来他家就与山里的野人混到一起，久而久之，也养成了野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断发纹身啊，茹毛饮血啊，甚至吃人肉啊……不一而足，总之是相当可怕！

更可怕的是，这家人根本没有把村长放在眼里（虽然大家也没把村长放在眼里，但自己并不觉得是多大不了的事），并且不安分于在山上做地保，总想着怎么跑进村子来干坏事，村子外围的十几户居民都受到了那家人的威胁，以至于村子里头那几户德高望众的大户人家，都开始考虑怎么应付他了。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亲率大军入侵汉水之东的随国。随国姬姓，是周王室的后裔。楚军侵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荆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一次试探性进攻。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试探姬家村，估计与一年前姬村长被村里的恶霸姬寤生打得鼻清脸肿有关。村长连自己都顾不上，哪还顾得了村子边上那十几户小人家呢？熊通如是想。楚国军队驻扎在随国的瑕地，一边修整，一边派大夫薳章前往随国，表达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诚意。和郑庄公一样，楚武王也总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随国也派了一位名叫少师的大夫前往楚军大营，与楚武王谈判。

楚国的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多年以来想在汉水以东扩展势力而不能如愿，主要责任在自己身上。我们总是整顿军备，耀武扬威，用武力压迫这些小国家，搞得这些小国都很害怕，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没得办法各个击破。随国是汉东各国中最大的国家，如果骄傲自大，必定会与其他小国产生隔阂，我们也就有机可乘了。”他建议楚武王将老弱病残的部队摆出来给少师看，让少师产生楚军不堪一击的错觉。

另外一位大夫熊率且比（好古怪的名字）说：“这个搞法恐怕不行，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物，我们骗得了少师，骗不到季梁。”斗伯比说：“眼光放长远一点撒，少师很得随侯宠信，总有一天会随侯会听他的话。”

楚武王原来的计划是先和谈，谈不拢就用武力威胁。听了斗伯比的话，他觉得很有道理，命令把精兵都藏起来，只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军士无精打采地迎接少师。

少师来到楚营，与楚武王闲聊了一些话题，就回去了。他来的时候慢慢吞吞，回去的时候快马加鞭，为啥？他要赶回去向随侯报告，赶快发兵攻打楚军大营啊！“少师你是说……现在……就发兵吗？”随侯结结巴巴地问，对此建议不是很确定。“没错，我去看了，楚军尽是老弱病残，楚将都是酒囊饭袋，更搞笑的是那个什么楚王，见我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左拥右抱，全无体统。请您赶快下令，动员全军部队，一举歼灭楚军！”少师兴奋地说。“好，咱们一举歼灭楚军，也让周边各国好好见识一下随军的战斗力！”随侯听他这么一说，也变得亢奋起来。“且慢。”这时一个沉着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话的是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夫季梁。“不知季大夫有可见教？”少师不满地问。“你呀，难道看不出楚国是故意摆出一些老弱残兵来引诱我们犯错误吗？”

随侯摇摇头，又点点头，似懂非懂。“咱们得用脑袋想一想，这些年来楚军纵横江汉之间，所向无敌，正所谓气势如虹，怎么可能尽是老弱病残之辈呢？自古以来，小国能战胜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多助，大国失道寡助。主公您知道什么叫做道吗？道，就是忠于人民而获信于神。作为君主要多考虑怎么有利于民的事，就是忠；主持祭祀的时候不说假话，就是信。现在百姓都吃不饱，您却总想着表现自己，主持祭祀又总喜欢夸大其辞，欺骗鬼神，我真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随侯脸红到脖子，兀自争辩道：“我祭神的时候，总是用最肥壮的牲口中，最丰盛的谷物，你说说，我倒是怎么欺骗鬼神了？”季梁长叹道：“你知不知道，人民意志就是鬼神的意志，所以圣贤之君总是先填饱老百姓的肚子，然后才致力于事神。在祭坛上摆上肥壮的牲畜、美味的五谷、甘甜的酒水，是为了告诉神，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上下同心协力。这样社会和谐，神也赐福，工作也顺利。现在人民三心二意，鬼神也六神无主，您一个人独自丰盛，何福之有哦。我劝你啊，赶快整顿内政，团结周边的兄弟国家共同对付楚国，才能免于祸患。”随侯被他这番话震动了，放弃了攻打楚军的念头。楚武王在瑕地等了两天，不见随军前来挑战，叹息道：“看来这位季梁确实是我楚国的眼中钉啊。”斗伯比说：“急事慢做，咱们有的是时间，不争朝夕。”楚军偃旗息鼓，回到了国内。

时隔两年，也就是公元前704年，楚国改变其外交政策，邀请汉水流域各国国君到沈鹿参加诸侯大会。

所谓诸侯大会，无非也就是表忠心大会，楚武王要借此机会看看有哪些国家敢于和自己对着干。因此，谁来了他并不在意，谁没来他却记得很清楚。河南的黄国和汉东的随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楚武王派薳章前往黄国进行外交施压，而亲率大军第二次讨伐随国。同样是不赴会，黄国受责而随国受兵，是因为“汉东诸国随为大”，树大招风，随国如果屈服，其他小国家也只能乖乖就范了。

楚国大军驻扎在汉淮之间修整，静观随国如何应对。面对楚国的入侵，季梁提出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解决方案：楚国以不赴会为由来讨伐我随国，我们就避其锋芒，派人到楚国去认个错，请求免于惩罚。楚国人如果不答应，非要死啃，我们再战也不迟。季梁的想法很实在：一是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政治解决的努力，尽量避免战争；二是通过认错求和这样的外交途径，使得楚国人放松警惕，为随国完成战争准备争取时间。这时候少师说了一句气壮山河的话：“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翻译成现代文：必须要速战速决，否则的话，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来消灭楚军了！言下之意，他是怕楚国人又像上次那样，还没开打就跑了。我看这位少师八成进脑袋进水而且被门给夹坏了。但很显然，随侯并不这样认为，他听从了少师的建议，动员全军主动出击，要与楚军打野战。

事已至此，打就打吧，虽然是以小击大，只要指挥得当，也不是没有胜算。没想到，更要命的事还在后头。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有深入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而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这与当年郑伯打败王军是同一套战术，不失为一条好计。少师瞪了他一眼，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咱们就是要避虚就实，打的就是楚王，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干一仗！”

我算是听明白了，上次随侯听了季梁的话而不与楚军作战，少师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因此只要是季梁提出来的建议，不管有没有道理，他总是极力与之相左。没办法，这人一但犟上，就是这个德性。随侯再一次听从了少师的建议。楚、随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随军根据少师的策略，以硬碰硬，没几下就被楚军打得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少师被俘而死，楚军完胜。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给说了一下情：“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意思是说，老天除了少师这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

虽然《春秋》不书，《左传》亦不言明，但我想，楚武王之所以放随国一马，绝非因为天命，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随国作为汉东最大的姬姓国家，沦为楚国的附庸之后，对于楚国号令汉东、窥探中原都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采用屈瑕的计策大败绞军，迫使绞国与楚国结盟。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大夫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时候对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很难平心静气地指挥军队作战了。”他越想越不放心，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

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此邓曼非郑庄之邓曼）。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大夫是在告诉您，屈瑕这些年来打了几个胜仗，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其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

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有话就说，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

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治军也懒懒散散，根本没把罗国放在眼里。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错撒。”将他们全部赦免了。别的不说，敢于承担领导责任，不推三阻四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

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毗邻中原的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屈瑕讨伐罗国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借口随侯背叛楚国，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随国，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我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

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楚武王娶到这样的老婆，实在是楚国的福分。楚武王倒也坦然，按原定计划发兵攻打随国，结果死在一棵楠树下。楚国众将秘不发丧，反而加快行军速度，出其不意地渡过差水，打了随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使随国再次与楚国结盟。而且一直等到楚军回师渡过汉水，才对外公布楚武王去世的消息。

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臣，如此军队，这样的国家想不强大都难。

八、女人啊女人

老爸亲，还是老公亲？

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是郑武公、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四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用根深蒂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据冯梦龙先生说，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当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就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按照这种说法，雍纠很有可能是公子突（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弟之类的亲戚。前面说到，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这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则处于学习阶段。而祭仲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已经是一根政治老油条。两个人一较劲，祭仲明显占上风。左传》书及此事，只有三个字：“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用咱们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犯有欺君之罪。

以郑厉公的性格，如何能忍受这样的局面？

某一个温暖的春日，郑厉公在后花园里游玩，看到鸟雀在枝头嬉戏，不觉喟然长叹。（镜头随着他的目光移动，背景音乐徐徐升起，开始若有若无，渐而清晰，到某一分贝又停止上升，趋于平缓，那是周杰伦的《菊花台》：“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忘了告诉各位，郑厉公这个人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周杰伦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扮像，带点忧虑，愁眉不展，却又蕴含着力量。）

伴随他在园子里散步的，只有大夫雍纠。见此情此景，雍纠上前一步：“春暖花开，惠风和畅，鸟雀争鸣，怎么主公反倒心事重重，一点也不快乐呢？”郑厉公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说：“鸟儿想飞就飞，想唱就唱，自由得很。想比之下，人不如鸟啊。”雍纠说：“您所顾虑的，就是那把持朝政之人吧？”郑厉公回过头来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臣听说，君臣就如父子，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可以对我说，我当尽忠效力，为您分忧。”郑厉公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看来你有想法。”“当然有想法。”“问题是，那个人是你的老岳父哟。”“在您和岳父之间，我雍纠坚决站在您这边。”郑厉公想了想，说：“老家伙自从被绑架过之后，防范很严，恐怕不好下手。”“这事好办，等他出城祭祀的时候，我用毒酒送他一程。”女婿给岳父敬酒，当然不会被怀疑，此计可行。郑厉公点头答应，并交待他千万小心行事。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她老婆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让大伙都跌倒的话，为了保持原汁原味，我将这句话从《左传》中直接摘录下来：“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直译：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道理倒也有一些，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爸。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当时的情况，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

公元前697年，前任郑国君主郑昭公姬忽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祭仲老先生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做了五朝君主的臣工。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精力上，他都明显的老了。我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眼前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眼前这个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之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坐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的话，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泪流满面。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有点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侯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不可能冒着与齐国战争的风险来搞这样一场阴谋。那样的话，不止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虽然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如果，但我还是要说，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估计不会有这番后悔。

 公元前706年，也就是鲁桓公娶文姜的第四年，他们的儿子同诞生了。鲁桓公对这个儿子十分重视，根据《左传》的记载：“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总之是举行了相当隆重的仪式，小心翼翼地将这位未来的国君迎接到了世上。

“母宠者子抱”，鲁桓公如此郑重对待同的出生，与文姜受到宠爱有关，也与文姜是齐侯的女儿有关。这里有一个疑问：文姜既然这么受宠，为何结婚好几年才怀孕生子呢？以那个年代的医学知识，他们想必不会采取什么有效的避孕措施，而且也没必要。答案只有一个，鲁桓公不够勤奋。老婆长得漂亮，老公又不够勤奋，很容易出问题，即使是诸侯家里也不例外。据冯梦龙先生说，文姜在齐国的时候，与世子诸儿（也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眉来眼去，关系暧昧。文姜嫁到鲁国，诸儿曾以诗相赠，诗云：“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而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

凭心而论，诗写得不错。

齐僖公死后，诸儿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前往齐国会晤齐襄公，他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去年齐、鲁两国军队在边境上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他希望通过会晤来消除双方的误会；二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他要和齐襄公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文姜得知消息，要求跟着鲁桓公回一趟齐国省亲。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一要求合情合理，但在当时，这是一件“非礼”的事，遭到了鲁国群臣的反对。鲁桓公历来宠爱文姜，不忍心看她不高兴，还是带着她出发了。

齐侯、鲁侯在泺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周天子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文姜又见到了思念已久的诸儿哥哥，想起当年“吁嗟复吁嗟”的诗句，不觉旧情复发，两个人干柴烈火，碰到一起就点燃了。

想想看，文姜当年大概三十五六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齐襄公虽然也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左丘明老先生显然没那个兴致，就用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没文化，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两个人做得太过火，这事竟然让鲁桓公给知道了。武大郎戴了绿帽子还发飙呐，何况是堂堂的一国之君？鲁桓公很窝火，但人在齐国的地头上，好汉不吃眼前亏，也没有找齐襄公算账，只是在宾馆里将文姜好好臭骂了一通。按理说，这场闹剧到此应该收场了。可是文姜咽不下这口气，跑到齐襄公那里，把挨骂的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一不作二不休，在一次宴席上把鲁桓公灌醉，又命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左传》记载：“公薨于车。”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薨”了。鲁桓公死得暧昧，鲁国的众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侯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绝。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派人将公子彭生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

鲁桓公和文姜的儿子同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

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那些年间的《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庄公二年）“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庄公四年）“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庄公五年）“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庄公七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庄公七年）

……

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杖！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当面不说，背后拚命说，还要记于史册，鲁国人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地与齐侯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齐及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人的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舔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

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左传·庄公七年》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

记性好的人也许还记得，当年卫国的州吁之乱后，卫国人迎立了公子晋为国君，也就是卫宣公。《左传》记载，卫宣公与父亲卫庄公的小妾夷姜私通，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取名叫急子，寄养在民间。卫宣公即位之后，干脆与夷姜不避人耳目过起了夫妻生活，因此也将急子从民间领回来，委托给公子职培养。等到急子长大，还替他向齐侯（当时是齐僖公）求婚，娶了齐侯的大女儿宣姜为妻。宣姜和文姜一样，都是艳绝一时的大美人。卫宣公见了这么漂亮的媳妇，早就六神无主了，也顾不得什么廉耻，竟然捷足先登，把儿媳给占有了。当时有人作了一首《新台》诗讽刺卫宣公：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籧篨不鲜。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意思是宣姜好端端一朵鲜花，却插在卫宣公这堆牛粪上。卫宣公得了宣姜，忘了夷姜，一连与宣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寿，一个叫做朔，并命公子泄负责培养这两个儿子。夷姜受不了冷落，自缢身亡。事已至此，宣姜也就认了命，一心一意想着怎么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卫宣公的继承人。而本来应该成为她的老公的那个人，现在成为了她儿子的绊脚石。

她把朔找来，母子俩商议怎么陷害急子。正好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母子俩一合计，决定派人在半路拦截刺杀他。宣姜的大儿子寿得到消息，深为母亲的行为感到羞愧，连夜告知急子，要他赶快逃跑。急子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的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存不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国家，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你可以笑他的迂腐，但不可以笑他的淡定。这是生于乱世之中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折服。“既然如此，”寿说，“兄长即将远行，请容我略备薄酒相送。”兄弟俩在河边摆开席位，寿以酒敬急子，三杯五盏下去，急子不觉颓然而醉。等他醒来，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持了他的仪仗，乘舟而去了。急子大哭：“我是一点也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寿这个傻瓜怎么就搞不明白呢！”他连忙登船去追赶。埋伏在芦苇从中的刺客看见急子的旗号，误以为是急子本人，蜂拥而上，将寿剁成肉酱。急子赶到的时候，刺客们还没退去，急子站在船头大呼：“来杀我吧，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那还等什么？照杀不误。《诗经·卫风》中有《乘舟》之诗，据说写的就是这件事：“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朔感到称心如意了，他和宣姜本来只想杀死急子，没想到连寿这位同胞哥哥也搭了进去，卫国下一任国君的位置，已经非他莫属。我就不明白，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哩？卫宣公死后，朔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君位，历史上称为卫惠公。卫国人没有忘记他对急子和寿的所作所为，公元前696年，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逃到了齐国。《左传》记载：宣姜的两个儿子，一个被杀死了，一个逃亡了，她还是过得蛮潇洒，若无其事地和卫宣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顽通奸，并且生了一堆儿女。

这关系，实在是太乱了。

九、一个甜瓜引发的血案

公元前695年，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郑国再次发生政权更替，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找机会刺杀了郑昭公，立昭公的弟弟公子亹为君。

高渠弥对郑昭公的仇恨有些历史渊源。早在郑庄公时代，高渠弥就是一员虎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被郑昭公，也就是当时的世子忽制止了。“高渠弥为人狡诈，不可重用。”世子忽如是说。郑庄公见其态度坚决，也就听从了他的意见。高渠弥闻知这件事，对世子忽耿耿于怀。等到郑昭公二度为君，他又害怕昭公有朝一日对自己下手，旧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五朝元老祭仲以政治不倒翁的姿态继续担任公子亹政权的首席重臣，变成了六朝元老。当然，现在的首席重臣不止他一位，还有另外一位是新上任的上卿高渠弥。

自郑庄公殁后，郑国君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公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公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老百姓们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麻木了。但这一次仍然不是结束。仅仅过了一年，公子亹的昙花便也开过了花期，悄然凋落了。这一次操刀的乃是齐国的君主、文姜的情夫齐襄公。那一年，正值鲁桓公携文姜访问齐国，被公子彭生杀死于车内，齐国上下都对国君的行为感到不齿。齐襄公听到郑国发生的弑君案件，意识到这是一个转移舆论注意力的大好时机，亲率大军抵达首止（地名），窥探郑国的局势，并派使臣到郑国，邀请郑国国君前来会盟。亹和高渠弥两个家伙欣欣然应邀前往。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够获得齐国的外交承认，无疑是稳定国内情绪的一剂良药。但是他们没想到，齐侯也正想拿他们的脑袋作为稳定自己国内外舆论的一件道具。结果，亹被杀死，而高渠弥被处以车裂之刑。车裂是极重的刑罚，别名“五牛分尸”，受刑者其状极惨。齐襄公想以此昭告天下，他是一个重义之人。亹此行本来也要求祭仲同去，但祭仲耍了个心眼，借口患病，窝到家里，因而躲过一劫。亹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迎立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七朝元老了。

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

公元前689年春，齐襄公再一次干涉他国内政，发动鲁国、宋国、陈国、蔡国出兵讨伐卫国，要替他的外甥卫惠公讨回个公道，帮助卫惠公复辟。这一年，距卫惠公逃亡到齐国，已经有七年之久了。出人意料的是，自被郑庄公打过一巴掌之后，长期不干涉诸侯事务的周王室，这次竟然派了一名叫做子突的下级官员，象征性地带了一些部队前往卫国，声援卫国现任国君黔牟。这种声援自然无法抵挡入侵者。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四国联军春季举兵，到了夏天，卫国就放弃抵抗了。卫惠公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重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

复辟政权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大夫宁跪被放逐于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交给周王的军队，带回雒邑去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周王的军队在这次事件中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角色，成功地保护了一批战争受害者。《左传》对于公子职、公子泄七年前发动政变赶走卫惠公、扶立黔牟的事，发表了一番马后炮的评论，认为他们没有认清形势，做得太草率，所以才会有此一劫。齐襄公没有空手而归，带走了卫国大批财宝，而且相当大方地给鲁国分了一杯羹。鲁国史官酸溜溜地写道：“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给他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脏，齐襄公和鲁庄公的关系处得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甥舅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鲁庄公没占到什么便宜，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公子庆父很不服气，提出偷袭齐军的建议，被鲁庄公否决了。他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我，是因为我们的德不如齐国，齐国本身没有什么责任。”于是心平气和地带着部队回国了。

我只能说，他心态真好。

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的时候，一场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虚弱的平衡之上。正如前面所说，当国君是一件很不好玩的事，一行一言的错失，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是由一个甜瓜引起的。

公元前687年，大夫连称和管至父奉齐襄公之命，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连、管二人还没出发，就跑到宫里来谈条件：要我们去没问题，但是得先说好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时值七月，齐襄公正在吃甜瓜呢，随便答了一句：“及瓜而待。”意思是下次瓜熟的时候，我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瓜一年一熟，下次瓜熟也就是一年之后。连称和管至父想，时间长是长了点，但还能接受，咱们就当是下乡挂职锻炼吧。于是告别家人，带着亲随士兵前往葵丘而去了。边疆的生活确实单调，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百无聊赖地生活，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

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也说：“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侯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想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丑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说味道不错嘛，怎么只送一个来？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低得更下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说：“诶。”一溜烟跑了。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本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在某一特定的时空相遇，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来看看《左传》记载的两件事：第一件事，“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就是前面刚刚说过的事，不再赘述。第二件事，“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嫡，襄公绌之。”说的是齐僖公有个表侄叫公孙无知，深得齐僖公宠爱，从小享受的待遇与世子差不多（又是一个“不正名”的案例）。齐襄公对此很不满，即位之后，时常给公孙无知穿小鞋，扣减他的工资奖金。

可想而知，很长时间以来，无知对于齐襄公都很有意见。但这件事如果没遇到第一件事，他就只能继续有意见。可巧，公元前686年，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在同一个狭窄的时空发生了，化学反应是巨大的。前面说到，连称和管至父白送了齐襄公一个甜瓜，得到的答复是继续呆在那山旮旯里。两个人觉得自己被耍猴了，越想越恼火，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有了要造反的念头。造反就意味着弑君。对他们来说，弑君很简单，但要解决弑君之后的问题，则存在一定的困难。用上个世纪流行的话来说，打破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则很难，重点是解决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

很快，郁郁不得志的公孙无知进入了他们的视线。连称和管至父一分析，无知这个人简直是为这件事而生的：具有公室血统，对襄公极端不满意，有急迫改变现状的愿望……不用说，就是这个人了。连称和管至父偷偷写了一封信给无知，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要造反的心迹，热情邀请他“同去，同去”，并许诺事成之后立无知为君。公孙无知做梦都在想这回事啊，立刻回信答应。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共叔段、公子州吁一样，都是从小受到了过分的宠爱、大了却要面对俯首称臣的残酷现实的人，只有一有机会，他就会要求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管采取何种手段。

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她是齐襄公的小妾，同时也是连称的堂妹。和公孙无知一样，她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在后宫。她为什么不得志？其实不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她的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这个女人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自己当了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至此，“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齐襄公的小妾”这个造反的铁三角形成了。请原谅我这样表述，因为《左传》没有记载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也不便杜撰。

 同年十二月，齐襄公前往姑棼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瞪大眼睛一看，大惊道：“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张弓搭箭便射。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徒人（随从）费来问，费说：“鞋被野猪给叼去了。”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出，正好拿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费打得皮开肉绽。费一拐一拐地走出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说，带着人就往里冲。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别杀我，我进去替你们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出炉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某一种人的奴性。费跌跌撞撞跑回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了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费三下五除二安排好应对之策：他和护卫石之纷如掩护齐襄公逃出，孟阳则穿上齐襄公的衣服卧在床上，以欺骗刺客。

《左传》记载，费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刺客们闯进齐侯寝宫，将孟阳乱刀砍死，拿灯一照，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结果在帷幕遮掩的门槛下发现了齐襄公的脚，拉出来“弑”了。冯梦龙先生杜撰得更精彩，他说当年公子彭生为齐襄公暗杀鲁桓公，又被齐襄公处死，临死前发毒誓说，就算死为妖孽也要取襄公性命。而政变那天晚上，刺客们在门槛下发现齐襄公的脚上，赫然穿着白天被野猪叼走那只鞋！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比较合适。公孙无知如愿当上了国君。按照约定，连称的堂妹自然也成为了国君夫人。连称和管至父则担任了齐国的上卿。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僖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

小白和公子纠，鲍叔牙和管夷吾，这几位人物很快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大众的焦点。

十、姜小白郁闷开局

公孙无知的短命政权仅仅维持了一个月。公元前685年春节刚过，齐国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他的两个同谋连称与管至父。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禀杀无知。”请注意，用的都是“杀”而非“弑”字。按照那个年代的语法，杀君为“弑”。无知既然是被“杀”而非被“弑”，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没有承认无知政权的合法性。

《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用字非常注意。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

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子小白和公子纠。

前面说到，小白很早就在鲍叔牙的陪同下去了莒国避祸。莒国是与齐国接壤的一个小国。小白选择到莒国居住，有其深思熟虑：一是莒国很小，不敢怠慢他这位来自齐国的上宾，不会有寄人篱下的种种难堪；二是莒国离齐国的都城比较近，一旦齐国有事，可以很快回到国内。

公子纠则在管夷吾和召忽的陪同下去了鲁国，理由同样也有两点：一来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投奔鲁国等于投奔舅舅家；二来鲁国是一个大国，一旦齐国有事，可以依靠鲁国的力量杀回国内。

可想而知，齐国的众臣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迎立公子小白，另一派主张迎立公子纠，两派人马都在积极对内对外联络，准备夺取政权。

《左传》记载，雍禀杀死无知后，鲁庄公很快与“齐大夫”缔结了盟约。这里没有对“齐大夫”指名道姓，也没有写明盟约的内容，但很容易猜得到，这是鲁庄公以公子纠的保护人的身份，与齐国的“挺纠派”接触和会晤，就立公子纠为国君的事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之后，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护送公子纠回国。而那边厢，齐国的世袭贵族国氏和高氏也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小白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支部队的护送下，也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占据了主动。小白轻车简从，离目的地又近，自然快过公子纠。这一点，公子纠的师傅管夷吾看得清楚，他向鲁庄公讨要了几十乘轻车，倍道兼行，在路上截住了小白。对于管夷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管仲来说，这是他与小白第一次发生命运的交会。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甚至来不急细想，在时速接近40公里的战车上匆匆忙忙射出了一支利箭。他历来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管仲来去如风，没等小白的随从反应过来，已经带着手下跑得无影无踪。鲍叔牙气得大哭：“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鲍叔牙为什么这么说？他与管仲之间，原来很有些渊源。

据管仲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也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在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唯有鲍叔牙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

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经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哉！”感情这么深厚的两兄弟，因为各事其主，竟然也成为敌人了。管仲射杀了小白，急急忙忙跑回去向鲁庄公和公子纠复命，路上还在想：“原谅我啊鲍叔牙，你一直让着我，这回也让着我吧，等我的主人当了国君，我再来好好报答你的恩情！”管仲找到鲁国的大队人马，回报说：“事情办妥了，咱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回齐国了。”鲁庄公和公子纠都松了一口气。于是鲁国军队改变急行军状态，迤逦而行。原本十日可走完的路程，现在估计要二十日才走得完了。

如果管仲看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他就不会犯这个错误。小白那边，鲍叔牙正蹲在地上大哭呢，突然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一个平静的声音说：“还哭什么，快走吧。”他抬起头，小白手里拿着那支箭，正笑眯眯地看着他。鲍叔牙一时感觉有点头晕。

也许是因为紧张，管仲那支箭射得有失水准，他以为自己射中了小白的腰，实际上只是射中了他腰带上的带钩。所谓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功能和今天的钥匙扣差不多。小白急中生智，咬破自己的舌头，做口吐鲜血状，就势倒下。他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

小白没有去好莱坞，他的目标很明确：去临淄，当国君。一行人继续上路，马不停蹄地开进了临淄城。

 公子纠和他的鲁国朋友在齐国边境被拒绝入境。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小白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让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老母鸡变了鸭呢？

齐国人解释，那盟约是齐国的大夫和鲁国签的，可以不算数。事实也确实如此。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人，而当时齐国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这合同的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想不通啊，觉得自己被人耍人，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如果从保护公子纠的人身安全考虑，轻车数十乘足矣。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

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

战争的结果，鲁军大败，而且败得很狼狈。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只得换了一台兵车逃命。而秦子、梁子二将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国君所乘之车，有明显的旗号标志）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

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有如古罗马的角斗场，失败者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胜利者的手里，而胜利者往往拇指朝下，斩草除根，以免后患。

鲍叔牙带着齐国的军队来找鲁庄公谈判，其实也就是对失败者进行宣判：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不忍亲自动手，请鲁君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第二，管夷吾差点射死齐侯，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

《左传》记载：“（鲁庄公）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事到如今，鲁庄公也保不住公子纠这个亲戚，只好派人把他给杀了。召忽也自杀以殉葬。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准备交给鲍叔牙带回齐国去。管仲请囚而鲍叔受之，这说明当时管仲已经意识到自己此去的命运，在主观上也要求把自己送回齐国去听候发落。齐国有鲍叔牙这样的朋友在，他一点也不担心。

当时鲁国的大夫施伯看出了门道，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侯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说是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说：“那怎么办？”施伯说：“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鲍叔牙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鲍叔牙知道了，他马上派使者去找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不如不给！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只好把管仲活生生地交给了鲍叔牙。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

齐桓公见到管仲的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说：“在下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头的。”

齐桓公拿手指戳戳自己的腰：“差一点就被这家伙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这国君当得还有啥意思？”

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您如果真要管仲去射人，也为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齐桓公说：“师傅，我有您这样的帮手就够了。”鲍叔牙说：“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平时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桓公说：“他有那么神？”鲍叔牙说：“我虽然不才，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您说，我怎么会有片言只字骗您呢？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国、高两家是世袭的贵族，在齐国德高望重，这位高傒更是直接主导了了迎立小白的行动，为小白登上国君宝座立下汗马功劳。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试试？”“试试。”鲍叔牙说。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优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

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管仲很聪明，没有一开始就给齐桓公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

果然，齐侯紧接着就问：“如何确立秩序？”

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

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一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一乡。

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父亲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教给他的是一条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冶国平天下之路。

管仲微微一笑，说：“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管仲的安国之术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乾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听了，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说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之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勿须长久等待。”

齐桓公说：“愿闻其详。”

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同时也要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有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不是想打谁就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想不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管仲说：“您等等，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齐侯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

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

 公元前684年，刚即位不久的齐桓公派兵进犯鲁国。这一举动显然违反了管仲给他定的先亲四邻的政策，但是齐桓公急于通过战争来向天下昭告他的存在，因此对管仲的劝阻不以为意。

而在鲁国这一方面，齐强鲁弱，加上有去年乾时之战的阴影，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

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左传》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国都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所谓吃肉的人，就是当权者。曹刿说：“吃肉的人满脑肥肠、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了去国都了。

奇怪的是，他居然很顺利地见到了鲁庄公。见过礼之后，曹刿就毫不客气地问：“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

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后勤。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前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

曹刿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说：“那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好，他深呼吸几次，然后用尽量沉缓的声音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曹刿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 鲁庄公擦了一把汗，连忙表示答应。

鲁军和齐军在长勺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在当时，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

鲁军的战鼓也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台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奔跑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杀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了。鲁庄公准备下令全军追击，被曹刿制止。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

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

《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

曹刿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

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

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我们前面说过的宋庄公已经去世，现在担任宋国君主的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咱们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鲁庄公没有答应他。鲁国人有不听君命的传统。当天晚上，趁着月色朦胧，公子偃带着自己的部队，将虎皮蒙在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军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恍惚之中看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很快就崩溃了。值得一提的是，宋国猛将南宫长万在宋军溃败的形势下，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将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正中南宫长万的右肩。鲁军以多欺少，经过一番围殴，才将南宫长万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独力难支，连夜撤退。

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姜小白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