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危机时代的西南联大

谢  泳：危机时代的西南联大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的思想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她的校庆日是11月1日。

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1937年平津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大），到第二年2月南下昆明，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前后共计9年（1937年11月1日－1946年7月31日）。

这所在战火中辗转生存的大学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伟长、黄昆、王浩（数理逻辑学家）等大批自然科学家，培养了何炳棣、李赋宁、王瑶等社会及人文学家，培养了殷海光等一批具有思想气质的学者。“西南联大”被中国知识界公认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的思想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

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做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国民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

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上曾讲了四点：

1.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教育应该独立。

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协商会议。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

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

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

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竺可桢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的做法，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学术独立与教学自由

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并不长，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标志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就呈现一派生机。

清华1925年在原留美预备学校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组建清华大学，但只用了10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

从她的成功中可以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

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表示宁肯“不做这个院长！”

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1939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不合理，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对外在干扰是这样，对自己也是如此。蒋梦麟在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以后，投有立即辞去西南联大常委（相当北大校长）一职。西南联大数学教授江泽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骝先、孟真劝他辞北大校长，因为他兼北大校长，违反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不久蒋梦麟辞去西南联大常委一职。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此类事不胜枚举。

容忍风气与自由胸怀

中国北方三所最好的大学，在战时条件下临时合作，可以设想其难度——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陕西固城设立西北联合大学，但不到半年就散伙了，虽然原因有多种，但确实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

抗战前三个校长的办学风格不同。西南联大初期，三校合作，并非一拍即合，也有过猜疑、观望。

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回忆：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仍在杭州，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

那时情况非常微妙。北大一向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参加，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

当时蒋梦麟和叶公超几个人，内中也有少数清华南开的教授，天天没事就出去游览山水。晚上聊天，三校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大家总是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有人甚至于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的反应是很见性格，他说“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

后来张伯苓、梅贻琦都到了昆明。

三所名校擅长合作，相当不易，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联大前后9年，三校不能说一点矛盾没有，但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

读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以发现教授间比较有容忍的气度。时任西南联大历史教授的钱穆曾提到当时有些教授对各院院长多由清华人担任有意见，想闹事，但当钱穆一讲“此乃何时”，大家就平静了。

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有时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哲学家张东荪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曾评价：“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培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本文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40期）